随着印度经济实力的上升，其军事能力、外交活力乃至文化张力随之增强，其战略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在中印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两个相邻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在波折中不断发展，并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基于这样的背景，印度的对华认知也发生了不少重要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准确地认识已经和将要发生的变化，妥善引导印度对华认知向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方向发展，是我国对印外交乃至南亚外交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印度崛起的态势

印度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势头相当强劲，已经成为全球增长速度仅次于中国的庞大经济体。印度军事实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也都表现出大国崛起的态势。

经济地位日益提高

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政府不断加大经济自由化的力度和速度，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吸引外资、努力推进软件业发展、积极促进外贸出口、稳步实施金融保险改革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印度政府针对本国的弱点，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在公路、铁路、电站、机场和通讯设施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其基建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由2005年的5.4%升至2010年的8%以上，取得了较大成效。在电信领域，外商投资比例在49%以下者无需特别批准，投资比例在74%以下者也得到鼓励。而在房地产业领域，印度在2005年3月已将外商投资上限提高至1000万美元。印度还仿效中国成立了11个经济特区，在信贷、税收等方面提供优惠的政策环境。尽管遇到不小阻力，但是印度政府将一些公营企业和机场私有化的行动仍在推进之中。曼莫汗•辛格政府吸取前一届政府“经济闪光，政权失手”的教训，注意保持快速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注意照顾社会贫弱阶层的利益，推进“包容性增长”，实行“人性化”改革，尽量使经济增长的好处惠及普通大众，避免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从吸引外资的情况来看，印度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2005年，世界著名企业联盟公布了该年度世界最具投资潜力的10个国家，印度在其中排名第四，仅次于中国、法国和美国。该项评选是根据连续3年吸收外资总额、投资政策、投资环境、发展潜力、宏观经济环境质量、政府管理水平、经济运行质量、投资信心、投资收益预测、国家综合竞争力等10项指标进行独立调查、综合多指标对比后评审产生的。而就单一年份的情况来看，印度2002年排名第15位，2003年排名第6位，2004年排名第3位，仅次于中国和美国。而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称，印度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对象国。美国科尼尔咨询公司的最新调查报告认为，“印度已经进入外国投资激增的阶段”，其对外资的吸引力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继中国之后对外资最有吸引力的国家。而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调查，作为今后10年前景看好的投资目的地，印度超过中国跃升为第一位。[1]

近年来，世界信息产业的巨头纷纷加快了进入印度的步伐。2005年12月，比尔•盖茨宣布微软将向印度投资17亿美元，可增加3000个就业机会。随后，电脑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也宣布，将向印度投资10亿美元，设立研发中心，成立风险投资企业。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生产商思科系统公司也宣布，增资11亿美元，将其在印雇员人数增加3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对外投资也日趋活跃。在不少引人注目的国际并购活动中，印度公司往往成为成功的买家。正如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所称，“印度企业界已经度过了婴儿期，做好了在开放的全球环境中成长的准备”。[2]

从信息产业的发展来看，印度的软件开发能力得到了各国的普遍好评。由于印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就通过积极的信息产业政策加以扶持，由于印度在人才、技术和语言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该产业的发展相当迅速。近几年，印度信息产业突飞猛进，出口额高得惊人。在2009财政年度，印度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行业的出口额为49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8.1%。[3]如果说印度在制造业领域还是一只朦胧初醒的大象，那么它在信息产业领域绝对是一只气势如虹的老虎。全球500强企业的一半以上与印度签有编制软件的合同。微软、英特尔、苹果、IBM、西门子、惠普、康柏、摩托罗拉等均在印度设有研制中心或生产基地。仅IBM在印度就雇用了3.8万员工，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10%。他们负责编写和维护软件，在本土完成咨询工作，作为高技术支持部门为公司的全球客户提供服务。现在，印度已不满足于此前的“世界办公室人员”的小角色，而是尝试着进入产业链的中上游，吸引跨国公司把业务中的知识创新、研制开发等工作转移到印度。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走上了中高速增长的道路，年均增长率从80年代的大约5.5%，提高到90年代的6.1%，再到新世纪前十年的7.3%。[4]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印度已经进入可持续的高速增长周期。印度还制定了“展望2020”的宏伟蓝图，立志在若干年后成为真正的世界“四强之一”，甚至成为“排名三甲”的强国。2010年6月12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财年的经济增长率降为6.7%。但是，印度经济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较强，加之政府采取了不少有效措施，2009财年的经济增长率恢复为7.4%。印度财长表示，如果这种势头能够保持下去，2012年的增长率可望达到两位数。

对于印度经济增长的前景，国际金融机构和重要媒体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5年10月发表报告称，“印度的增长前景非常良好”，而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印度的经济增长比中国更为平稳，可以长时间保持较高增长率”，“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赶超中国的时刻已经到来”，“在未来两年之中，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将开始与中国持平，为8.5-9.5%左右。更重要的是到2013-2015年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超过中国”。[5]英国《经济学家》的报道称，“在未来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印度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大国之一”。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成为主要的话题之一，表明了国际经济界对中国和印度的高度重视。《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认为，“印度这个曾经强大的国家正在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苏醒”，“它已经为再度成为世界大国做好了准备”。尽管印度经济还存在不少问题，但上述评价并非全是溢美之辞。

军事实力不断增强

为了与正在崛起的态势相适应，塑造自身的大国形象，特别是为了保持对宿敌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抗衡其他大国的潜在压力，巩固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超强地位，印度一直强调成为军事强国和核大国的必要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印度政府每年均拨付数额可观的经费用于武装力量的开支。近年来，印度的军费开支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10财政年度已经达到320亿美元。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曾表示，军费开支有可能将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大幅增加，即从目前GDP的2.6%提高到3%以上。这就意味着印度还将大幅度增加军费预算，不断加快军队现代化的步伐。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印度已经拥有一支总兵力达117.3万人的军队，居世界第四位。其中，陆军98万人，海军5.3万人，空军14万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就制定了《20年国防建设规划（1995-2015年）》，力图以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为核心，全面提高军队现代化的水平。从陆军的情况来看，印度目前拥有主战坦克3500辆以上，装甲车1350辆以上，牵引火炮4200门以上，自行火炮和火箭炮数百门。陆军准备在未来5年内购买100亿美元的装备，主要是新型武器和监视设备，以大幅度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提高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从海军的情况来看，印度目前装备各型舰船170余艘，其中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并即将从俄罗斯引进另外一艘航空母舰，本国设计建造航空母舰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印度自行建造的核潜艇“歼敌者”号已于2009年下水，预计于2011年开始服役。为了确保对印度洋的有效控制，扩大对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的行动能力，印度于2005年5月正式启动位于南部的卡达姆巴海军基地首期设施的建设工作。从空军的情况来看，印度目前装备各型飞机1500余架，其中作战飞机850余架，防空导弹1400多枚。为了提高“战略延伸”的能力，印度正在对除苏30-MKI以外的几乎所有机型进行升级改造。

为了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的速度，印度采取了国外采购和国内研制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印度广开渠道，从发达国家购买新型武器装备。例如，它准备购买126架战斗机，目前正在俄罗斯的米格-29、美国的F-16和FA-18、法国的幻影-2000和瑞典的“鹰狮”等机型中进行甄选。2010年7月，印度媒体透露，政府已经批准购买6艘潜艇的计划，估计耗资为110亿美元。另一方面，印度还通过自行研制和改装的方式，提高现有武器装备的性能，增强应对信息战与电子战的能力。例如，印度与俄罗斯达成共同生产巡航导弹的协议，并准备投入300亿美元共同研制第五代战斗机。印度还与以色列达成联合开发舰载反导弹系统的协议。

印度对核能的科研工作起步很早，早在独立之初就成立了国家原子能委员会。1974年5月，印度在拉贾斯坦沙漠的博克兰试验场爆炸了一个当量为1.5万吨的核装置。其后，它一直在秘密研制核武器并取得相当进展，于1990年开始秘密组装核武器。1998年5月，印度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内连续进行5次核试验，并向世界宣布它已成为“核国家”，具备生产各种当量核弹的能力。印度认为自己面临的周边态势和国际环境十分险恶，必须建立一支可靠的核威慑力量才能保证国家安全利益。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印度核威慑力量的建设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003年1月，印度宣布成立战略部队司令部，加紧核武器小型化的进程和导弹技术的开发。印度射程在3000公里的“烈火-3”型导弹已于2007年4月试验成功，旨在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拦截试验也已成功两次。为了实现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印度还建立了一支可实施核攻击的机队，并加紧研发用于核潜艇的海基导弹。2010年7月，它还进行了旨在试验多弹头分导技术的“一弹五星”试验。

国际角色正在显现

为了应对冷战后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印度重新调整了其外交战略。争取和维护印度的核心国家利益，为经济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其外交工作的重点。正如印度外交秘书萨仁山所说，冷战后印度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确保印度拥有一个和平与支持性的国际环境，一个能够对发展目标做出贡献的环境”。而印度前驻华大使纳林•苏里的解释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宗旨是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的、富有成果的、有意义的、互惠互利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印度的外交成果越来越多，国际环境大大改善。

近年来，印美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2000年，克林顿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两国签订了指导21世纪印美关系的框架文件，双方一致同意建立“持久的、政治上有建设性、经济上有成果的‘新型伙伴关系’”。2005年7月，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订了包括承认印度核国家地位的10余份文件，使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印美两国领导人宣布，两国已经完成“战略伙伴关系后续行动”的规定动作，开始转型为“全球伙伴关系”。美方在印度继续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宣布承认印度是“一个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的国家”，承诺将与印度“实现充分的核能合作和贸易，包括但不限于尽快考虑向具有安全保障的塔拉普尔核反应堆提供核燃料供应”。由于美国十分看重印度在地缘战略中难以替代的作用，其对印关系中隐含着深刻的战略考虑。包括时任国务卿赖斯在内的多位高官在不同场合均表示，“美国将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全球大国”。赖斯曾说过，“印度是中国的考虑之一，它也应该成为美国关注的国家”。印美两国还签订了一份引人注目的国防合作文件——《印美国防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这份文件，印度将得到美国“准盟国”的待遇：联合生产先进武器；加强在导弹防御领域的合作；解除出口敏感技术的禁令。双方还决定建立国防采购与生产小组，在军事科研、开发、试验以及在海军专业人员训练方面进行合作。印美高技术合作小组还就战略贸易和出口控制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为未来在民用核电、空间技术和高技术贸易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2006年3月，布什总统访印期间，双方正式签署核合作协议，同时宣布美国将向印度提供F-16和F-18战斗机以及用于月球探测的精密仪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印度，与后者签署了《终端用户监督协议》，为向印度提供先进武器装备铺平了道路。2009年11月，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访问华盛顿，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两国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2010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度，在对印度议会两院的议员发表演讲时表示，“期待着使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这被认为是“印度外交的最大收获”。

印俄关系在印度外交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2000年10月，双方发表了《俄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宣言》，使一度冷淡的传统关系再现活力。近几年，双方之间的高层交往持续不断，政治关系相当密切。2004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印度之行和2005年12月曼莫汗•辛格总理的俄罗斯之行，为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双方在国际关系的许多重要领域达成了共识，对国际事务“持有非常相似的意见”。俄罗斯再次重申印度是强有力的安理会“入常”候选国，而印度则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并于2006年2月6日与俄签订议定书，宣布支持俄罗斯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充分表明两国对对方关切的高度敏感。2008年12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新德里，双方签署了10份文件，涵盖了经济、军事、核能和反恐等重要内容。防务合作是印俄战略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印俄两国在充分互信的基础上，突破了前些年的单纯军火买卖关系，达成了联合研制与开发新式武器装备以及合资建立军工企业的共识，涉及的武器装备包括巡航导弹和第五代战斗机。2010年12月，梅德韦杰夫访印期间，双方签署了包括俄罗斯承认印度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其莫属、强有力的候选国”、帮助印度建设数座核电站、联合研制第五代战斗机等内容的协议。由于印度对国外石油的依赖度达到75%，而俄罗斯是其可靠的进口来源地之一，因此能源合作在两国关系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欧盟国家普遍认为印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印度已经成功地与欧盟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印度与欧盟各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机制已经持续了多年。欧盟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之间的相互投资正在日益增多。双方制定了联合行动的各种计划，以继续增强战略互信。

自1992年提出“东向政策”以来，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日渐密切，目前已经迈出了从“东顾”、“东向”到“东进”的步伐。2003年，印度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达成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成为和中日韩一样与东盟进行地缘和战略互动的国家。2004年双方签订《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标志着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2009年，双方在泰国首都曼谷正式签署了《印度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1月，该协定正式开始生效，为双方的贸易投资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进入21世纪以来，印日关系开始由疏而近。2000年，印度邀请日本首相森喜朗访印，双方达成了恢复对印经济援助，进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谅解。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升温，日本将印度列为官方发展援助最大的受援国。2005年日本对印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了7.5%，总数达13亿美元，占日本对外发展援助的18%。日本的发展援助主要集中在印度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例如德里地铁项目、加尔各答高架桥项目和拉贾斯坦的灌溉项目。2005年4月，印度邀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印，双方表示将大力推动“全球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在改变亚洲战略力量结构和推动联合国改革等方面进行密切合作。2009年12月，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印度，双方达成了两项具体成果，即签署《深化安全合作行动计划》与日本援助印度“新德里-孟买工业走廊”项目。2010年，印日举行了“2+2”形式的外长和防长会晤，“反映了印日关系出现了重要和有质量的变化”（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维什努•普拉卡什语）。同年10月，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协议》，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近年来，印度在国际多边舞台上的活动日渐频繁。印度已经成为众多多边外交场合的重要参与者。例如，它与德国、日本、巴西一道组成的“四国集团”，在争取“入常”的问题上受到广泛的关注，其要求得到各国不同程度的支持。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次会议上，印度或单独或与中国、南非和巴西一道，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大声呼吁，为促进“多哈发展议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近几次“东亚峰会”上，印度领导人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印度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共同体等地区性或次地区合作组织内也有较好的表现。它还被上海合作组织吸收为观察员。在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大国一道，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作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印度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吸引着世人的高度关注。

二、中印关系的发展

自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之后，中印关系打破了多年停滞不前的局面，开始进入了正常的发展阶段。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

政治关系明显改善

这首先表现为高层互访相当频繁。1991年2月，中国总理李鹏应邀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两国总理在会谈中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互访，开拓和深化政治、经贸、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双方还签订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在孟买和上海设立总领事馆的协议》和《恢复边界贸易的备忘录》。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回访中国，与中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两国关系的气氛。1996年11、12月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访印，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把双边关系大大推进了一步。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双方就安全观问题达成明确谅解，重申彼此互不构成威胁，并采取多种方式“建立信任措施”，高层互访和接触更为频繁。2000年5、6月间，印度总统访问中国，双方重申彼此互不构成威胁。2001年，中国总理朱熔基访问了印度。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双方确定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订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等重要文件。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印度进行了成功访问，双方在《联合宣言》中提出了发展和充实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即确保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加强制度化联系和对话机制；巩固贸易和经济交往；拓展全面互利合作；通过防务合作逐步增进互信；寻求早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促进跨边境联系与合作；促进科技领域的合作；增进文化关系，培育民间交流；扩大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合作。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访问中国，与中方共同发表了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关于21世纪的共同展望》。辛格总理还于10月来华参加亚欧峰会，创造了印度领导人一年内两次来华的先例。同年8月，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来华参加奥运会开幕式。2010年5月，印度总统帕蒂尔来华访问。两国政府还于2010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中印建交60周年的活动，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交往，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增信释疑的作用。两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还进行过多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另外，双方的政治关系还表现为对话机制不断完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对话机制有：关于边界问题的特别代表谈判机制、战略对话机制、中印名人论坛机制等。到2010年底，中印边界特别代表机制已经进行了14轮会谈，为制定解决边界问题的主要原则、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思路和框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中印战略对话机制讨论了双方在重大安全与战略问题上的关切，对加强政治互信发挥了一定作用。中印名人论坛机制自建立以来，举行了8轮富有意义的对话，为改善双边关系积极献计献策，探讨了加强交流的渠道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双边关系的气氛，较好地发挥了政府咨询机构的作用。

经贸关系明显加强

从双边贸易来看，新世纪以来的中印经贸关系发展相当迅速。2000年，双边贸易额约为29亿美元，2010年超过600亿美元，也就是说10年增加了近20倍。从增长势头来看，2000-2008年间双边贸易额年均递增45%左右。即使算上2009年因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新世纪以来的双边贸易年均增长率也达到43%。其中增长最快的年份是2004年，同比增长了7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印度则成为中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2010年12月15-17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印期间与印方共同确定，力争使2015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

从相互投资来看，中印之间的双向投资额出现逐步上升的趋势，投资的领域在不断拓宽，投资的金额在不断加大。中国对印投资主要集中在通讯、电器、电脑、软件、化工、钢铁和汽车配件等领域。现在已有45家中国公司在印设立了办事处，中兴、华为、康佳、联想、海尔、中钢、中远等公司在印投资均取得很好的收益。印度对华投资主要涉及冶金、电器、制药、建材等领域。印方投资主体有许多知名IT企业，如塔塔咨询公司、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维普罗技术公司、萨蒂计算机服务公司等。其中，塔塔咨询公司与中国企业建立了合营企业，目前雇佣中国员工1000多人，准备在未来几年使雇佣规模达到5000人。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已将中国定位为海外最大的研发中心，它在上海和杭州的员工约为1300人，近期计划将员工数量翻番。

从工程承包来看，中国在印度的工程承包业务已经颇具规模。华为、TCL、海尔、中兴通讯、东方电机、山东电力等大企业纷纷参与印度相关基建工程的投标，并成功地承接了一些重要的基建工程，其中主要是公路、铁路、机场、电站、电信和地铁等大中型工程。印度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公司进入该国工程承包市场提供了巨大商机。由于中国企业具有较强的竞标能力，印度已成为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之一。

从两国在第三国的合作来看，尽管有些时候中印呈现竞争态势，但也有不少成功合作的例证。众所周知，中印都是石油消费大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分别是55%和75%。为保障能源安全，填补国内资源缺口，两国都在积极收购境外油气田。2005年12月，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首次与印度联手，以5.31亿美元从加拿大石油公司购得其在叙利亚油田37%的股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还与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伊朗一道开采雅达瓦兰油田，其中中国控股50%，印度控股20%。2006年8月，中印再次联手买下哥伦比亚一处油田50%的股份。2010年2月，印度政府批准该国两家公司合计投资168亿美元，入股中国石油公司修建的云南至缅甸的油气管道项目，占股12.7%。

军事关系有所进展

自从1996年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以来，两国边防部队采取了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进入新世纪以后，两国国防部长进行了多次互访，其他层级的军事交流也得以开展。例如，2003年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问中国；2004年国防部长曹刚川对印回访，两国边防部队进行了联合登山演习；2005年，总参谋长梁光烈访问印度，会见了印度军方的领导人，两国海军在印度洋举行联合演习；2006年，印度国防部长穆克吉访问中国，与中方签署了《防务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7年，两国陆军在云南进行联合反恐演习；2008年，中央军委委员吴胜利访问印度，副总长马晓天访印并与印方进行防务安全磋商。

国际合作明显增多

首先，中印双边政治合作延伸到与第三方的合作。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俄印三国都深刻地认识到，加强三角关系有助于维护自身的重要利益，有助于应对日益明显的单极化趋势。2002年9月以来，三国外长多次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举行会晤，就三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亚太地区形势、联合国改革、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经济合作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2006年7月，三国领导人还于“八国峰会”期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会晤，在最高层次上确认了加强三边合作的意愿和决心。2007年2月，三国外长又齐聚印度首都新德里，对三边合作的重点领域即能源和科技领域的合作达成重要共识。2007年10月，三国外长在中国的哈尔滨会晤，就相关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并商定将这种会晤机制化。三国外长的第9次会晤于2009年10月在新德里举行，第10次会晤则于2010年11月在武汉举行。其次，中印之间的合作还扩展到多边领域。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上，中印都认为各国对环境问题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双方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互支持。继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之后，中国也被接纳为南亚地区合作组织的观察员。2009年6月，包括中印在内的“金砖四国”首脑正式会晤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举行，2010年4月，吸收了南非之后的“金砖国家”峰会在中国三亚举行，“金砖国家”成为国际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

三、对华认知的分野

随着印度崛起步伐的加快，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在对华认知方面，印度国内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分野。下面将分别阐述印度国内对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崛起和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

对中印边界争端的认知

中印边界全长大约1700公里，分为西、中、东三段。由于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对中国实行侵略扩张政策，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遗产，致使中印边界各段均存在争议。众所周知，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尼赫鲁执政时期对边界问题的宣传，多数印度人认为英印时期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之间的“合法边界”，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而中国于1962年进行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是对印度领土的侵略。尼赫鲁曾声称，作为分水岭的喜马拉雅山脊是中印边界东段的“天然边界”，“麦克马洪线正确地代表着这个地区的习惯线”，“是这个地区自然的、传统的、种族的和行政的界限的正式体现”。[6]基于这种认识，印度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在边界地区推行“前进政策”，遭到中方的抵制和反击。1962年的边界战争，使得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对立情绪陡然上升，互撤大使，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开始了两国外交的破冰之旅。此后，两国领导人分别于1993年和1996年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议》和《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议》，边界局势基本保持稳定。进入新世纪以后，两国建立了边界问题特别代表谈判机制，先后进行了14轮会谈。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双方就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达成共识。但是，双方在如何最终解决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很大。中方主张按照互谅互让的原则进行“实质性调整”，而印方坚持基本按照现状进行“有意义的调整”，即中方主张宽幅调整，印方主张窄幅调整。特别是东段的达旺地区，因其系六世达赖的出生地，历史上为西藏地方政府长期有效管辖，是1951年印度强占去的，因此中国民众要求索回的呼声很高。但是印方坚决认为，达旺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对印度具有军事战略意义，没有妥协的可能。而对于西段，印方则认为中国侵占了它的“领土”，理应归还给它。印度作为1962年边界战争的失败者和“被屈辱者”，至今仍耿耿于怀。正如印度知名学者斯瓦兰•辛格所说，1962年边境战争的失利是印度历史记忆中一道深深的伤疤。[7]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切拉尼说，“由于北京公开和明目张胆地对印度提出领土要求，所以1962年中国入侵印度的伤口一直没有痊愈”，“中国对基于现状的解决办法不感兴趣。”[8]《印度教徒报》的记者阿南德也评论说，尽管两国政府已经成功地、令人欣慰地寻找到共识，但是两国民间社会却远远地落在后面。两国舆论对彼此的看法依然落后于时代，依然深陷于历史记忆之中。印度战略家、前情报官员B•拉曼说，“我们公民社会的大部分人以及战略分析家继续被1962年的精神泥潭所困扰”，“不能走出1962年的阴影”。[9]

由于边界问题直接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和民族感情，中国民众对“麦克马洪线”的“历史屈辱”和印度民众对1962年战争的“战败情结”一直是影响相互认知的心理阴影。对于印度战略研究圈来说，“战败情结”一直是决定其对华态度的深层动因，因此他们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固守既得利益，坚持按照现状解决争端。个别人甚至幻想向中国报“一箭之仇”。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印前，中国驻印大使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提到“阿鲁纳恰尔邦是中国领土”，在印度引起了轩然大波。印度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改变了中印边界是争议边界的立场，违背了双方达成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是“背信弃义的表现”。其实，中国政府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并未发生变化。中方一直认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是存在一条传统习惯线；中方拒绝接受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主张互谅互让地解决边界争端。但是，印度对中国的态度却发生明显变化，对中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媒体战争”，导致民众对华认知发生严重逆转。据调查，“喜欢中国的印度人”从2005年的56%下降到2009年的47%，“不喜欢中国的印度人”从20%急升至39%，几乎增加一倍。[10]

不仅如此，印度还在边界实际控制线的印方一侧增加兵力部署，增加移民数量，提高基建投入，实化、固化其占有现状，以便在未来的边界谈判中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必须承认，边界争端是影响印度政府和民众对华认知的最根本因素。多数印度民众认为中国应该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较多让步，主张基本按照现状划定边界。只有极少数学者认为当年是尼赫鲁在边界问题上犯了重要错误，主张印方对东段争议边界做出合理调整。

对中国崛起态势的认知

作为经济学家出身的政治家，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的对华认知是理性和稳健的。他多次谈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世界创造了接触中国的机会，中国因此逐渐成为我们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我相信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同时容纳印度和中国的雄心”。[11]他曾多次指出，“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印度和中国共同实现增长的抱负”，“两国合作的机会极多”。[12]印度外交秘书拉奥琪说，“如今中国的巨大成功激励着我们，在促进印度经济包容性增长中做得更好。印度希望在国家发展方面学习中国的经验”。应该说，印度政府绝大多数高官对中国的认知还是比较理性稳健的。而印度战略研究圈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基本赞同政府的对华认知，支持稳步发展两国关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桑贾伊•巴鲁和莫汗•古鲁斯瓦米。后者在其近作《追龙：印度能否赶超中国》一书中，明确提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3]，印度的战略性经济政策应该“以中国为鉴”。[14]

而在印度的战略研究圈内，也有一部分学者主张中印应超越历史恩怨，“跨越喜马拉雅鸿沟”。[15]其代表人物是担任过商务部长、环境部长的拉梅什与长期致力于推动印中友好的谭中教授。他们从中印友好的历史渊源出发，认为中印“应摆脱地缘政治范式”，“捐弃前嫌，重新回到历史时代的互谅互信、同声相应的关系”。[16]持这种主张者主要是一些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或到中国访问过的人士。他们往往怀有对华友好的情结，对中国的崛起表示钦佩和赞赏，主张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升双边关系以及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

但是，印度确实有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着不友好的态度，其中以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切拉尼为代表。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将更有“野心”和能力对印采取攻势，中国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背信弃义的朋友”、恶性竞争的对象和不得不交的伙伴。他还说，“新德里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力已经成为带来地缘政治景观质变的最重要原因”，“印度将受到一个邻近的缺乏透明度的帝国不断增强的国力的直接影响。”[17]至于那些对中国发展了然无知的人，出于民族主义的膨胀心态，甚至认为印度将很快超越中国。

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

从政府层面来看，中印双方还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特别是印方对中国还抱有一定的疑虑。应该说，一般来讲，印度政府公开的表态和文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是比较温和的，一般谈及这个问题时多用“中国挑战”的概念。比如，2009年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把中国作为潜在威胁予以妖魔化，但是要从长远角度来观察中国。未来十年内印度需要保持7-8%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证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大国，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来自中国的挑战”。[18]但是，不排除一些官员在内部讲话时仍在强调“中国威胁”。个别情况下，甚至出现在职官员或将领公开质疑中国战略意图的言论。2009年3月，印度空军高官公开表示，“印度面临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大于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19]在印度的战略研究圈内，对中国战略意图持负面看法的大有人在。例如，苏巴什•卡皮拉认为，“我们强烈感到中国是印度的头号威胁。”[20]维杰•奥布罗易认为，“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日益增强……这是又一个威胁的表现，其影响值得关注。”[21]切拉尼则认为，“中国在东南亚、中亚、波斯湾地区和印度近邻的‘魅力外交’涉及政治、经济和战略上的投入，这种投入对印度的利益产生了施压的效应”，“中国的魅力攻势要么孕育了对印度的新的战略挑战，要么影响到印度的经济或政治利益”。[22]《印度防务评论》的主编巴拉特•沃尔马甚至耸人听闻地宣称，“铤而走险的中国有很多原因需要对印度采取决定性的教训，从而确保本世纪中国在亚洲的霸权”。

当然，在如何看待中国战略意图的问题上印度国内也有一些理性的声音。例如，印度前高官辛格·巴达尔说过，“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中国，都不是印度的敌人，印度真正的敌人的腐败、贫困、分裂主义、饥饿和文盲的问题”。[23]《印度快报》的总编辑谢卡尔•古普塔也认为，“中国并非像一些赤裸裸散布战争恐惧的媒体所描绘的那样，……不要一提到中国就想到‘边界’或‘威胁’”。[24]

中印都是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又是山水相连的邻国。由于中印边界争端还未解决，地区格局又处于纷争状态，加之某些外部因素不断发酵[25]，导致中印关系中呈现出彼此认知错位、政府与民间认知错位等现象。双方应继续加强政治互信，积极探索解决边界问题的出路，使彼此认知达到客观正面的程度。

（马加力，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注释：

[1] 中国经济新闻网，2011年1月5日转发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2] [4] [5] Chetan Ahya,Tanvee Guota,《三大动力将推动印度可持续经济增长率赶超中国》，载《牛津分析》，2010年8月24日。

[3] 新华网，2011年1月5日。

[6] 尼赫鲁总理1950年9月26日致周恩来总理的信，载《中印边界问题》（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47-48页。

[7] C.V.Ranganathan,Vinod C.Khana,India and China: The

Way Ahead After“Mao’s India War”，New Delhi: Haranand,2000。

[8] [17] [22] 切拉尼：《评估印度对中国和平发展理论的反应》，《全国亚洲研究所分析》（美国），2008年4月出版。

[9] B.Raman, “India-China:The

Frozen Vision of 1962”, C3S paper No.385,September

,2009。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prg/%5CPAPERS35%5cpaper3406.html

[10] 唐璐：“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对华认知”，载《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页。

[11] 新华网，2010年9月16日。

[12] 人民网，2010年10月28日。

[13] 莫汗•古鲁斯瓦米、左拉瓦•多利特•辛格：《追龙：印度能否赶超中国》，王耀东等译，时事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第5页。

[14] 同上，第117页。

[15] Indira Gandhi National art Centre and Gya

Publishing  House,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New Dehli，1998。

[16] 谭中：《中印大同：理想与现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3页。

[18] 《印度快报》，2009年8月3日。

[19] 杨值珍：《印度制造中印关系不和谐音原因探析》，载《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第31页。

[20] 迈拉•麦克唐纳：《印度警惕中国在巴基斯坦发挥作用》，路透社伦敦2009年6月1日电。

[21] Vijay Oberoi,ed,Army 2020:Shape,Size,Structure and

General Doctrine for Emerging Chanllenges，New

Delhi, Knowledge World,2005 , p29.

[23] http://world .huanqiu.com/roll/2010-10/1208320.html

[24]  Shekhar

Gupta, Our Chinese Wall , Indian Express, Sep. 12, 2009。

[25] 西方政治学者霍尔斯拉格在《中国和印度：和平前景》一书中认为，“美国正在促使中国和印度疏远”；俄罗斯学者安德列•米洛夫佐罗夫认为，“美国在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播下不和与不信任的种子，如今这些种子正定期发芽”。参见俄罗斯《晨报》，《新的战争邻近》，2010年8月10日。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5/6期合编本

责任编辑：林官宝

杂志投稿邮箱：zlygl@cssm.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