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硕士生毕业，留在武大哲学系当教师，同年结婚。83年，我因晚婚（34岁）而被照顾分到了湖边五舍的一间16平米的结婚房，是那种三层的所谓“筒子楼”。在走廊里生炉子做饭，一楼有一个女厕所，二楼有一个男厕所，三楼没有厕所；各层楼都有一个水房。我们住三层。我觉得够不错的了。同事送我一桶绿色油漆，我把门窗全部油了一遍，又从建筑工地上拎来半桶熟石灰，凭以前做小工的经验加了几把盐，自己做了一个排刷，将几面墙和天花板刷得雪白耀眼，用我以前在长沙挑土积下的7百多元钱置了一套简单的家具，就在这里营造了一个自己的小家。那时我和妻子小肖都不怎么会做家务，生炉子生得满楼道都是烟，最后还常常灭了，又要重生。煮菜也不大会煮，去食堂买饭菜又常常受气，菜贵不说，还难吃。有次我买了一份“萝卜烧排骨”，回来一看，只有一块带毛的大肉皮，没有半点排骨，气得小肖拿去食堂退钱，还和人家吵了一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挺满意这个家的。首先是风景好，到处绿树成荫，屋后面还有一大片树林子，湖边的风吹来阵阵清新的水气，各种鸟儿在树枝间觅食和嬉戏。再就是安静，住在这片的大都是青年教师，白天不是上课去了，就是在家看书做学问，除了中午排队打饭时食堂门口传出鼎沸的人声，以及傍晚在几栋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几个打羽毛球的人的声音外，其他时间整个周围环境和道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断续的蝉鸣声。
挨着湖边五舍的是三舍和四舍，距离我们也就三、四十米。几乎与我同时分到三舍住的是中文系的李敏儒，和他爱人小彭，都是我的湖南长沙老乡。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更小，只有12平米，一楼，又黑又潮。记得那时常和他换工，到他们中文系或者我们哲学系借一辆三轮车去煤站拖蜂窝煤，一个踩车一个推车。两人都下乡当过知青，劳动力强，拖个七八百斤煤不在话下。李敏儒后来远渡重洋去美国读博士，现在是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全家都成了美国人，但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看老朋友。易中天是稍后来到湖边四舍的，他早我一年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但工作问题和爱人李华的调动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到一切办妥时已过去一年多了。他也是12平米的房间，一楼。他们的小女儿贝贝挤不下，只好暂时寄住在中南财经学院的爷爷家。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湖南人，李华虽然在新疆出生和长大，但祖籍是湖南。我们三家除了小肖是武汉人外，都是湖南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连小肖都学会了长沙话。
大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湖边的“湖南帮”又加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长沙人，这就是学经济的杨小凯，他也是住四舍，12平米。
我知道杨小凯已经很久了，但以前从未见过他。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文革前就下放在湖南江永县的几千知青纷纷回到长沙“造反”，并且从传闻和大字报知道，长沙市最有名的造反派就是一中“红中会”，他们的理论家是高中生杨曦光，也就是后来的杨小凯。于是，凡是与杨曦光有关的大字报我必看，并对他的见解钦佩不已。我们当时也在办一份知青小报《中毕红旗》，不是控诉性的，而是有一定的理论色彩，虽然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很大影响，但在杨曦光的文章中居然也被关注到了，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新动向。但后来就是“省无联”的倒台和杨曦光的被捕，听说他是逃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被抓的。接着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批杨曦光这个“小人物”，相关的传单满街都是，印象中似乎每个人都讲了话，讲得最多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大意是说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决不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后面肯定有“黑手”。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太小看一个19岁的中学生了，同时又觉得他们这么多大人物一起来批杨曦光，又似乎太重视这个小人物了，由此也就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想要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找来看一看。但哪儿也找不到。因为该文作为大字报刚贴出来不久就被复盖了，我没能赶上看，后来就被宣布为“反动文章”，见不着了。然后听说杨曦光的母亲自杀（她原来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又传来杨曦光被正式判刑10年的消息。
1968年，我们知青陆续返回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来，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我们大队知青造反派的头，人称“芋头” 的，拿来一份传单，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让我们传看。我一看，这不就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吗？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文章还有点长，好像有一万多字，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我怎么也看不出文章有什么“恶毒”和“反动”的地方，通篇没有攻击任何人，从头至尾都是在客观冷静地侃侃而谈，对形势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头头是道，细致深刻，远远超出我们这些被运动者的简单头脑，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见，从表面的口号底下揭示出隐藏的实质意图来。我想，也许这正是使那些大人物们感到恐惧的地方。如果人人都有杨曦光这样的头脑，或者至少这样的人多一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搞不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极为震惊的，不是里面的具体观点，而是那种冷静旁观的理性分析态度，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是神，是只能服从、不能分析的，即使是善意的分析也不行。杨曦光的分析可以说还是属于善意的分析，隐约还似乎为毛泽东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实现出来而感到惋惜。但他的这种理论上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把我彻底震住了，我如梦初醒，深深地为自己以往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曦光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我和杨曦光同岁，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我开始认真地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在漫长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我挤出每一点空余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为的是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态度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我一下子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思想也变得深刻起来，能够在当时那些表面的宣传口号底下发现某种不可明说的隐秘目的。
与大多数人由林彪9.13事件才看清文革的实质和开始反思毛泽东不同，我是从1968 年读到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就已经跨过了这道门槛，所以对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反倒由此思考起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必然性来。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自学，在1979年，我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哲学，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但我没有一瞬间忘记了我与杨曦光这一段未曾谋面的缘分。
可以想见，当我听说杨曦光也被刘道玉校长聘请来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个湖边小区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激动！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们去拜访了他。在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里，杨曦光，现在是杨小凯，面容刚毅，偏瘦，但显得很结实，虽然说不上漂亮，但英气勃发，同时却又很谦和。说话的速度不快，偶尔还有点结巴，但思路极为清晰。那时他刑满出狱已有五年，听说最初是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看中了他的才华，想录用他，但当时的形势还不允许这样大的动作，所以暂时安排他在邵阳印刷厂当校对。正是在邵阳印刷厂，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吴小娟，两人谈起了恋爱。这桩恋情双方的家长都不同意，小凯家可能嫌小娟是个普通工人，文化不高；而小娟家对她找上个刑满释放的反革命也是耿耿于怀。
我在见到小凯前就在长沙小凯家见过小娟，印象中是一位“冷美人”，脸上从不带笑。现在想来，她那时可能正为她不为杨家承认而痛苦，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后来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但社科院因为政治问题迟迟不敢要他，一直吊着。是刘道玉顶着“左”的巨大压力把他作为人才引进武大来，聘为经济系讲师，且分了一间房，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胆举动。
我们可以说是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夫人和小孩暂时还没来，他就天天在食堂打饭吃，傍晚就找我们和他打羽毛球，我和小肖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打得满头汗，而他大气都不喘一个，显得十分轻松，上来试了几拍，我们就成了他的啦啦队。他打球又快又狠，准确潇洒，动作灵活，姿态优美，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他体格强健，身材匀称，据说从小习武，三四个人拢不了他的边。虽然这是听说，但有件事让我亲自领教了他的功夫。有一天傍晚我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从武大走小路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他去拜访华工的数学老师，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
晚上返回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出来，走了不多远，还没出华工校区，自行车的链条断了，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如果推着走回去，至少也得一个半小时，我想把链条修好，就在路灯下鼓捣起来。正在满头大汗地修车，这时小凯也从老师家出来了，恰好碰见，问清了情况，就说，不用修了，我带你走。我说，你带我走可以，但是我这辆车怎么办？他说，我也一起带上。我大吃一惊，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我是一辆永久二八的大车，他骑的是一辆二六的小车，他要骑着小车带大车，后面还坐一个大活人，而且回去的路上是没有路灯的泥巴路，一般骑车都要半个小时，能行吗？但我看他那种信心十足的样子，又不像是开玩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坐上了他的车后坐。他就这样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牵着我那辆车的车把，带着我晃晃悠悠地骑行起来，但不久就平稳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在黑暗中，只隐隐约约看得到前面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他像玩杂技一般同时保持着两辆车的平衡，一直到家都没有出什么事，只是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他是由于用力，我是由于紧张。
从此，我对他这种掌控自己身体和外部工具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似乎也为他思想的那种数学般的精密找到了身体上的理由。他完全是用数学和逻辑操纵着他的身体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同时反过来，他又是用极其具体的身体感受在把握他思想中那些抽象的数字和公式，这样的人，真乃奇人也！
所以我很喜欢和他谈学问，虽然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我们都太忙。有一次我碰巧和他同路，谈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比较，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学现在已经过时了，大意是说，马克思用的是抽象法，抽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比如“价值”，然后把它往一个一个经济学现象上套，解释不了的就用偶然因素添加进去，视为对本质事实的偏差；但现在偶然因素越来越多，“偏差”越来越大，那个“本质”就离现实越来越远。
而凯恩斯经济学则用的是统计法，紧紧贴着现象来找规律，建构起可操作的数学模式，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可以解决问题，并且随时可修正。我那时脑子里还满是形而上学，总认为不管怎样，马克思所发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是对一切经济学事实彻底理解的根据，如果像凯恩斯那样，把经济规律建立在人们那不确定的消费欲望之上，一个流行时尚就可以改变规律，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规律可言，只是碰运气罢了。不过我没有和他展开争论，毕竟我不是经济学专家，他说的那些概念术语，什么“边际效应”等等，我都不懂，只觉得大开了眼界。
记得当时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如此相信经济学问题可以用数学来解决，致力于研究数理（计量）经济学这套东西，但它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真的能够有作用吗？他沉吟半晌，说：相信将来是会有用的。我觉得我这一问可能击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国，并不存在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那种统计，一切统计数字都有掺假的成份，而且经济运作也不是按照统计数字，而是按照权力博弈和潜规则，离他所设想的那种“规律”还无限遥远。当然我并不否认他的数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但我深知小凯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当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而是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设计蓝图。他骨子里是一个立志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还有一次，他谈到他在牢里结识了几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数学就是向其中一位数学家学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都在牢里”，他说。有一位被作为“反革命罪”和他同在一起服刑的刘凤祥，原来是湖南工人报的编辑，极有才华和思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车间劳动，被机器轧断了一只胳膊，文革中再次遭难，先判无期徒刑，后被枪毙，80年代才获得平反。
小凯受他影响很大，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经验和历史教训。从牢里出来，他头脑里装着两种知识，一种是可以定量化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另一种是人性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学和社会历史知识，他认为这一类是通俗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须专业训练。他的这种划分我当然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像哲学这种知识也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如哲学史的训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没有方法论的训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未经训练就可以进得了门的。文学创作则更需要天才。小凯的这种划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种偏见，一是他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学的学术性，二是他以为他只要愿意，也可以轻易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
大约是1983年冬天，他通过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办成了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手续。是否放小凯去美国，这在武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又是校长刘道玉力排众议，拍板放人。这事后来成了刘校长的一项“罪名”，但在全校教师心目中却为刘校长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在此之前，小凯已经把爱人小娟和刚刚两岁的女儿小溪接来武大，而且换了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在北三区36家，16平米，还有两家共用的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离菜场和商店也近，不像湖边买东西要走上二十分钟。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每月可灌一罐气的煤气本，这是当时青年教师做梦都不敢想的。不过，他们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并没有享受多久。小凯远渡重洋之后，小娟一个人带着孩子，要自己做饭，又要上班，又要料理孩子，忙得焦头烂额，还要马拉松式地办理出国陪读手续。那一段时间，我看小娟几乎都要疯了，有时请我们帮忙照顾孩子，她自己过汉口去办手续，整天来回跑，人变得又黑又瘦，家里孩子的脏衣服丢在地上，身上尿湿了也没时间换。大概在84年夏天，她也有狠，终于把陪读的事办成了，临走前交待我和小肖帮她看房子，连同煤气灶、粮油证、副食品证等都给了我们。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我们一边祝贺她带着女儿去美国和小凯团聚，一边庆幸自己天无绝人之路。
因为那时小肖也已怀有几个月身孕了，我正愁原来的筒子楼条件太差，孩子生下来后连身子都转不开，现在我们居然有了两处房子，还有半个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以及点火就着的煤气灶，这样的好事哪儿有！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夫妇对我们的信任。后来，我们两家常有信件来往。有一封信是小凯写的，说他现在正为是否加入基督教而苦恼，因为他不愿意和儒教断绝关系。后来就听说他最终还是入了基督教。我想，在那样一个基督教社会中，不入教可能是难以和人家相处的吧。不过我总觉得，他的儒家情怀是深入他骨髓的东西，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摆脱的。
这年9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从妇幼保健院抱回来，就住在这间借来的房子里。房子在一层，虽然只有16平米，却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上山的小路，一个就直接对着几米远处珞珈山那郁郁葱葱的满山楸树、樟树和马尾松，树影摇曳，鸟语声声。我们请了一位老家的堂侄女来帮忙，用小凯的柜子家具把这间房子隔成两部分，外面部分放一张双层铁床，由小保姆住下边，上边放箱子；里面部分是一张大床，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这张大床上，后来添了一张婴儿床放在大床边，给孩子睡；靠窗子刚好还能放下一张书桌。
我戏称我们的房子是“两室一厅”。小娟留下的粮油证，开始我们还帮他们攒着，后来看看他们可能不会回来了，于是就把油票都用了，粮票用不完，就拿去和农民换鸡蛋。这样直到两年后，有关部门才把粮油证收上去，那时候粮票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得到，也不贵。小娟还留下一只小木箱子，没有上锁。有次我偶尔打开看看，居然是小凯的一些手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文学创作手稿。我稍微翻阅了一下，觉得小凯实在不具备写小说的天才，所有的人物都在发议论，对每个人物的内心都在进行分析。
这种情况我因为自己就经历过，所以十分熟悉。我当年也曾尝试过写作，但后来放弃了，我觉得自己过于理性，缺乏创作所必要的激情。但我知道，即使不成功，这些都是小凯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录着他某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于是我又把一切放回了原处，细心保存起来。学校收回这套房子和煤气灶是在88年，那年小娟的父亲从湖南来，用一辆大卡车把他们的家具用具，连同那口小箱子都运走了。不过在那之前87年，我已搬进了湖边九区一套一室一厅、带自己单独的厨房厕所和阳台的新居，30多平米，号称“鸳鸯楼”，并且分到了一个和小凯同样的煤气灶，总算是从住房的困窘中摆脱出来了。我永远记得，是小凯和小娟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小凯再次回到武大来看我们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学校新盖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小凯第一次回来看我们就是在这套房子的客厅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拿出了一套他自己拍摄的照片来给我和小肖看，是拍的他在澳大利亚自己设计、自己盖起来的一栋很气派的房子。
他说现在国外时兴自己动手盖房子，看他说话的口气，颇为得意。这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被澳大利亚一所名牌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又被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问起小娟，他说她现在忙于带孩子，他们在国外又有了两个孩子。我看他满面红光，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样子，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健了，心想在国外的生活和国内就是不同。我们都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使我们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在国外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居然只能由经济学院的院长私人掏钱接待，官方拒不出面。我想如果还是刘道玉当校长的话，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90年代，小凯经常在一些华文刊物上发表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评析文章，得到了经济学界高度的评价，常被引用。我想，就算他的经济学观点不被政府采纳，他这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总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啊！谈到个人的收入，他似乎对国内大学老师现在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当时还在实行的福利房政策羡慕不已。他以他那精于计算的头脑帮我算了一下，认为我现在的收入表面看来比不上他，实际上并不比他在澳大利亚少，除了物价差别外，还有不少隐性收入。我甚至想，如果武汉大学现在要聘任他，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应聘的。他后来还来过两次，每次我都是去珞珈山庄见他，顺便给他带一本我自己出的书。
03年的时候，听说他生病了，我很吃惊，想不到他如此健壮的身体也会有病。但我想，他肯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他体质好，也许是过度劳累，一时不适应，但恢复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过了不久，果然听说他病好了，我也放心了。
在此期间，我收到过小凯入基督教会后在教堂所作的几次见证记录，谈他如何因为信仰上帝而使自己去病消灾。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当然，我也不能担保，如果我自己处在那样一种处境下，我会怎么做、怎么想。也许人骨子里都有自己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这种幼稚在世俗眼光看来是愚昧，但未尝不表明一个人内心深处还有某些单纯和天真的东西，它是通往善良人性的。我由此对宗教的感召力无比敬仰，虽然我自己不信宗教，但我尊重和钦佩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
去年我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做访问三个月，悉心体会周围信众的那种宗教氛围，我觉得这种氛围根本不是科学所能够分析和理解的，它是由每个人的瞬间宗教体验而建构起来的。例如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之一潘能贝格（W.Pannenberg），就是在青年时代一次强烈的宗教体验中决定皈依基督教的，那次他正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在夕阳的照射下，整个山谷充满着金色的阳光，他被深深震撼了，感到确实有上帝在抚慰着他的心灵。我不知道小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宗教体验，但世界上多少杰出的科学家，饱学之士，在谈到上帝时都是如此虔诚和幼稚，因为在上帝面前（如果真有上帝的话），谁不是孩子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充分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式的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但我同情小凯的信仰，我不敢说，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和他那样的有神论者，哪个的精神生活更可取、更有意义。至少，基督教帮助他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种“遑遑如丧家之犬”的痛苦心态，能够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坚强地支撑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功莫大焉。
2004年，我得到了小凯终于去世的消息，大感震惊。小凯已有好几年没到武汉来了，听说有时偶尔回大陆，也只到长沙看望90高龄的老父。我想他大概已经对武汉大学的那种冷漠和不通人性深感失望，这些官僚们哪里有半点关心学术和国家前途的心，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
但我一直还在期盼有朝一日小凯能得到武汉大学的承认，只要他活得足够长久。可惜他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天妒英才，小凯可能是我的几个最有才华的同龄朋友中最早离开我们的。05年我在海南大学和萌萌、志扬一起还在为小凯的早逝而感伤不已，谁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们的父辈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太优秀了，才不能见容于这个庸人的世界。
小娟在04年底曾带着她的小儿子到武汉大学来，住在我们家。那时我刚好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去了，未能见着，颇感遗憾，是小肖接待的她。她来武大，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老校长刘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刘校长，小凯一家的命运才有了决定性的转机，华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成就，据业内评价，是足以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但刘道玉这样的校长在中国也已经绝迹了，每次我在校园里碰到他，都有一种“恍如隔世” 之感。我无比怀念我和小凯一起在湖边居住的日子，那是一个金色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内心多么充实！我们那一代人，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我们承受过民族的苦难，但我们拥有这一段光辉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没有白白地受苦。至于后来者将要如何造就中国的命运，那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了。我们把我们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他们，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