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加(译音)，中国 - 80美元的债逼他上了绝路。如果他是中国城市精英中的一员，这点钱郑庆明(译音)买一个新潮的手机还不够。但他是数千万远离中国财富的农民中的一个。他读公立高中的学费就花去了他家每年收入的一大部分。

他想读大学，但那意味着他首先得参加高校入学考试。六月四日，高考前三天，一个潮湿的早晨，庆明的老师又一次老调重弹：他必须交80美元的学费，否则不能参加高考。庆明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愤怒让他忘记了羞辱。他慢慢地说了一句。“我没钱。”但他的老师和整个制度没有让步。

几个小时后，18岁的庆明走到了一列快速开来的火车前面。那辆火车，如同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是辆快车。

他的惨死固然让人震惊，但这个四川北部群山中的农村孩子的生活在中国农村却是比比皆是。象庆明这样的农民曾经是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但现在，当社会主义已被金钱至上，竞争激烈的社会所替代，他们却被留在了后面。

中国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但却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发展的好处主要给了城市居民和政府和党的干部。在过去五年内，富裕城市居民和贫困农民间的差距急剧加大，以致于现在有些调查报告将中国的贫富差距跟最穷的非洲国家相提并论。

对一向以创造繁荣为立身之本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贫富不均已经开始引起7亿5千万农民的不满。农村的不满情绪正在酝酿。农民大批涌向城市去找工。穷人要求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而共产党不愿给予。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政府在过去的25年内大力发展了经济，使千百万人从赤贫中走了出来。但不争的事实是，如果官员们能继续坚持严格的社会主义式的平等，中国人会生活得更好。

但近年来，官员们将国家的财富集中用来建设城市生产和金融中心，而忽视了农民。农民不能拥有他们耕种的土地，当政府占用他们的田地去造工厂或商场时，他们往往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许多农民不能负担基本的生活需要，如上中学。

今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即年收入在75美元以下的，25年来第一次有所增长。政府估计这一类人口增加了800，000人，达到了8千5百万，尽管同期经济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九。

任何现代社会想达到繁荣，都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於城市精英阶层开着宝马，而很多农民每个星期能吃一次肉就是大幸了。问题在於贫富差距加大的部分原因在於政府施行的两个阶级的政策：一方面拒绝给农民许多城市居民享有的医疗、养老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拒绝给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的权力。

尽管政府都持异见者的惩罚一向严厉，据警方资料显示，去年约3百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大多数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干部腐败的受害者。他们为争个公道堵塞道路、拥向政府办公楼，甚至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自杀。

另一个主要发展中国家 - 印度- 的城乡差别相对较小，并有开放的政治制度。五月，印度的在朝党在一次选举中落败，其主要原因是经济的高速发展没有及时渗透到广大的农村人口。

“我们政府认识到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温家宝总理的首席农村政策协调员陈锡文如是说，“印度显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将会危及 共产党。”

温先生和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推动一个新的“科学发展”的计划，强调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并进。温先生还命令官员们减轻农民税务负担。但到目前为止，党对农村不满情绪的最强烈的反应是遏制。今年春天，一本揭露农村非法征税和警察腐败的书在成为畅销书后不久即被禁。

在纽约时报向四川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问题后，一份7页长的关于郑庆明之死的官方报告的结论是，学校尽了一切可能帮助他的贫困家庭。报告否认学校坚持他付学费。报告称精神失常导致了他的死亡。报告总结说，“调查组认为学校对郑的死亡处理是客观的、公正的、自愿的、人道的。”

但亲友、同学和几位教师的描述却截然不同。他们说学校一直追着庆明要钱。几位朋友说他在最后的几周表现异常，但他们说经济困扰和家庭压力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一个农民失去了“铁饭碗”，即生活保障的年月，庆明想上大学，不仅仅为了那份自豪感，更因为他需要照顾家人。

“庆明有能力上大学，但他没有钱。”同学和好朋友邓军(译音)说。“他无法承受被拉在后面。”

一个村庄告诉你什么是贫穷

重庆以北的四川山区风景如画，但极其贫困。、、、郑家所在的村子，三层(译音)，位於一个山边，须经过一条穿过梯田的土路方能到达。一条瀑布的水声掩盖了偶尔开过的卡车的声音。打个电话需要走20分钟到一个灰扑扑的路边小店。

郑家与其他几家合住的房子除了电以外没别的什么东西。房子是一个用陈旧的土砖和木头建的仓库样的建筑，烧饭用明火。午饭时房子里尽是烟，门窗都被熏黑了。

郑庆明会在这里长大是机缘。他是他父母的第二个孩子，父母因为付不起超生罚金，在他出生后不久，把他给了他智障的舅舅和舅妈。他的养父母经常是哑的，而且神智不清，所以抚养他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外祖父肩上。他跟了他外祖父郑自立(译音)的姓。郑自立说：“我每天去地里就背着他。孩子长得真快。开始我一星期喂他一盒奶粉，很快三天不到就吃完一盒了。”

郑家在半公亩的地上种玉米和稻子，养了十几只鸡鸭，够他们自己吃的，但没多少剩下来卖的。等庆明到了上学年龄，需要缴学费时，这成了个问题。老郑没什么门路挣钱，他没上过什么学，不识字。但即使已经74岁，他的小臂和手看起来还是象举重运动员或苦工的。他找了份工：把石头敲成铺路的碎石。

“每分钱进来就出去了，付他的学费。”郑先生说。他指着他的家，说，“你也看到了，别的什么都做不了。”

对庆明的投资还是值得的。他考高中的分数足以让他上当地最好的、在达州(译音)的学校。但他外祖父担心因为钱和阶层，上那个学校不可能。他曾经看到达州的学生穿着新潮的外套和球鞋，而不是许多农民穿得蓝色中山装和凉鞋。他说他怕城里孩子会看不起他外孙。再说，普加的高中只要大概一半的学费。

如果庆明对失去上好学校的机会有所不满的话，他没有告诉他最好的朋友。邓军说：“他知道他家的现实情况。”

在普加的学校里，庆明生物成绩尤其突出，他想当医生。他还爱好文学，剪贴了好些文章，还自己写东西。有一段他经常重复，以致于他外祖父都能背了：不对上谄媚，不对富人吹捧，不对穷人欺诈，为新一代开路。当他上高三时，他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他和外祖父都觉得他有希望上大学。

出路艰辛

对打多数农村孩子来说，大学是一个遥远的希望。义务教育九年就结束了，大多数青年然后就跳上火车或汽车到城里的工厂或建筑工地上找份低工资的工作聊以为生。每年上亿人离开农村，他们寄回家里4百50亿美元。没有这些钱，很多村子可能会萎缩、消失。即使这样，民工仍然是社会下层。他们在城里没有居民权力，孩子上学有问题，并且经常受雇主剥削。

大学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光明的道路，可以带来合法的城市居民户口，一份有固定工资的白领工作，从而为整个家庭提供一个安全网。

对庆明这样的年青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考进大学。每年只有15%的适龄青年能受高等教育，大部分来自城市。顶尖的大学主要迎合精英阶层，偏向他们自己城市的孩子，经常要求农村学生的高考分数高出城市学生。

即使在讲究彻底平等的毛泽东年代，城市里的工人生活得更好，享受工厂或政府工作单位提供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农民在公社时期有一点集体福利，但标准要低得多。今天，这些差距加大了。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能通过他们的公司或政府获得医疗保险，城市有更多的经费和更好的、收费更低的学校。政府要求如此，因为担心城市居民组织起来更容易，所以如果失去经济保障，要造反更容易。

农村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25年前，邓小平打破了低效的公社制度，采取了承包到户以提高农业产值。但政府同时也取消了服务。农村政府几乎得不到任何富裕地区的资助。他们就向当地农民征税和无休无止地收费来养学校、医院、修路、甚至警察。

中国知名社会学家李史(译音)的一个最新调查总结说，把城市住房、教育、福利和医疗以及收入算进去，中国城乡差别已发展到了极端 - 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

庆明和他的家人要克服这些障碍本来就很困难了，这一年，压力变得更大，只为一个原因：钱。

没钱？没学上

普加高中是一座灰沉沉的建筑，学生们为得到政府教育，必须付出高额的学费。以西方的标准，这一长列的收费 - 学费、住宿费、书本、电脑使用费 - 可能看起来不算什么，只有290美元一年。但这已经超过了四川农民2002 的人均收入，250美元。在美国，这就相当于公立学校每年收每个学生43，000美元。

即使如此，郑自立一直按时付他外孙的学费，一直到他高三的冬天。郑自立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他所工作的政府修路项目的老板不给他发工资，相反给了他总计200美元的欠条。他几次到县建设局要求付款，官员们把责任推给中间人或上级，没人付钱。

然后，郑的78岁的妻子得了肺病。和大多数农民一样，他们没有医疗保险。治疗和药费医院要了250美元，这样全家的积蓄就一点不剩了。

当庆明进入高中下半学期时，他家已经没法按时缴费了。问题马上就显示出来了。同学们说，庆明的老师，张绪都(译音)经常在全班面前批评他没有交学费。老师说：“没交学费的人必须马上交。”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庆明。

庆明回家了好几次去要钱，家里到处去筹集。他外祖父写信给一个住在沿海地区的远房亲戚，那位亲戚寄了500元，即60美元。但庆明仍欠学校80美元。

张老师没有回复记者徵求意见的电话。但对庆明的案子的正式调查说张没有逼迫学生缴费。朋友们说庆明一直很节俭，但到高三时，他的节俭更是明显。他每顿饭只花4毛钱买蔬菜和米饭，许多别的人花两倍的钱买猪肉、鸡肉、豆腐或鸡蛋。一位同学说：“庆明每星期吃一次肉，他回家，他外婆给他杀只鸡。“

他考进了全校最好的班，从而再次证明了他的学业潜能。但庆明的朋友和同学说，随着高考临近而他的学费仍没着落，庆明被压垮了。一位同宿舍的同学说庆明经常做恶梦，呻吟着关于学费和老师。他开始不守纪律，曾经和同学打起来，还有一次在课上莫名其妙地冲出教室。

五月六日，张老师叫上庆明，一起坐摩托车到三层去见庆明的外祖父。郑先生说，老师告诉他他外孙非常不听话，他(张)怀疑庆明可能有精神病。站在边上的庆明回答说：“你才有精神病。”他随后跑了出去，自己回了学校。

几天后，郑先生拿了家里的50个鸡蛋，搭了个车到普加。鸡蛋总共卖了6美元。然后他请张老师吃了顿饭。6美元买了几个肉菜和两瓶啤酒。“干部总想要好处的。”郑先生说。他说那天他请张老师免去学费，因为家境实在困难。他说张“给我一个印象”他会考虑这个要求，但他从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

一个大好生命的终结

同学和老师说，这件事情至六月四日，高考前三天，达到了高潮。张把庆明叫到他桌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再次要庆明缴80美元，否则，学校将不给他准考证。没有准考证，他上大学的希望将彻底落空。庆明说他没有钱。一位同学站了起来，表示愿意卖血来帮助庆明。据后来调查此时的老师说，张回答说：“你要卖命我也不管。他交钱，否则就不能参加考试。”调查的老师说，庆明当时就炸了。他一脚将一把雨伞踢到了教室另一头，然后拣起来，从窗户扔了出去。他随后跑了出去。当天晚些时候，有人在一个火车站看到庆明，光着脚在铁轨上晃悠。根据警察报告，一位铁路工作人员问他在干嘛，庆明说他为国际刑警组织工作，然后就走开了。当晚9：30分后，他又回来站在了铁轨上。撞上他的火车是重庆-北京之间的特快1006号。被发现时，他的外套，里面有一条胳膊和他的身份证，躺在离他尸体30码的地方。

庆明的死震惊了整个学校。老师们说学校领导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对付外界的调查。一位知情的老师说，当警察通知了学校，开始学校领导否认庆明是那儿的学生。他们给的原因是庆明没付学费，所以不是在学校注册、归学校管的学生。事情发生几天后，学校领导到三层去看郑的家人。郑自立不在家，但学校领导找到了庆明的舅舅，亦即他智障的养父。他们提出给他18，000元，但得签一个文件不再追究学校的责任。舅舅签了文件，拿了钱。

学校领导关于该事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六月份给上级的内部文件，另一个是七月份为回答纽约时报问题而准备的。两份报告都坚持学校从来没有逼迫庆明缴费，同时说学校考虑到他的家庭情况部分减免了他的学费。但两份报告在关于何时减免了学费及减免了多少等细节的描述上大相径庭。

学校领导同时说没有证据证明庆明和张六月四日发生了冲突。但华西日报一篇关于庆明之死的文章引用张，说他最后一次和庆明谈话是在六月四日，他让庆明交学费。老师们说即使张想帮忙，他可能也无能为力。他们说学校校长杨方复(译音)要求教师们负责催缴他们学生的学费，并用高考作为收债的手段。老师们说，一年前，杨从一位教师的工资中扣了75美元，因为那位教师的两位学生因为贫困而未缴学费。官方调查证实杨要求教师负责收学生的学费，并曾因此原因扣了一位教师的工资。但调查说杨并未将缴费和高考挂钩。

归根结底，官方坚持说，庆明的死是因为他“精神失常”，他并未想自杀。几名学生说自庆明死后，他们的老师曾与他们单独谈过，提醒他们庆明的古怪行为，暗示他们如果外人问起，这是他们应该强调的。

郑的外祖父不同意官方的说法。他说学校从来没有减免过他外孙的学费，他说庆明只是非常担心，没有发疯。他在起诉学校导致庆明之死。

现在他所拥有的唯一能纪念他曾背在背上的外孙是一堆课本：三角、政治、历史。郑先生的文化不足以读这些书，但他留着它们作纪念。其中一本是庆明的剪贴本。在本子最后面，庆明贴了一篇从杂志上剪来的文章，文章讲的是一个智障的农村女孩被人强奸，接着又被家人因为怕蒙羞而抛弃。在文章的边上，庆明写下了他自己的想法：“我们必须给无辜的弱者一双援助之手，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立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