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师大女附中高三1班的学生。我曾经写过一个关于文革初期两年的回忆，其中包括“校长之死”，是2000年我退休后开始写的，后来又不断回忆修改，纠正记忆上的误差。现在我把当年的亲眼所见重新整理写下这篇证言，个别细节可能还是会有误差，但是我所说的主要内容都是真实的。我不是基督徒，否则可以在上帝面前发誓，现在我只能以我的人格保证我说的是真话。
（一）关于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下旬我和大多数同学被安排到邢台某部队参加军训，7月31日部队开了一个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大会，大会最后宣布接上级指示军训提前结束。本来是8月1日开庆祝会，因为接到北京方面的指示，就提前一天召开了。部队首长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我记得其中提到：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这句话和之前我在学校里听到的工作组领导在各种场合说的话精神一致，按说不应该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但是，第二天我们就回北京了，从永定门车站走回学校，进了校门就发现学校里的气氛大不一样。听说工作组撤走了，也没有人向我们宣布休息几天然后如何如何，或者某天到校开个什么会之类的话，大家就地解散就没人管了，总之是既没有领导也没有组织。所以，关于“在党的领导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这话让我记住了。
学校宿舍楼前墙壁上挂着很大的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旁边还有一张大字报，题目用红墨水写着：“自来红们站起来！”文章好像是从别的学校抄过来的，大意是，我们是革命后代，从一出生就是红色的，是天然的革命者，云云。
学校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发起人是梁二同她们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学，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当时管她们叫“主义兵”。不过反工作组的同学并不等于就是“主义兵”，我的好朋友王丽莎在7月份是反工作组的，但是她好像就没有参加“主义兵”，起码不常和她们一起活动，倒是经常和我在一起到处看大字报，聊天传递各种消息。我那时对“主义兵”心存羡慕，觉得她们站对了路线，是革命左派。我没有反工作组，自然就不能参加主义兵，能参加的同学很少。
除此之外，8月初的几天学校里有没有其他的学生组织，我没有印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范围，比如某班级的同学组织一个什么“战斗队”，至于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我没有印象。我自认为是红卫兵，好像还是在“8.18”天安门广场大会前后，以后我才开始热衷于做袖章，到处乱跑，以红卫兵自居去参加关于“对联”的辩论，看其他学校的大字报，看大学里的批斗会。师大女附中除“主义兵”之外的大多数红卫兵应该和我差不多，自认为是红卫兵，但是也没有什么组织程序，也没有谁是领袖，只要自己出身是所谓“红五类”就可以自认为红卫兵。如果有一天被人揭发说你父亲有问题，被打倒了，那你就不能自称“红卫兵”了。
一般情况下，如果正式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都会贴出一张大字报，给自己的组织起个名称，就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战斗队”，还有后来大学里的什么“井冈山”，“公社”之类的，不会没有任何名称的。但是师大女附中在那个夏秋季除了“主义兵”，我不记得还有全校性的组织。“8.18”之后“红卫兵”们热衷于辩论对联，抄家斗黑五类，也有人在学校里批斗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但是做这些事不需要“有领导有组织”，那时候的时髦话语是“自己闹革命”，几个出身好的同学就可以结伴去“闹革命”，根本不需要谁来批准。8月底9月初因为外地学生强烈要求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毛就说让他们来，也可以让北京的孩子出去，这样就开始大串联，能出去的都跑出去了，学校里经常是冷冷清清没什么事情。
梁二同她们基本不在学校活动，我记得有一次在宿舍看见她们，也是准备开什么会，有什么事要内部商量，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所以，“8.5”事件和这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没什么干系，说“8月5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了自己的校长”，这话至少不够严谨。
（二）关于卞校长之死
1966年8月5日发生打死校长的事，那天下午我在学校，是个在场者。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几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中午我到学校，和同班同学王丽莎，高三2班的朱忠丹，李××（名字实在想不起来），我记得还有一个同学也是高三2班的，我们几个人在学校大操场南面宿舍楼的北门廊檐下聊天，那地方阴凉还有点风。那天天气很好，也很热，阳光灿烂。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高三1班的我会和高三2班的几个同学（当然都是干部子弟）经常在一起。我是上高二时转到师大女附中的，高一在杭州一中读书，到了上高三时，我在杭州读高一时的同班同学林平芬（林乎加的女儿）也随父亲调动转到北京，就在高三2班，这样我经常在下课时到隔壁2班去找她聊天，说几句杭州话，就认识了她们班的几个同学。另外，工作组撤后，实际上同学之间的年级班级界线无形中也消失了，几乎是看见谁就在一起说说话或者凑一块去哪里看看热闹，我和宋彬彬也是这样经常碰到一起说话聊天的。
正聊着天，我们就听见东边礼堂里有嚷嚷的声音传来，嚷嚷什么虽然听不清，但是那个时代不用听清也知道是在开批斗会，肯定是批斗校长老师了。因为无领导无组织，我们事先也不知道今天有这个批斗会，就互相问：谁组织的？有同学说好像都是高一的小孩，不认识。知道某位同学是高一的但是不认识，这在学校里很正常。
过了一会儿，就看见一队人从礼堂里出来，都是校长老师，旁边是继续吆喝的同学。我们就知道这是要“游街”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卞仲耘，然后是胡志涛，这两位（副）校长全校同学都认识，后面的顺序我记忆不准，但是我记住的老师是基本准确的，有汪玉冰，因为头一年秋天我们下乡劳动她和我们班同住一室，她很有趣；梅树民，他主管高中学生，特别是毕业班的事；还有教过我们的语文老师（姓李）和物理老师张继恒（大家习惯称她张先生），还有副校长刘致平，因为常年戴着帽子我记住了他。
在旁边驱赶吆喝的学生我一个都不认识，显然都不是高三或者中五（试验）年级的，有些孩子很小，看上去就是初一初二的孩子。
游街的校长老师手里拿着脸盆，搪瓷盆之类的，都是从食堂搞来的，还拿着木棍或汤勺，有的老师拿着簸箕笤帚，学生们命令他们一边敲着脸盆簸箕一边喊着“我是黑帮，我有罪，我该死”，旁边的女孩子们则嚷嚷着：“大声喊！”“快走！”
队伍从礼堂西门出来，顺着操场跑道向西走，走到靠近校门该拐弯时，有点走不动了，天气晴朗，在阳光下站着都感觉热。卞校长在最前面，我当时不知道她和胡校长头天已经被批斗并且挨打了，但是我早就听说卞校长身体不好，有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病，总之她首先就走不动了，步履迟缓，再说所有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心情肯定都是备受压抑，也不可能走很快，而且也不肯大声喊自己是黑帮等侮辱性的口号，这样，那些女孩子就不耐烦，开始动手打人了。
第一个动手的是谁我肯定说不出，因为第一不认识那些女生，第二我们只看到队伍的一边，但是我还有印象，一个比较小的女孩子夺过一个老师手里的棍子照着老师头上打去，很快，很多女孩子都开始夺过棍子笤帚打校长老师或者拳打脚踢，队伍开始乱起来。这时我们中有人说：“哎哟，打人了。”“坏了，打人了。”我们就跑过去。
跑在最前面的是朱忠丹和王丽莎，朱忠丹上前劝阻，但是无效；我站在王丽莎旁边，王丽莎拉住一个女孩子的手说：“别，别打人。”那个女孩子回头瞪了我们俩一眼，说：“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什么出身？”她的意思，如果你们是“红五类”就不应该同情“黑帮”，她这么一说，我们也没再说话，我们出身好，应该站稳阶级立场，同情“黑帮”，那岂不是不革命的表现？
我在学校里是个很不出色的学生，任何事都不会走在前面，所以我必须承认的是，当时我虽然没有伸一拳加一脚，甚至都没有说什么话，但是，我也没有任何劝阻的行为，我做了一个旁观者。
当时我看见宋彬彬在我们旁边，也拉住一个女孩子的胳膊说不要打人。我那个时候对宋彬彬印象很深，因为文革前她是学生会干部，工作组时期她也是学生干部，另外，宋彬彬是个很好接触的同学，你和她在一起没有高下之分的感觉，所以大家都喜欢和她说话聊天，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也很容易就认识了。
我想把当时的情况再描述细致一些，以证明我为什么对宋彬彬印象很深，甚至记忆里觉得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那些女孩子开始打人时，游街队伍刚走到操场的西端快拐弯的地方，基本上还是由东向西的队形，我们是在南面宿舍楼看见的，所以跑过去时站在队伍的南边，北边也有打人的也有劝说的，我看见宋彬彬时，她在我和王丽莎、朱忠丹、李××我们旁边，具体说位置就是靠东边一点，当时虽然开始乱了，但是基本状态，我们几个人的所处的基本位置就是这样。
后来那些女孩子怎么把老师分散拉开到各处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记住了几个场景。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的后代，我父亲虽然批评那条对联是“瞎说八道”，但是十几年我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仇恨和阶级斗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青年。既便如此，有几个场景还是跌出了我本不算高的底线，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刘致平（男，副校长）
印象里刘致平不常和学生打交道，他因为谢顶，常年带着一顶帽子。当队伍还没有完全散开时，有女孩子用棍子把他的帽子（解放帽）挑开，露出没头发的脑袋，女孩子们哈哈大笑骂道：“秃驴，秃驴！”有人就用棍子打他的头。
胡志涛（女，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学校操场的北面是一排平房，我记得有几间屋子放着体育器材，篮球排球等，平房的东面是自行车存车棚，再往东就是一个厕所，紧挨着学校的北墙。胡校长就被一群女孩子拉到那个厕所去，那时的厕所很简陋，一排蹲坑，每个坑上面有一个带着长棍把手的木盖，防蝇隔味。当时学校里还没有大乱，很多老师校工还是按照习惯每天上班，所以厕所还是打扫得比较干净的。胡校长就被命令擦洗蹲坑的木盖子。她被许多女孩子推来搡去，她上身是一件浅色的短袖衬衫，配一条很漂亮的黑色长裙，颜色很正，但是我看见时那黑色的长裙已被撕裂到腰部，露出了里面浅粉色的内裤。现场既没有抹布也没有水，不知道女孩子们要她如何“清洗打扫”，胡校长只好咬紧牙关用手指甲去抠那盖上黑色的污垢。就这样，女孩子们还是不依不饶围着她不停地连打带骂，几乎要把她推进茅坑了。
汪玉冰（女，教导处主任）
学校的南教学楼很宽敞，水门汀地面，我到那里时看见汪校长被逼迫搬着一个大花盆从二楼下来，那花盆直径40厘米左右，种着木本花，相当的重，本来是摆放在后花园里的，我估计是那些女孩子命令汪校长搬到南楼楼上，又命令她再搬下楼。汪校长比较胖，我想也是很疲劳体力不支了，下楼时步履蹒跚一步一挪，后面女孩子们也是连打带骂催促着“快点”！结果她还差几个台阶时一个趔趄就摔倒在地，她整个人摔倒在地上，那不幸的花盆也“砰”地一声摔裂开来，女孩子们带着狂风暴雨般的叫骂声扑向汪主任，拳打脚踢。
卞仲耘（女，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
太阳快落山时，有人告诉我们卞仲耘晕倒在后操场那儿。
我们到后操场去，在后门（朝北的一个门）附近看见卞仲耘瘫在一个平板车上，其状况只可用四个字形容：惨不忍睹。此时她躺在平板车上昏迷不醒，口吐白沫，白沫中还夹杂着粉红色的血丝，已经是有出气没进气了。她身上铺满了大字报，黑字红叉一片浑浊，灰色的糨糊汤，和她自己昏迷失禁排出的黄色的秽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显然，在她已经昏迷倒地后，女孩子们依然不觉尽兴，往她的身上铺大字报（无非是写些打倒黑帮之类的标语），甚至把墨汁和糨糊汤泼在她身上。
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同学和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从北门进来，男医生比较年轻，我印象里还带着眼镜（这一点不敢百分之百确定），女护士看上去有三十来岁，比医生年长一些，背着一个药箱，就是那时很常见的皮药箱，一个白色圆形里画着红十字；同学中我记住的有宋彬彬和朱忠丹，朱忠丹是跟着宋彬彬等人一起去医院的。她们从学校后门进来后，宋彬彬等人和大夫说话，朱忠丹在一边悄声告诉我：在医院里找急救医生时，大夫一听说是抢救被批斗的走资派“黑帮”，还不愿意来，宋彬彬和他们争论说解放军抓了俘虏还给治病，这才来了两个人。
那个年轻的男大夫一看昏死者的样子，鼻子眉毛立刻全挤到一堆去了，口中念念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还有救吗？”宋彬彬说：“那你也得想法抢救，不能看着她死呀。”（这两句对话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女护士立即蹲下打开药箱，取出酒精棉给卞仲耘擦拭胳膊打强心针，用了很多酒精棉才从那肮脏的胳膊上开辟出一小块清洁地。我印象里打了两针强心剂都没有见效，卞校长还是昏迷不醒，医生说不行了，送医院去吧。同学找来工友，让他打水清洗一下，然后拉到医院去了。
把卞校长送到医院时，朱忠丹，李××和王丽莎有没有跟去医院我记不得了，我没有去，我在学校又呆了一会儿，听说医院传来消息，卞校长死了。
我听说卞校长“不行了”时，正在操场大门附近，现在回想也许我正打算回家吧，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一大帮疯狂的低年级女孩子几乎全作了鸟兽散。校长老师们都瘫坐在路边喘着粗气，教我们语文的李老师在哭，梅树民老师在低头忍着，惟有胡校长不流泪，她即使在喘气也是抬着头。当我注意到胡校长时，她也恰巧瞥了我一眼，仿佛在对我说：你在看我们受难。
那一瞥令我终生难忘，令我感到虽然仅仅做了看客也是有罪过的。
（三）关于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会和“宋要武”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据吴法宪回忆，大会的全称为“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据原解放军报的卢弘回忆，8月8日中央“16条”公布后，立刻有很多大中学校的学生老师跑到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去表决心，中央办公厅就在那里临时设了一个接待站，那天毛泽东路过时突然就下车去接见革命群众，说了几句话才离开。据说那句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记者根据当时毛的话加工整理出来的。有过这一次突然性的接见，才有十天后更大范围的群众大会和接见。
我个人认为大会的组织者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组织大会的，以往这样的群众大会很多，虽然是群众大会，也还是有组织的，按照惯例就是群众都在广场上，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面，下面东西观礼台也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进入，从来没有群众或青年学生可以跑到天安门城楼上面去参加大会的。如果说那天有预先安排上天安门城楼去的恐怕就是一个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她是北大附“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领袖，口才很好，被安排在大会上代表红卫兵小将发言。至于后来上去那么多学生，红卫兵，那都是临时决定的。
参加那个大会是谁通知的我也不记得，模模糊糊记得学校里还是有老师在召集，可能也是出身很好的老师吧。刘进、宋彬彬她们成立的“筹委会”我没印象，因为我也不是学生骨干。
“8.18”那天去广场很早，我们学校所在的位置离天安门很近，就在金水桥前面，我记得当时我们前面没有什么人，很空旷，看城楼上面很清楚，上面有几个工作人员在走动，因此我们也是兴奋得不得了，觉得今天肯定能看见毛主席了。后来广播通知几个学校各出40名学生到城墙下时，谁也没想到是上天安门。宋彬彬就看着本校的学生点名，我们班我和王丽莎、张小青被点到，我看看被点名的大部分是高中生，个子比较高，家庭出身就不用说了，实际上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的都是出身好的学生。有人问：“哎，去干什么？”我记得是宋彬彬回答：“不知道啊，大概是当标兵吧。”那个时候，开群众大会或者沿长安街夹道欢迎来访的国宾，都要选派一些个子高、身体好的学生站在前面当标兵，隔几米占一个，提示后面的人不能超出这个界线，我到北京后参加过好几次夹道欢迎国宾的事，几乎每次都被挑去当标兵。所以那天挑人的时候，宋彬彬很自然地按照这个条件来点名，初中的孩子尤其是初一的孩子被点名的很少，我记得有张小艾，她个子非常高。
到了城楼下面集中后，一个穿军装的人笑呵呵地就带着我们进了城门，然后我们向右拐上坡道，这下我们就知道要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了，那个兴奋劲就不用说了。我自己高兴地东张西望，看见右边有个摄影师在拍片子也兴奋地告诉旁边同学“拍电影呢”，指指点点地也被拍进了镜头。
上了城楼我们被安排在东边空地上，还有一部分学生在西边，我站在墙边往下看，看见下面东西观礼台上也站满了学生，很多都是穿军装的，他们看见了城楼上的学生，就一起高喊“我们要上天安门！”“我们要见毛主席！”有的学生激动得要哭，我心里自是幸福骄傲得不得了。大会开始后，林彪讲话，彭小蒙发言我们都没好好听，就是不断地喊叫“我们要见毛主席”，其间也有一些领导过来看看我们，但是我们就是最想看见毛主席。这样就有人想方设法钻过警卫的设防跑到观礼台中间去，我和王丽莎听说宋彬彬、张小艾（还有一些同学）已经冲到中间去了，但是这时警卫战士也开始严防死守，不然我们也想溜过去看看。周恩来到两边安抚大家，告诉说毛主席一会儿会来看大家的。又过一会儿，毛主席果然来了，身边一个小护士和一个高大的警卫员，我们全都挤进过去握手，蜂拥一团。
我后来听说，红卫兵能上城楼，缘于毛泽东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当时一高兴，说了一句：“让娃娃们上来嘛。”不过这只是听说。另外，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她们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戴袖章，戴红领巾，也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如果有事先的计划，根本不可能随便让各校现场挑几个学生就上去了（上城楼的有一千多学生），无论如何中办、警卫局也要事先通知各校备选的条件、注意事项等等，这是常识。毛泽东本人也许心里早有计划或设想，但是他就是喜欢搞突然袭击。7月底，人民大会堂的大会他突然从后台走出来，8月8日在中南海西门一高兴就下车去接见师生，包括“8.18”那天穿正式军装，他都是突然决定。当时城楼上有点乱，警卫局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才会被一些学生钻了空子跑到中间去，不然，肯定不能谁想过去就过去的。
从城楼下来后，很多同学都羡慕死了，有一个初一的孩子就搂着张小青的肩膀直哭。但是到了那天下午，学校里出现一张大字报，说张小青的父亲张明远是高岗集团的“五虎干将”之一，她有什么资格上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云云。我们看了大字报也无话可说，张小青自己也只好低着头回家了。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没什么严格的组织程序，谁要是被揭发说父母有问题，自然就不能说自己是红卫兵，连讨论都无需讨论。张小青早上还被宋彬彬挑选到天安门城楼前集合，下午就被人说成是黑帮子弟，这只能说那个时候变化万端，令人应接不暇，无所适从。
最后，坦率地说，“8.18”这样一个群众大会，确实是后来红卫兵们从开会批斗“走资派”“黑五类”发展为肉体摧残的一个催化剂；能上天安门城楼见到毛主席，也是我后来积极参与“辩论对联”，抄家，斗地主，甚至还用皮带打了“地主婆”一下（还好因为胆小没打出效果）的巨大动力。所以如果说“8.18”之后，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暴力的、人性丧失的阶段，那么最高的、幕后的指使者是谁，是不言而喻的。
“8.18”之后，我，我所认识的同学，并没有认为宋彬彬从此就改名“宋要武”了。就是报纸上登出了那篇文章，就连我这么愚钝的人也觉得那是为了文化革命的宣传需要。我没觉得宋彬彬已经改名了，我也没觉得毛主席就是要给她改名。
我是8月底就开始跑到外地去“串联”的，中间回来休息几天，找到几个好朋友又结伴出去。这样，一直到1967年军训前，我没有再看见宋彬彬。1966年的国庆节我是在兰州度过的，10月初我回北京，临时结伴的同学散了，有几天我也找不到熟悉的同学好朋友，很无聊。那时候学校已经很冷清了，有一天到学校没看见熟人，就在传达室窗口外面注意到一个纸箱里全是寄给“宋要武”的信，还有几封刚到的放在窗台上，有些信已经被拆开过，也有些没拆。传达室的王大妈，胖胖的，嗓门很大，是个很负责的校工，我和她闲聊几句，知道这么多信都没人接，宋彬彬不承认自己是“宋要武”，所以就不接信，因此这些信就堆在窗口随便哪个同学来了都可以拆看。那天上午我就在门口拆信看，拆了不少，但是也没有封封都看，说实话根本看不完，也没多大意思。
信的内容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向“宋要武”表示致敬，学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云云，一类是向“宋要武”汇报他们那里文化大革命如何遇到挫折了，走资派或保皇派如何压制造反派了，希望“宋要武”能去支持他们。但是有一封信被我记住了，那是从武汉一个什么学校寄来的，信中说，“宋要武”在武汉发表言论支持保皇派，保湖北省委，“我们革命造反派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还有其他很多话，有一句大意是“希望你悬崖勒马”，这是那个时候很时髦的词语。这封信给我留下两个印象，第一，宋彬彬去了一趟武汉，第二，她在武汉做了“保皇派”而不是造反派。
这些信不是我首先乱拆乱翻的，在我注意到之前，已经有很多被其他同学拆开看过了。这说明，在学校里很多同学和我一样，并不认为宋彬彬就是“宋要武”，不然，至少从同学间的友谊出发，我们不能、也不会私拆别人的信件。
毛泽东确实一贯号召我们要武不要文质彬彬，在文革爆发之前，我们经常背诵的一首诗就是“不爱红妆爱武装”。暴力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对于文革中红卫兵所作所为最具影响力的，其实并不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几次学生，更不是一句“要武嘛”，而是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的这篇文章在文革前几乎是每个中学从初中到高中都要学习的，是对青少年进行政治教育的必读教材。那里面的很多话语，后来成为红卫兵施暴的理论依据；特别是文章中专门有一节谈“所谓‘过分’的问题”，毛在文章中明确地说：“矫枉必须过正”。还有那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的语录，当时几乎人人都会背，人人都要背。在被关押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每天都要背诵的语录中，这也是必背的一条。其目的是教育他们正确看待群众运动。我甚至记得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里，也引用过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一次广场上的大会，一次接见所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但也只是一种诱发因素，而十几年的暴力斗争教育，对“敌人”的仇恨教育，才是文革初期暴力行为的思想基础。看不到或者回避这个思想基础，只是在“要武嘛”三个字上做文章来探讨追究文革中暴行的根源，那真是舍本逐末。
最后，我借此机会向1966年8月5日下午在校园里被殴打、被侮辱、被残害致死的校长老师表示我个人的道歉。虽然我没有加入到打骂老师的行为中，但他们是教育过我的老师校长，在他们受难时，我在一边旁观。
（作者多年前曾在北京“三味书屋”做过8-5事件的演讲。本文发表于电子杂志《记忆》2010年4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