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0日上午9:00，北大国发院CCER夏季研讨会在太舞酒店举行。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量化历史中心主任、郑裕彤讲席教授陈志武带来主题演讲：隐藏在考古数据里的中国发展史（War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本场活动由北大国发院长聘副教授席天扬主持。本文根据陈志武教授的演讲内容进行摘要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先给大家分享我最新看到的考古数据。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投入大量资源用于考古研究，随着考古资料不断出土，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天地。考古数据具有客观、全面、兼备细节的优点，其可靠程度可媲美一些统计数据。利用考古数据，史学家可将定量分析延伸至史前时代，其研究前景大为宽广。
考古数据在文明发展史上的量化应用
我本次报告的主题——揭示中国数千年前的文明演进因素——便是考古数据在量化分析中的最新应用。
考古数据中的中华史前文明呈现两大特征，一是文明集中分布于华北地区，二是随时间推移文明逐渐分散开来。如何解释这些事实是理解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所在。
关于国家的起源，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提出各类假说。以魏特夫（Wittfogel）为代表的治水国家假说认为，治理洪水和灌溉控制的需要催生国家诞生；以梯利（Tilly）为代表的战争假说认为，战争缔造国家，而国家发动战争，国家和战争相互依存。
除此之外，还有军事技术进步、驯化作物丰富度等各类假说。但是，文明的起源远早于国家，这些假说何种程度上对应了中国史前文明的演进仍属未知。
城市文明是文明的起源，其标志是在社群中建立高度的法律和秩序。因此，讨论中华文明的起源，就需要追溯到城市文明的起源过程。
城市文明的源起
我的研究采用的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数据，这些数据突破了史前文明研究无据可考的困难，能为中国城市文明起源的四个潜在假说提供一定的检验：
一为定居农业创造剩余、哺育人口进而形成城市；
二为战争威胁缔造城市聚落；
三为灌溉控制导致社会分层和城市崛起；
四为军事技术发展缔造早期城市。
这一研究重点关注两个问题：
第一， 什么因素导致带城墙的城市——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的形成和崛起；
第二， 为什么大部分城市在公元前数千年兴起于华北地区。
在进入实证研究之前，我们先要回顾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特征。
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8000-前5000年），定居农业开始出现于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低地，人类以小型聚落定居，人口密度低，社会结构简单扁平，其代表为城头山遗址。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后，人类聚落数量渐增，聚落规模扩大，并出现少量带城墙的城市，其代表为西山遗址。时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000年-前1700年），带防御工事的大型聚落已经较为发达，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其代表包括史学家认为中华文明开端的龙山遗址、以及陶寺遗址等等。带城墙的城市具有双重特征，一是人口高度集中，进而需要一定的治理维持秩序；二是大型工程需求较多，进而需要一定的社会分工和管理。这两重特征交织构成复杂的社会结构，因此史学家往往认为带城墙的城市是文明的曙光，这也是研究以带城墙城市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原因。
为了探究带城墙城市的兴起原因，我采用的考古数据将中国土地分为100千米乘100千米的格点，并将考古数据对应到格点层面。研究的主要因变量为格点内新时期时代的带城墙城市数量，用于衡量地区史前城市文明的发达程度。主要解释变量有二，一是格点层面的地形崎岖度指数，用于反映地理条件；二是墓葬出土军事文物数量，用作军事战争频次的代理变量。此外，研究还使用了格点层面的考古遗址数量，用于衡量当地史前时期的人口密度，并添加农业适宜度、灌溉潜力等信息作为协变量。
量化研究表明，地形崎岖度和早期城市文明的形成高度负相关。这很可能因为地形平坦地区面临更多的战争威胁，进而催生建立城市和防御工事的需要。更进一步地，崎岖度和文明的关系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更强。同时农业适宜度、灌溉控制、来自游牧民族的威胁对文明形成都不具有解释力。可见，北方地区早期文明兴盛和地形崎岖度有紧密联系。
战争威胁假说认为，战争威胁塑造城市文明，故地形可能通过影响战争威胁，进而作用于文明发展。但是，新石器时代没有文字记载，战争史料数据并不可得。为了检验这一渠道，研究开创性地使用了墓葬出土军事文物数量作为战争频次的代理变量。战争多发的地区容易发展出尚武文化，进而影响陪葬品种类。如果当地墓葬中斧、箭、矛等军事陪葬品较多，研究者可推知当地的战争威胁较强。
量化分析表明：首先地形越平坦，墓葬中军事文物数量越多，说明地形平坦的地区更可能爆发战争；更进一步地，利用地形崎岖度作为军事文物数量的工具变量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表明战争频次和城市文明出现高度正相关。这支持了平坦地形增加战争频次，进而促进文明形成的假说。由于北方地区地形平坦，这些发现也解释了为何中华文明繁衍于华北平原。
要论证墓葬出土文物作为战争代理变量的合理性，我们要进一步对比考古数据和东周时期的战争数据。东周时期的战争有文字记录，如果军事墓葬品是战争冲突的合适代理变量，那么墓葬品的回归结果应当和实际战争的结果类似。
回归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其一，地形崎岖度和文字记载的战争频次高度负相关，同时利用崎岖度作为战争频次的工具变量，战争和有城墙城市的发展高度正相关，这和基准回归一致。其二，控制战争频次后崎岖度不再具有解释力，说明战争频次的渠道完全捕捉了地形的影响。最后，研究还检验了其他替代假设：到草原距离影响微弱且不稳健，这拒绝了游牧民族威胁假说；同时灌溉潜力和文明出现负相关，这和灌溉控制假说相悖。
总体而言，这一研究开创性地使用考古数据，检验了地理因素和战争如何缔造早期中华城市文明，其实证发现支持了地理影响战争、战争缔造国家的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