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朱苏力参加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对话。他坦言：“所有人都讲市场经济、法治经济，其实有一个迷信在里面，因为法律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政府规制的措施。因此，要防止过分迷信法治，觉得政府管的是错的，只有交给法律去管才是对的。司法腐败和政府寻租是一样的，千万不要以为法律就不是政府，它只不过是政府的另外一种方式。”

以下为发言实录：

市场经济基本定型，法治才能真正定型

对于当前中国发展中的法治环境，说实话，我并不是特别乐观。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法治要求不能朝令夕改，昨天如何，今天如何，明天还如何，但是随着中国发展，整个社会又处在急剧变化时期，这是一个矛盾，急剧变化就没办法稳定下来，法治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保守的力量。

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许多制度是临时性的，可能三年、五年就需要改变，这就给法治带来很大问题，制度实际上没有办法稳定下来。如果到2020年中国市场经济基本定型，也就是说社会制度定型了，到时法治才能真正定型。这是中国法治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整个社会转型太大带来的。

第二个大问题，除了经济以外，改革创新本身也会带来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技术问题。法律不可能靠规则本身解决问题，一定要深入到各行业非常细致的问题，比如互联网或者保险业，都会慢慢形成它的规则。法律人现在获得的法学教育，或者法律本身，都缺少对于这些部门本身规则的理解，因此去干预的话不一定很恰当，而如果不干预，站在外面，法律又不可能作为一个制度发挥作用。

所以，法律所讲的已经不只是社会治安方面的内容，还涉及银行业、保险业、互联网、知识产权等，他们所带来的复杂性，也是目前这代法律人很难有效处理的，包括法院都很难处理，很多法官是文科出身，对金融、保险、互联网非常不清楚，如何应对？

转型期要防止过分迷信法治

第三个大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转型的问题，容易腐败，腐败并不是因为他有权力才腐败，而是所有人都处在这一过程中，都比较关心熟人，比如我认识了任总（编者注：指同台演讲嘉宾任汇川），下次找他办什么事情，他就好象有义务要帮我一下。这与法治其实是冲突的，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同样对待，但是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是刚进入城市，或上一代人才进入城市，或者正在进入城市，这就给中国法治带来很大的一个问题，抽象的法律信任很难建立。

最后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有人都讲市场经济、法治经济，其实有一个迷信在里面，因为法律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政府规制的措施，政府同样可能制定出错误的法律，甚至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法律，如何改变？我们要坚信法治，追求法治，完善法治，另外要防止过分迷信法治，觉得政府管的是错的，只有交给法律去管才是对的，事实上许多国家都有过这个经验，曾经有过制定大量法律的时期，而这些法律对市场经济是非常不利的，包括对整个社会转型。

另外，要注意司法寻租，也就是司法腐败的问题，比如两个人打官司，我作为法官，就可能有人来找我，这就是利用法律寻租，其实和政府寻租是一样的，千万不要以为法律就不是政府，它只不过是政府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一种固定化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这是中国法治需要完善的，也是如何应对新经济、新变革、新时代，法治需要做出的一些变革。

法治改革比经济改革难度大得多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法治有非常详细的论述，对于改革时间表，到2020年未来七年的法治建设，我希望它能有进步。但是，我也觉得很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措施，带有很好的想法，但不一定会很成功。比如打破区域来管辖案件，其实很早就有人提过，但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因为随着现代技术发展，是否可以使一个人因为扩大管辖就能改变对案件的判断？比如随着互联网和电话发展，使得扩大管辖并一定能够发挥作用。在19世纪，扩大审判区，或者上海发生的案件拿到浙江审理可能会起作用，但是今天不一定能很好的起作用。打破区域管辖实际上是减弱人际关系对审理案件的影响，在今天的情况下，电话、互联网、微信等日益普及，人际关系已经很难改变，而且，人际关系已经不只是地域化，比如我们都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上一个MBA，你是法官，在浙江或者在贵州，我去找你，或者都不用找，打一个电话，你是我的老同学，就可以解决了。

法律改革制度实际上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作为支撑，而且法律本身也需要社会稳定之后，法律才能稳定。而处在这么一个时代，中国整体经济改革是最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我也是承认的，以及中国大量的人都是从熟人社会过来，甩不开面子，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中国的司法又必须改革，必须增强老百姓对法律的信任，这就变得非常难，比经济改革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经济改革中每一个商业主体或者市场主体都会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且在长期摸索过程中遵循一些规则来追寻自身利益，但是法律不一样，法律与经济改革相当不同，不可能指望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就会形成整个社会的法治。（文字整理：周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