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卖官误国
陈 良
卖官粥爵，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最早能追溯到秦代。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18年），“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这意味着，百姓每缴纳千石粮食，可以授予一级爵位，朝廷借卖爵赈灾。汉武帝时期，由于对外连年征战导致国库空虚，朝廷决定缴纳钱粮者可以获得官爵或赎罪。秦汉以后，如若出现财政危机，一些王朝也会通过卖官粥爵创收。到清代中晚期，官职买卖渐趋正规化常态化，捐钱买官已成为进入仕途的一大门径；不过，捐官的级别不得超过四品道台。
综观历史，最热衷于卖官粥爵的皇帝莫过于汉灵帝。
汉灵帝刘宏（156—189年），汉章帝刘炟之玄孙，河间孝王刘开之曾孙。他生长于冀州河间（今湖北深州），世袭解渎亭侯，父亲刘苌早逝，在母亲董氏照料下，度过不太快乐的童年。167年冬天，汉桓帝刘志逝世，12岁的刘宏忽然时来运转，经侍御史刘鯈推荐、被外戚窦武与窦太后确定为接班人。第二年正月，刘宏正式即位，改元建宁（168年），成为东汉第十一任皇帝（庙号汉灵帝）。
光和元年（178年），在位十年的汉灵帝依然年轻，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段，如能励精图治，或许有所作为。但这一年，这个年轻的皇帝却将注意力投向卖官，一门心思搞创收。
据《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九》记载：“是岁，初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或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由此可见，汉灵帝一开始就出手不凡，所出售的官职级别之高、涉及范围之广，绝对是空前绝后的。
在汉代，三公九卿是中央政府常设官职，简称公卿。三公分别为司徒、司空、司马，司徒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司空下达皇帝诏书、掌管群臣奏章、兼理监察事务，司马管理国家军事。三公乃掌管国家军政大权的要员（相当于现在政治局常委），其级别之高、地位之重不言而喻。如此级别的官职竟然拿出来买卖，恐怕只有汉灵帝想得出来。有道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既然皇帝出台了卖官的好政策，哪怕级别再高的“三公”也会有人购买。
不过，理想与现实总会存在差距。汉灵帝明码标价，“二千石”（郡守级官职）售价二千万钱，“四百石”（县级官职）售价四百万钱；依此类推，“三公”的售价至少一个亿。可是，汉灵帝即位以来，一直没有摆脱宦官专权的阴影，由于大兴“党锢之祸”，许多德才兼备的士大夫被杀害或禁锢，奸佞小人掌权，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经济衰落，财富缩水；即便是富豪，其购买力也相当有限。如果严格按照标价卖官，势必出现“有价无市”的局面。好在灵帝颇为机灵，自己制定政策自己灵活掌握，私下跟身边人交代，只要有人付出五百万或一千万，就可以获得公卿职位。
当时，专权的宦官巧取豪夺，占有巨额财富，所以“三公”官位大都被他们买得。曹嵩（曹操之父）系宦官曹腾养子，就是靠花钱买得“三公”要职。名士崔烈以五百万钱获得司徒职位，汉灵帝亲自出席他的就职仪式，看到崔烈踌躇满志的样子，他顿时感觉这笔买卖不划算，回头对身边的近臣说：“我后悔欠考虑，这职位其实可卖一千万钱。”灵帝乳母程夫人在一旁回应说：“崔公可是冀州名士，起初他岂肯买官的，幸亏我做他思想工作，他才同意出钱的！”崔烈虽然花钱升居高位，而他的声誉却急剧下降，士大夫嘲讽他身上散发铜臭味。
汉灵帝卖官的范围极其广泛，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层次的官职均可出售。此外，就是朝廷正常任命或调整的官员，也得到到西园去缴纳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价码的费用，才能走马上任。这个费用，自然难不到贪官污吏；对于清廉官员来说，却是难以承受之重。比如，一向清正廉洁的司马直，被任命为钜鹿太守，考虑到他是清官，“减责三百万”。即便减免了部分费用，司马直也难以支付，所以他面对委任状，心里十分惆怅，不禁感叹：“身为父母官反而要去盘剥百姓，我实在于心不忍。”于是，他赶紧递交辞呈，拒绝上任。来到孟津，他写好一份批评当局过失的奏折，随即服药自杀。
汉灵帝何以如此热衷于卖官创收？《资治通鉴》给出的答案是：“初，帝为侯时常苦贫，及即位，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这表明，他虽贵为东汉宗室王侯，由于父亲早逝，少儿时代生活相对贫苦，幼小心灵种下“厌贫”或“好货”情结；尤其是当上皇帝后，发现前任皇帝竟然没有私钱以满足自身爱好的木工制作，不由得萌生积聚私钱的意愿。想来想去，觉得卖官不失为脱贫致富的捷径，于是就大张旗鼓地敞开卖官的大门。
然而，汉灵帝并不局限于卖官赚钱，为了满足对财宝的占有欲，他广泛收集天下珍宝，凡是郡国贡献宝物，都直接输入内宫，美其名曰“导行费”。以往惯例，郡国贡献宝物放入宫外国库收藏，而好货的汉灵帝却以为，财宝只有放在自己身边才算真正私有，心里才感觉踏实。中常侍吕强上疏劝谏：“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岂有公私！”可是，汉灵帝置之不理，一味打小算盘，拼命敛聚金银财宝，充实自己的私藏。这真是利令智昏，身为富有天下的皇帝，却像市井无赖一样贪婪。
汉灵帝大肆卖官敛财，只是为了贪图享乐，穷奢极欲。他在西园大兴土木，建造宫室一千间，楼台水榭，奇花异石，美轮美奂。在这恍如仙境的花园里，他命令宫女们都脱光了衣服，嬉戏追逐；有时他高兴起来，也脱光衣服与她们打成一片。为此，他还给这处花园赐名为“裸游馆”。他荒淫无度，纵情于声色犬马，为了方便随时交媾，居然让宫女穿开裆裤。
在玩乐方面，他往往别出心裁，玩出新花样。光和四年（181年），他在后宫仿设置集贸市场，仿造街市、店铺，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成顾客，还有的扮成卖唱的、杂耍的；而他自己则穿上商人服装，在集市上游逛，或在酒店中饮酒作乐，或与店主、顾客谈生意相互争吵，好不热闹。此外，他还在西园玩狗，让狗头戴官帽，身披绶带，人模狗样地溜达。在宦官的唆使下，他让驴子走进宫苑，亲自驾驶着四头驴拉的车子，在园内来回奔驰。京城洛阳的人竞相仿效，致使驴的售价急剧上涨，进而与马价相当。
不消说，汉灵帝卖官无疑产生诸多负面效应。首先是导致官员素质下降，官职凭钱获得，即为“唯财是举”，而不是“唯才是举”；提“钱”进步的官员，是否有才姑且不论，至少绝非德才兼备，因为能用巨款买官的大都是贪官或富豪，贪官可能有才却肯定无德，富豪虽有经济头脑却未必擅长政务。其次是导致行政效能低下，官员花钱任职后，往往会考虑“投入产出”，力争把买官的钱尽快捞回来，因此便疏于治理，乱作为或不作为。再次是导致民众负担加重，官员不直接创造财富，他们要弥补买官的支出并获得更多收益，势必想方设法盘剥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都要老百姓埋单；因此搞得民不聊生，甚至官逼民反，激化社会矛盾。
上述负面效应，所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八州连锁反应，起义虽然被镇压了，而东汉王朝从此陷入分崩离析、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局面。表面看，东汉王朝最终亡于汉献帝，归根到底，祸根则是由其父汉灵帝所埋下。前期“党锢之祸”、中后期卖官敛财，就是汉灵帝亲手埋下的两大祸根，从而动摇东汉王朝的根本，使之滑入灭亡的轨道渐行渐远，终究无法逆转。
原载2014年2月17日《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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