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我花了七年时间一边做田野考察一边思考写就的书《乡愁里的中国》正式出版。那时我还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名政经记者以及下属的21世纪乡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建构一个我对中国命题进行思考的逻辑框架。我将中国分为四个层面：乡土中国、城市中国、城市化的中国、域外中国（大陆之外的中国），将城市作为当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和制度性议题之一，来表达对城市本身和城市中国的关注。
而在书的封面上，我很悲情地提出了一句话“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后来这句话广为流传，并成为很多人购买这本书的直接原因。我接触到的很多读者也向我反映，他们之所以为这句话所打动，是因为这句话让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与这句话描述的感觉很吻合。
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当下引发热论的城镇化，并且给我们讨论和思考城镇化提供了一个视角。
我想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一波城镇化，一个是人口迁徙，一个是社会变迁。
从人口角度来讲，随着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转移——从山区到平原、从西部到东部、从内陆到沿海，人口在空间上也重新布局，这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包括区域经济的改变，城市本身的改变，以及传统乡村社会的改变。
另一方面，今天乡村的改变，包括它面临的危机，不仅是人流出的问题，还有外面的东西进到了乡村，带去了什么样的改变的问题。
比如公共空间，其实村庄最早的公共空间来自于祠堂。我在河南商丘虞城县的一个村子出生长大，记得小的时候村子里一年至少有一次祭祖仪式，所有叶氏家族的人都会在清明节时去祭祖。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商丘原叫归德府，叶家是归德八大家之一。我们家族有四个分支，每个分支都要派代表，一个一个进去祭祀。祠堂是朝南的，两面挂的都是叶氏家族历代名人的画像。旁边则是唱大戏的。那个场面非常大，构成了我童年时代一年中最热闹的记忆、最壮观的场面。这样带有明显宗法色彩的祭祀活动，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乡村社会非常综合的公共空间。但在今年8月我再次回到故乡的时候，那个祠堂大门紧锁，锁已经生锈，以至于我们开了很久才打开。院子里蒿草丛生，几块残碑躺在祠堂正堂走廊的角落里，一个明代的石雕烛台隐于蒿草丛中，风吹日晒，铭文模糊。显然已经很久没有族人们在此聚会了。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公共空间就是乡村集市。逢单日的早晨，周边村庄的人就会带上自己家出产的商品来交易。对很多当地村民来说，这也是很好的交流场所，见到老乡说说话，甚至比买了卖了什么东西还重要。比如说我母亲，她很乐意早晨起来去集市，因为见到了谁，知道了谁的近况，又听到了什么新鲜事，对她来说很重要。
但是现在集市已经衰退。除了人口外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商业部搞过一次万家超市进农村。超市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集市的生存空间就被挤压了。但由于物流渠道受限，实际上很多农村的超市最后变成了假货的集散地。表面上看起来，任何一个知名品牌都能在超市里找到，但仔细一看，很多知名商标不是加了个点，就是少了个横，或者字体稍微变一下。这样一种超市的进入，不但消灭了公共空间，同时还对农村的公共健康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使当地本来就很脆弱的社会生态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破坏，而想重新建构原来的东西，则变得非常困难。
在我写完《乡愁里的中国》后，我曾对“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这句话陷入沉思，事实上，不仅我们“流浪的一代”在城市里会时常陷入这句话背后的现实带给我们的困惑，而且，我们这个国家有很多事情都正处在这样一个悬浮的状态，进退失据，进退两难。比如我们的改革，在无法有效的深入的时候，开始有很多人怀念起过去，在这种“时代乡愁”诱导下，开始出现回到过去的声音。
可是，我们的未来真的可以在过去的光影里找到吗？我们对未来道路的寻找真的必须要回到过去吗？就像我们回到故乡，一定是要回到我们一路走来的那个地方吗，那个属于自己的乡村记忆亦或城市记忆？
几乎没有什么意外，哪怕是在我们这个保持了太久农耕传统的国家，也将不可避免地迎来一个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潮流之下，我们的城市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而村庄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是以前农村的样子。这一变化更多时候是蕴含了美好的想象来展开的，比如，你现在到很多农村地区让当地的农村居民谈谈他们的生活愿景，估计会有不少人回答“希望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依然会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包括：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的不宜居，生活在城里的人，更加陷入到一种精神失落中去，而农村地区，更加不堪忍受，很多留存着丰厚历史人文价值的村落被快速地消灭。
我在河南豫东的村庄出生并度过自己的童年，直到今天，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到村里去过年。我注意到一些明显的变化，以前过年的时候，很多生活在外地的人会和我一样，回到村里，但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户家过年的时候也不回来了，房子破落了也没有人修。很多人已经离开村里，到城里去生活了。
可以预见的是，对很多人而言，再想回到故乡的时候，那个乡村恐怕是回不去了。正在经历城镇化变迁的我们，会成为没有故乡的一代人吗？
为此，我试图梳理和总结出，如何在我们很多人终将到达的城市建构起一个新的故乡来，一个心灵的故乡，精神的故乡，甚至是能够给我们一个社会身份的故乡来。而这也是我们的城镇化所需要达成的一个结果，否则，一个让几代人都陷入精神失落中的社会变迁，对一个国家而言，将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直到今年春节之前，虽然我清楚的记得我们家里保存着一套祖上传下来的家谱，但自从我四爷去世时见过一次，此后好像就没翻出来看过。那是一摞一度沾满灰尘、其中几本的封面已被虫蛀的古版图书，我也没有专门翻开看里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有关我们家族的历史，大多是从父亲和奶奶的口中听说过一些。再后来，我知道我们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人，新修了一本有关我们商丘叶氏历史的小册子，但我也没有仔细看过。
但是今年春节，受到越来越多的户家哪怕是在春节期间也大门紧锁的触动，我尝试对我们的村庄和我们叶氏家族的历史有所了解。所以，我找来了新修的小册子，翻出了我们的家谱，还找来了我们虞城县的县志。让我吃惊的是，我们这个村庄竟然是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村庄，我从小读书的叶老家小学所在地，在将近600年前，就是我们叶氏子弟诵读的地方；还有我们小时候洗澡的池塘，在当年竟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莲池，池塘中间的土堆，当年是一个修有亭台的小岛，荡舟莲池，饮酒作赋，实乃逍遥之处；我们的叶氏祠堂，以及我们的祖坟所在地（当年前面有好几个石狮和石马，一度深为当地人敬畏），在很多年前，都是我们这片村落的敬畏之地，每年祠堂前庙会和祭祖仪式，构成了我童年的重要记忆。
按照历史的记载，在我们的村庄西南，一条小河流过，春华秋实，花开花落，与村庄一起，见证一代又一代叶氏族人的喜怒哀乐。现在这条小河痕迹还在，但水流已少，更没有什么风景和神韵了；我们的小学也因为学生生源的流失几近停办，那个莲池，水面也变得很小，那个小岛也早没有了当年的风韵。
不过，纵然如此，也足以使我重新思考我对我们这个村庄存废和兴衰的前景——在之前，我几乎确定地认为，随着我父母年龄的增长，一定会随我出来到城里生活，至于那个村庄，我们家的老屋，甚至祖坟，很多年后，会和消失的很多村庄一样，一起淹没在时间的尘埃中。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开始重新审视这片土地，这个有着600年历史的村庄怎么能够就这样消失呢？怎么能这样就此被人忘记呢？太可惜了，我需要改变她被消失的命运，为此，我需要更多的回到这里，并为避免她的消失而做点什么。在我看来，纵然随着时代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我们的乡村小学，我们的村庄，这里的风景终会被改变和消失，但也应该用一种更温和、具有传承性的方式被改变，或者被重塑。
于是从今年春节开始，我尝试更有针对性的发掘一些与我们村庄、我们家族、我们县和商丘市有关的历史，我希望为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角落中的精彩或暗淡、快乐与伤悲作传。
更长远的计划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片土地、这个村庄和我的父老乡亲，顺应历史潮流的转变，赢得一个和自己有关的美好未来。作为这个长远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说起步，我从今年7月份开始，用自己家的土地开始了家庭农场的实验。在我的想象中，老家农场秉承“有家，有健康”的理念，将蔬菜种植回归传统耕作方式，遵循大地和自然的规律，拒绝农药、化肥、反季，每周一次，为会员家庭配送安全、健康的菜品。作为中国家庭农场的实践者，老家农场希望通过蔬菜供应，推动地区城乡融合，倡导“田园的，快乐的”生活方式，并为城市社区家庭回归田园提供体验之所。
这是一次不以商业为目的的乡土实验，尽管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模式探索，至少能够实现农场的自负盈亏，并有所盈利，为农场的经营者提供一个基本上和当地城市居民不相上下的收入。而这还不是我实验的最为精髓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尽管我在这个农场的开办过程中，也进行了相应的投入，比如购买了配送蔬菜的面包车，整治了农田并在菜地周围布置了篱笆，在地边打了水井，并对周边的环境进行简单的美化，而且，在接下来，为了建立相应的对会员客户的接待能力，还会适当改善我们家里的条件和环境，让我们的院落更清洁，以方便接下来我将文化沙龙搬到我们村里去。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将我在城市里的朋友和见闻介绍到我们那个村庄，以使得我们的村庄不仅从村容村貌、经济结构上得以改善，还希望能够为这里带来精神状态的改变。
在我看来，这是一次不同于目前市场上广泛存在的以资本的逻辑和城市的逻辑对广大村庄的改造。在我的计划中，这是一个原住民直接参与的乡村建设，也是一个城乡互动发展的治理样本。虽然，这个计划的最终实现，以及效果的真实性，还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但是这至少代表了我对回到故乡的一种态度。
我常常记起自己在欧洲、台湾和日本旅行期间看到的那些乡间美丽的小镇，我也向往在那样的小镇生活，希望自己的村庄可以像那些小镇一样独特的存在着，有着自己的风貌、精神、文化和富足，不是消失，而是变得更好。到那个时候，她不仅是属于我的，更是属于这片大地的，属于那片土地上的历史的。
里尔克在其《世界上最后的村庄》中写道，“离开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那让我们现在就回到故乡，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叶一剑现为凤凰城市与旅游研究院院长、凤凰网城市与旅游中心总监。
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