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河南省博物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国内近20家文博单位在河南省博物院举办了一个“鼎盛中国——中国鼎文化展”。这个展览本来是为了向中共十八大献礼，没赶上。筹办过程中，我受邀参加展览大纲的审定，在北京大学开过会。我在会上有个简短发言，简到不能再短，这里展开说几句，讲一点感想。
中国最大的四个鼎，大名鼎鼎。
商代：司母戊大鼎，高133厘米，重832.84公斤，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农民把它挖出来，因为怕日本人抢，埋在地下，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又挖出来。抗战胜利是大喜事。1946年，当地驻军把大鼎运到南京，准备给蒋介石当寿礼。1947年是他六十大寿。蒋介石批示，交中央博物院，即南京博物院的前身。1948年，大鼎在南京展出，蒋介石跟这个大鼎合过影，但一年后，时移世易，天下鼎革，蒋介石走了，大鼎仍留在南京。1959年，大鼎从南京博物院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叫中国国家博物馆），放在新首都。这事很有象征意义。司母戊，有人读后母戊，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这件大鼎还是该叫司母戊大鼎。司母就是司母，不必读后母。
西周：淳化大鼎，高122厘米，重226公斤，1979年陕西淳化史家原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大鼎，耳朵特别长，因此在西周大鼎中，个头最高，过去认为是西周最大的鼎。但2005年，国家文物局从香港买回一件子龙鼎，个头也不小。此器传说是上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出土后被日本山中商会买走，旧藏日本，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它高103厘米，没有淳化大鼎高，但重230公斤，超过淳化大鼎。
东周：铸客大鼎，高113厘米，重400公斤，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幽王大墓（现属长丰县）出土，安徽省博物馆收藏，高度不及淳化大鼎，但重量超过淳化大鼎和子龙鼎，仅次于司母戊大鼎。战国末年，楚国行将灭亡，楚王还做这么大的鼎，耐人寻味。1958年，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在省委书记曾希圣陪同下，他看过这件大鼎，也留下一张照片。这件大鼎，确实惊人，当时他说，“里面能煮一头牛”。
鼎是个吃饭家伙，是从吃饭家伙演变成的一种高级礼器。
鼎是王者之器，至尊至贵，但原来却是普普通通的东西。人类的吃饭家伙，不外锅碗瓢盆，这类东西自古就有。新石器时代就有陶鼎。青铜鼎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吃饭家伙。三代是青铜时代。我们的祖先，喜欢用青铜做吃饭家伙，做工非常讲究，就像欧洲人喜欢用银制餐具一样。
当年，我在内蒙古临河县插队，当地老乡有句话，很有意思，“请客吃饭是个礼，锅中没下你的米”。我在老家那阵儿，一到晌午了，村上的人就纥蹴（意思是蹲）在路边，端着大碗，稀里呼噜。你从路上过，他们会热情地问，吃了没哪？吃上些俺的饭吧。我呢，必须左顾右盼，一路回答，吃哇吃哇。这一问一答，只是客套。礼是个象征，是个符号，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送礼，礼物往往是吃喝。孔子49岁那年，阳货请他出山，不是提个点心匣子，而是抱个小乳猪，孔子躲着不见，但人家送礼，出于礼貌，他得回拜。他想瞅他不在，门口通报一声，留个姓名也就得了，不想在路上撞个正着。阳货说，你再不从政，可就晚了。孔子拗不过，只好说，好好，我会出来做官（《论语?阳货》）。
俗话说，当官不打送礼的，礼多人不怪。在礼物面前，大家总是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半推半就一番，最后还是收下了。
拉拉扯扯的风气跟礼物分不开。
中国最重要的礼是跟吃饭有关的礼。
礼是社交手段。吃饭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我们中国，吃饭跟礼仪有不解之缘。鄉即饗的本字，字象两个人，面对面跪坐，中间搁个簋，在一块吃饭。
吃饭是一种交流。不光人与人交流，要靠吃喝，跟神鬼交流，也靠吃喝。人吃饭，神鬼也吃。神鬼吃饭，只是闻闻它的气，古人叫“歆享”。
古代礼仪有乡饮酒礼，一块吃饭的人都是老乡（乡党、乡亲）。六乡之长曰卿。卿大夫的卿字与鄉字本来是同一字。卿者，古之乡长之谓也。
中国的青铜礼器分四大类，都跟吃喝有关。
第一类是鼎、鬲，属于吃肉的家伙。鼎的功能是煮肉，相当炖肉的大锅。鬲是用来放肉羹、肉酱，不是白煮白切的肉，而是七滋八味，放进各种佐料和菜。这一类，鼎最基本。个头最大的鼎可以煮半扇的牛、羊、猪。
第二类是甗、簋、瑚、盨，属于吃饭的家伙。甗的功能是蒸饭，其他是用来盛饭。这一类，簋最基本。台湾故宫办过一个青铜簋展览，他们嫌读音不吉利（簋与鬼同音），改称粢盛器展览。
第三类是尊、罍、壶、卣、觚、觶、爵、角，属于喝酒的家伙。有些用来盛酒，有些用来喝酒。这一类，壶最基本。酒是饮料。人类最基本的饮料是水。古人把水叫玄酒。
第四类是盘、匜、盉、鑒，属于盥洗用具。这一类，盘、匜最基本。古人吃饭前，要洗手、洗脸。匜是水舀子，用来浇水。盘在手下，用来承水。盉是水壶，也可以浇水。鉴是洗脸盆。
肉食的重要性。
鼎和肉有关。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人，现在说法变了，改成吃肉创造人。肉和大脑进化有关。
动物有食肉、食草之分。人也有。上世纪80年代，有人抱怨说，中国文明太落后，原因是吃粮食太多，吃肉太少，好像咱们跟兔子一样。所以闹到后来，有人说我们要当狼，要当海上的狼（海上哪有狼？海上的狼是帝国主义）。
鼎是吃肉的家伙，在礼器当中排第一。中国古代，只有贵族才配吃肉。大家都说，吃肉才聪明。
但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山西人爱吃面。
山西人爱吃面，五谷杂粮，各种各样的面，白面、玉米面、高粱面、莜面、荞麦面、豆面，甚至榆皮面（当粘合剂），菜吃得少，肉也吃得少。吃面，不能没有醋。人家晋北，挨着牧区，自古就是农牧过渡带。他们喜欢养羊，喜欢吃羊肉。咱们这里不太一样。我们爱吃面，但不怎么吃羊肉。过去，吃肉不容易。我在老家那阵儿，养口猪，卖了；喂个鸡，也卖了；鸡下了蛋，拿到供销社换针线，什么也舍不得吃。鱼鳖虾蟹，水库里都成了精，人又不敢吃。他们说，那可léngshēng了（那读wài。léngshēng，指一看之下，心里发毛，有生理反应）。过去，温饱解决不了，吃饭最重要，吃肉喝酒很奢侈。但我觉得，就是现在，也是咥上碗面（“咥”音dīe，意思是吃）最好。
现在的饭局，日怪的很，只喝酒，不吃菜，或只吃菜，不吃饭。人，好像屁股上安着弹簧，根本坐不住，不是围着桌子转圈有如圆舞曲，就是一个家接一个家（山西人管屋子、房间叫“家”），瞎纥窜，根本吃不成个安生饭。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老子》第三章）。吃饱肚子，离不开吃饭。现在的人，饭不吃，菜不想，光往肚里灌白酒，这叫舍本逐末，忘记了吃饭的重要性。
礼贵简。
古代，大家有个印象，儒家喜欢讲老礼儿。大家给儒家定位，是“繁礼君子”。其实孔子重礼，他重的是简。关于吃饭，他老人家有一句名言，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意思是米要舂得尽量精，肉要切得尽量细，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不厌”就是“不厌其烦”的“不厌”，不烦改读。脍炙人口，脍是生鱼，炙是烤肉，一生一熟，最好吃。这两样都是比较原始的吃法。中国后来的美食，煎炒烹炸，几两几钱，选材配料简直跟抓药似的，有人考证，是明清以来才大行其道，放辣椒也晚得很，孔子根本见不着。
我有一个谬论，礼是外国的好。我不认为，外国什么都好，但礼是外国的好。他们不光比我们守秩序，讲礼貌，懂得尊重人，就是吃喝也有人家的优点。他们的饭菜太简单，不是生菜、水果，就是烤肉、奶品，中国人吃不惯，但好处是原生态，古风犹存。他们的饭桌不像咱们，中间有个“懒苏珊”（lazy Suzan）。“懒苏珊”是什么？我一说，你们就明白，就是大圆桌上摆个转盘。据说，这是咱们海外侨胞的一大发明。我们的席，总是七碟子八碗，不转够不着。这样吃饭，最容易超量，七滋八味，互相打架，肚子里闹得慌。西餐，一人一个盘子，自己吃自己的，中国人觉得别扭，其实很健康。胡耀邦提倡分餐制，我很赞同。
人的胃，几乎都有幽门螺杆菌，混吃容易传染。有两个澳大利亚人发明一种药，获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从此胃溃疡不用切胃。他们中的一位作客中央电视台。他开玩笑说，他应该得的是经济学奖。
古代吃饭，有音乐助兴。
古代，老百姓一天只吃两顿饭，但天子一天吃四顿饭。
钟鸣鼎食之家，除了吃饭家伙，还有青铜乐器。
现在吃饭，喜欢划拳行令，不是吵，就是闹，还有专门陪酒劝酒的，又唱又跳，美女帅哥，打情骂俏，满嘴荤段子。
《论语?微子》提到四个乐官，大师挚、亚饭干、三饭缭、四饭缺，四种乐官负责给四顿饭伴奏。外国吃饭，也有唱歌、弹琴的，但不像咱们这么闹。
西周对喝酒有限制，喝酒要合于礼。
商代亡国，周人历数其罪行，有些可能是夸大。但商人酗酒，肯定没错。《尚书》和西周金文都这么讲，反复告诫后人。
孔子推崇周礼，包括喝酒的礼。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酒，喝多少，虽然没有数量规定，每个人的酒量不一样，但有一条红线摆在哪里，就是你别喝到“乱”，借酒撒疯，丢人现眼。现在倒好，喝不到胡言乱语、上吐下泻、手脚抽筋，不叫喝好。
西周的美酒叫矩鬯，不是茅台、五粮液，不是汾酒、竹叶青。古代的酒是糜子酒，所谓矩鬯，是用黑壳的软糜子酿造，加了种香料，名叫郁金（中药铺里有，跟郁金香无关），不是现在的白酒。古人喝酒，都是三杯两盏淡酒，温热了，慢慢喝。高兴了，浮一大白，不是喝一大碗白酒，只是说杯子大点儿，酒还是米酒。
鼎不仅是贵族身份的象征，还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古人有九鼎传说，传说是大禹铸造。九个鼎代表九州。文武克商，周公营建洛邑，据说就是定鼎于洛阳王城。那里至今有定鼎路。九个鼎一摆，就把整个国家都镇住了。这批鼎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大家有各种猜测，越说越神。楚王问鼎中原，九鼎对它很神秘。出土发现，楚国的鼎很大，一摆一大排，所谓升鼎，其实是学西周中期的鼎。
周亡，九鼎不知所终。秦代、汉代，大家找呀找，谁也没找着，据说有一件掉在了泗水里。汉画像石上经常有“泗水捞鼎图”，可以反映大家的想象。人们甚至相信，掉在水里的鼎会逆流而上，不定在哪儿出现。有一回，古代的汾阴，也就是山西万荣县的后土祠（原来是魏国的墓地），河水冲刷河岸，滚出一个大鼎，汉武帝说是祥瑞，把年号都改了，叫元鼎元年（前116年）。
王莽喜欢复古。西安博物院的展柜里有2007年西安市张家堡新莽墓出土的九鼎，包括铜鼎五，陶鼎四。现在也有复古风，到处铸大鼎，比王莽那阵儿还热闹。
《周易》有革、鼎二卦。
革是革除，把原有秩序推翻，改地换天，重建合法性。什么叫合法性？古人说，老天承认谁合法，谁就合法，这叫受命于天，就像美国总统登基，总把一句话挂在嘴边：God bless America（上帝保佑美国）。天命是古人所谓的合法性。革命就是替天行道，把命运从对方手里夺过来，攥在自己手心里。
《易传》说：“天地革而万物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卦》彖辞）日本人用“革命”这个词翻译西方的revolution，非常贴切。阿伦特考证，revolution这个词，原指天体运行，循环往复（《论革命》），很有“天地革而万物成”的味道。它跟“造反”（rebellion）有关，但又不太一样。造反是不成功的革命，革命是成功的造反。古人说得好，革命的要义是“顺天应人”，上合天道，下合人心。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顺乎时代潮流，合乎人心向背。表面是逆，其实是顺。
鼎卦和革卦是一对，含义正好相反。鼎可训定，有安定、稳定之义。鼎有三条腿。三足鼎立，从力学角度讲，最稳定。革是破旧，鼎是立新。革命不是为颠覆而颠覆，而是要建立新秩序，把社会稳定下来。社会也有三条腿，经济、政治、思想，一样不能少。鼎卦初六至九四讲“鼎颠趾”、“鼎耳革，其行塞”、“鼎折足，覆公餗”，不但鼎腿朝天（俗语把头足倒立叫“拿大鼎”），把鼎里盛的肉块肉汤（“鼎实”）扣一地，而且鼎耳掉了，鼎腿折了，想搬搬不动，想挪挪不开，怎么办？第一，你得把它重新扶正，让它三条腿着地，稳稳当当，立在地上；第二，你得把弄坏的地方重新修理一下，换上“黄耳金铉”或“玉铉”，能够用杠子穿鼎耳，随时搬动它。
总之，革故是为了鼎新。
毛泽东帮蒋介石完成了统一大业。
中国靠皇帝统治，统治了两千多年，老百姓习惯了，根本无法想象，皇帝不在，生活会怎么样。民国初年，脑筋急转弯，很多人转不过来。他们寻思，皇帝没了，这还得了，那不天下大乱了吗。您还别说，民国时期，真是天下大乱。“走向共和”在中国是什么意思？“民主自由”在中国是什么意思？人们看到的是国家分裂、军阀割据、党派林立，谁都靠枪杆子说话，有枪才有发言权。比如咱们山西就是由国民党的老同志阎锡山割据。
于是，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说的革命，主要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现在，大家怕谈革命，主要是怕法国革命，怕俄国革命，怕暴力革命，怕共产党革命。他们说，革命还是英国的好，不流血；美国革命更好，纯自由。其实，“自由”（liberty）和“解放”（liberation）本来是同源词。不解放，哪来的自由。英国神话，我就不说了。美国革命，独立战争，求民族独立，南北战争，求国家统一，不正是以这两条立国吗？如果他们不摆脱英国统治，不统一南北方，不解放黑奴，不打仗，不流血，哪有今天。
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蒋介石一辈子都想统一中国，但除江、浙、皖、赣，一直统一不了。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最后，还是毛泽东帮他完成了统一大业。中国的割据势力，非叛即降，不叛不降者，如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马步芳、马鸿逵等等，全都去了台湾，从此没有军队。民国的问题，至此才有了局。大陆是大一统，台湾是小一统。躲进小岛成一统。
蒋介石的献鼎闹剧。
1943年，借抗战的东风，中国终于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值得庆祝，但怎么庆祝是大问题。当时，蒋介石如日中天，大家对他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1944年，借这个势，朱家骅（国民党的组织部长）给蒋介石拍马屁，导演了一出献九鼎的闹剧。鼎是金石学家马衡设计，铭文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刘起釪起草，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蒋介石初闻窃喜，但不明确表态。不表态就是默许，默许就一定有人拍。这个道理，大家都熟悉。
有人批评说，九鼎是王权象征，难道蒋介石要学袁世凯。袁世凯称帝，就是有一帮人劝进。
有人批评说，顾颉刚，你不是说大禹是虫不是人，怎么又把传说当信史。
当时，中国还在抗战中，如此靡费公帑，于心何忍，幸亏有人敢说话。
蒋介石终于大怒，斥之为无耻。
历史教训，不要忘记。
中国现代史，党是关键词。
党，甭管一党、两党，还是多党，都是现代政治的产物，跟皇权专制无关。中国历史上只有“乡党”、“朋党”，没有这种党。清代有“会党”，朝廷说，那是“乱党”。革命党，甭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王朝正统看，都是“乱党”。但中国的“乱”，没有“党”还治不了。
1924年，孙中山跟蒋介石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致蒋介石函五件》）中国革命的老师是苏联，国共两党都曾师事之。
苏联，吹党拍党—吃党喝党—亡党灭党。这是大家谁都知道的三步曲。吹党拍党才能吃党喝党。等把党吃光喝尽，还是这拨人，干脆挖个坑，把党埋了，摇身一变，照样代表“先进”——国未因此强，民未因此富，好处全让他们捞走了。咱们山西话怎么说？就剩丝些些了，sāgā了吧（意思是就剩一点点了，干脆吃光了吧）。
殷鉴不远，中国需要的是一场“墨吏花革命”吗？
我说No。
2013年9月21日在山西长治学院演讲，10月3日根据演讲稿改订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本文载于《读书》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