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以来，安倍晋三两次组阁都提出了国家战略构想，从“美丽国家”到建设“强大日本”，无不坦露出自信满满的“大国志向”。面对长期以来经济的低迷态势、政治的混乱无序，安倍试图通过重塑大国的国家认同，恢复国民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

作为一国内政，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面对自己的亚洲邻国中国，以安倍为首的政治家表现出极其轻慢的历史态度，通过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策略，进而为其“摆脱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走向“正常国家”寻找托辞和依据。日本这一狭隘的“以邻为壑”的外交战略定位是当前中日关系走恶的重要原因。

日本的“大国”心结

战后初期，基于战败国的地位和身份，日本的国家战略发展方向深受冷战体制的约束，以吉田茂为首的领导层为日本设计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站在美国一方，以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同时，集中日本的资源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大国化战略。吉田茂的战略选择是在权衡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优先增强经济实力，进而谋取全方位的大国地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日益不满足于单纯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大国”地位，转而谋求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和“国际国家构想”，即是欲突破“经济大国”的重要一步。

1993年，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在日本政界引起很大反响，成为长时期以来引领政界人士成就大国梦想的“航向标”。

2006年以来，安倍先后提出的“美丽国家”和建设“强大日本”的国家构想，进一步彰显出进取的大国志向。

由于美国主导的对日占领，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走向深受和平宪法的制约，右翼保守势力始终对东京审判、战后国际秩序等心怀不满，不时伺机予以挑战和突破，以重新恢复所谓大国的荣光。

从吉田茂、中曾根康弘，到小泽一郎、安倍晋三，尽管有关国家战略定位的措辞有所区别，但其实质和内核则洋溢着一脉相承的大国信念：摆脱战后体制的制约和束缚，修改由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增强国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重铸近代以来威加海内外的“大国辉煌”。

中国成日本“假想敌”

日本的大国梦想本应通过走真正的“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来实现，然而，事实上，日本近些年在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举措却与此前所走过的和平主义道路渐行渐远。

日本一直以来热衷于向国际社会自诩为“和平国家”。《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成为日本构筑“和平国家”的制度性规范，“和平主义”理念在饱经战乱之苦的普通国民心目中曾经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日本成就的“经济大国”梦想，普通国民享受的优厚福祉，无不源于战后日本所走过的和平发展道路。但是，对于战后日本在经济上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安倍等政治家只不过是将其当作增强国家实力的手段，而其终极奋斗目标，显然并未止步于此。

从安倍当前提出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外交方针上来看，实质上是要从根基上彻底解构“和平国家”的定位，转而走上一条咄咄逼人的进攻型发展道路。

从语义学上而言，“和平主义”本身的意蕴和内涵十分明确，是充满着积极性和正能量的“语汇”，安倍画蛇添足地在其前面冠以“积极”的修饰语，恐怕就蕴含着并不积极甚至十分消极的因子。

凡事总有度，过犹不及。安倍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隐含着既不积极也非和平的非比寻常的内涵，暴露出“进攻型军事主义”的本质。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之下，安倍不遗余力地瓦解“和平国家”的根基，试图颠覆战后和平主义安全身份的法律和政治基础，以便更为积极地介入国际安全事务。同时还反其道而行之地助推本土化民族主义情绪，修改教科书中有关二战期间的不光彩行为，旨在彰显大和民族的历史自豪感，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这一系列举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积极和平主义”理念提出后安倍的一系列言行上不难看出，安倍是想在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之下，灵活解释集体自卫权，拓展自卫队在国际舞台上的空间，为尽早成功修宪创造条件。而在此过程中，中国无端地被日本设定为其修改和平宪法的绊脚石和推行国家战略的“假想敌”。

从2013年12月安倍内阁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来看，安倍的国家战略定位在设定“假想敌”上，剑指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进一步观察，日本的政治文化和言语表达中素有“暧昧”的特征，但安倍上任以来却一反常态，在有关中国问题上，明确声称要在亚洲充当抗衡中国的先锋，一改以往日本在中国问题上遮遮掩掩的表态。

安倍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摆出的“硬磕”姿态，实际上恰恰给以中国为首的亚洲邻国敲响了“警钟”。对于历史上具有斑斑劣迹、右翼保守的政治家又不具备正确历史认知的国度，中国在有效应对安倍的国家战略走向上，不能不时刻保持高度关注和警惕。

安倍在国家战略定位上剑指中国，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有面对中国呈现出不断崛起的发展态势，日本产生“争风吃醋”的心态；也有在钓鱼岛岛争问题上显现出强硬姿态，借此渲染所谓中国的“军事威胁”，为在国会中通过追加军费预算议案，进而走军事大国道路制造口实的考虑。

另一方面，特别重要的是，日本有通过积极回应美国盟友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对抗中国来换取美国支持其大国梦的幻想。

日本的战略误判

日本政治家内心中始终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战败悲情”，正如日本新锐政治学者白井聪在《永远延续的战败论》中描述的，“自1945年以来日本一直处于战败状态”。

安倍晋三在二度组阁以来，积极推行的一系列举措，实质就是竭尽全力地消解“战败”对日本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安倍在1993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时就曾表示“修订宪法”，认为若担任首相最应该从事的工作就是要修订一部日本人的自主宪法，而不是美国强加的宪法。

然而，令日本纠结的是，一方面谋求对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仰仗和依赖日美同盟，“崇尚强者、与强者为伍”的民族性格导致其在美国身后亦步亦趋，体现出了依附性和从属性的特征。

这种蕴含其间而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始终困扰着日本政治家。这种矛盾和困惑在安倍身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试图通过“修宪”成为“正常国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仰赖美国鼻息，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应对来自所谓中国的“挑战”。

不过，对于美国而言，日本只不过是其在亚太地区平衡中国的一枚“棋子”，基于国家利益的谋算，美国不大可能牺牲切身利益去为日本“火中取栗”。

日美同盟无疑具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同时又有对日本进行约束和制约的“瓶塞”效应，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奏效。

实际上，安倍应该能够认识到，制约和束缚日本实现大国梦想的最大障碍恰恰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美国对日本政治右倾化态势的警觉与二战期间的珍珠港事件紧密关联。日美同盟体制的约束作用，遍布日本的美军军事基地，都不是一个真正独立民族国家应有的存在状态。

日本构筑国家认同的主体性，势必要一一解构上述困扰日本的难题，而破解每一道难题都时时面临着挑战美国权威的巨大风险。

“从何处摔倒，从何处爬起。”本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与曾经无辜受害的亚洲邻国处理好历史问题，取得受害国的真正谅解，是日本实现新一轮和平发展和真正自我解套的“正途”，但是日本却选择了以迎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来换取自我松绑的“邪路”。这种“与强者为伍”的性格缺陷和极端的功利主义行径，这种不惜“以邻为壑”再次伤害邻国的不义之举，在中国强势崛起的今天，势必遭遇重挫和惩罚。

来源：《社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