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是治国方式，政道是政体模式。许多学者认为，政道远比治道重要，现代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政体改造而不是治道探索。然而，这种观点可以说犯了所谓“理性建构论”的错误。所谓理性建构论，指忽略政体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心理基础，相信最重要的制度可以通过理性人为地设计并建构出来。理性建构论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政体决定论”，将政体看成是万能的、超时空有效的理想来追求，认识不到政体的产生总有一定的历史局限。
笔者曾指出，“当前真正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在自我整合方式上有什么重要特点和规律，其权力/权威赖以建立并有效运作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当人们不遵守这些规律和机制时，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这些与其说是政体问题，不如说是治道问题，因为治道是指在充分了解、尊重一个民族特定的历史文化特点的情况下，对于治理规律的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治道”研究比“政道”研究更加重要。这是因为政体往往受制于时代条件，在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文化权威、民众心理、历史传统等未出现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其适合的政体形态也不能轻易变革。由于人们习惯的权威模式建立于过去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有巨大的惯性，有时政体变革风险很大，与其急于从事政体变革，不如从事治道研究。
“治道”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对政体的巨大改造能力上。虽然“政体”有其不可逾越的时代局限，但是其运作方式往往有巨大的改进空间。比如同样是君主制，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治理方式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周代君主制已与秦代不同，秦代的君主制又与汉代不同，唐、宋君主制已有较大区别，跟清代相比差别就更大。人们有时可以在不放弃君主制形式作为象征符号对于稳定民心、满足民众心理需要的同时，通过“治道”找到解决克服当时政体问题的办法，从而极大地弥补由于政体局限所带来的问题。
不要小看“治道”化解“政道”局限性的能力。中国人过去在君主制下发明了宰相制度、职业文官制度、监察御史制度、征辟科举制度、地方自治及行业自治，并建立了道统学说、民本学说、君道臣道学说、王道霸道学说、以德治国学说等等，这些都起到了极大地限制君权、化解君主专制弊病的效果。换言之，正因为政体有极大的弹性，我们不应把应由治道来解决的问题归咎于政体，过早过急地对政体动大手术。因为如果能用治道来解决的问题，非要诉诸政体改革，弄不好就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动荡，引发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
“治道”可以为政体/政道提供精神、方向和原则。政体就好像一架机器，作为一套制度体系，需要治道为它灌输精神。比如儒家的王道学说，为君主制提供了灵魂，几乎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又比如人民主权等价值，是民主政治的价值，但是它们不可能在任何一种民主政治中自动地得到实现，能否实现取决于各国的政治现实。从这个角度看，治道的重要性就并不亚于政体。因为任何政体都不是“永动机”，都需要人来支配、维护和修理，使之朝理想目标前进，这些都是属于“治道”范围内的事。
因此，如果我们出于某种天真的价值理想或抽象的价值原理来追求某种“制度”，而不研究它们与中国文化习性的关系，就没有找到中国政治的真正出路。笔者曾从德性权威、礼大于法、风化效应、政教不分、义利之辨、大一统等若干角度来总结中国文化中的治道，及其对于理解当下中国出路的特殊意义。我相信，学者们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或许能找到中国政治的真正方向，而无需一味沉缅于政体变革。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来源: 人民论坛2014年1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