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是哲学的应有之义，是哲学家的本能，是他的生活方式，更是他神圣的使命。然而，在常人看来，把思考拔高到普世的高度，试图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思考着的人，或许恰恰反映出哲学的起源地，希腊东方主义骨子里带的“哲学家的傲慢”：惟有哲学家的求真才为属人的意旨赋予了深沉而广袤的严肃性。从个体角度考虑，是成为具有思考能力的精英，或是安于做一个因无思而致庸常的平民，都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即使是哲学家，也不应该为了实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想来消解个体自由。而这里的“自由”特指以赛亚·伯林在1958年的《两种自由概念》中提到的“免于（意志）强制和（行为）干涉”的“消极自由”。
伯林这一观点有着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自康德始而一脉相承，在战后意义尤为重大。在一个尚未从极权统治的创伤和威胁中痊愈的时代里，公共空间不断挤压私人领域，若要防止国家力量对个人意志的支配和取代，有效地捍卫康德穷极一生孜孜以求的私人自由的神圣尊严，必须以消极自由理念作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制度的基础。
然而，与伯林同时代的，同为犹太人后裔，同样是英语世界顶尖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却对此有所质疑：被看作最有效抵抗专制主义的“消极自由”给予了人们“不思考”的权利，可恰恰是这些因为“无思”而平庸的人们，与“有思考”的作恶者合谋，共同构成了专制主义的链条。这一结合是如此的契合与精妙，以至于元首振臂一呼，庸碌者就会应者云集，犯下滔天罪行而不自知。有意思的是，汉娜·阿伦特拆解这一精巧链条的武器，依旧来源于康德。
伯林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一位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里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海涅认为康德的巨著《纯粹理性批判》，是一把处决了欧洲‘自然神论’的宝剑”。而在汉娜·阿伦特看来，三大批判最后一篇《判断力批判》是一把处决“平庸之恶”，对抗极权专制的宝剑。这把宝剑锋利的剑刃便是建立在自我确证基础上的独立判断。这一观点自1958年的成名作《人的境况》中初现踪影，在那本写于1962年，引发诸多争议，同时也将阿伦特推向学术明星之路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恶之平庸的报道》里逐渐成型，却遗憾地随着她的溘然长逝而中断在《心智生活》的第三篇“判断”之中。随着阿伦特遗作的陆续整理出版，她如何通过重塑康德政治哲学中“判断”的意蕴来建构阿伦特式政治哲学的脉络逐渐清晰。
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太阳底下无新事，哲学中出现的任何新问题，都能在哲学史上找到它的起始与回声。聪明的思想家绝不会干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蠢事。系出德国的阿伦特有着得天独厚的哲学底蕴，过尽千帆，那个静静矗立在德国哲学历史群山之中最低调却又最伟岸的思想高峰——康德——翩然而现。但即使阿伦特将她政治哲学的核心：以判断为基础的政治性思索极大程度地诉诸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罗纳德·贝纳尔还是敏锐地捕捉到阿伦特与康德的根本不同，即康德强调私人领域中独立判断的自律性，而阿伦特着眼于公共领域中人与人之间交往、商谈而产生的他律性伦理。所以，贝纳尔及时地提醒读者，试图通过阅读阿伦特的《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来了解康德政治哲学，哪怕仅仅是了解《判断力批判》都是不可能的，结果只能带来阅读者自身的迷惘混乱和对康德政治哲学的误解。这看似一个悖论，却无处不在各种哲学著作中出现。对此，贝纳尔的解释是，“大思想家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萦萦于怀的那些动机和关切来借用和重塑他们阅读过的一切”，因此“阿伦特根据自己的智识关怀而对康德文本所进行的有意识地摘选和再造，恰恰展示出阿伦特本人作为大思想家的胆识与气魄”。
这一胆识与气魄产生的契机要追溯到1960年代，汉娜·阿伦特接受《纽约客》杂志邀请，以记者身份参与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阿伦特曾说过，思想本身，来源于鲜活的经验事件，也必须始终依附于这些经验事件、将这些经验事件作为定位方向的唯一路径。战后审判战犯的经验事件在常人看来是法律和正义的彰显，而思想家阿伦特却看到了她哲学中的一种重要概念——平庸之恶。在阿伦特的描述中，艾希曼既不是动机邪恶，处心积虑的大奸大恶之人，也并非易遭人诓骗的愚蠢之徒，他的问题仅仅在于毫无思想地服从，而这种服从，在政治上，就是支持，构成了极权主义屠戮民众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发现验证了阿伦特早期对极权主义的洞见：“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和羞耻性”，从而让有思想的人成为多余，无思想的人扮演麻木不仁的帮凶。
至此，阿伦特看到了战后流行的多元论自由主义思想背后潜藏的危机，一旦人们默许了无思想的自由，当整个社会都缺乏批判性的思考时，当有思想支配之下的“根本之恶”驾驭着无思想而衍生出的“平庸之恶”时，自由主义最珍视的自由，立刻岌岌可危。因此，在此意义上说，抛却不愿思考的惰性与克服思考不能，在理解的基础上下判断，进行政治性的思索成为必须。但对于如何让这种围绕着判断而展开的政治性思索成为可能，阿伦特并未刻意去谈，或者说在她的未竟之书中，有待后人去完善。
屠杀与审判这些经验事件引发了阿伦特对“根本之恶”以外的“平庸之恶”的思考，而思考与判断恰恰是消解“恶”的终极手段；只有遏制私人领域中个人选择“无思”的自由，才能真正捍卫公共领域中人类整体的自由和私人领域中个体的尊严。恶、判断和自由的逻辑链条也体现了阿伦特作为德系思想家对形而上学天然的亲近。
思考，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哲学之思”绝非哲学家的专利与傲慢；思考，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他最高贵的品格。“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尔如是说，阿伦特如是说，康德如是说，当哲学家抛却傲慢，亲切地期望人类思考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思考呢？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