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我们都说那标志着中国正式重归世界舞台，但实际上在过去几百年里我们的生活并没离开过世界。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当然没有“全球化”这个说法或这个理念，但不管怎样，从那以后甚至在海禁期间中国也没断开过与世界的联系，只是在诸如海禁、文革这样的年代里与海外的联系是偷偷地非法地进行。那么，加入WTO这一事件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它跟以前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又有什么区别？当我们受惠于国际贸易之时，是否真正理解这一切的背后所依赖的世界秩序呢？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究竟选择何种国际战略，去追求“单极”还是“多极” 国际秩序？哪种秩序对中国经济最有利？，竟来自何处到OD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吗？世界上曾经的单级
回顾500年的全球化进程
有关全球化的问题现在越炒越热，或许还存在不少误解。要想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意义，我们必须清楚它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欧洲和东南亚基本上没有来往，陆地来往是有，但其规模无足轻重，而美洲还没被人们所知晓。也就是说，1492年以前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虽然那时候还没人有“全球化”的眼光、也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汇，中国是600年以前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推动全球化的国家。郑和下西洋已经为世人熟知，他们曾经远到西非，这样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无人能及，但是由于明朝政府迁都至北京以及宫廷的内部斗争，使得当时的海军远洋船队失去了经费与政策支持，进而扼杀了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可能性。当时的政府不仅不再允许大规模出海，而且限制造船的吨位，并且将已有的大型帆船与郑和出洋的资料销毁，这使后人无法考察当年的历史。由于这样的变故，中国失去了成为当时全球贸易大国的可能。
那么，欧洲当时的状态呢？由于全球一体化是人类本性趋势所至的，虽然中国错失了推动海洋贸易的机会，但欧洲却在慢慢摸索。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就积极从事航海技术的研究并致力于发展海上贸易。他们之所以加快这一进程，就是因为马可波罗给他们带去了对东方中国的极大憧憬，这一憧憬激励他们想从海上寻找到中国最近的航线。于是，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于1492年起程了，他们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拉开大西洋贸易的序幕。随着16世纪中叶英国、荷兰也加入大西洋贸易，世界各大洲之间逐渐被联系起来，在世界历史上那还是第一次。
全球化对于当时的国家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在全球化进程以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基本上只能依赖自身的自然资源以及依附土地的农业。海洋贸易的到来使他们有可能利用全球资源来共同发展，通过跨国贸易重新整合财富与自然资源，达到更合理的配置。而且，人们的政治意识、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也在这一过程中趋同。当然，起初的跨国贸易是很少的，比如，1500-1599年这100年中，通过海运完成的欧洲与东南亚间的国际贸易船只仅有770次，也就是说，那时候每年只有不到8艘货船从欧洲的港口驶向东方的中国、印度或日本，而且那时帆船的载重很小，再加上航海技术的落后，使国际海洋贸易在那100年中发展十分缓慢。到了1600-1699年这一阶段，欧亚之间的海运次数增长到3161次，但也仅仅意味着每个月有不到3次欧亚海上贸易，交往还是甚少，谈不上全球化和人们的政治意识与生活方式的国际趋同。进入十八世纪后，国际海洋贸易显著增长，那100年间海运达到了6661次。随着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后期的爆发，特别是十九世纪初铁路渐渐地出现，铁路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仅靠海运发展贸易，恐怕只有沿海和沿江地区才能受益，比如，中国的沿海省市与长江沿岸城市历来相对其他地区要富裕，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但铁路的产生就加强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物资与人员的交流，构成了内部流通的架构，进而可实现国家内部的一体化，我想这是全球化第一阶段最显著的成就。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也为国家内部地区参与全球化提供了可能，到十九世纪末汽车的发明更是为之提供了动力，因此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全球化更多的是让每个国家内部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更加紧密、更加一体化，铁路、汽车、电报、电话等交通和通讯工具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没有一国内部的一体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在国际间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本国不同地区的特点。
生活在当今社会，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各国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趋同以及观念意识上的同一化。可是在几百年前，不同地区的人的思维方式非常不同，语言、甚至方言的差别也极大，这样的状态很不利于沟通、交流与贸易往来。正因为没有往来，几千年下来世界各国的确能保留自己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野蛮也好、独裁也好、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反正各国间没有往来，谁也不知道别国怎样，即使知道也无法怎样。而且人们在单一的社会环境下，往往限制了新式思维方式的产生以及经济的发展。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中国和欧洲各国都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全球海洋贸易间接激发了欧洲民主意识的产生，但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就丧失了这样的机会。也许我们一直要埋怨明朝皇帝终止郑和的远洋活动以及乾隆皇帝锁国的政策，但正是因为全球化的不发达与通讯的落后，使得中国皇帝无法了解到全球贸易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进而采取了错误措施，浪费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当西方在十七世纪产生代议制政府的时候，中国仍然深受专制的压迫而且不会受到外部的谴责，这如果发生在当今世界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往来，那时一个国家的主权确实很绝对，你压迫也好、民主也好，反正谁也看不见、谁也无法管得了谁。这就是为什么野蛮与专制在世界各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持续了几千年。
但，今天不一样了，一个国家的行为已经不能我行我素，飞机、汽车、轮船、铁路，还有互联网、电视、电话把世界每分每秒都连在一起，任何社会群体受压迫时，其他国家的人看到以后即使不想管也很难良心上过得去。中国必须参与全球化，我们的很多变化实际上也是全球化所影响的。今天跨国交往的速度与成本，通讯容量与速度都是几百年前无法比的。有了这种层面的国际交往，经济一体化、生活方式的趋同、观点意识的趋同，这些趋势无人可挡。虽然许多人拒绝承认这些趋同，但事实上这些趋同都在发生，看看你每天用的、行的、住的、甚至于吃的，有多少保留了200年以前的原样？有什么没有受到外来东西的影响？这些是“用”的、是硬件，那么软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其它不说，我们的辫子没了，洋务运动后出现的种种意识形态差不多每一种都是外来的。这些都是有利的，关键看我们怎么面对这些观念的引进。过去一百多年，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思想指导下，以为全球化带来的东西真的像超市买菜一样，你只挑你想要的东西，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我们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怎么也没弄对。这些血的教训应该已经告诉我们：你要么就不碰全球化，要么就得一篮子收，是套餐。
我们也要反思现有的一些政策，比如人为地用户籍制度将劳动力的转移加以限制；对投资流向的限制；对某些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垄断，这些都妨碍了我们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倘若国内经济没有做到全面的一体化，又怎么可以合理地配置资源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呢？这些年建设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系统使我们在硬件上已达到了国内一体化的要求，但在软件和制度设置上还需要改进。美国在19世纪初农业人口占95%，但到1900年降到了20%左右，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于经济的推动力有多大，这都是其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后果。这对我们今后经济政策的制定应有所借鉴。
晚清中国为什么没能成为“世界工厂”？
今天的世界跟过去不同，也可以表现在其它方面。比如说，中国今天能吸引大量的外资成为世界工厂，但晚清、民国时期却不能，为什么呢？晚清时期中国人口也多、人力成本也很低，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可能吸引大量的外资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原因之一是在100年以前，整个世界的技术环境与工业布局跟现在大不一样。首先，100年前制造业正在兴起，也是欧美的优势，他们主要的比较优势就是机械化大生产，中国想凭借低廉的人力成本取代这样的优势是不可能的，在当时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愿意将大工业搬到中国或其它国家，因为他们自己还没有挣够钱，并且那时的工业技术还没有全球的标准。所以，当时的洋务派虽然理论上也可以通过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换取工业化的进程，但那时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中国劳动力的技术训练也有限。再有，当时工业品的全球运输成本很高，这也造成了中国那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工业地位。另外，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当时的英国要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正如第10章谈到的，因为那时的世界秩序基本由武力维持，国际化的法治还没有根本的发展，英国在海外有那么多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保护。而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大工业、走英国的道路，也就需要同样强大的军队为可能分布全球的贸易利益保驾护航，这在当时怎么可能呢？虽然洋务运动使中国军队开始向近代化迈进，但这离保护海外贸易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没有像今日中国这样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我认为，虽然清政府的腐败也是重要原因，但也因为他们没有今日中国所遇到的机会。
我们以往总善于纵向的比较不同时期政府的好坏，于是常常得出结论：1949年以前的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很腐朽。这一结论本身肯定是对的，但这种单纯纵向的比较很片面，倘若我们横向地比较不同时期的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就能明显地发现：不同时代的政府所拥有的发展机遇是很不一样的，当今我们的机会在100年前绝对没有。100年前，西方国家自己还正在完成其工业基础的巩固建设，还没成熟到可以把制造业往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地步。因此，今天中国的成功模式是晚清无法效仿的。
随着工业技术的成熟，西方国家通过制造业能得到的利润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移植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此我们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晚清和民国时期都没有的。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今天集中精力于产业链前端和最后端的发展，最前端包括理念的创新、最新技术的发明、知识产权的维护、企业融资、资本市场等，最后端也就是营销，这两部分是经济增加值最多的阶段。再有，他们更加强调各种制度的完善，并不断追求经济增加值和利润率最高的领域。
中国应追求哪种国际秩序？
既然今天的发展机会是来自于过去几百年西方与国际社会共同建立的秩序，也来自于西方技术创造的工业化基础，那么在我们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上就应该以保护和改善这种秩序为基本立足点，至少不应该去主动摧毁让我们赖以崛起的秩序。那么，如何理解今天讨论最多的“多极”与“单极”世界秩序呢？从中国自己的经济角度讲，究竟应该追求哪种秩序？
我们可以从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找到答案。一般认为，1492年到1800年左右是全球化的“预备期”，十九世纪是全球化的第一期。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第一期全球化就告一段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后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称这一段为全球化的最黑暗年代。第二期全球化开始于1980年代初期，特别是在苏联于1989年解体之后全球化算是进入新的全面高潮。
自1700年左右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时的世界基本是英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不能忘记在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的一百年里英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也不应该原谅他们的罪行。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或许也可以看看那时的跨国经济关系，比如，在那时的单极秩序下，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机遇如何？国际贸易状况如何？数据表明，当时贫困国家的发展机会要比今天好。比如，1913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50%流向当时的发展中国家，46%流向发达国家；而现在全球FDI只有15%流向发展中国家，80%流向发达国家。这说明在大英帝国当道时期，发展中国家拥有比现在更大的发展空间。由此我们就产生出疑问：在四、五十年代消灭殖民地之后各国是平等了，但这是更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各国的发展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大英帝国时期的贫困国家反而得到相对更多的外资呢？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十九世纪殖民地国家的公司不仅能像英国本土公司一样在英国融资，而且它们需支付的融资成本也与英国公司没多大差别，这就使资本流向在贫困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相对平均。因为殖民地一般都采用殖民地国家的法律体系与经济制度，再加上英国海军、法国军队对它们的投资者在海外产权的保护，使投资者对海外投资感到安全。换言之，正因为炮舰、暴力是十九世纪欧洲国家解决海外产权、合约纠纷的最惯用手段，使欧洲投资者更能对贫困国家投资形成稳定的预期，使他们对投资海外反而很放心。这也就造成了十九世纪末英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以上是流向海外殖民地。过度的海外投资甚至成为英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发展放慢的原因，也是其帝国破灭的主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施压英国、法国等放弃殖民地。到了1950年代，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独立，都享有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平等权利。可是这又造成了产权方面的问题。由于联大开会一国一票，而大多数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这使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在很大程度上都偏向发展中国家，并要求发达国家在海外产权处理上作出让步，这等于是要求国际投资者放弃部分权益。如今，海外产权、合约纠纷都要按各主权国的法律由其司法系统解决。结果是，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不愿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因为将大量资金投到法治不完善、合同履行不正规、产权保护不放心的国家去，风险极大。
在结束了当年以暴力维持的英国单极秩序后，世界各国确实更平等了，是进步。但，这样一来，今天的国际投资者在判断投资地点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当地的法治如何、产权保护如何、信用体系是否可靠、媒体是否自由，而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又有很大优势，发展中国家又偏偏在这些方面不足。这就导致80%的FDI都流向发达国家，使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得不到外资。当发展中国家的法治基础不牢、投资环境一般时，他们怎么能有优势与美国竞争获得投资呢？对此我们必须有深刻的理解，难道国家权利越平等，发展中国家反而会越来越穷？我这里不是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政策作辩护，也不是要重回殖民地时代，但是，国际投资者的担心、发展中国家得不到资金，这都是今天联合国时代的现实问题。
当然，对于中国，人力成本的优势对外资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可暂时抵消由于司法不独立、产权保护不完善所带给国际投资者的成本，但这种弥补只适合中国和印度，因为我们的人口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多得多，外国投资者还是感觉有利可图，但与此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就被边缘化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人力成本最终会上升，因此这种靠低的人力成本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只能是暂时的。
总而言之，在英国的单极秩序下，十九世纪不仅有更多的跨国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且全球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把那一百年称为人类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可是，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第一次全球化进程就宣告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后，法西斯势力在全球扩张，德意日三国轴心、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苏联华沙条约国家，这三方之间形成了今天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多极世界”的一个样本。那么，那次“多极”究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什么？“三极”之间相互独立、相互作战，这当然极不利于国际贸易，使跨国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当时，贸易保护思潮开始在全球出现，各国高筑贸易壁垒，连英国也禁止进口某些商品或把进口关税提高到70%-80%，这在十九世纪时是很难想象的。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那次的“三极” 秩序也结束。但，接下来又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与华沙条约“共产主义”国家间的两大阵营，这就是冷战期间的“两极”世界。当然，同一阵营中的国家间的经贸交易不成问题，但两大阵营之间的经贸交往困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三极”和二十年前才结束的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秩序已经向我们证明：我们不应该去渴望、追求一个“多极”世界。那些时候的多极究竟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大发展还是阻碍了全球的进步，结果不言自明。从长远看，“多极”会大大增加国际贸易成本，大大增多国际不稳定因素，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会越来越严重。如果再出现那样的外部环境，我们的经济怎么能健康发展呢？我们生产的商品怎么可能十分顺利地打进国际市场？中国需要尽可能多的国家把其市场开放到最大，我们恰恰得益于当今世界单极化的趋势，就像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使国内的跨地区贸易成本大大降低、市场也立即扩大一样。很多朋友说，如果让美国为一极、俄罗斯为一极或者还有其它极，再让中国也成为世界一级，那不是很好吗？—— 在表面上这是件感觉很荣幸的事情。可是，倘若我们为了一时的“感觉”而去自己打破当今的国际格局，我们一定会承担巨大的代价：就业问题、三农问题、发展问题怎么办？难道要再次停止中国走出农业社会的进程？
如果我们想好好地把握历史所赋予的发展机遇的话，就应该在国际问题上选择以美国或某种“世界政府”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这听起来难以接受，但这是对中国经济最有利的秩序。
如何理解当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既然我们都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他给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那么以某种人们能接受的“世界政府”权力中心来“统一世界”，有朝一日那也应是可行的，并且能最直接地形成一体化的世界市场。随着通讯技术与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达，这种“世界政府”应该是越来越可行，那是最理想的单极世界。
但，今天的现实是那种“世界政府”还不可能。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趋势仍是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这里，我首先要指出，9•11之后布什政府的霸权态势，加上伊拉克战争，使我们非常担心由此带来的世界是否会更不稳定。我也反对美国的霸权，这里我不是要为这种新政策辩护，但根据美国过去的历史，笔者还是有信心相信美国的纠错机制最终会扭转这种霸权政策。当然，如果美国的纠错机制运转不灵了，未来的世界就难说会怎样了，但那对中国不会是好事。
未来的不确定性这里不多谈。但是，如何理解今天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过去几百年大国特征的变迁。在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西班牙占领了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几乎所有今天拉美国家的所在地，这些新殖民地构成了后来人们所称的“西班牙帝国”。十六、十七世纪是西班牙帝国的世界，但西班牙帝国执行的是赤裸裸的掠夺性殖民地主义，它对发展殖民地社会毫无兴趣，更感兴趣的是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资源，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运走大量金银矿藏与农作物，等到把这些殖民地资源消耗完之后，西班牙帝国时代到十七世纪末也跟着结束了。
到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帝国时，英国也以武力维持其单极世界秩序，靠殖民地巩固其势力范围。但，与西班牙不同的是，英国国际扩张的目的是为其新工业制造品在海外扩大市场，而不是赤裸裸的从殖民地掠夺。因此，相对于西班牙帝国，英国更侧重殖民地自身市场和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英国前殖民地国家普遍比西班牙前殖民地国家要富有。但，毕竟大英帝国靠的是武力，在政治上和经济耗费上难以持续长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先在世界上推行的是废除殖民地政策，同时致力于建立以法律规范的国际秩序。例如，在国际贸易上不再允许以武力解决利益冲突，而是由律师协商解决纠纷。比如说，当年的英国跨国公司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军队，而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以律师当道。虽然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使人感觉当年大英帝国的武力行为似乎大有再现的势头，但至少在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的势力与其说是来自其武器的“硬实力”，倒不如说是来自其以“民主与自由”为核心价值观所带来的“软实力”。如果说美国帝国今天已经存在的话，那么以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主要是建立在那些无形的制度与社会价值观上。因此，美国主导的秩序至少比当年英国、西班牙主导的单极秩序更“讲理”。
在不存在有足够权力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单极”世界秩序在过去数百年中已经发生过几次变化，总的趋势是朝日益文明的方向发展。或许，下一次该轮到中国主导，但中国首先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世界普遍接受的“治世”理念。在到达那一天之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优于冷战期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多极秩序，也优于大英帝国的单极秩序，更优于西班牙帝国时代的世界。
当今中国面临着选择，我们是否应考虑选择某种单极国际秩序？我讲的单极不一定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也可以是以某种“世界政府”为中心的单极。但在真正的“世界政府”到来前，我们不妨更现实地重新思考以美国主导的秩序。这种思考并不象听起来那么可怕，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等这么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他们的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他们的选择使其国家发展的成本大大降低，不用支付无法承受的军费开支。现在重思邓小平所倡导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思路十分必要。谁要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口？我们这么多的人口就需要大的出口市场，只有单极才能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出口市场。
呼唤法治思维
讲到以法律规范的国际秩序，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全球化对中国企业与政府部门的意义的问题。很多朋友把全球化单纯地理解为招商引资、海外投资和外贸，这些都对。但更重要的也有理念的更新问题。比如说，有一个老话题，那就是中国最需要法治的思维和意识。现在无论是企业还是某些行政部门对法律的执行以及合同的遵守都不太习惯，这也许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我们很少将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情况思考清楚并做好准备写进书面合约。
从政府部门的角度讲，有两个与国际惯例的脱节之处。首先，中国和外国签协议的时候往往不会有律师参与。比如，加入WTO时，中国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就不太职业化，让人感觉中国参与协议谈判的一些成员缺少合同或契约经验。美国提出的条款囊括了未来20年或更久以后可能出现的贸易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体现了他们受过良好的律师职业训练。中国提出的条款非常笼统，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究竟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做‘更多’？什么叫‘应该’？什么叫‘管理人才’？什么算培训？如何判断这些条款是否得到执行？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这类条款都是愿望性的，无法从法律的角度加以确认，让双方将来难以执行。将来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就不能认帐了。这反映了我们在商务谈判上的经验和方式是非常有限的，应该改变。但，这可能很难，因为这似乎与我们的文化相悖，我们喜欢等遇到问题时再想解决办法。但这样的思维运用到国际贸易中会很有害，一旦发生问题时常常权责不清、相互推诿，这会妨碍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许多通晓各种法律的谈判人才，这样至少在未来的商务谈判和外交谈判中双方的职业身份与法律素质是对等的，否则企业界怎么可能寄希望于不懂法律的技术官员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呢？在这方面应该和国际接轨。如果能提高自身的法律与合同素质，这既保护我们自己又能为双方提供最大的合作和信任空间。
有意思的是，按照以往的思维，虽然当初进行协议谈判时我们自己没有相称的法律素质，但一旦现在我们发现协议中有很多对我们不利的条款，我们就先责怪美国人欺负我们不懂国际规则。其实，笔者在美国也参与过很多合同的签署并且在美国已生活了18年，至少我个人的经历发现多数美国人是讲究诚信与平等的，他们实际上会希望我们能清楚提出有利于我们的条款，然后与之讨价还价，并最终得到一个经过双方妥协且都能接受的协议。他们不会希望在协议中出现任何含糊不清的语句，这会给未来带来麻烦、带来不确定性。他们也不会希望签订对于对方过分苛刻的条款，以至于在未来迫使对方翻脸违约。
以往的经历是，我们在国际上一旦遇到协议执行问题，就常常在国内指责对方当初签约时以强凌弱，但事实并不一定总是如此。我们的行政部门与企业应切实意识到法律和合同签署过程的重要性，而不要在事后出现问题时怨天尤人。比如，我们的商务部、外交部应该有大量的法律谈判人员。虽然各部委内现在都有法律人员，但他们只是在条法司里工作，基本只管起草国内的法规而不参与真正意义上的商务谈判。即使出现国际法律纠纷，也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律师在国际商务、外交谈判中应该具有更重要的地位。由于他们受过良好的法律思维训练，可以将未来多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周到，为解决未来纠纷提供很好的帮助。不要在事后骂人家逼我们签署不平等协议，甚至事后设定规章制度使原来的协议无效，我们也应该先从自身找原因。
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曾经和他的研究生对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有关的合同纠纷进行过专题研究。他们发现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合同纠纷中，被告方最常用的辩护词是“签约的时候双方都知道这个合同只是个形式，作个样子，没人把它当一回事。可今天对方居然借此控告我们，这显然违背了当时双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当然现在情况好多了，这样辩护的人越来越少，这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现象。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更强调律师的作用。这是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在观念上要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正在享受全球化所赋予的机会，只要我们能把握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改革开放短短25年，我们就发展成为世界第6大经济体、第三大进口国、第四大出口国，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仅仅一个“改革开放”就能强盛，而晚清、民国的中国也作了“改革开放”却不成功？面对成绩，我们当然应该珍惜当今的国际秩序，要理解正是在这样的秩序下中国目前的以外贸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才得以进行下去。我们不要因为民族情结而去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大秩序而去盲目追求“多极世界”，那样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社会就业问题遭到重创，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注释：
1本章是根据《国际融资》杂志记者周程先生于2004年3月对笔者陈志武的访谈文章改写而成。笔者感谢周程、文贯中、龙登高、李利明、周年洋、石明磊给本文提出的许多意见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