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经有一个非正式但却是真正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来自所谓的WASP权贵集团。该集团的成员一度掌控了政治、经济和教育，但是他们现在已经风光不再了。在我看来，WASP统治阶层(WASPocracy)丧失了信心，并由此失去了担当领导的力量和兴趣。我们现在没有了统治阶层，只有一个包含人称精英团体在内的管理阶层——差不多就是完全由知识界精英（在这个国家最有名望的学校接受教育的男男女女）组成的贵族阶层。
WASP这个缩略词无疑源自于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但是就缩略词而言，这个词表达的含义没有大多数缩略词充分。包括权势人物和一些总统在内的很多人都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和新教徒，但是远算不上WASP。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都算不上。
WASP是一个社会阶层，所有非本阶层出身的人都被拒之门外，只有那些通过婚姻嫁娶冲破障碍的人才可能成为例外。WASP的身份认证是依据家族血统，而家族血统——即恰如其分的出身——会自动让人与恰当的教育机构产生关联。耶鲁(Yale)、普林斯顿(Princeton)和哈佛(Harvard)都是伟大的WASP大学，其后盾是乔特(Choate)、格罗顿(Groton)、安多佛(Andover)、埃克塞特(Exeter)及其它预科学校。WASP成员往往生活在高档社区：纽约上城的中央公园(upper Park)和第五大道(Fifth Avenues)、费城的梅因莱恩(Main Line)区、波士顿的后湾区(Back Bay)、芝加哥的森林湖(Lake Forest)和温内特卡(Winnetka)社区。
然而，WASP的生活方式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可见。他们有自己的社交俱乐部，从事少量的选择性投资和律师事务所业务，比如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Brown Brothers Harriman)和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许多人的收入来源是他们继承的资产，那些钱都用来进行了良好的投资。
WASP曾经在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占据主导地位，在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也是如此，传统上只有一个空余的席位留给一名风度翩翩的犹太法官。虽然很多出名的参议员——我想到了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莱弗里特·A·索顿斯托尔(Leverett A. Saltonstall)这两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议员——是WASP，但WASP在美国众议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从来没有占到过多数。登上了权利巅峰的WASP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对日常美国政治的不成熟表示不齿，他把国会中的交易行为称为马匹交易、腐败行为、“民主的搔首弄姿”等等。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以亚当斯和他妻子克洛弗(Clover)为原型的人物，他们在筹划一场社交晚会时说：“我们来点庸俗搞笑的东西吧——有请总统上场。”
WASP文化影响之大，以致一些在血统上并不算WASP的家庭也试图效仿过WASP式的生活。信奉天主教的肯尼迪家族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位于海恩尼斯港(Hyannis Port)的肯尼迪大院——帆船、衣装、在宽阔绿草坪上玩的触地式橄榄球——就是纯粹在模仿WASP，全然效仿，只是真正的WASP都是身正行端的人，不会像老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 Sr.)那样从事不道德的商业交易或者像他和他的某几个儿子一样不负责任地拈花惹草。
肯尼迪家族千方百计仿效WASP的生活也许并不奇怪，因为在身受排斥的时候，爱尔兰人可能比其他任何人更能感受到嫉妒WASP统治阶层的刺痛。WASP文化的主要文学记录者——比如说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或者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都是爱尔兰人。（菲茨杰拉德和奥哈拉都曾试图按照WASP的模式去生活。）然而痛苦并不只是爱尔兰人才有。今时今日，设计师拉夫·劳伦(Ralph Lauren，原姓Lifshitz)设计服装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他对WASP奢华生活的见解，那是一种有着充裕空间去花钱享乐的生活。
最近的一名WASP总统是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但是有理由相信他对自己的WASP身份并不完全感到自豪。至少，他肯定没有特别突出这个身份。在参加竞选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得克萨斯人，告诉世人他酷爱吃猪皮，喜欢听橡树岭男孩(Oak Ridge Boys)的音乐。（他的儿子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尽管声称自己具有无可挑剔的WASP血统而且是到体面的学校念的书，但他在其他方面似乎已经完全脱离了WASP的色彩，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得克萨斯人，幸福地娶了一名十足的中产阶级图书管理员为妻。）
老布什认为不强调自己的WASP背景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考虑，这是一个强烈信号，表明WASP在美国文化中的威望已经在下降。其它一些迹象很早就已经出现了。1960年代末期，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的一些继承者公开承认他们对自己拥有的财富以及他们的祖辈获得这些财富的手段感到愧疚。到了1970年代，严格限制生源的大学和预科学校开始放弃它们对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由来已久的配额限制，减少自动录取的传统名额，用种族优惠政策鼓励招收黑人。美国 公会(Episcopal Church)作为一个主要的WASP机构，随着它的神职人员把主要精力转向左倾事业，其社会威望也逐渐丧失了。
把某种东西说成是精英已成为了一句骂人的话，而WASP在早期时代就喜欢把自己看成是精英。出身WASP不再会带来快乐自豪，而是一种令人不快的事情（如果算不上有点丢脸的话）——WASP成员过去享受的特权现在看似很不公平，因而严重有辱名声。过去有一则笑话，说一只蜜蜂问另一只蜜蜂为何要戴一顶圆顶小帽。第二只蜜蜂回答：“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把我当成是WASP（wasp一词也有“黄蜂”之意——译注）。”
1960年代末期第一次严重削弱了身为无冕贵族和国家领导者的WASP的力量。对于那一代抗议者来说，WASP一词产生的影响没有此前一直作为宗教术语的Establishment（统治集团）一词那么大。统治集团才是抗议者的敌人和靶子。人们认为是统治集团让国家卷入了越南战争；统治集团限制自由、容忍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并对这样的现状还心满意足；统治集团代表了美国文化中极端保守和普遍专制的一切东西。
长久以来，统治集团将自己置身于美国生活的敌人这样的位置。在不同的时代，敌人名单上包括华尔街(Wall Street)、麦迪逊大街(Madison Avenue)和军工联合企业——全都是形象模糊的实体。然而统治集团的形象丝毫都不模糊。他们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他们拥有诸如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W·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C·道格拉斯·狄龙(C. Douglas Dillon)、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以及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这样的名字。WASP统治着这个国家，而对于不太喜欢这个国家或者说不太喜欢它的发展方向的那些人来说，WASP是一个能轻易识别出来的巨大敌人。
最后一位心安理得地住进了白宫的WASP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而他因为倾向于改革美国社会而被很多人视为背叛了他的社会阶层。他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位住在那里的WASP。WASP文化尽管在私生活领域——乡村俱乐部、社区、少数预科学校和律师事务所——依然存在，但它作为公共意义上的一种现象已经寿终正寝了。
对WASP统治集团的缺点，人们可以写很多东西——而且已经写了很多。作为一个阶层，它非常排外，因此即使并不经常表现出赤裸裸的势利，至少是能够容忍社会偏见的存在的。由于观念传统，它往往对革新和社会变化毫无感觉。想象力在它欣赏的品质中排在很靠后的位置。
然而，WASP精英有其尊严和令人钦佩的社会责任感。在1990年出版的一本名为《WASP之路》(The Way of the Wasp)的书中，理查德·布鲁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写道，WASP的主要品质是“靠勤奋取得成功；惯常将勤奋当成自己的任务；具有将成功当成义务的公民意识，反对贪色纵欲的行为并对其加以约束；任何事情都要问及良心。”
在WASP独霸政坛的时候，高层人士的腐败、丑闻和无能不像现在这样是公共生活的常见特征。在WASP的统治下，公共生活中弥漫着的是稳定、坚实、庄重和几分严肃的气氛。作为统治阶层，今天新的精英领导层没能表现出老一代WASP表现出来的那些良好品质。
精英政治被认为是由那些通过业绩成就而非天生特权获得成功的男男女女担任领导的管理形式。法语La carriere ouverte aux les talents的意思是：有才华者前途无量。这正是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所允诺的，也是任何精英政治体制理应提供的东西。
美国现在自以为实行的是精英政治体制，通过这个制度，最高职位都是向最有才华的人开放的，不管他们的血统或社会背景如何。当你想到我们的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来自阿肯色州一个闭塞地方的破碎家庭，而我们的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并且还代表了两个人种的时候，这看上去似乎真的如此。领导茶党运动的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是一名古巴流亡者的儿子。
美国的精英领导层起步于（也经常终止于）据认为是最好的学院和大学。在精英政治的登云梯上，最先考验人勇气的是要进入这些教育机构——在现在这种千军万马争先恐后抢夺录取机会的大潮中绝非易事。然后，你当然还必须在这些地方表现优秀。在英国，曾经有一种说法是，滑铁卢(Waterloo)和整个帝国都建立在伊顿公学(Eton)的操场上。如今美国的统治权似乎建立在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the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的办公室里，它负责美国SAT考试的实施。
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左翼还是右翼，今天美国公共生活中的领袖人物在校时学业都很优秀。克林顿的履历上有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牛津大学(Oxford，作为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和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奥巴马的履历上有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和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他们的妻子分别上过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克鲁兹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他们个个都是选手——美国精英政治大赛场上豪客。他们的优势想必应归因于他们曾经是优秀的学生。
可是我们的精英领导层的这些优势真的有含金量吗？自1950年代以来出现的两位最强势的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中，第一位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第二位上的是尤里卡学院(Eureka College)，该校隶属于伊利诺伊州的基督教会（基督门徒教会((Disciples of Christ)）。认为杜鲁门是普林斯顿学生、里根是耶鲁学生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的贬损。
除了要求智商高的数学和要求有特别天资的科学课程以外，正常的本科教育唯一让人得到培养的是……更多的教育。换句话说，曾经是一名好学生不外乎意味着一个人善于学习：按要求进行了操练、学会了快速应对口头和书面问题的技巧、弄明白了教授们想要的是什么并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不管学校的声誉有多好——我们渐渐发现，大多数好学校主要是在名声上很好——曾经是一名好学生并不表明一个人有做领导的素质或前途。一名好学生甚至可能是一个十足的追随者，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时刻准备着讨好当权者，以便自己能够接着进入下一个好学校，在精英政治的阶梯上再上一级台阶。
我们新的精英领导层未能展示的——也是老一代WASP引以为豪的东西——是将国家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前的品格与能力。在光荣的行动中表现出品格是美国最后一位理直气壮的WASP作家路易斯·奥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小说故事中的核心思想。做正确的事情，尤其在面对其它选择诱惑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是对WASP最大的考验。相比之下，我们的精英领导层中大部分人好像都是在为自己盘算。
信任、荣誉、品格：这些随WASP文化影响的逝去而远离美国公共生活的元素并没有被精英政治领导们继承下来。许多进入政界的精英人士因在选举中落败而离开公共生活时，还要继续从事游说或其它特殊利益的宣传活动。大学校长不再言及教育中的重大问题，而是把身心投入到筹措资金和公关活动上，期待着能继续向前走，到下一所名气更大的大学就任校长。
我认识的一名按照WASP标准长大成人的金融家不久前告诉我，他认为房地产次贷危机和接连不断的对冲基金丑闻都是由那些和“贪婪的猪”（他的原话）没多大区别的男男女女直接造成的，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优良品质，对于他们的选民或国家也没有一丁点的关心。当然，他补充道，他们所有人都有从这个国家认定的最好的商学院获得的硕士学位。
在精英政治的历史上，迄今为止，那些认真的好学生看上去不过是在努力出人头地、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WASP的领导尽管可能会招致一些批评，但比精英政治领导层做得好。
WASP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它曾给予的那种领导方式不太可能卷土重来。如今回忆WASP充其量不过是提醒世人，随后而来的精英政治没有带来多少明显的进步。相反，那是一种倒退。
（作者的新书《文学教育及其它杂文》(A Literary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将于2014年春天由Axios Press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