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挑战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受到严重干扰，致使和平发展风险被升高、代价被增大、进程被迟滞，乃至陷入对外战略困境，中国的主要战略精力与资源被迫由国内转向国外，以致干扰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与工作重心;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受到现实威胁，甚至被迫卷入大规模局部战争，致使和平大局被破坏、发展大业被中断，重新恢复和平需花费相当时间。在中国实现第一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之前(2014--2020年)，中国的和平发展主要面临美国战略压制升级、日本右倾化顽固、国内外舆论战加剧三大挑战。

三大主要挑战

首先，美国将中国视为其“一超独霸”地位的主要挑战者，对中国和平发展“赶超”战略加大反制掣肘力度，花样翻新：一是以所谓“战略再平衡”为幌子、着力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极力争夺亚太地缘战略利益，重点利用中国与一些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大搞“以邻制华”，企图陷中国于周边争端乱局乃至战端，进而打乱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进程;二是凭借网络霸权与“民主、自由、人权”等强势价值观，利用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扶植境内外敌对势力，对华实施渗透颠覆，破坏中国的国内稳定与政治安全;三是利用所谓“高标准、高门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亚太人为制造市场分裂，大肆争夺亚太市场份额，竭力排挤中国并重点围堵中国的国企，企图侵蚀中国的经济基础与发展利益;四是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借口，以承担“大国责任”为幌子，一再敦促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和提前接受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企图加大中国的发展成本，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延缓中国的经济增速;五是利用军事尤其是海洋霸权压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遏制中国发展远海与远洋海军，同时诱使中国陷入军备竞赛误区;六是利用话语霸权抹黑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政治体制，败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企图在国际上将中国归为“异类”，使中国陷入政治孤立。

其次，日本对被中国全面赶超既不安更不服，顽固否认侵略战败历史，妄图重新成为军事与政治大国，右倾化走向日益明显。安倍在2013年底悍然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在2014新年讲话中提出要在2020年前完成修宪，声称届时日本将全面恢复大国地位。2020年正值中共实现第一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时间节点，预计2020年前中日战略竞争将不断加剧，双方擦枪走火风险趋于增大。

第三，围绕中国和平发展对外战略取向的国内国际舆论斗争加剧。一是国外媒体将中国的和平发展要么蓄意曲解，要么误解误读，不时非议中国对外“强硬”、“独断”、“霸道”;二是国内一部分人不讲辩证法，对和平发展大搞形而上学，将其绝对化、简单化、片面化，要么不敢理直气壮地讲武力自卫、作茧自缚，要么怀疑乃至质疑和平发展、转而一味强调使用武力手段。二者都不科学、都不可取、都不是辩证法，都是在走极端。

扎实推进和平发展大战略

全面看待与刚柔并济实施和平发展，对内统一思想，对外增强舆论斗争主动权。首先，对内保持头脑清醒并消除糊涂认识。和平发展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没有“牙齿”的，务必保留武力自卫反击的正当权利。应强化军事斗争准备，力争慑止外部挑衅，在慑止失效与受到挑衅时予以坚决有力反击，须事先做好危机与冲突管控预案，力争把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内。要防止两种走极端：一种是怀疑和平发展，对外随意示强、轻易动武，乃至否定和平发展、重走近代以来列强武力崛起的老路;另一种则是一味自我设限，对外妥协乃至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坚持和平发展既要有“战略定力”与不动摇，不陷入军备竞赛，不对外扩张，决不轻易言战喊打;又要有足够的战略灵活性，对武力自卫反击预作充分的思想与物质准备。其次，澄清外界的误解误读，增强“战略话语权”。强调中国和平发展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单方面的，而是需要其他国家相向而行的，同时要为自卫反击事先与事后做好做足国际舆论工作，对外早打“预防针”。

主动运筹中美关系，稳步扩大合作，有效管控竞争。对美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化解美对华战略疑虑，力争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相互包容、和平共处。集中精力打好遏制日本右倾化、全面赶超日本的“新持久战”，赢得中日战略竞争的彻底性胜利。展望未来7年(2014--2020年)，右倾化的日本将是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最直接、最紧迫外部重大威胁，应多管齐下、全力“制伏”日本：一是政治上牢牢占据历史、道义与舆论制高点，联合各方共同维护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二是外交上构筑遏制日本右倾化的周边与国际“统一战线”，重点孤立日本;三是经济上巧打“中国市场牌”，着眼中日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的严峻现实，从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高度重新审视日本在华投资;四是军事上加快海空军现代化，坚决维护领土主权与领土完整;五是对日本各界区别对待，孤立安倍当局，同时“以民促官”、“以民制官”、“以左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