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任命我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组成新市委。《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公布了这一任命。从此我被深深地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中。
虽然当时我们对许多事情不能理解，但还是遵循着党内一贯的老传统，忠实地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各项决定。从我到北京市工作至我被罢官前后两个月时间，毛主席说我犯了50天的路线错误。在此期间中央日常工作一度由少奇和小平同志主持。那时中央大多数负责同志对突如其来的混乱局势都主张要采取措施加以稳定。北京市首当其冲，向各大专院校派去工作组，市委因此被定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这个时期，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少数人外，中央的负责同志并不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因而只是按照北京市的状况指导工作，力求稳定大局，把运动引导到党的领导之下。我所犯的所谓50天的路线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波澜，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蕴育之中。
一、刘少奇“6．20”批示
6月1日以后，北京的大字报多极了，铺天盖地。我们没有时间看，让秘书分头去看，他们也看不过来，也看不完。我们完全是仓促上阵，对聂元梓反对彭真的由来不甚了了，对北京各大学、中学的情况也不甚了解。当时中央已对彭真的问题定了性，彭真、刘仁同志都住在家里，已停止工作。在中央讨论北京市委书记处名单时，我对彭、刘既没有讲好话，也没有讲坏话。中央决定在北京新市委中保留原来的三位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
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错误的舆论，意思是新市委领导属于“保皇派”，说我们放手不够，因而北京市“保皇派”的势力很大，大字报中“保”的内容多。我向中央汇报是如实汇报客观情况。当时大字报的内容确实不像后来那么上纲上线，因为共产党17年来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得到群众的拥护，很多群众对“文革”不理解，因此“揭露”性的大字报较少。但是毛主席却认定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派我去的任务是揭开盖子，反“旧市委”。我们也只能照此对前市委，特别是市委主要领导进行批判。成立新市委，群众敲锣打鼓欢迎，庆祝。但我心里明白，我想党中央在考验我能否执行中央方针，能否打开局面。我不了解情况，对许多问题不理解，看到形势的发展是跳动的，根本跟不上。
为什么叫“旧市委”？因为《人民日报》公布成立新市委，因而人们称原来的市委为“旧市委”。这种说法如同叫国民党的政权为旧政权一样，因此原市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此很有意见。
中央每次开会都是要求放手、更放手。我们在华北局也是这样传达、布置。会上“保守”的倾向比较大，怎么突破这一关？怎么跟得上毛主席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大家共同点，都认为毛主席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比历次运动都猛。安子文讲：“三反”就很厉害，那时毛主席在怀仁堂讲，“国共合作，现在是真正的国共合作”（他的意思是指共产党向国民党学习腐化）。当时限期两天之内发动群众，如发动不起来统统撤职。什么叫发动群众？就是让群众骂你。安子文说，那时，只怕人家不骂你。这实际是为保官而斗争。第一炮打官僚主义，炮打司令部，朝我来。有男女关系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或者用私人、家属来了找工作等等，从小事开始。经历了这么多次运动，但是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文革”来得这么猛。
放手发动群众，放手也不容易。怎么个放法？放给谁？谁是群众？只能一步一步做。很难，很难。
6月1日到10日是宣传阶段。10日参加杭州会议回来之后觉得，毛主席虽然态度不那么明确，中央也不那么痛快，但是胆子要大，还是要干嘛！每天做说服工作：不要怕，准备垮台。王任重当时主持中南局的工作，他的思想和我们一样，但是他离中央远，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曾提议起草《五一六通知》，因而到12月份才垮台，被解除工作。
6月3日上午11时，中央在少奇同志家召开会。少奇主持，小平讲话，总理在，参加会议的有陈毅（外交口）、薄一波（工交口）、李先念（财贸口）、陶鲁笳（农村口）、叶剑英、陈伯达、康生、汪东兴、陶铸，我和郭影秋代表北京市参加。大家在会上说，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大家议论了七条，我建议再加一条群众路线。小平首先表示：好，同意。
讨论完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大。因为要传达，中央又没有指示，我就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陈毅讲了一段话，他表示很高兴，对我说：你再说一遍。他拿出小本子记。当时他也很紧张，外办、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
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污蔑人；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制定出八条之后，我说：“有了这八条就好办了，现在需要向下讲。”
小平说：“开个十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
我说：“还得准备，先分开讲。今天晚上开第一次会，包括机关干部；第二次包括学校，分开讲。工作几天再看看情况。”
他说：“好。”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6月6日北京新市委宣布成立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6月15日，北京新市委和共青团中央决定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6月18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决定。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这篇社论无疑给北大的学生点了一把火，因为学生们认为陆平的问题比匡亚明大得多，而且是中央点了名的，但是至今未被斗争过。由于陆平等领导被工作组隔离，他们找不到，于是他们就斗那些能找到的人。
6月18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全体工作队队员都到教学区开会，学生们独自在学生宿舍区学习、开会。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的学生利用工作组不在期间，在学生宿舍区先后斗了40多名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党员干部和两名学生干部（其中一名是西语系学生团支部书记吴然，他是烈士子弟、原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的养子）。以一、二年级的学生为主，在39楼设了“斗鬼台”，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脸上，拿厕所的纸篓作成高帽子戴在被斗人头上，罚跪，少数人还扭打被斗者。事件发生后，其他同学赶快报告工作组，有的高年级的同学挺身而出制止：“说理斗争不要打人”。工作组领导小组张承先等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闻讯后赶赴现场，讲话制止。11时以后，情况缓和下来。
工作组认为，这次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针对上述情况，领导小组立即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下午1时召开各系工作组组长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的事件，提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同（聂元梓大字报公布之后，北大校园即出现过打人的现象），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此决定抓住这件事，教育群众，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增强革命警惕性。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要求19、20、21日连续3天组织讨论、对照、检讨。
当晚10时，工作组主持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张承先广播讲话，主要讲了工作组要坚决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批评了乱批、乱斗干部的做法是违反党的政策，指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揭露了当场被抓住的几个坏人的情况。并要求全体师生员工组织讨论。工作组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批准，等等。
当夜北大工作组给中央写了简报，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简报报告了事件的经过和他们处理的情况。报告认为：“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并说：“除了这些坏人以外，参加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问题的人，怕火烧到自己身上，乘机表现自己，假装积极，抓‘替死鬼’，乱打乱斗；另一种人还是单纯从个人出气出发，不听工作组的劝告，不顾党的政策，不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利益。”并报告了他们已采取的四项措施。当天张承先向我汇报了情况，我也同意上述简报的内容。
6月19日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份简报，加上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这个简报于20日下发。刘少奇认为牛鬼蛇神出动了，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
当时，我们处理的事情太多，隔了一两天，大约是21日、22日我看到刘少奇对北大工作组简报的批示，才知道中央转发了这份简报。当然，我们贯彻了中央的指示，6月下旬，让北大以及工交系统的工作组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我们派马力（新市委秘书长）到清华去看蒯大富，那时清华工作组正在斗蒯大富。
二、我的6月23日讲话
6月23日我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毛主席讲过“一个游鱼三个浪”的话。我解释：不要把这件事（指“6．18”事件）看得那么重，但大体还是按照刘少奇意见讲的，只是把语气变了一下。说：现在形势大好，“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出台了。”反革命拦腰一截，把我们的运动截了一下。有反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抓起来不就完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由此而来的是下面运动中开始“抓游鱼”。当时讲话时，还以为这是发动群众的一种办法。
在6月23日讲话中，我还提出恢复党团组织活动，因为我认为北京市的党员、团员，党组织、团组织，大多数是好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有的过去就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进行过抵制和斗争；有的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是在“三家村”和它的根子被揭露以后，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投入了战斗；有的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他们在党和群众的教育、帮助下，许多人正在同错误彻底决裂，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们的共青团是党的忠实的得力助手。我们的党员、团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是革命的。6月30日《北京日报》根据我讲话的精神发表了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
后来批斗我，给我罗织的两大罪状，第一是参与制定“八条”，第二即是“6．23”讲话，“抓游鱼”。
运动来得猛，情况复杂。我们难以了解全面情况，又没有思想准备，就是每天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一天累得要命。但6月份对我的冲击还不大。机关里的大字报渐渐多了，我也没有多看，因为实在顾不上。后来这也是一条罪状：不看大字报，不上“前线”。
新市委成立之初，有同志提出，北京市郊区“四清”搞得不彻底，需要总结经验，秋后进行“四清”复查。于是集中了8000名农村“四清”工作队队员召开北京市“四清”干部会议，会址在西苑旅社。会议一开始，几个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就派人到队员驻地串联、煽风点火，要求揪斗“四清”工作团的领导干部，即原各区县局领导同志。他们指责和批判“四清”干部会的领导小组同志，说会议开得冷冷清清，不批不斗，包庇黑帮，镇压群众。在此情况下，会议无法进行，我们商量后经市委批准，宣布散会。但少数人不走，坚持说散会是个大阴谋，他们的活动得到当时《红旗》杂志社及中央文革的支持。时隔不久，大约是6月份，8000人又复会，住在市委党校。会议变了性质，集中批斗“四清”干部会的领导小组成员，同时我也成为被批判者之一。造反派批判我们开的“四清”干部会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黑帮、镇压革命群众。为此我后来作过多次检讨。事后查明，复会以后中央文革有联络员在会上支持批判我们的那一派。这样会上逐步形成两派，有一派是保我们的，力量很小。复会搞了几个月，散会后，有些造反派头头回到各区县又搞武斗，搞打砸抢。
三、陈伯达发牢骚，康生发脾气
7月15日，康生、陈伯达在一次会上闹了一场。
康生给我讲，他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北大，要开一个会听听汇报。我说：我们也派了一个工作组（实际上是指我的秘书们）。是否两个工作组一起汇报？他同意了。7月15日，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和市委书记处联席会议，听上述两个工作组汇报。但由于陈伯达发牢骚、康生发脾气，两个工作组谁也没有汇报成。
会议刚一开始，陈伯达就站起来，大发牢骚：“我是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政研室人少，人家看不起，没有人找我们。人微言轻，我讲话人家不听。我要到天津去。”他还要我向陶铸转达他去天津的要求。我一听，这不是批评我们吗？
陈伯达还没讲完，关锋就接上去讲了一大段，意思是你们都给刘、邓汇报，不给我们讲。他讲得系统，口气挺凶，表示十分不满。
康生在这次会上也发了一通脾气。他主要谈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问题。他很不满地说，他说话、文革小组的人说话不算数，没有人听，等等。市委分工吴德负责北师大。不知康生发这个脾气有什么由来。
中央文革这么一闹，工作组没法汇报了。原定的日程全打乱了，还把我们批了一顿。我很生气。
四、怀仁堂会议
怀仁堂会议可能是14、15、16日一直开到18日，也可能中间有停顿，或者白天不开，晚上开。现在记不准确了。会议有汇报，有讨论，因为每天都发生许多新的情况。
7月18日下午，我参加了怀仁堂的会议〔注：据《刘少奇年谱》下卷和《周恩来年谱》下卷记载，刘少奇主持的这次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7月19日举行的。〕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总理等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排。开始是汇报会，少奇、小平要我们讲讲学校的情况。吴德汇报了大学情况，胡克实汇报了中学情况，我汇报总的情况，并在他们汇报时插话。陶鲁笳具体汇报了林学院的情况。陶鲁笳是大学委员会主任，大学委员会还是总理批准成立的。薄一波支持陶鲁笳的意见。陈毅在会上发表意见较多。支持我们看法的是多数，后来人家说，“你们都讲话了”。谢富治没吭声。总理参加了1小时就走了，可能有外事活动。
胡克实的汇报通过了。吴德的汇报没有通过，还要改。
当时各大学都在酝酿赶走工作组。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因此刘少奇了解的情况较多。他在会上讲得十分尖锐，批评中央文革一些人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他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组，工作组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替。他是反对赶走工作组的。
这时，康生出来讲话：“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口气虽然和缓，但实际和少奇顶起来了。
康生刚讲完，陈伯达接着说。他的福建话我不能完全听懂，他讲的大意是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急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的话等于把各地党委都打了，把责任放到刘邓的身上。小平站起来，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康生顶刘少奇，陈伯达和小平干起来，这真是冤家对头。
这个会议没有设专人记录。我坐在靠着记录席里面的一个沙发上。会议正开着，看见江青蹑手蹑脚进来了，在靠着记录席外边的沙发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发上。她是偷着进来的，没有和主持会议的少奇打招呼。我心中一惊，想，她是不是从毛主席那来的，想提醒一下少奇同志，但是因离得太远，做不到。江青完全看到争吵的场面。我没有看到江青记录，她只是听。
当时少奇、小平非常激动，他们不会注意有人进来。
为什么叫“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初期的几个关键点上，他们看法一样，站在一起。
这种场合还轮不上我们发言。
就是这天，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来宣布怀仁堂会议停止，这样的会议再没有召开。〔注：据《刘少奇年谱》下卷和《周恩来年谱》下卷记载，7月22日召开了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表达了对工作组应当帮助教育，不同意赶走工作组的意见。〕
五、毛主席回到北京
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少奇、小平根本不知道主席回来。主席一回到北京，康生、陈伯达、江青先去。少奇听到了就去了，走到门口，被挡了驾。少奇知道有事了。
24日晚8时半，毛主席在丰泽园召开会议。我和吴德都参加了。没有通知少奇、小平同志参加。据说少奇听到消息马上赶到丰泽园，看到外面停着很多车子，就没有往前走。另一种说法是，他走到门口，警卫不让他进去，只好回去了。
到会的各大区书记一看两位主帅没有来，知道情况有变，都比较紧张。我也没有敢记录，是会后追记的。
开始让我汇报。我的话不多，刚说到“北京大学七个人的大字报，现在七个人有分裂”，毛主席插话：“分裂怕什么？世界万物都要有分裂！”碰了钉子，我就没有再往下讲。
毛主席讲：“没有反映，没有报告。”他的意思是批评少奇、小平封锁他。
康生讲：“我们的汇报也不多。”
主席说：“什么不多，没有！”主席对这些事都是亲自抓的。
陈伯达是否到会已记不清，因当时正在起草十六条。后来我从安徽回到北京后与吴德谈过两天，他记得参加的人还多。
主席说：“依靠工作组不行。教授，你们了解？工作组原来搞什么的，搞军、工、农。学校情况你们了解？”意思是工作组不行，确定要撤工作组。他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会议快结束时，陶铸请示：“主席是否找少奇、小平同志谈一下”。他于1966年6月到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少奇、小平都不在场，一个是副主席，一个是总书记，我们也觉得不合适。
主席说：“你谈，你去传达。”主席说话的口气表面上平和，实际上很重了。
散会后，我有事请示少奇同志，到他家里一看，陶铸也在，刚刚开始向少奇、小平传达。少奇让我坐下，参加他们的会。我忙说：“我有事，马上要去处理。”就出来了。
7月25日主席召集会议，仍然以工作组为主要议题，又和缓地讲了若干道理。
六、起草十六条
7月24、25日在主席那儿（丰泽园）开会时，中央正在起草十六条。主席让陶铸把文件起草好。陶铸主持，中央文革的人参加。
十六条最初的草稿是二十三条，到会者在讨论中将二十三条归纳为十六条。起草十六条开了好几次会。因为我不是起草小组的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只参加过两次大会讨论。
各大区的书记都来了。他们到北京的时间有早有晚，参加会议的次数有多有少，他们都坐不稳。他们认为北京还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导，或有中央领导支持市里工作；他们远离中央，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没有回转余地。因此他们在会上讲话不多，大家都自顾不暇。
最早起草的二十三条上，有主席在杭州讲的“黑帮”、“保皇派”等名词，还下了定义。毛主席说这太长了，因而把这些名词都勾去了。改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在讨论“要文斗不用武斗”放在何处时，有人提出不要放在“批判时”之后，但是也没有反复推敲。最后写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关于“文革”与四清的联系，文件规定：“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点。”乡村也应搞文化大革命，四清已搞完的，可以接着搞，四清没有完的，也可以接上搞，也可以搞完后再搞。后来9月14日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发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中说：“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规定学生“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收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这样使农村的运动压了一下。
七、中央文革小组到北大
7月25日下午，在北大历史系学习的我的女儿二林打电话问黄秘书（黄正在北大工作组办公室同张承先同志谈事）：学校里的大喇叭广播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到北大开会，听两派意见，问小黄是否知道。黄秘书完全不知道。张承先同志也不知道。我正在钓鱼台开会，也完全不知道。
我和吴德、陶鲁笳赶快开会商量，确定新市委赶快要去人。那时我们已知道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亲自做清华学生贺鹏飞（贺龙之子）的工作。
晚上，我和陶鲁笳赶到北京大学东操场。在会场边有个房子是室内体育馆。江青走到里屋，康生在外屋坐着，我就问他：“今天是开什么会？”康生说：“我也不知道。”
等一开会我就完全明白了，他讲的是假话。
我们进会场时经过一个月亮门，见到二林站在人群中，她向我打了一个招呼。当时北大对工作组发生很大的争论，二林和同学们在7月20日贴出大字报，提的口号是“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人家要挖这张大字报的黑后台，我没有和她多讲话。
各大区的书记也在主席台上就座。我坐在主席台上，听着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江青主持会议。康生说：“我们是受毛主席的委托向大家问候。现在我介绍一下几位同志：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同志、刘志坚同志、王任重同志、张春桥同志，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他还介绍了几位大区书记，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曹轶欧（这位是他的“贤内助”）。
然后江青讲话，她说：“毛主席让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同学，教职员，如果需要我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是革命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块儿，不革命的走出去。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你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
随后康生讲话：“我们听说，同学们在若干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更清楚了。比如‘6．18’，有人说是反革命的事件，有人说是革命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革命的，反革命的？还是既是不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不要听他那一套！你们别听那套！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新的北京市委派来的。从6月1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方面的意见，有的说是好的，有的讲有错误，有的讲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你们大家敞开讲，不要怕，什么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有的说工作组在这里好，有的说不在这里好。文化大革命怎样搞？靠你们搞还是靠工作组‘包办’？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佩云又怎样斗法，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样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他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倾向性十分明确，富有煽动性。
我没有讲话，坐在后排，低着头想事情。这时我的脑子完全乱了，气很大：这么大的会，文革小组亲自搞，谁给你们的权力！我们是中央任命的。康生你这是做啥？！偷偷摸摸！工作组是我们派的？我感到这个人耍两面派。难道陈伯带领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也是北京市委派的？在北大，除了张承先工作组之外，实际上比这个工作组去得早的不也有一个曹轶欧的工作组吗？那又是谁派的呢？我也没有听清楚他们在会上再讲些什么。
学校两派辩论，“保”的意见多，保工作组的一派发言时，康生插话批评。下面递条子：“你们说民主，为什么插话压制我们？”康生说：“民主嘛！你们能讲，我们不能讲？！”
下雨了，会议没有开完就散了。
7月26日晚上接着开，仍是江青主持。
北大附中的一位同学讲话，她是反工作组的，她的口才很好，做了充分准备。保工作组的也有几位同学讲了话，但是讲得比较软。其他保工作组的都未上台发言。
陈伯达讲话说：“今天在会上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很尖锐，这是正常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然后宣布：“我们赞成大家的意见，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实际上工作组是压制同学革命的盖子，我们建议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我们很多同志受了一种旧社会的影响，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第二个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师生代表会，这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个小组成员、委员会成员、代表会代表，不能由人指定，而应由民主选举。”最后他说：“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代表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学们说‘6．18’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众来斗争牛鬼蛇神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他借群众之口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江青讲话装腔作势：“毛主席没有来。但是同学每张纸条，每个意见他都看。你们看，我这不是装了一包吗？”
中央文革小组的倾向引起保工作组的同学的不满，递条子：“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康生说：“有个同学递条子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的就不鼓掌嘛。为什么非要我们鼓掌呢？”
会开到11点，江青讲话，说到北大来了四趟。讲着讲着突然说：“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特务搞到我家里来了。张少华在不在？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她的母亲张文秋是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张少华她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她边说边哭。张少华的名字我第一次听说。据说张少华赶快离开了学校。
江青把干部子弟骂了一顿，然后又点了历史系的教师郝斌，说郝斌“坚决执行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围攻李讷（江的女儿）”；然后就批工作组，点了张承先、吴振声（教育部的干部）的名字。她说：“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这4年，我在文艺界工作，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最后康生做总结，他说，我们小组组长陈伯达已回答了昨天他提出的三个问题。他说：“我认为，张承先工作最大的错误有两个：第一，50天来，不是真正的教育同志们，使同志们认识到北大的文化革命要整个北大革命师生搞。这一点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第二，50天来，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革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工作组代替进行的，不是真正放手发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的一切事业都会前进，都会胜利。有的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他要大家学习“九评”。从那以后，50天的错误就成了一个定论。
在这个会上，中央文革小组宣布罢了张承先工作组组长的官。
我的脑子完全乱了，十分生气。宣布工作组犯了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错误，事先也不打个招呼，谁给你们的权力？！这是什么民主？！他们讲的话有些我也没有听见。
会快开完时，江青走近我问：“你讲不讲？”
我说：“我不讲。”我已很清楚，这样搞矛头是对着我们的。
江青又说：“你讲讲吧。”
我仍坚持：“我不讲了。”
江青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就说：“请新市委书记讲话”。她带头鼓掌。这毫无道理。
我完全没有准备，讲得很乱：“工作组在你们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奉陪到底”这句话等于和文革小组对上了。他们记住这句话，并怀恨在心。3年多后的1970年在华北会议上和我算帐，又提出这句话。江青他们对“奉陪到底”之所以这样牢牢记住，其根源就是我在许多问题上同他们的看法有分歧，如支持不支持聂元梓的问题；派工作组的问题；要不要党的领导，依靠不依靠党团组织；该不该讲八项政策；斗不斗黑帮；该不该保留原北京市委的三位书记；对清华造反派蒯大富是支持还是镇压，等等。过了两天，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学生大会上，江青接见一位北大学生时，怒气冲冲地说：“李雪峰算老几，我只要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把他捅倒！”果然过了十几天，8月16日我被罢了官。
7月27日，江青、康生带文革小组到北京师范大学。这次连听同学意见的形式也不要了。康生说：“首先，师范大学斗黑帮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们经过调查，孙友余这个组长，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分子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同学。”他实际上宣布打倒孙友余。
江青讲得就更明确了：“工作组是石头，阻碍你们前进的道路。”她点了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名字，说他们在同学中制造分裂，号召同学们斗争他们。还说：“你们同学要求撤消工作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建议，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中央还没有宣布，她就向群众公开了。
康生在讲话中宣称彭真2月底3月初要搞政变，宣布为反工作组的谭厚兰平反。他说：“孙友余别有用心地说：‘林杰（北师大毕业生，中央文革工作人员）要整左派学生，林杰后头是关锋，关锋后头是陈伯达，关锋后头还有一条黑线’……我们是不是黑帮？是不是黑线？”
康生派关锋亲自抓林杰、谭厚兰。市委分工由吴德联系北师大。吴德讲话做事谨慎，康生认为吴德态度好些。后来吴德担任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在7月26日前后，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地质学院要斗薄一波。吴德请示总理后，去了地质学院，为的是说服大家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一去就被人家包围了，成了笼中鸟。实际上人家早就准备好了。
当时大家都不清楚，少奇糊涂，小平也糊涂。小平见了我说：“苦了雪峰了。”少奇说：“批批也好，是个锻炼。”我心里真为他们担心。但我们见了面也不敢多讲话。
八、7月29日万人大会
因为中央文革到处宣布工作组犯了50天路线性错误，撤消工作组，这样中央不得不决定28日由新市委作出《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中学）。29日，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这个决定，由我主持大会。
小平同志讲话，他说：“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义讲几句话。市委宣布从大中学校撤消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当时旧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员少，各大中学校，革命学生和教师起来闹革命，纷纷要求新市委派人领导运动。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学校工作组一种是新市委直接派出的；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中央各部门、河北省及“四清”工作组抽调的干部，临时集合起来，由新市委派出的；另一种是在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派出的。”他否定了中央文革说工作组是新市委派的说法，承担了责任。
他说：“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匆促的。还有的决定，例如中学集训、军训等问题的决定也是比较匆促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而工作组到各校，又是非常仓促的，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市委工作的同志，自己搞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在一些方面给工作组做具体的交待。工作组的同志按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去指导运动，有些不好的工作组还违背我们党历来对待群众运动的方针，自己搞一套，瞎指挥，乱闹一通；结果在一个多月中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甚至弄得很糟糕。这是个很大的教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基本的教训是，对于广大的革命师生的革命自觉性和创造性估计不足，对于革命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革命本领估计不足，对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路线方法，领导群众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革命，从而推动和带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实行广泛民主的伟大意义估计不足。”他认为：“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是也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们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见的人，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把方向扭到错误的方面去，阻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引起广大师生对他们的不满，批评他们，以至要求撤换他们，这是完全合理的。工作组的大多数同志在主观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他的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在北大的讲话调子显然不一样，口气和缓。他讲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总理讲话中也说到工作组不是新市委派的。他说：“6月3日北京新市委成立，因此群众一方面敲锣打鼓庆贺，一方面要求派工作组。我们匆忙做出决定派工作组。对学校我们过去没有经验，特别是政府派去的工作组。很多工作组工作方式就是老一套，当然，小平同志刚才讲了，也有的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绝大多数工作组主观要求是好的，但方法不对，效果不好。”他说：工作组撤消后，留在学校，向你们学习。只要能认真检查，他们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你们会了解他们，他们也会了解你们。总理讲政策性的东西，讲要文斗。
最后少奇同志讲话，他说：“我也是党中央工作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总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就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诚心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的工作人员，也是不知道，主要靠你们革，靠各学校的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间来学会革命。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也不上课，干什么呢？干革命，你们干革命就是由你们闹！”“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他建议学生“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
会议刚开始，毛主席就到人大会堂，在后台走来走去，一直在那听前台同志的发言。我递了一个条子告诉刘少奇，可是刘少奇正在讲话，比较激动，没有注意到。
翟英（李雪峰同志夫人——编者）她们当时坐在台下，听得比较清楚。听到刘少奇还讲了：“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少奇说：“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叫做‘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动的标语。一揍他，那么多的人揍，公安部门只好暂时拘留，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拘留。如果你们暂时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就放回来。不妨大局嘛。保护几个月再作结论。不论是对于黑帮，对于牛鬼蛇神，对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假左派等等，一般都要到后期来作结论。在作结论以前，暂时保护一下，让他活动一下，活动一个时候，我看没有坏处。”
翟英还注意听到邓小平讲：我们跟了毛主席几十年，难道现在就不跟了？
我当时主持会，十分紧张，有些话我都没有听清。
少奇讲完后，毛主席突然走上主席台，同群众见面。台下的群众掌声雷动，鼓掌长达10分钟。毛主席没有讲话。
“五十天路线错误”，我一直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算出来的。从6月3日到7月22日江青、陈伯达到北大活动，整整是5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