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纪念舅舅去世1周年)
故乡是我首先发掘人性的地方。我敬佩那些有抱负的人，他们离开故乡，冒险开拓具有魔鬼般美貌的伟大道路，并且看不起平凡。但我并不嫉妒他们。我的故乡，那里的生活，那里的亲人与朋友，都是我生命的源泉。对我而言，一个人若能真实描绘出故乡的人及其命运，必定述说着凡人与天使的共同语言。
春节我回到出生的川南小镇，在马路上漫游。走过老亚西厂的大门，走过脆肚爆好吃的小娃麻辣烫，走过炒鸡杂一绝的旺儿饭，就看到了再熟悉不过的岷江机械厂。厂门上将军般矗立的破碎机，当地唤作“破碎王”，已经锈迹斑斑。往里望去，屏风后树木茂盛，花草生长，不像个厂，更像一个少人问津的沉默的公园。
岷江机械厂是我舅舅一手创立的，现在已经30多年了。我舅舅叫吴文仲，2014年春天过世，享年72岁。
舅舅是个生命力极旺盛的人。死亡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生命力对应的不是不死，而是有力地活着。
舅舅创办乡镇企业，可说是承续家族传统。民国时期，外公在乐山牛华镇杨泗湾开挂面厂，有几十个工人，算是地方士绅。我妈带我和姐姐给外公上坟，常指着杨泗湾的山头说，“那一片山以前全是你们家公的”。1956年公私合营，面厂被合并，外公随后上吊自杀。我九嬢在他尸体旁恸哭，拉着他僵硬冰冷的手，不断叫唤：“爸爸，爸爸，你牵九妹儿再到街上走一下嘛，走一下嘛”。
外公弃世后，外婆在面厂做绞面工人，由老板娘变成“从业人员”。所谓从业人员，大约指原资方家属或有政治污点的人物，属于政治贱民，低人一等。外婆有次操作机械，不慎受伤，脚踝从此落下一个鼓起、发亮的大包。小时候我与外婆一起睡，常去摸那个大包，以为这样可以为她减轻痛苦。
依靠每月20元的微薄工资，外婆独力将五个孩子带大。他们是在贫寒与冷眼中长大的。有次运动，人来抄家，舅舅提起榔头要跟人拼命，外婆流泪将他抱住。我妈妈则听从邻居建议，把一床被子、几件衣服赶紧泡到脚盆里，以免被抄。这些东西，就是当年外婆家仅有的贵重财产。
1962年，舅舅于乐山一中毕业，成绩好，但因成分问题未被大学录取。他喜欢机电，毕业后自己装了部收音机。那时大饥荒的阴影尚未褪尽，饿得前心贴后背的年轻人，只有靠歌曲充饥。
舅舅常听着电台引吭高歌，嗓门大且亮，一度惊动居委会，以为在搞什么非法活动。不知道舅妈是不是被他的歌声吸引的。舅妈姓高，个子也高，比舅舅高小半头，是镇上出名的美女，大家都叫她“高妹儿”。舅舅追她只有一个字：耿直。
高妹儿家中房屋年久失修，无力整葺。忽一日，舅舅不请自来，提着两坛老酒，身后是密密麻麻二、三十号兄弟伙。他们如乌云般卷来，几天功夫就让老屋焕然一新。高妹儿的父亲从此成了舅舅的老丈人。
青年时代舅舅在镇上已是号人物，有不少服他的兄弟伙。他个子矮，但壮实，肌肉虬结，皮肤黝黑，眼睛里常放出精神病人般的光芒。打起架来像条狼狗，经常跳起来把惹了高妹儿的混混打得鼻血长流。
那时舅舅好野游，身上没几元钱，也带着高妹儿和兄弟伙四处玩。近的是牛华镇河对门，菜花如金桃花如霞，田里任性穿梭，牛背自在匍匐，江中纵情洗濯。远则遍及乐山各县镇，有井水处就有识舅舅者，大碗喝酒，高声咆哮。在冰封的时代，仍有活泛的心灵。
舅舅做过各种小买卖，油印歌单到集市上卖，出租小人书，东拼西凑找零件组装自行车出租。文革初期，他与弟兄伙成立“打鬼兵团”，斗得不亦乐乎。等到“二月镇反”，要抓他，他一夜游岷江几十里路，从牛华游到犍为，求机场部队保护。为防批斗时被扯头发示众，他专门去剃了光头，对高妹儿说：“你看，这下他们要扯我脑壳也扯不到了嘛”。
舅舅在机电上有天赋，又勤奋，买了许多技术书苦读。1969年秋，舅舅凭自学的电工技术参加街道工业，做电焊机。街道工业是计划经济，一月只造两台电焊机就完成任务，舅舅有劲使不出，憋得慌。1970年代末，舅舅从街道工业出来，自己搞了个作坊，还是整电焊机，生意兴隆。电焊机多销往桥沟儿的三线企业东风厂，30多年后有些机器还在使用。
作坊再繁忙，舅舅也不忘喂他的鸽子。他自小就喜欢信鸽，少时经济条件不允许，开作坊后在阁楼上专辟一层，亲手打理，旁人不得擅入。我大表哥曾偷拿梯子爬上阁楼，揣一兜鸽子蛋，准备找外婆煮了吃。下梯子时不注意，鸽子蛋全挤烂。舅舅得知后狂怒，将大表哥捆在条凳上一顿好打。多年后我问舅舅，放信鸽有啥乐趣?他说，鸽子可以飞很远，这就让人高兴，飞再远还要回来，这就更加让人高兴。约三五同道到野外放鸽子，看鸽子在天空飞翔，就像小娃儿在地上打滚，有种说不出来的自然妙趣。直到舅舅去世前，他厂里仍有专门的鸽棚，养有铭血铭种上百羽。
1984年乡镇企业政策出台，舅舅就创建了岷江机器厂，生产从电焊机扩大到搅拌机、粉碎机、切割机等。八十年代是乡镇企业的黄金时期。首要因素是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工业品定价高，原是为将利润集中在国企，允许乡企进入工业领域后，乡企也可以吃剪刀差。其次，国企市场化程度低，私企当时又有政治风险，集体性质的乡企正好作为。再次，乡企税负较轻，尽管也要上缴管理费、安排就业等，但总体负担不重。对基层政府而言，乡镇企业是最好税源与就业渠道，当然要扶持。地方官员会帮乡企拿银行贷款，通过农村信用社，乡企可以利用整个农村的储蓄。农村如海洋般为乡企不断提供储蓄，还供给劳动力。当时农村去沿海一带打工者不多，富余劳动力多流向乡企。这一切，联手促成了乡企的兴起，也造就了舅舅的黄金时代。
舅舅讲诚信，懂技术，舍得跑，厂越做越大。1990年代初，厂从五一中后山迁到乐五公路边上，占地百亩。还整了个巨大的破碎机模型在大门顶上，当地唤作“破碎王”。
八十年代也是我们家族聚会的黄金时代。每到过年，老表们就从五通桥赶来，从沙湾赶来，从乐山赶来，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舅舅的四合院里，吃坝坝宴，喝香槟酒，眉开眼笑，杯碗狼籍。每一道菜都香浓可口，每一粒饭都感情饱满。
团圆，团圆，团圆。团圆是我们在舅舅老宅里唯一要干的事。那时亲情都随身携带，一遇到过年就掏出来点燃鸣放，也不上天，就在地面乱转，炸开来全是温暖。
人必须到齐，缺了任一个，不论近亲远亲，都像是人断了手指，树伤了枝条，河流露出河床。
舅舅很重亲情。2010年外婆去世，他为觅最好的棺木并找上风上水处土葬。2013年他已癌症晚期，清明时节仍拖着病体爬崎岖山路，给外婆上坟。外婆也以舅舅为傲，认为他继承了外公的才能，为吴家争了光。
不过，舅舅的厂在他去世前已相当艰难。他一生谨慎，在90年代末才将厂改成私营企业，摘了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他的厂挺过了80年代的物价闯关，挺过了90年代的经济软着陆、金融风暴，挺过了21世纪初的全国经济不景，但在规模化工业与信息化经济的冲击下，仍无可如何地走向衰落。
舅舅也尝试过转型。2000年前后，他打算上净水处理器的生产线，多次赴外地考察，高薪聘请技术人员，前后投入上百万，最后还是搁浅了。我曾问及此事，他说，拿不到生产许可，获批需要到北京跑部委，有人说出20万可以帮他搞定，他没有接招。
十五年前即看好环保日用题材，舅舅确有先见，但他做人大刀阔斧，开厂却谨小慎微，又苦于资源有限，终于丧失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机会。最近几年，开矿的、修路的、盖房子的都不景气，机械厂也跟着进入黄昏，常常半月接不到一个单子。厂房安静得像一个内向的老人，就连看厂的大狼狗，都难得冲人叫两声。
厂子不景气，舅舅当然焦虑，但并不沮丧。2014年春节，我去厂里给他拜年，那时他已病得很重，形销骨立，终日在家中枯坐，少有与人讲话，一开口就剧烈咳嗽，手帕上点点殷红。见我来了，他很高兴，带我在厂里四处走看，犹如即将卸甲的勇士带着晚辈凭吊战场。说来也怪，那天他讲了许多话，咳嗽却不怎么来打扰他，似乎疾病对他也有一丝最后的尊敬，愿意离开片刻，好让这位了不起的舅舅给外甥多讲一些往事。在挂满锦旗、奖杯和专利证书的办公室里(在这些物件上，我看到他的自豪与恐惧)，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遇到过很多困难，都挺过来了，现在不算最难的时候”。
即使厂子不景气，舅舅仍坚持自己划下的做人底线。几年前，有本地老板自杀，身后留下一堆债务，其中欠舅舅的也有一百多万。有人怂恿舅舅去他家收房子、车子抵债，舅舅拒绝了：“孤儿寡母的，也没几个钱了，我吴文仲做不来那样的事。”那欠债怎么办?“胸口一抹就算了嘛。”
舅舅讲义气，三十年来再艰难，他从未因经济负担解雇过一个工人。厂里收入再差，他也未拖欠一分钱工资。他是借钱来发工资的。每到发工资的头天，舅舅一大早就起来，他不会开车，也不要儿子送，一个人打车到乐山，借到二十万元现金，扎进衬衫里，再打车回来。
如今舅舅去世，失去他的能力、信誉与人脉，厂的状况更加艰难。但舅妈坚决不肯卖厂。许多年来，他们吃住都在厂里，岷江机器厂就是他们的家。当至亲去世，谁忍心立刻变卖自己的家?如今我的两个老表在厂里主持，大表哥心地好，但向来闲散，二表哥有脑壳，但赌性太重。惟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庶几不负舅舅半生苦心。
2014年春节我去厂里看舅舅，他照例给皮娃发了一千元压岁钱。往年我很少给他家的小孩发压岁钱，这么多年来，我只习惯被舅舅发钱。这次我也给他两个孙子发了压岁钱，每人一千二百元。
临走时，舅妈突然过来，说舅舅吩咐，他很少看到宋小皮，再发一千元过年钱，另外你妈身体不好，也拿一千元，好日常照顾。
当时我想，舅舅真是骄傲啊，不肯占我便宜。现在我知道自己想错了。舅舅是觉得应当善待子侄，就像应当善待工人，哪怕自己和厂的状况都不行了，他也决不丢掉这份责任。更重要的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和厂的状况就真的无法好转了。最后那次见面，他坐在客厅里，一动不动，低声对我说：“现在我的身体比较恼火，等到春暖花开，我想会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