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庆立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日本对华认知的演进脉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情感认知”主导下的友好合作（1972—1992年），战略防范视域中的互动博弈（1992—2012年），竞争协调转换期的战略制衡（2012—2022年）。日本对华认知的形成深受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实力的消长、价值观念的迥异、地缘博弈的加剧、同盟体制的变化、区域合作的对冲及全球竞争的激化等多重变量因素影响，在不同阶段展现出特色各异的典型特征：依托冷战时代后期的“建设性接触”理念，中国被日本塑造为“朋友”角色；基于后冷战时代的“战略性防范”意识，日本将中国界定为互利合作的“伙伴”角色；因循新时代的“全方位制衡”思维，日本战略视野中逐步将中国设定为“对手”角色。半个世纪的日本对华认知光谱，呈现出斑驳陆离的交错样貌，绘制成一幅集理性认知、主观误读及负面想象于一体的错综复杂的总体认知图景。
纵观中日关系50年的发展轨迹，日本对华决策的行动逻辑源于思想层面的对华认知，究竟是建构理性互动的客观认知，还是基于充斥偏见的主观误读，通常会推动中日关系走上“合作”或“对抗”的迥异发展路径。通过回溯日本对华认知发展轨迹可知，50年来贯穿中日关系发展的逻辑主线是：日本秉持积极友好的对华认知时，倡导友好合作的行动抉择占据主流；日本保持消极负面的对华认知时，对抗制衡中国的行为取向旋即趋于活跃。虽然当前日本对华认知的现状不容乐观，但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中日关系步入新时代后依然前景可期，需要两国携起手来共同缔造新的未来。中日两国亟待认真汲取因错误认知造成误判的深刻教训，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提供镜鉴，以期启迪未来两国关系顺畅、健康发展。
（一）“情感认知”主导下的友好合作（1972—1992年）
冷战后期日本对华认知的理想主义意向主要体现在，通过实施对华援助确保中国稳定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中日双方通过电视等大众媒体传递的积极信息不断提升对方在本国民众中的印象，同时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良好的中日美三边关系互动，为中日关系顺畅发展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环境。从决策者的情感层面而言，日本实施对华援助具有将中国融入以西方为首的国际体系之中，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中日美应对苏联的合围态势的考虑；通过加强中日双边经济合作，日本能达成获取资源及开拓中国广阔市场的目标；多数日本人对过去日本侵略中国怀有罪恶感和赎罪意识，日本对华ODA具有弥补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意图。在国际体系、双边互动及情感补偿等变量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以“崇尚友好”为基调的对华情感认知确立起来并占据社会主流地位。基于“建设性接触”的理念，中国被日本塑造为“朋友”角色，从而推动日本政府制定了颇具友好色彩的对华外交政策。
（二）战略防范视域中的互动博弈（1992—2012年）
从冷战结束至2012年日本实施钓鱼岛“国有化”，这一时期日本对华认知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十分浓厚，由于深受“战略性防范”意识的潜在影响，日本将中国界定为互利合作的“伙伴”角色，双方既谋求加强合作，也展开适度竞争。影响和制约日本对华认知的变量因素多元化且错综复杂，既包括国际体系的变迁与重组、美国单极霸权体系的确立、日美同盟体制的日益强化，也涵盖中国崛起、日本经济发展停滞引发的两国实力此消彼长，以及由此在东亚地区逐步形成的“两强并立”的对峙格局，加之中日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推波助澜，两国在台海危机、区域合作、领土争端、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形成明显的认知差异，进而展开激烈的互动博弈。双方的相互认知从既往秉承友好基调的善意合作，逐步让位于基于现实主义谋算的冷峻竞争。颇具警惕意味的“战略性防范”意识，成为日本精英决策层对华认知的主流态度之一，直接推动日本制定的对华政策兼具友好沟通与合作、战略警惕与防范及谨慎应对与竞争等错综复杂的特点。
（三）竞争协调转换期的战略制衡（2012—2022年）
从2012年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重新执政直至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历史节点，这一时期日本对华认知总体上呈现消极且负面的发展态势，具有鲜明的“敌意”色彩，中国这一“他者”在日本战略视野中逐步被定位为“对手”角色。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处于裹足不前的停滞状态，尤其是2012年至2017年，安倍首相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路线，日本政界人士“牵制中国”的外交思维占据上风，导致中日关系处于十分艰难的发展状态。日本虽然力图实现契合新时代的外交定位，但并未找到推动双边关系实现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只能在防止过度“竞争”的过程中寻求“协调”之策予以转圜。这种矛盾的状态昭示着两国关系可能难以实现切实的沟通。鉴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全方位提升，日本各界人士对华认知中所体现出的焦虑感、恐惧感和敌对感呈螺旋式上升，日本认识到单凭本国一己之力难以有效应对中国，转而寻求依托日美同盟体制及多边外交框架对中国进行战略制衡。
（四）日本对华认知演变的典型特征
纵观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日本对华认知的演变轨迹，可揭示出诸项鲜明的典型特征。第一，逐步由“情感认知”向“利益互惠”方向嬗变。既往的“情感认知”主要从观念层面塑造了日本的对华友好认知，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随着中日关系持续发展和不断深化，日本国内注重“利益互惠”的现实主义思潮逐步占据上风，成为中日关系走向互利共赢和战略互惠的思想基础。
第二，日益从“双边关系”向“全球层面”范畴迈进。20世纪70、80年代，中日友好依赖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这一时期影响和制约日本对华认知的变量因素，更多地体现在以政界人士为核心的决策层的高端决策，双方面临的摩擦和问题易于通过两国首脑间的对话及协调获得妥善解决。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秩序转型进程加快，中日两国更多地在东亚区域和全球范围展开竞争与合作，日本各界人士的对华认知遂突破既往的双边关系框架，主要基于区域视角和全球视野审视观察中国，中日两国在行为体多元化的动态博弈中谋求区域主导权和全球话语权。
第三，凸显从“实力失衡”向“权力平衡”态势转移。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政界人士展现的积极对华认知，主要源于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拥有的制度自信。日本与中国分别作为“援助国”和“受援国”，凸显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国家实力差距。步入后冷战时代，中国崛起的趋势日益明显，日本观察中国的目光趋于严厉，尤其是2010年两国GDP实现逆转，日本长期雄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被中国取代。鉴于中日两国业已形成“权力转移”的发展态势，双方呈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两强并立”局面，这种权力分配的日趋均衡与战略位置的转移变迁，使日本以往面对中国的优越感转化为焦虑感和恐惧感。
第四，从“有限决策”向“多元参与”形态转化。冷战时代后期，中日双方通过首脑会谈的方式解决两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决策行为主体比较单一和有限，大多局限在高层首脑、外务省和经济界等，日本对华总体认知往往取决于少数精英群体的意向。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国民政治参与度不断上升，以及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参与日本对华决策的行为体显现“多元化”态势。互联网的兴起及应用，从技术层面推动普通民众对国家政策的监督及评论，导致民族主义的传播更具影响力，从而迫使决策者在对外认知及付诸决策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利益和诉求。
第五，逐渐从“代际传承”向“派阀主导”方向演化。在中日关系“崇尚友好”时期，自民党内以田中角荣为首的亲华派以及其后的“经世会”势力占据政界主导地位，这一态势一直持续至小泉纯一郎首相上台。之后，继承岸信介衣钵的“清和会”派右翼保守势力在日本政坛异军突起，以小泉首相和安倍首相为主导的对华认知及对华政策趋向消极，自民党右翼保守势力以“派阀主导”的形式掌控政局，“亲台反中”成为塑造日本对华认知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中知华派与友华派出现“代际传承”的断层，直接导致中日两国在面临危机事态需要进行沟通和交流时陷入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
作者：田庆立（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员）
原载于《日本学刊》，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