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般人认为，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来源于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就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再往前追溯，则可追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托马斯•莫尔和后来的康帕内拉（前者著有《乌托邦》，后者著有《太阳城》），是他们把乌托邦这个人类的理想王国带到世界上来的。
作为一种思想，共有是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反映。人类社会打从一开始起就存在着贫与富，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两极对立现象（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完全是一个子虚乌有）。这就迫使思想家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同为人类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别？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差别？这差别是否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如不符合，怎样才能加以改变？
人们的思索结果很容易就会把目光盯上私有财产。因为财富（产）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在自然状态下，人可以自由取用（水、野果、草籽），因而人也是自由的（让我们假设这样，实际上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人还是兽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有限的财富归于了私人，那么没有或失去了财富的人，就不得不去以各种形式依附于私人才能生存，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就此就出现了。所以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就是财产占有的不平等关系的结果。“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十）则卑下之，伯（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史记•货殖列传》］。既然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是私有，那么简单地想，消除了私有财产制度，人不就归结为平等了吗？但是这是“上帝”给人类设下的一个思维陷阱，一旦陷入其中，几乎难以自拔。三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的圣哲们不停地在那里制造远古时代乌托邦的故事，我们的农民就不懈地企图把这些故事变为现实，于是中国社会就在这建设了破坏，破坏了建设的循环中走到了今天。
一 古代思想家们的平均、共有情结
中国的历史非常独特，在世界范围内，算是一个独立发育、进化出来的文明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史，可以让人清楚地了解人类社会发展之规律，也可以深切体会历史进化之艰难。关于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对立意识的清晰表达，在西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诗经•魏风》中有《硕鼠》、《伐檀》。《硕鼠》中描写了一位农民对他的雇主的过渡剥削的抱怨，他希望有一个理想的王国出现，他在那里能够获得公平的待遇；《伐檀》中也有一位伐木雇工，对自己担负的繁重劳动和主人的不劳而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可见三千年前阶级、阶级对立意识已经被人清楚地表达出来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也开始了。当这一切被伟大的思想家们所领悟到，就有了下面的这样议论：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
虽然这一番话是孔子针对诸侯国和士大夫家族说的，“但由于它出自儒家经典，出自孔圣人之口，历代的思想家们，勿论他们代表哪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只要涉及到与分配有关的问题，差不多都会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拿起这一武器同他的论敌做斗争，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当作口头禅。”（陈正焱、临其锬：《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
与孔子同时代的另一大思想家老子从自然规律不可违抗的角度出发也得出了社会必须平均的看法：“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77章》）因为“人之道”违反了“天之道”，所以是不行的。人也必须像“天之道”那样“损有余而补不足”，大家都平均。
当然，如果把“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解成是有限度的“损”和有限度的“补”，那就对了，可惜老子还不知道。他的笼统的“损”和“补”就只能看成是一种平均主张了。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国家要从中调节，即进行有限度的“损”和“补”，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才能明白其真谛何在。
同样的现实反映到庄子头脑中，就产生了另一种想象。他认为社会人的纷争都是由人的“知识”和“欲望”引起的，所以改革社会，首先就应该把社会上的人都变成一群无知无欲的人，这样自然就省去了争夺和战斗。所以庄子的共有、共财社会是由一群理想化了的人形动物组成的，他说：“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谓安。”（《庄子•天地》）
什么是“德人”呢？他们是没有思想，没有行动目的，不懂得什么是是非美丑的人。天下人有利共享，有财共用，人人欢乐，社会安定。但这个社会的财富从什么地方生产出来呢？他的回答是回到原始状态，到那时， “财有余而不知所自来，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从”，问题就不存在了。
所以，如果说老子的共有社会还是一个稍微进化了的“小国寡民”的话，那么庄子的共有社会就是一个十足的“动物世界”了。奇怪的是他在这个“动物世界”里竟然还想到要有君臣，有臣民，可这些人又都处于无所为状态。所以归根结底，庄子的理想王国是一个矛盾的、现实世界与远古幻想的混合物。他逃避现实，却又无法回到远古时代去，最后只好把自己变成一个失去所有人生情趣的木头桩（庄）子。
墨子面对着这无尽的社会纷争又是什么态度呢？显然他比老子、庄子都要实际些。他没有提出要消灭私有，实现共有，但却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墨子•兼爱中》）。在他看来，世界的纠纷“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爱别人，利他人，他人也会爱你，利你，这样世界就和谐了。这是墨子的幻想。
由兼爱（一种普适的爱）出发，进而还应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力气的对社会要赶忙出力气，有财产的对社会要赶忙分财产，这虽然不是主张共有，但已包含了共有的因素了。墨子虽然较为实际，但他改造社会的理想遇到的最大困难恐怕还是实践问题。他的理想是让人人都兼爱互利，但说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人们不这样做社会有什么办法让人们都去做呢？他无法提供，看来也不可能提供出任何办法。
在先秦思想家里有一位被后代视为兵家的的尉缭子，从军事家的眼光看政治得失，竟然也认为是私有造成了社会的灾难，纠正的办法就是实行共有：“所谓治者，使民无私也。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饭，有子一人不损一饭，焉有喧呼耽酒，以败善类乎？”他又说：“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为下不敢私，则无为非者也。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治之至也。”（《尉缭子•治本》）
看来，尉缭子所憧憬的共有其实也是有皇帝的共有。说到底是不让百姓有私产，而保留一个最大的私产所有者——皇帝。全国为一家，这个大家长就是皇帝。皇帝把全国财富集中于个人手中，由他来分配使用。
这是历史观念的倒退。尉缭子不知道，在土地作为主要的私产的社会中，准私有化进程与他的想法恰恰是相反的，社会不是由分散的私有者再集中成一个大私有者，而是由一个大私有者（皇帝）逐步分割出越来越多的小准私有者。封建分封制就是首先由诸侯们对一个大私有者——王的土地进行初次分割，接下来则是由卿、大夫、士们，对诸侯的土地进行再次分割；最后的分割，才是农民领到份地。所以农民拥有份地私产，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进步。把土地充公，所谓共耕共食，从表面看，实现了有十个人的饭，多增加一个人吃也不要紧，减少一个人吃也无所谓，其实这种设计已经又把历史从封建社会拉回到奴隶社会了。因为只有奴隶社会奴隶主才是唯一的所有者，而其他人则是一无所有的奴隶。
尉缭子也像所有空想共产的人一样，几乎都对共产之后如何实现共产问题不予说明。他们都简单地以为，只要把财产集中起来就完成了任务、达到目的了，没有差别的美好的社会就因此而到来了。其实不然。集中起来的财产由谁来掌握、使用和分配，怎么使用和分配，才是最要紧的呢。共有财产的实现程序决定了是真共有还是假共有。当共有者无法实现自己对共有物的支配和收益时，就是假共有。假共有就是奴隶主所有或封建主所有，就是借用一个共有的躯壳而事实上的一个人的所有和众人的一无所有。
在先秦文献中对中国人的社会公平观影响最大的无过于《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了。可以说这一直是中国人追求平均、共有的理论纲领。从积极的方面看，它始终是引导人们争取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多少志士仁人为此而献身；从消极方面讲，正是这个关于大同社会的虚幻描绘，将中国引入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歧途，至今难以摆脱，从而阻碍了中国在创造了辉煌的封建文明（春秋战国时代）之后，再也没能跃迁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层次上来。
不知其为何人的《礼运》作者，给我们描绘的大同社会是非常诱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
作者说，在光辉的远古史代，社会财产公有，人为他人。管理者都是被推选出来的有德有才的人，而百姓全都讲究信义，和睦相处。人不独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他人也当作亲人）；不独关爱自己的孩子，（把别人的孩子也当作自己的孩子）。让老人得以安享晚年，让壮年人充分发挥作用，让孩子能健康成长，让无妻、丧夫、孤儿、独身老者、残疾人都得到社会供养，男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工作，女人都能出嫁。人即使把东西丢到大路上，也不会藏到自己家里；有力气即便不使出来，也不会去为自己办事。这样世人的阴谋诡计就没有了市场，偷盗作乱也就绝了迹，家家的大门也就不必关了。这就是大同社会。
这个大同社会为所有人的幸福生活都作了精心安排，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有两点。其一是财产公有，其二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公有。我们假设财产公有可以办到，可怎样做能让所有的人具有公有观念呢？靠强迫灌输？靠说教？作者没有回答，大概他也回答不了。说到底所有空想社会都能把未来描绘得像天堂一样美好，但缺乏的就是这个登上天堂的梯子应该如何架设的问题。
顺便说说，《礼运》作者把他描绘的理想王国放在人类的远古时代，没想到这种描绘也恰好符合了现代一种学说对于原始公有社会的幻想。当然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不谋而合的社会普遍的思维规律呢？只能这样来解释：在一个社会里，当科学不发达时，人们觉得现实的存在已经不符合进化了的更具人性的人的感情时，要寻找改造社会的参照物，这时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幻想未来，另一种是反证过去。幻想未来就是各种宗教产生的根源，反证过去，其结果就是不断复古。宗教可能并不能征服所有的人，因为它说的事太遥远，而且无从征信；而复古，即用美化从前历史的办法——虽然并不真实，但是它本质是从生活到生活，因而就更有吸引力。
在先秦末叶还有一部内容涉及平均、共有的书，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是由秦国宰相吕不韦门客们编写的《吕氏春秋》。历史学者将这部书视为杂家之说，说它是汇合了先秦儒、法、名、墨、阴阳、兵、农等诸家学说的一部大杂烩，缺乏自己的东西，因而被主流学者所轻视。其实我看到它有许多见识还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它的原始历史观、社会发展进步观，民本、民主思想，不但超越了同时代人，而且还影响了后人。
该书作者认为，原始人“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为什么能成为大地的主宰呢？是因为人的群居。群居“相与利之也”，并且群居还导致“君道”——政治制度的建立。更为难得的是，它没有像《礼运》作者那样，设想原始社会是一个共有为公的社会，而是认为是一个人与兽没大区别，以暴力为生存手段的社会：“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这是我在古典文献中所见到的对原始社会最清醒、最真切的认识。
《吕氏春秋》虽然也像许多思想家那样大谈天下为公，但它对“公”的解释却是另一个样的：“首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最精彩的是下面的这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看得出作者把“天下为公”作了另一种解释。它反对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喊出了天下是天下人的，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的这一响亮口号。这在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突破。可惜的是，作者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为什么不进一步提出：让天下人自己来治理天下？要是那样的话，该在中国思想史上写下多么灿烂的一页呀！
汉以后，中国的平均、公有理想依然不绝如缕。其表现形式是知识分子仍停留在幻想中，踏步不前，并且将这理想愈加神化和虚无化。他们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封建政治的框架内，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于是把对现实的不满、厌弃寄托到完全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世外桃源中去了。在那里既不讲生产，也不讲分配，但却人人有衣有食，生活快乐。这是在靠幻想麻醉自己，同时也麻醉别人；还有另一部分人，开始由幻想转入实践过程，这就是农民战争领袖。他们挺身而出，前赴后继，去实现理想中的公平社会，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前者代表人物，举其重要者有：阮籍、嵇康、陶渊明、黄宗羲等；后者代表人物有张鲁、李顺、王小波、钟相、杨幺、方腊、宋江、洪秀全等。
阮籍也把他的理想社会放在了那远古的洪荒时代，那里的人是这样生活的：“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夭，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不仅如此，他还说：“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量，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阮嗣宗集•大人先生传》）这里的人，不但没有利害、夭寿、祸福的观念，而且也没有君臣和强权，是一个彻底的无政府、无权力、无争夺，甚至是无是非的地方。这样的描写除去表明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社会意义。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把自己完全地放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去了，不食人间烟火，进行精神的自我麻醉，以便获得解脱。
与阮籍同时代且名气比他还要大的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是嵇康。嵇康的理想王国也是回归到那遥远的古代：“昔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洪荒时代虽然美好，可后来还是发生了变化。这变化就是社会产生出了真正的“君”。君成了主宰天下的人，人民的生存、幸福全系于君，所以嵇康也就把建立理想社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君的身上：“圣人不得已而临天下……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饷万国，怡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旗，服华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这是针对君的一番说教，让君清心寡欲，以天下为公，莫为私。但这种空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他不能提供：如果君不为公，专为私怎么办？或者说，必须要想出一个制度，把君也要像约束民那样约束起来，不能让君毫无约束地为所欲为。中国历史的可悲、可叹之处就在于大家都在期盼着明君贤臣出现，琢磨出了数不胜数的如何作明君贤臣的教义，去宣扬，去规劝，但几千年过去了，明君贤臣寥若晨星，即使有那么几个，对中国历史的进步又有何裨益？因为很少有人去做制度性的思考，所以至今我们仍然是一个不崇尚制度作为，而崇尚个人作为的国家。
在古代空想社会家中，不能不提到陶渊明和他的《桃花源记》。作者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建造了他理想中的一个“世外桃源”：在那里风光如画，生活着一群悠然自得的人群。他们避开了争斗、厮杀的世界。他们生活中没有君主，没有苛捐杂税，人们和睦相处，按时作息，顺从自然，自给自足。
如果说陶渊明与其他空想家有区别的话，就在于当别人把远古洪荒时代作为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去追求时，而他却把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当作了理想目标去追求。所以他们尽管可以驰骋想象，或批判现实，对当权者进行道德说教，但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通向理想王国的途径是什么。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17世纪，才稍有一些改变。终于出现了一位人物，开始触动封建制度了，这就是黄宗羲。黄宗羲继承了《吕氏春秋》中的关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的观点，对封建家天下的制度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抨击。其言辞之激烈，议论之大胆，振聋发聩。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生经营者，为天下也。”（《明夷待访录•原君》）当然，这也是套话。说套话是为了引出真话：“今也，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安宁者，为君也。人君把天下作为私产来争夺，争夺之后作为私产传之子孙。他们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原法》）作者看到封建社会的法都是“家”法，即防范民众和保护一个家族利益的法，这比《吕氏春秋》又前进了一大步。还不仅如此，更了不起的是，他还把这样的国家（朝代）和百姓做了严格的区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也。”（《明夷待访录•原臣》）国民百姓的利益与某一姓王朝的兴衰是两回事。暴君桀、纣的覆亡正是百姓们的幸事；秦王嬴政、蒙古忽必烈的君临天下，百姓们反而遭了难。所以一个王朝灭亡了，不是百姓灭亡了，也不是民族灭亡了。一族一姓王朝把自己等同于民族和祖国是荒谬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对君主与国家（祖国）关系的最深刻的一个认识。没有思想的突破，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应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与黄宗羲对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批判不能没有关系。
限于历史的局限，黄宗羲没有找到改造社会的动力和途径，他的改革设想仍具有极大的空想性质。比如他认为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就是最好的土地分配制度，就可以解决把君主私产变为社会公产的问题。他不知道，井田制不是共有制，是“公”有制，即是作为奴隶主的“公”的所有制。另外他还提出办学校的问题，他赋予了学校不仅具有培养人材的功能，还具有纠正国家政策失误和监督皇权的功能：“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大学校长）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明夷待访录•学校》）我们看到，这思想里其实已包含了近代西方议会民主的萌芽了，尽管仍然不成熟和带有很大的空想性质。
中国从诗经时代开始到黄宗羲时代（前11世纪——公元17世纪），才有人把改造社会与与变革封建制度联系起来，才有人第一次提出从建制方面制约皇权。这太让人震惊了！就是说，在三千年的时间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走出社会乌托邦的梦乡。
二 平均、共有理想的实践：农民起义
与知识阶层相呼应，中国农民也在不断地用行动去实践乌托邦的幻想。最早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是秦末的陈胜、吴广。他们没有提出平均共有的口号，但却明白宣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话里的含义就是：他们能做王、侯、将、相，我为什么不可以？我们都是人嘛！可见在“都是人”的背后，仍可以看见一个平等的观念。最早公开扯起平均共有旗号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东汉末年的张鲁。张鲁改造社会的思想依据来自于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怎么具体来操作呢？在张鲁统治巴蜀三十年中使用的方法有两个。其一是利用宗教作为号召，凡入教者皆出五斗米作为条件，这是财产充公；其二是办义舍。所谓义舍就是“诸祭酒皆作义舍……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则病之。”（《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举办义舍，很有点各取所需的味道，但在社会物质普遍匮乏的时代，这种义舍能维持多久是让人怀疑的。可惜历史对此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从事实推断，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仅仅用“鬼道”来吓唬想多吃多占和那些干脆以此为生的人是没有用的。在一个人人主要以私有观念为行动准则的社会中，任何妄图实现财产笼统共有的想法都是对历史的倒退，注定要失败的。张鲁最后还是被曹魏灭亡了。政权垮台了，张鲁投降作了将军，子孙后代也都成了标准的封建侯爷。平均共有的实验也就结束了。
后来的农民起义大多数也都在平均财富上作文章。比如唐末的王仙芝自封为“天补均平大将军”。“天补均平”就是上天任命他专职来给世界平均财富的。北宋的王小波、李顺动员起义的口号就是“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宋史276卷•樊知古传》）怎么个均法呢？宋代科学家沈括告诉我们说：“李顺初起时，悉召乡里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具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时两蜀大饥，一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梦溪笔谈•卷25》）看来李顺的“均贫富”虽然是暴力革命，但还是讲究策略的，不是那种不给富人留生路的平均。
北宋末年还有方腊宋江的农民起义。起义的原因仍然是政治腐败，官逼民反。方腊利用宗教，宋江则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无论形式如何不同，追求农民理想中的平等、平均则是共同的。但历史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起义首领都以平均共产来号召起义，但起义后都想去做皇帝，却没有人再去贯彻平均的理想去了。李顺占领成都后，就自称大蜀王，还建立了自己的年号叫“应运”（《宋会要辑稿•兵》卷10）。方腊也当上了土皇帝，被政府生擒时，是“并其妻孥兄弟伪将相等三十九人”。宋江与朝廷对抗，最后也归顺了朝廷，做起了他们原本十分痛恨的“官”（《皇帝十朝纲要》卷18）。这些还不太算过份，南宋末钟相、杨幺，起兵开始就干脆自称楚王，妻子称皇后，儿子叫太子，使用公文一律称圣旨。但即使这样，也还不忘均贫富的招牌，钟相“阴语其徒则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313——314页）。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皇帝由我来当，我给你们均贫富。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所有的农民起义均贫富的实质。所以不管成功与否，封建统治意识的枷锁，始终牢牢地套在这些人的身上，也牢牢地套在中国社会的身上，没有一个人能走出“用封建政权来取代封建政权”的历史怪圈。直到1911年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才产生了意识上的突破，但积淀厚重的国民的皇权思想轻而易举地就把辛亥革命的成果埋葬了。政治人物不断地做着皇帝梦，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大奇观。
研究中国农民是如何实践平均共有理想的，不能不谈到太平天国。这是集中国古代农民理想运动之大成的空前的社会实验。
太平天国是在中国满清王朝陷于内外交困之时崛起的一个农民政权。这个政权割据江南，维持了十余年（1851——1864），按说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来试验这个农民平均共有的社会理想。然而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的领袖恰恰是这个理想的践踏者。在未起事前，洪秀全在他的《原道醒世训》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而应该“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这是《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了的最高社会理想。但是领袖们自己是怎么实践的呢？当他们转身成为了统治者以后，就完全换了另一个腔调。定都南京后，洪秀全又颁发圣旨说：“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蚕妇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保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洪秀全选集》81_——82页）
在一个兵农合一，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中，二十五户组成一伍，由伍长督促农民在墙角、墙根下种桑树，妇女们养蚕、缫丝，缝衣裳，每户要养五只母鸡，两只母猪。这是生产。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天王从关心百姓生活角度去督促生产的，接下来的分配就暴露了他们把百姓作为奴隶来剥削的全部秘密。分配是如何进行的呢？农民所有的劳动成果，除每人按定量留下可以吃到明年新粮下来的谷物外，其余一律上缴“国库”，不许有私藏。国库由谁来掌握呢？由“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的“太平真主”来掌握。说穿了，就是你们把所有的财富都交给我，由我洪秀全来分配。我的分配是绝对公平，因为我是来拯救世界的。好吧，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救世主是怎么实践他的平均共有誓言的。
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可是天王和诸王们，都有权广纳妻妾。洪秀全的妻子叫后宫，其他诸王的妻子叫王娘。据说洪秀全有二百多位妻妾，其他诸王每人约有三四十位。
做了皇帝的洪秀全制定的等级制度之森严比满清王朝有过之无不及。从天王到基层两司马，官位分为16个等级，朝仪、冠服、旗帜、仪仗、文体都有严格的等级使用限制，不得僭越。诸王、侯、相们外出，朝见，军中大小官员都要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
据历史记载，天王府建筑宏伟，雕梁画栋，穷奢极丽，门窗用绸缎糊裱，墙壁用泥金彩绘，绵延十余里。其他大小诸王们也都起而效仿，大兴土木，构筑自己的安乐窝。从武汉到杭州，王府宫阙，连绵不断。而那些军旅士兵们，风餐露宿，浴血奋战，无家无业，捍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天国”！在这个天国里，不但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平等、平均的影子，就是任何一个没落王朝的腐朽和腐败也无出其右者。看到这里人们就明白了，所谓的“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是怎么回事了。这其实是聚敛天下财富中饱个人和一个集团的私囊而扯起的一块华丽的遮羞布罢了。
太平天国后来失败了。今人为之惋惜不已，似乎他们要是真的成功了，中国国运就会昌盛起来，人民就会过上幸福生活似的。历史学研究到这份上，还能称之为科学，真是亘古未见！
可以说，太平天国是对农民追求的平均、共有理想真实性的一次大检验。其整个事件过程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当人在穷困时都想对社会进行共产和平均，可一但改变了身份地位，就谁也不愿意共产、平均了，起码，不原意让别人来平均、共有自己奋斗得来的东西，无论是权力或财富。另外，我曾经说过，在股份公有制没有产生之前，任何形式的公有（共有），其实质都是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私有和大多数人的无所有（公有的实现机制决定的）。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不允许个人有“私藏”，所有的财物都要交给一个“天父代理人”即他本人来掌管和使用，他就成了共有的真正的所有者和主持人间公平的神的化身。可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还认为这是共有（公有），是社会值得追求的理想。历史已不止一次地证明，当这种理想真付诸实践以后，才发现原来历史和人们开了一个玩笑，除去每个人的地位角色变换了之外，什么都没有改变。这不是个人的道德品行问题。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可以看作例外，所有人的行为都如此，就是规律在起作用了。
所以共有、平均主义的理想，对人类社会而言，是一个肥皂泡，虽然五光十色，但只能飘在空中，一旦落在地上就会破灭。
2005.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