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人们心目中，潘汉年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
1955年4月3日傍晚，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到了北京饭店。这夫妇二人是来看望从沪来京、下榻于此的潘汉年和夏衍，并请他们吃晚饭。吴祖光回忆说，晚饭是在东单的一家小饭馆吃的，同座者还有夏衍的女儿沈宁和夏衍的秘书李子云。潘汉年、夏衍是来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吴祖光闻讯特来尽地主之谊。时隔多年，吴祖光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潘汉年虽一如既往地头净面光、衣着齐楚，但却有些闷闷不乐。也许是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吧，饭吃得时间不长。放下碗筷，潘汉年便说要回饭店休息，大家也就散了。（1）
回到北京饭店303号房间，潘汉年换上了拖鞋，大概在做上床的准备。这是晚八时许，电话铃响起了。潘汉年被告知，楼下有人找他。潘汉年穿着拖鞋来到楼下客厅。等候他的，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几名便衣随员。罗瑞卿向潘汉年出示了逮捕令，几名随员便将潘汉年押上了停在门外的汽车。潘汉年此前的身份是上海市副市长，随着逮捕令的发出，这一政治身份也就终结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潘汉年是“钦犯”，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拘捕的。其原因，则是潘汉年长期隐瞒了一件绝不应隐瞒的事情。1943年春末夏初，潘汉年在南京登门拜访了汪精卫。此前几年，潘汉年已受命在沪宁一带与日伪特务联系、互相交换情报。潘汉年早已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建立了直接关系。此番到沪宁，也是为了与李士群接头。但到南京后，潘汉年却走进了汪精卫公馆的客厅。中共情报要人到汪公馆会晤汪清卫，这事情当然很重大。现在所有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用“被劫持”来解释潘汉年此次的举动。潘汉年到南京后，李士群告诉他汪精卫希望一晤。而当时向上级请示已来不及，拒绝则可能有十分严重的后果，于是，潘汉年只得硬着头走进了汪公馆。这样的解释如今被普遍接受。但我觉得，这解释还多少有些牵强，至少不够全面。这一点后面再谈。会见汪精卫这样的大事，事先没请示，已属“胆大妄为”。按理，潘汉年一回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就应该立即向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甚至应该同时以书面的方式向延安详做说明。但潘汉年回到淮南后，并没有向上级提及此事。不但当时没有汇报，此后也一直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开会期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了1943年春夏间在南京汪公馆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并递交了书面说明和检讨。
潘汉年与陈毅面谈，应该是在4月1日夜间。谈完之后，夜已很深。否则，陈毅会立即面见毛泽东的。因为当夜已无由求见，陈毅拖到第二天（4月2日）上午才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并送上潘汉年的书面材料。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翻看完潘汉年写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吃了顿午饭，也许还睡了个午觉，毛泽东又提笔写了这样的手谕：“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潘汉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后，毛泽东还一直记得他。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谈到“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了此前杀人的必要性，又强调此后要少杀，机关、学校里的“反革命”，则尽量“不杀”：“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又拿潘汉年说事：“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靠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此事有两点，至今仍让人们不解。
其一，潘汉年为什么没有一回到淮南，就立即向上级汇报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很多人对潘汉年长达十几年讳莫如深百思不解。其实，长期没有汇报并不是问题，没有立即汇报才是问题。这种事，只能事后立即汇报。拖个半年一载才汇报，就显得很滑稽。事后没有立即汇报，就只能长期瞒下去，瞒到瞒不下去的时候为止。毫无疑问，潘汉年是打算永远瞒下去的。1955年春在北京开会期间，潘汉年觉得瞒不下去了，才为争取主动而向陈毅坦露。以潘汉年的政治经历，他完全知道这种事应该立即汇报、必须立即汇报、不能不立即汇报。从汪公馆出来，潘汉年思想上就一定在为是否立即向上级汇报而激烈地斗争着。回到新四军驻地，这种斗争还未见分晓。一回到淮南驻地，潘汉年就向饶漱石汇报了此行的其他情况，例如离开南京后在上海又两次与李士群相见，例如与日本军官会谈等等，但却把在南京见汪一事瞒下来了。实际上，这次没有说，以后就想说也难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潘汉年在向饶漱石汇报时，把这最应该汇报的事瞒掉了？
其二，毛泽东为何以如此雷霆手段处置潘汉年？又为何几次在公开讲话中将潘汉年作为“反革命”的典型、代表？没有立即向上级汇报见汪一事，衡之以中共的纪律，当然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此事已过去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已证明此事并未产生什么不利影响。现在的种种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强调毛泽东本来对潘汉年是极其欣赏的、是十分信重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当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后，可以震惊、可以恼怒、可以将潘汉年削职为民，但不必真的认为潘汉年曾叛变投敌，不必真的相信潘汉年是一贯的“反革命”。潘汉年毕竟功勋卓著，毕竟为中共最终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有大量的事实证明的，是不容怀疑否定的。潘汉年的功绩，一般人也许知道得并不清楚，但毛泽东却必定是了解得很充分的。长期隐瞒见汪一事，即便是很大的罪过，潘汉年以其全部的功绩，难道还不能一赎此罪？但毛泽东显然不这样想。听了陈毅的汇报后，潘汉年全部的功绩，在毛泽东眼里都等于零。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犯的是“可杀之罪”，是应该“斩立决”的。而“我们”之所以不杀他，一是为了显示“我们”的仁慈宽厚，二是杀了也对“我们”不利。这样看来，毛泽东其实是一直并不欣赏、信重潘汉年的。这原因又何在呢？
二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次残酷的“党内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与以王明、博古（秦邦宪）为代表的所谓“国际派”的斗争，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毛泽东来说也是特别艰难的一次。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掌握了党的统治权。而毛泽东与他们的明争暗斗从这时就开始了。由于王明、博古等人有共产国际作后盾，有斯大林为他们撑腰，毛泽东与他们的较量，就特别需要耐心和智谋。王明于1931年10月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国前，王明在组织上做了严密的布署。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与王明一派的斗争，一开始就是直接与博古、张闻天的斗争。
1937年11月，斯大林派飞机将王明等人送到延安。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是颇有几分“钦差大臣”的派头的，是手持着斯大林赐与的尚方宝剑的。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对于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这意味着与“国际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意味着从此将与王明进行直接的、正面的交锋。这足以让毛泽东本来就很严重的失眠和便秘，变得更其严重。但此时毛泽东，决不能、也决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悦。他必须强颜欢笑。他必须兴高采烈。11月29日，王明一行乘坐的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发动延安各界群众到机场迎接。自己则在机场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欢迎词。毛泽东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2）在机场，毛泽东还与王明等人进行了“热烈的拥抱”。这就有了后来的“整风运动”。在此前与“国际派”的斗争中，毛泽东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整风运动”，则意味着将“国际派”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阵营予以打击、摧毁。斗争进行到1943年，毛泽东就大功告成了。如果从1931年算起，毛泽东与“国际派”的斗争，进行了十三年。
“国际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中共党内曾经是十分强大的。但终于被毛泽东一派击溃。此后，原属这个阵营中的人，自然都有些灰头土脸，自都难免有穷途潦倒之意。与这个阵营有些牵扯的人，实际上也从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册。当然，有些人通过反戈一击、改弦易辙而拯救了自己。但潘汉年却未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潘汉年正是一个与“国际派”颇有牵扯而终于未能自我拯救的人。
1906年1月，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宜兴县现称宜兴市，是一个隶属于无锡市的县级市。宜兴距无锡，是很近的。潘汉年十六七岁时即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25年，十九岁的潘汉年到了上海。也就在这一年，潘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1年5月，潘汉年从事的是“革命文化工作”，是中共“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逮捕后立即叛变投敌，这对中共领导机关来说，是天崩地坼般的灾难。1931年5月，周恩来着手重建中央特科。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奉命进入新特科，组成新特科的领导层。时任江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从此在“文化宣传战线”销声匿迹。在新的中央特科，潘汉年担任第二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
对于潘汉年怎样接近中共、加入中共，对于潘汉年怎样成为中共“宣传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又怎样转入“隐蔽战线”，现有的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当然都会有所说明、解释。但这些读物基本上都不提博古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大陆出版的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已颇为不少。这些读物，在叙述潘汉年的一生时，往往只字不提博古。现在看来，这是十分荒谬的。博古有一个侄儿叫秦福铨。秦福铨1929年出生于无锡。1949年后曾在空军工作多年。1957年后在北大荒农场、新疆建设兵团任职。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4月病逝于北京。秦福铨终身琢磨博古、研究博古。生前写了《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一书。2009年3月，该书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六章以“博古和潘汉年”为题。读了这一章，我才知道潘汉年与博古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下面关于潘汉年与博古关系的叙述，依据的便是秦福铨书中的介绍。
秦邦宪1926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才按照学校的规定取了个俄文名字“博古”。所以，1926年以前，还没有一个叫博古的中国人。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对1926年以前的秦邦宪，亦以博古称之。博古是无锡人。前面说过，无锡与宜兴相距很近，所以潘汉年和博古两人可谓是小同乡。博古1907年6月出生，还小潘汉年一岁。据秦福铨书中说，早在1925年3月，潘汉年和博古就相识了。1924年，博古就参加了“孤星社”、“锡社”等学生社团。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无锡市各界人士于是筹办追悼大会，博古是积极参加者。在这期间，潘汉年来到无锡，向博古提出参加筹备活动的请求。一番交谈后，博古对潘汉年颇为信任欣赏，于是请潘汉年负责宣传、保卫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俩的莫逆之交”。（3）据秦福铨书中说，在这次追悼活动期间，潘汉年在保卫工作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因而给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此后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埋下了伏笔。
1930年，博古从苏联回到上海，一开始在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后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其时，潘汉年已是中共宣传文化方面的要员。由于都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潘汉年与博古又常在一起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成了政治局委员，并兼任江南省委书记，但实际上是中共的最高领导。博古是王明最信任的人，是王明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兼任了江南省委书记的王明，对博古说在宣传工作方面需要一个得力之人作助手。于是，博古便向王明推荐了潘汉年。这样，1931年1月底，潘汉年就成了以王明为书记的江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从秦福铨的上述说法，可知潘汉年不但与博古莫逆于心，与王明也颇有“渊源”。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投敌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王明。重建中央特科，应该说是王明和周恩来共同的决定。而博古又一次向王明推荐了潘汉年。据说，正在宣传文化战线上长袖善舞的潘汉年，起先并不愿进入“隐蔽战线”。是在博古的劝说下，才当起了“特务”的。秦福铨也强调：“博古找潘汉年，谈到了中央的想法，动员他搞保卫工作，潘汉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见，离开了宣传系统，切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参加中央特科工作。”（4）
三
当博古向王明推荐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时，潘汉年已在王明手下当了数月宣传部长。王明之所以欣然接受博古建议，让潘汉年成为新特科的领导人之一，也一定因为这数个月的宣传部长，令王明很满意。这也就意味着，潘汉年也已获得王明的直接信任。在1931年的时候，潘汉年就深得“国际派”头两号人物的宠信，他后来的命运其实就已注定了。
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前，指定博古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秦福铨书中说，王明临行前，单独与博古谈话，要博古“切记”住三件事。其中之一，是一旦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讯中断而又有特别严重的情况要向共产国际报告时，须派一秘密联络员到莫斯科。这个秘密联络员全权代表博古向王明和共产国际报告情况，王明也只相信这一人的话。这样，这个秘密联络员就必须事先约定。而博古又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潘汉年。所以，当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前，潘汉年就被确定为王明与博古之间的秘密联络员。（5）
1933年1月，博古到达瑞金，意味着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了瑞金。5月间，丁玲和潘汉年堂兄潘梓年同时被捕。由于这两人都与潘汉年极为熟稔，潘汉年便面临更大的危险。于是，党组织决定潘汉年也离开上海到“苏区”工作。这样，6月间，潘汉年也到了瑞金。在这种时刻将潘汉年调离上海，也应该视作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对潘汉年的特别爱护。情报工作是潘汉年的本职。越是形势险恶，越需要潘汉年这样的人在上海为党工作。但博古显然不愿意潘汉年出事。潘汉年此时已有了另一重身份。他不只是中央特科的领导人，还是王明与博古约定的秘密联络员。当然，这一重身份，只有王明与博古知道。博古当然不能拿这秘密联络员冒险。秦福铨书中说，看到潘汉年也终于到了瑞金，博古喜形于色，“留潘汉年同宿”，连床夜话，亲如兄弟。王明赴苏联前要博古“切记”的三件事之首，是牢牢控制住“中央苏区”，要确保这块“苏区”成为中央的根据地。以瑞金为政治中心的这块地盘，本来实际掌握在毛泽东这一派人手里。现中央机关迁到了瑞金，当然中央要把这块地盘直接管起来。如果中央信任毛泽东，那毛泽东的日子还会好过些。但王明、博古这些在苏联的油锅里炸大了的面筋，根本就看不起、也根本就不信任毛泽东这种“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信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他们确信毛泽东不可能懂马克思主义。于是，博古中央一到瑞金，便将毛泽东在政治上边缘化，便剥夺了毛泽东手中的实际权力。博古虽然比毛泽东小十四岁，但他是中央负责人，又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撑腰，毛泽东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咽，心情是极其郁闷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共党史常识。潘汉年虽然没有到苏联去吃过面包，但他一到瑞金，就与这些从苏联回来的人打得火热。张云所著的《潘汉年的一生》有这样的叙述：“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潘汉年与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住楼上，博古与陈云住楼下。虽说这批职业革命家都是中共党内的高级领导人，但他们毕竟还很年轻，加上这年夏天中央苏区正处在第四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间隙之间，于是每天晚饭前后，他们常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唱山歌，还搞些体育活动，爱打篮球的，吆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潘汉年喜欢打乒乓球，楼下客堂间用方桌子拼成的球台，就是他和陈云、张闻天等人一起活动的地方。尽管那时中央苏区的生活艰苦是出了名的，这儿与十里洋场上的上海更不能相提并论，但同志之间亲亲热热，潘汉年感到十分愉快。”（6）这真是几家欢笑几家愁!正在“愁”着的毛泽东，当然看见了他们的笑脸，听见了他们的笑声。他当然也看见和听见了潘汉年的笑，并且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动了反击。虽然反击的力度很大，但对于毛泽东来说，其实还是拿捏着分寸的。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被拉下了马。但毛泽东自己并没有登上“总书记”的宝座。取代博古的，是“国际派”的第三号人物张闻天（洛甫）。毛泽东知道，现在还不是与“国际派”决战的时候。现在还只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正因为在此前的“长征”途中，毛泽东一定程度上争取了张闻天、王稼祥这几个“国际派”的同情，他才能在遵义会议上把博古拉下马。毛泽东虽然没有成为名义上的党首，但毕竟回到了最高决策层，尤其把军事指挥权完全夺回了。这当然是中共党内的重大事件。前任党首博古，于公于私，都必须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有个交待。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组织原则上说，张闻天取代博古的决议，也必须共产国际批准方可生效。而此时，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通讯早已中断。事先确定的秘密联络员潘汉年便派上了用场。在这一点上，王明还真算有先见之明。遵义会议后不久，博古便找来潘汉年密谈。据秦福铨书中说，博古将遵义会议的整个过程介绍得十分详细。博古本就是要潘汉年赴苏联汇报遵义会议情形，又不能用文字材料，一切都要靠潘汉年记在脑中，详细向潘汉年介绍会议过程，这是正常和必要的。博古说明了自己为何交权、为何让毛泽东回到权力中心。秦福铨说：“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7）放弃最高权力，对于博古来说当然不好受，否则就没必要哭了。而作为博古的莫逆之交，博古的下台，莫非也让潘汉年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反正这一天，两个小同乡相对而泣了。
博古派潘汉年赴苏联请示，毛泽东当然十分关心。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会议决议，那就一切都是白费劲。当然，潘汉年被博古选中，无疑又一次让毛泽东感到潘与王明集团的关系非同一般。仅仅派潘汉年一人赴苏联，毕竟很不保险。万一潘汉年途中出事，岂不糟糕。博古与周恩来商定，再派陈云赴苏，由周恩来向陈云交待任务。潘、陈两人当然分别行动。1935年2月上旬，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出发，于是年9月中旬才到达莫斯科，途中竟走了七个多月。据秦福铨说，王明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对博古交出最高权力表示遗憾；但最高权力交到了张闻天手中，又让他觉得情形还不算太糟。张闻天毕竟也是他那个集团中的要角，也算肥水没流外人田。政治上毕竟还稚嫩的王明，不知道遵义会议其实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张闻天的最高权位，很快便形同虚设。此后，他那个“国际派”将一步步走在下坡路上，再无呼风唤雨的可能。
四
在潘汉年、陈云奔赴莫斯科途中时，共产国际的政治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号召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强调“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努力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的工作”。根据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就应该积极实现与国民党的再次合作，与国民党建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明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顺便说一句，王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席团全部成员四十二人，其中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意味着，王明与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同日而语”了，可以“并驾齐驱”了；意味着王明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了。据说，在宣布主席团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同斯大林的名字一样，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8）这一刻，王明一定体验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没错，这种幸福此前不曾有过，此后也不会再有。不过，当王明1937年11月在延安从天而降时，还是带着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获得的荣耀和光环的。他不只是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回到延安，还是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来到延安。这也就解释了毛泽东为何对其表现得那样恭敬。国际共运的领袖，这身份令毛泽东不得不表现出某种敬畏。
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需要及时传达给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已批准张闻天为中共负责人，也必须尽快让国内的中央知晓。1935年10月，王明决定潘汉年、张浩两人回国，传达这些指示和精神。当然，潘、张两人必须分头行动。
在潘汉年离开中央赴苏联期间，中共内部又发生了严重变故，也即张国焘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中央发生了分裂。1935年6月，毛、张、周们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会合后，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毛泽东们与张国焘发生根本分歧。毛泽东们主张北上，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后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独立行动，并于1935年10月在四川桌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张国焘的气焰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因为他手中的军事实力远胜于毛泽东们。
这时，张闻天虽然名义上是中央负责人，但实际的决策者已不知不觉间成了毛泽东。张国焘另立中央，甚至宣布毛泽东的中央为非法，这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极为头痛的事。毛泽东与“国际派”较量，依靠的是在军中的威信。“国际派”在军中几乎没有影响，这是他们终于败给毛泽东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却无法靠军中的威信战胜张国焘，因为张国焘统率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数倍于毛泽东指挥的军队。正在毛泽东忧心如焚之际，张浩从莫斯科来到了他身边。
张浩，本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早年加入中共。1931年1月被派赴共产国际工作。这次，王明派其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八一宣言》精神，受命后，张浩立即起程。1935年11月，张浩到达陕北。张浩是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这使毛泽东心头一亮，马上想到了制服张国焘的妙策。秦福铨书中说，1935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找张浩密谈，请求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说明自己是受共产国际之命回国解决中共内部的分裂问题。但张浩一开始拒绝了毛泽东的请求，因为共产国际根本不知道中共内部的这档子事，根本不知道张国焘另立了一个中央。1936年1月，毛泽东再次约张浩密谈。毛泽东强调，分裂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共产国际既然已认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责人，那张国焘另立的中央就自然没有合法性，也自然是共产国际不能承认的。共产国际虽然没有授权张浩解决中共内部的分裂问题，但张浩即便“假传圣旨”，也并不违背共产国际的“圣意”。应该说，毛泽东这番话，并非全无道理。张浩终于被毛泽东说服，于是连连致电张国焘，声称共产国际要求张国焘取消他那个另立的中央，归顺陕北的中央。张国焘不能不买共产国际的账。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他那个中央就是非法的，他那支军队就会被国共两党都视作是“匪”。秦福铨书中说：“张浩用共产国际名义发给四方面军的指示，全是冒名的。这个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张浩两人知道。”（9）
张浩致电张国焘事，肯定是真的，因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说到了此事。当然，说法与秦福铨稍有出入。张国焘说，张浩一到陕北，“立即致电给我”，并且此后“电报源源而来”。据张国焘说，张浩向其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关于分裂问题，张国焘这样叙述张浩的电报意见：“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已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10）从张国焘回忆看，张浩出面解决分裂问题，确有其事。按张国焘的说法，张浩并未劝其“归顺”陕北，只是说双方都不再以中央自居。张国焘的这种说法，有些可疑。共产国际既然已经认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责人，那就意味着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既然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那当然有权力以中央的名义命令张国焘。张浩如果真的提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那倒真是在对抗共产国际的“旨意”，张浩应该不会干出此等事。再说，这样的提议，十分滑稽，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不管张浩致张国焘电报具体说了些什么，反正张浩在解决张国焘闹分裂问题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帮了毛泽东的大忙。那么，理应与张浩同时起程回国的潘汉年呢？
五
当张浩已然到达陕北时，潘汉年还没有从莫斯科动身。接受王明回国的命令后，潘汉年先到共产国际情报部门学习一种新的密码编制方法，并默记一套新编密码，以供回国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之用。密码不能记于纸上，只能牢记在脑中。背熟、默写、烧毁；背熟、默写、烧毁，这个过程要反复进行。一字一码，都必须钉子一般钉在脑中。做到这一点，便用去了三个来月。正在潘汉年打算启程时，南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蒋介石授意下主动与王明接触，就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进行试探。王明命潘汉年代表中共与邓文仪晤谈。潘、邓晤谈了三次，时间是1936年1月，最后商定于这年七月在南京举行国共正式会谈，国民党方面将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正当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谋求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蒋介石主动伸出了橄榄枝，这令王明十分兴奋。当然，蒋介石之所以有如此举动，也一定是因为已知晓了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如果与中共再次携手，就可能在抗击日寇中得到苏联的援助。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多么需要援助。在王明与邓文仪的晤谈取得初步成果后，王明便催促潘汉年尽快回国，向张闻天汇报与邓文仪接触情形，并要张闻天将实现与国民党的再次合作当作头等大事。
潘汉年于1936年2月下旬离开莫斯科。原打算取道希腊，但因希腊发生政治动荡，船未能靠岸即返回。直到四月上旬，潘汉年才从陆路到巴黎，再从马赛乘船，五月中旬才到达香港。到达香港后，潘汉年才获悉中共中央已到了陕北。但潘汉年并未立即与陕北联系，而是按与邓文仪约定的方式，向陈立夫发出信息。在陈立夫的安排下，潘汉年顺利到了南京。潘汉年到南京时，已是七月下旬。潘汉年本来打算自己代表中共与陈立夫谈判。当陈立夫弄明白潘汉年并未与陕北联系、是在没有获得陕北中央授权的情形下来到南京时，便拒绝与潘汉年见面，只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与潘汉年敷衍了一番，并劝潘汉年尽快到陕北。这样，潘汉年才有些灰溜溜地离开了南京。
当潘汉年在香港与陈立夫联系并试图在南京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时，陕北的中央在他眼里仿佛是不存在的。这其实颇有些违背常理。而潘汉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王明的命令。陕北的中央是以张闻天为首，张闻天本是王明集团的要员，听从王明的命令就等于听从张闻天的命令。在潘汉年看来，在时间很紧急的情况下，执行王明的指示而事先不经张闻天同意，张闻天决不会怪罪。但潘汉年不知道，陕北的中央，名义上以张闻天为首，但实际上已是毛泽东掌门。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的此种行为，说明他眼里只有王明而没有他毛泽东，说明潘汉年只认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而不认陕北的中共中央本身，说明潘汉年仍将王明的话当作“最高指示”。这当然会令毛泽东极其不快。而国民党方面对中共的实际情形，似乎比潘汉年更清楚。蒋介石、陈立夫知道，与中共的合作，是与陕北中共中央的合作，而不是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合作。没有陕北中央的同意，没有陕北中央的授权，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就没有实际的合法性。再说，潘汉年试图代表中共直接与陈立夫谈判，也同样是一种忘乎所以的表现。这两人在各自党内的地位根本不对等。“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陈立夫是国民党的实际掌管者，而潘汉年只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情报专家，一个信使。陈立夫派一个铁道部次长与潘汉年相见，恐怕也意在提醒潘汉年注意自己的政治地位。后来，国共正式谈判开始，潘汉年在中共中央的授权下先期与陈立夫接触，又是另一回事了。
1936年8月上旬，潘汉年到了陕北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种种应该汇报的事情。但他并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在意。更糟糕的是，潘汉年一到保安，就有“拆台”之举。秦福铨书中说：“但潘汉年在向张闻天汇报中，回答张闻天的询问时，说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对潘的迟到，尤其是对潘汉年途经香港时，没有明显的理由滞留二个月，更是不以为然。”（11）严格说来，张浩与潘汉年一样，只是信使而不是代表。张浩是共产国际的信使，潘汉年是王明的信使。当张浩在毛泽东的怂恿下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时，当然是一种“僭越”。潘汉年对此质疑，张浩会感到难堪，而毛泽东则一定很恼怒。
潘汉年到达保安后，中共中央便将与国民党谈判一事提上议事日程。秦福铨书中说，在决定派谁先期与陈立夫接触一事上，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有过争议。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都主张派潘汉年，而毛泽东则表示反对。秦福铨写道：
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12）
这让我们明白，早在1936年8月的时候，毛泽东就对潘汉年下过“不可信用”的断语。1955年4月在北京，不过是重复十九年前在保安说过的话而已。当然，十九年前在保安，毛泽东还没有能力下达“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指令，如果能够，潘汉年可能在1936年就被逮捕审查了。
争议的结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意见占了上风，还是决定派潘汉年先期与陈立夫会谈。这说明，在1936年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已是中共实际的核心，但还没有到一言九鼎的地步，不然以后的“整风”或许就没有必要了。
1936年9月下旬，潘汉年离开保安前往南京。秦福铨告诉我们，临行前博古约潘汉年密谈。我们记得，当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启程赴苏联前，博古与潘汉年有过一次深谈。那一次，博古把遵义会议的详情、把党内斗争的最隐秘的细节，都对潘汉年和盘托出了。从那时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党内又有过几番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中共甚至几近分裂。博古此番约潘汉年谈话，首先就是要把这期间党内斗争的详情以及现在中央的权力格局，向潘汉年说明。不过，博古这次向潘汉年交底，与上次性质有所不同。上次向潘汉年详细介绍最高层的斗争内幕，还可以理解为是通过潘汉年传达给王明和共产国际，因此也不能说是违反组织原则。但这一次，博古向潘汉年透露高层机密，却纯粹是出于私人友情，是为了让潘汉年知道在党内应该怎样立身处世。从这也一点也可看出，博古与潘汉年，的确交情非浅。
六
在这次密谈中，博古也对潘汉年有所批评。秦福铨说，博古首先指出潘汉年不该比张浩晚九个月才到陕北。张浩一到陕北，就问潘汉年是否到达。毛泽东等人才知潘汉年也要回来。他们等啊等，等了一月又一月，潘汉年仍杳无音信。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装在潘汉年脑子里。潘汉年的脑袋不出现在陕北，中央与共产国际就联系不上。这期间，急不可耐的毛泽东只得又派邓发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所以，博古对潘汉年说：“你说毛能不生气吗？”（13）
潘汉年到陕北保安后，言必称王明，这也被博古认为不妥和失策。当潘汉年向张闻天汇报时，口口声声把与国民党的合作说成是王明下达的指令，这令毛泽东十分反感。王明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抑或仅仅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机构抑或仅仅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时期，毛泽东开始强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而王明仅仅是一个派出机构的领导人；中共中央有权撤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成员。一年多之后，王明到达延安。
博古还向潘汉年介绍了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怎样在周恩来的配合下，以“篝火狐鸣”的方式获取了“用兵如神”的美誉，从而在军事上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张国焘闹分裂的内情，博古也对潘汉年做了说明。据秦福铨说，博古如此告诫潘汉年：“你这次身负重任前往白区和陈果夫谈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千万不要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否则后果难测，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千万注意别出差错。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一概不要谈到我。毛泽东生性好疑，最近他对周恩来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14）博古之所以告诫潘汉年凡事要向周恩来请示、不要擅自行动，当然是针对潘汉年擅自往南京、试图以中共代表身份与陈氏兄弟会谈而言。如果考虑到1943年潘汉年在南京擅自与汪精卫会晤，就该认为博古的这番告诫是十分宝贵的。博古于1946年4月死于飞机失事。他如果活到1955年4月，看到潘汉年因又一次自作主张而祸从天降，会痛惜不已吧。
博古要潘汉年从此与自己少来往，用今天的话说，要潘汉年与自己进行“切割”，确实是出于对潘汉年的爱护，不愿看到潘汉年的政治命运受自己连累。秦福铨说：“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以后博古和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没有私交了。”（15）可以想见，潘汉年是怀着很沉重的心情离开陕北的。以后，随着王明、博古等人所受打击日益沉重，潘汉年的心情也日益沉重。1936年的时候，潘汉年就已经知道毛泽东对自己很没有好感、很不信任，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时毛泽东已经是党内核心人物，潘汉年的心头不可能不有着一片阴影。此后，毛泽东的权势越来越大，并最终成神成圣，而潘汉年心头的阴影当然也越来越浓重。潘汉年的头上，一直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带着沉重的心情、带着心头的阴影，潘汉年参加了国共和谈。国共再度“合作”后，潘汉年又回到了情报战线。1939年，潘汉年重返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当年在上海，潘汉年的情报工作是以国民党为对象。如今，上海已为日军和汪伪控制，潘汉年的使命则是获取日伪情报。此时的上海，日本人和汪伪都建立了情报机关。日本人的“梅机关”和汪伪的“76号”，都臭名昭著。“梅机关”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的情报基地，其创办者和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是日本在华的特务头领。除“梅机关”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也建立了一个情报机构，由先任副领事后任领事的岩井英一负责。汪伪的“76号”，由丁默邨、李士群掌管，是令人闻之色变的魔窟。潘汉年在上海，与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甚至当面接触，甚至与影佐祯昭也见过面。潘汉年与日伪特务接触，是想获取情报。要从日伪特务手里得到情报，就必须用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交换。潘汉年这时期与日伪特务的情报交易，是十分有趣的。尹骐所著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这样叙述潘汉年与日本特务的交易：“数日之后，岩井英一就约请潘汉年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馆见面……席间，岩井向潘汉年询问了一些香港和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情况。潘汉年适度地讲了一些香港和内地的概况，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党派的情况，还讲了一些苏联、美国和英国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等等。岩井对这些情况显然很感兴趣。虽然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密信息，而大多属于新闻背景资料和时事观察分析，但潘汉年的侃侃而谈和独到的评述，还是令岩井听得津津有味。”(16)按这位作者的说法，潘汉年是在用没有价值的信息从日本特务那里骗取有价值的情报，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日本人的“特务水平”之高、间谍技术之强，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学家蒋百里，堪称日本通，他曾说过，日本男人最适合当特务、日本女人最适合当护士。岩井英一是一个特务机关的首领，他的上司是影佐祯昭。他们怎么可能轻易被骗。如果潘汉年的确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有价值的情报，他们也一定从潘汉年那里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日本人不可能做亏本生意。
潘汉年在上海与岩井等日本特务来往时，虽化名“胡越明”，但他的真实身份，日本人其实是很清楚的。尹骐写道：“岩井这个人是很值得注意的，他既然已经从袁殊的报告中知道‘胡越明’的真实身份就是中共要员潘汉年，何以又会答应让袁、潘合作共同开展情报工作，并且一直不点破潘的真实身份，而且装出很相信‘胡越明’是一位普通左派人士的样子，放手让袁、潘去从事情报活动呢？这正是岩井这个职业情报主管和普通日本特工人员的区别。”（17）岩井能识破潘汉年的伪装，说明确非等闲之辈。潘汉年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瞒不了岩井，能用没有价值的情报哄岩井吗？
关于潘汉年与岩井等日本特务来往的情况，尹骐书中还有这样一些叙述：“以后每半月要交给小泉清一的情报，在潘汉年的指导下……负责编写，内容以大后方情况为主，包括国共合作情况，美、英、苏在香港和重庆的活动情况，等等。不用说，这类情况的编写必须仔细斟酌，不能太有价值，也不能没有价值。”“他（岩井英一）当然会想到潘汉年这位中共情报官员会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馆’猎取日、汪方面的情报。但他更重视潘汉年所能为他提供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试探和商讨，潘汉年通过袁殊和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间便建立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袁殊不断从‘岩井公馆’搜集情况供给在香港的中共情报机构；潘汉年则以胡越明的名义在香港定期为‘岩井公馆’提供情报。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这正是情报战场一种特殊的政治游戏和智慧角逐。”（18）
七
香港沦陷前，潘汉年以香港为情报工作的根据地，自己则常往来于港沪之间。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决定到上海定居，并向岩井英一寻求保护。尹骐说，潘汉年“希望岩井能为他的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证”。而“岩井经过两年和潘汉年的交往，已经清楚潘汉年的特殊身份和他的不寻常的活动能量。他知道潘汉年在内地的情报班子和在上海的情报干部必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他当即答复说：‘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和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至于胡先生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为你办一个特别证件，就不致引起麻烦了。’潘汉年当即表示同意。”于是，“第二天，潘汉年便拿到了一张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这就等于是一张‘护身符’了。同时，岩井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供潘汉年使用。这无疑为潘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活动条件。”（19）潘汉年这样与日本人合作，这样寻求日本人的照顾和保护，应该都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如果说潘汉年其实是以真实身份与日本特务来往，那他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接触，就更不可能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了。因为李士群原本也是共产党人，对潘汉年是非常熟悉的。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1925年加入中共，后又在苏联学习，与潘汉年是同龄人，也是同时期参加“革命”、成为中共党员的。从苏联回国后，李士群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逮捕，立即“叛党”，成为“中统”特务。1938年李士群干脆“叛国”，当起了日本人的鹰犬。1939年参加汪伪集团。汪伪政府成立后，李士群当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行政院警政部长、特工总部主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主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权欲熏心、盛气凌人，不断地伸手要权要官，汪伪政府中主管警察和特务的周佛海常感头痛，汪精卫也对其无可奈何。终于，连日本人也觉李士群难以驾驭，遂于1943年9月将其毒杀。周佛海是李士群的顶头上司。读周佛海日记，知李士群被日本人除掉，周佛海非但没有恼怒，反而松了口气。
知道了李士群的人生经历，我们就明白：潘汉年与李士群，相互是知根知底的；这两人打交道，谁也别想糊弄谁，谁也别想白占便宜。1942年2月，在上海愚园路李士群寓所，潘、李有了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时，李士群指定手下的胡均鹤负责与潘汉年联系。胡均鹤是苏州人，亦于早年加入中共，当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成为“中统”特务。抗战爆发后，胡均鹤以“中统”特务的身份在沪宁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李士群的“76号”逮捕，旋即叛国，成为李士群手下的干将。由这样一个当初也是党内同志的人与自己联系，潘汉年当然很高兴。至于胡均鹤，也乐意与潘汉年接触，为的是万一共产党得了天下，自己有条活路。胡均鹤的政治身份是很暧昧的。据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中说，胡均鹤还是东北抗联名将赵尚志的妹夫。赵尚志的父亲是胡均鹤的岳父，胡均鹤对老丈人的生活多有照顾，也直接帮助过东北抗联。（20）
潘汉年这时期在上海活动，与日伪周旋，有的读物把这写得很危险，像是刀口上舔血，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但其实是毫无危险的。他比一般百姓安全得多。日本军、宪、警都不能动他，汪伪人员又岂敢太岁头上动土。何况，他同时与汪伪特务头子也开始了合作呢。周佛海日记中，亦有与潘汉年有关的记载。1943年3月2日日记中写道：“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21）筱月即邵式军，是周佛海的手下人员。渝方即重庆。筱月之戚名冯龙，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科长。按周佛海的说法，潘汉年、冯龙等来沪宁，是谋求与汪政府“合作”，并非刺探情报。数日后的3月8日，周佛海见了冯龙，这天日记写道：“六时，筱月带冯龙来见……渠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当返回延安报告等语。谈一小时辞去，其用（意）何在，殊难揣测，当一面与之周旋，一面监视其发展也。公博对此事亦颇注意，允与冯晤谈。”（22）1943年8月13日日记中，写道：“邵式军来，谈冯龙联络问题。”（23）从周佛海日记看，当时中共方面与汪伪的联系，并不只有潘汉年这一条线。
前面说过，1936年9月，潘汉年离开陕北时，心情是沉重的，心头是有着浓重的阴影的。1939年后，潘汉年在沪宁一带与日军人和汪伪特务来往，生活是舒适的、人身是安全的、工作是顺利的。但心情却未必是畅快的。“延安整风”轰轰烈烈地展开，是在1942年初。但实际上，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标志着“整风”的开始。毛泽东发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整风”，首要目的是清算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国际派”的历史“罪错”，从而让他们不再作为党内的一种政治力量而存在。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难过。1942年以后，他们就更是饱尝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滋味了。王明后来写了《中共50年》一书，其中把自己在延安的生活，说得像是在地狱中受煎熬。博古也必须不停地做检讨，必须深刻地否定自己。共产国际当时驻延安的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屡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挨整的记述。例如，在1943年7月5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这样写到博古：“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总要尖锐地批评特区的政局，并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掌握着一切权力手段。”并说：“他看起来老是很害怕似的，我们谈话时，他小心地环视四周，甚至走出去好几次，深怕隔墙有耳。”（24）从弗拉基米洛夫的记述中，我们知道博古的所有检讨，都是在说违心话，他并不认为毛泽东对他们的指控是成立的。我们更知道，“整风”已成功地在延安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以致于博古这样的人终日胆战心惊，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谈话，都要不时走出去看看是否有人偷听。
王明、博古，与潘汉年是有直接关系的人。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是王明集团中的一员。1941年12月，潘汉年定居于上海，1942年10月，奉中共中央之命，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并不意味着放弃在沪宁的情报工作。此后，潘汉年还将往返于淮南和沪宁之间。“整风运动”当然也在淮南根据地展开。许多人在“整风运动”中莫名其妙地被整。这一切，都足以让潘汉年心生悲戚。
八
潘汉年有做诗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潘汉年诗文选》。读“整风时期”潘汉年写的诗，可知这时期他的心境之阴郁。
潘汉年与扬帆是一对难兄难弟。扬帆于1938年从上海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时，扬帆任新四军第三师保卫部部长。整风运动中，扬帆锒铛入狱。潘汉年对扬帆的遭遇十分同情，曾写《怀炎》诗抒发内心的愁绪，“炎”即扬帆的字。诗曰：“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无权拆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其中的愤怨是强烈的。这是在表达对扬帆的同情，但又何尝不可认为是在怀念远在延安的王明、博古呢？“相煎何必数恩仇”，难道不也是在为正被“煎”着的王明、博古鸣不平？
虽然心有郁结，虽然时感不安，但工作还是要做的。1943年初夏，潘汉年从淮南到了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亲自与李士群见面。到上海后，先见到胡均鹤。胡均鹤说李士群现在苏州，要见李，须到苏州去。于是，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到了苏州。到苏州后，又被告知李士群到了南京，要见他，须去南京。到南京后，终于见到李士群。见面后，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见见潘汉年。潘汉年当然愣住了。但稍事考虑后，还是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到了汪公馆。
现在的一些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在解释潘汉年为何同意见汪精卫时，都强调当时向上级请示来不及、拒绝又不可能，所以不得不去按响汪公馆的门铃。也就是说，潘汉年见汪精卫，是完全被动和被迫的，是被“绑架”和被“挟持”的，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去应付一下而已。我以为，这种解释，未必十分合理。首先来看看拒绝是否可能的问题。李士群、胡均鹤都曾是中共党员，对中共的组织纪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汪精卫，又何尝不了解中共纪律之严明。如果潘汉年坚持不见汪，并向李、胡说明，若擅自见汪，则意味着自己不再能担负与李士群联络的职责，意味着此前经潘汉年建立的关系网将被废弃，而自己也可能受到严厉惩处。这后果当然很严重。这后果当然也意味着李士群此前在潘汉年身上下的功夫都泡汤。明白了这些，李士群应该不会强迫潘汉年赴汪公馆。再说，汪精卫要见潘汉年，当然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潘向中共高层传达一些信息，另一方面也希望从潘口中知悉一些中共高层对时局的态度，这需要谈话在比较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如果将潘汉年“绑架”、“劫持”到汪公馆的客厅，汪精卫的目的又岂能达到？至于说如果潘汉年拒绝见汪，李士群就可能翻脸，就可能扣押潘汉年，那更是不合情理的推测。试问：这样做，对李士群有什么意义？他能得到什么又会失去什么？
所以我认为，潘汉年见汪精卫，是半推半就的。当得知汪精卫想见自己时，潘汉年当然很惊讶，但惊讶之后是兴奋。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者，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体会特别深。机会稍纵即逝。能否经常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往往取决于能否敏锐地看到机会的到来并牢牢抓住它。这往往容不得过多的权衡、估算。所以，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难免养成一种赌徒性格。在潘汉年身上，这种赌徒性格就明显存在。从苏联回到香港后，不向陕北中央请示就擅自与南京方面联系，并试图独自代表中共与陈立夫商谈国共合作事，就是赌徒性格的表现。这一回，赌徒性格又发挥了作用。在潘汉年看来，汪精卫主动要见自己，说不定有重要信息要向自己透露。如果能从汪精卫口中得到对中共十分重要的情报，那岂不是大功一件？岂不是一种奇勋？果真如此，事先未能请示，就不值一提了。与汪精卫见面，当然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应该事先得到批准。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与汪精卫见面这件事本身，却又并非绝对不可。潘汉年在上海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与影佐祯昭见过面。影佐是日军驻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是侵华日军的首脑人物之一。潘汉年与李士群这样的汪伪要人甚至成了“朋友”。能见影佐祯昭、能与李士群“交朋友”，见一下汪精卫，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举。
赌徒总有赌输的时候。这一次，潘汉年输了。看来他并未从汪精卫那里得到什么令中共高层感兴趣的东西。汪精卫见他，不过是扯了一通淡而已。汪精卫自己当然不会认为是在扯淡。但那番言辞，在潘汉年看来，无非是扯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真的得到了虎子，那擅入虎穴就不算罪过。如今是，擅自入了虎穴，却连虎毛也没有得到一根，那就有些不好交待了。在从南京返回淮南的途中，潘汉年一定沮丧不已。本来，情急之下去了汪公馆，虽然没有什么收获，也是可以向饶漱石解释清楚的。但潘汉年终于没有说。对此，与潘汉年同时期参加中共的“老革命”陈修良有这样的解释：“他回到根据地后，本来准备向华中局的饶漱石汇报此事，但由于看到‘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错误，他怕说出来会见汪某的情况，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解释清楚，因而没有把此事向党报告。后来他到延安，也由于同样顾虑而未汇报此事。一个党员对党不坦白，当然是一个错误，但这同‘秘密投敌’，却是风马牛不相关。”（25）其实这正是潘汉年1955年的解释。潘汉年这样说，是能让人相信的，是他的心里话。但是，潘汉年的心里话却又并不只有这些。还有更重要的话，他没法说出来。他之所以终于不敢在整人整得热火朝天的整风运动中向饶漱石汇报擅自见汪一事，更因为自己本是与王明、博古关系密切的人，本就被正在得势的毛泽东一派视作是王明集团的人。换句话说，在毛泽东眼里，他潘汉年本就是有历史旧账的人，本就是“不能信用”的人。潘汉年如果向饶漱石说明擅自见汪一事，饶漱石当然会立即向延安汇报。毛泽东极可能拍桌大怒。又一次抓到了潘汉年切实把柄的毛泽东，很可能要新账老账一起算，那时就下令铲除王明、博古的这个“党羽”，而他也就同扬帆一样镣铐加身。正是这重原因，让潘汉年有了深重的顾虑，并终于把见汪一事瞒了下来。———但这一层原因，1955年的时候，潘汉年是没法说的。他怎么能够对毛泽东说这些？
可以说，如果“根正苗红”，如果与王明、博古集团没有什么实质关系，如果本没有证据抓在毛泽东手里，如果不是已经被毛泽东目为“不可信用”，潘汉年不会隐瞒在南京见汪一事。他终于决定把此事瞒下来，应该说，是赌徒性格又一次在起作用。潘汉年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他知道许多一般人不知道的人间秘密。他更知道有无数秘密被永远地掩盖了。因此，在擅自见汪一事上，他决定赌一把。当然，他又赌输了。
1943年9月，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杀，潘汉年应该是闻讯心喜的。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潘汉年也有理由比一般人更高兴。李士群、汪精卫，是潘汉年在南京见汪一事的知情者和见证人。这两人一死，真正能证明此事的，就只有一个胡均鹤了。
九
即使没有见汪一事横在心中，潘汉年的心情也是抑郁的。有了这件事，他觉得头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更锋利了，落下的可能性也更大了。潘汉年这几年写的诗中，常见一个“愁”字。1943年6月29日，是一个雨天，潘汉年写了《雨夜有感两绝》。其一曰：“萧萧细雨又黄昏，独坐寒斋伴孤灯。冉冉清愁成绮梦，醒来犹是客中身。”这是在南京见汪后不久写的诗。在这样的雨夜，潘汉年满怀愁绪。其二曰：“岁月蹉跎万事空，廿年落魄信心穷。辛酸世味应尝遍，荣辱何妨一笑中。”这一首就更让人感叹唏嘘了。潘汉年投身中共后不是屡建功勋么，怎么成了“岁月蹉跎”？怎么说是“万事空”？投身中共后，潘汉年不是十分受重用么，不是早已成为中共对外谈判和情报方面的要人么，怎么说是“落魄”？怎么反而“信心穷”？至于“荣辱何妨一笑中”，莫非潘汉年已感到巨大的屈辱、侮辱、羞辱、耻辱、凌辱迟早要到来？1944年1月24日，是旧历除夕，潘汉年写了《农历除夕》：“云黯风狂岁暮天，淮南作客又经年。征尘落落知音少，送旧迎新亦惘然。”过年了，应该高兴些吧，潘汉年怎么感到那样“惘然”？1944年6月，潘汉年写了《淮南闲居有感》：“狂豪不若少年时，嫉恶如仇自笑痴。历历丑恶收眼底，春秋难续独吟诗。”（26）
读潘汉年的诗，我们知道，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他的内心其实是异常愁苦的，是没有多少快乐的，是总有着不祥之感的。1949年5月，中共开始了对上海的接管。中共中央，从毛泽东开始，都对接管上海极其重视。能否成功接管上海，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们视作中共能否在大陆站稳脚跟的前提。陈毅成为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潘汉年被任命为副市长，分管公安、政法、统战。这实在是知人善任。对付上海滩上的黑社会和国民党特务以及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潘汉年无疑是十分合适的人选。1949年4月底，潘汉年与夏衍、许涤新三人一起离开香港，赶往北京。夏衍、许涤新也被选为接管上海官员。5月上旬，三人到达北京，住进北京饭店。据夏衍回忆，潘汉年住的是303号房间。巧的是，1955年4月潘汉年在北京开会，住的也是这303号房间，他就是穿着拖鞋，从这间房间走进监牢的。（27）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分头接见了他们，可见中共高层对接管上海如何重视了。毛泽东是在5月12日夜接见潘汉年、夏衍等人的。夏衍回忆说：“毛主席情绪很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的插话，使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也把潘汉年叫做‘小开’。”（28）毛泽东这时期心情很好，那是十分自然的。这时心情不好，还有什么时候心情能好。十几年前，在陕北时，毛泽东曾说过潘汉年“不可信用”，莫非现在改变看法了？当然没有。毛泽东也把潘汉年叫做“小开”，恰恰说明他牢牢记住了潘汉年，这对潘汉年来说并非幸事。眼下任命潘汉年为上海市副市长，当然是一种高度的“信用”。但这与当年所说的“不可信用”并不矛盾。当年所说的“不可信用”，并非指能力方面，而是就政治态度、政治派系而言。接管上海，需要潘汉年这样的人，这丝毫不意味着毛泽东放弃了对潘汉年的成见。
在副市长任上，潘汉年干得有声有色。潘汉年领导下的市公安局，成立了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值得一说的是，当年陪同潘汉年到汪精卫公馆的胡均鹤，被任命为这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在潘汉年衣锦荣归上海滩时，胡均鹤也“重现江湖”。我们现在不知道，潘汉年是否与胡均鹤有过私下密谈，不知道潘汉年是否叮嘱过胡均鹤要守口如瓶。也许并不需要密谈，也不需要特意叮嘱。潘汉年只要在某个场合不经意地说一声当年见汪一事并未向上级汇报，胡均鹤就什么都懂了。写到这里，我要说，潘汉年毕竟未失书生本色，毕竟不是心狠手辣的流氓恶棍。否则，依他的智谋和那时在上海滩上的权势，要做到让胡均鹤永久消失，并非不可能的。
胡均鹤活着，擅自见汪精卫一事就随时可能暴露。1954年9月，胡均鹤被逮捕，潘汉年的心一定提到了嗓子眼上。1955年3月下旬，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到北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议程之一，是通报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饶漱石是潘汉年的老熟人、老上级，他的落难，自然也会令潘汉年惊心。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敦促与高、饶有牵连的人赶快坦白，历史上有其他问题的人也应该从速交待。会上又印发了关于上海逮捕胡均鹤和将扬帆隔离审查的材料。这一切，足以令潘汉年坐卧不安。扬帆是自己分管的公安局局长，胡均鹤更与自己有着特殊关系，这两人都出了问题，自己还能太平下去吗？潘汉年有理由怀疑，当年在南京擅自见汪一事已为中央知晓，毛泽东的讲话可能正是对自己在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潘汉年觉得，长期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他必须尽量争取主动。他不能等到被审讯时才交待当年见汪一事。他知道，他已无法说清楚为何将此事隐瞒了十几年。他感到百喙莫辩。但说不清楚也要说。瞒了十几年，没法再瞒了。
于是，1955年4月1日夜间，潘汉年向陈毅交待了当年在南京见汪一事。4月2日上午，陈毅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时隔十九年，毛泽东第二次对潘汉年下了“不可信用”的断语。不知道毛泽东这天午觉是否睡着。反正陈毅告辞后，毛泽东肯定在思考潘汉年的问题。他一定先回忆着潘汉年的历史。他想起了当年在瑞金自己大权旁落、向隅而“怨”时，潘汉年却与博古、张闻天们打得火热。他仿佛又听到了他们的欢歌笑语。他想起遵义会议后博古派潘汉年到莫斯科向王明汇报，出发前更面授机宜。他想起潘汉年在苏联迟迟不归，自己急得团团转，只得又派邓发赴莫斯科。他想起潘汉年好容易回到了香港，却不立即到陕北找中央，竟擅自与南京政府联系，并跑到南京试图代表中央与国民党谈判。他想起潘汉年到了陕北后，总把王明挂在嘴上，似乎王明仍在主宰一切。他更想起，潘汉年到陕北后，竟然质疑张浩“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想到这一点，毛泽东有理由皱眉切齿。想完了历史，就要想现实。现实是，五六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上海大局早定，中共不但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在整个大陆也政权稳固。那么，是该解决潘汉年问题的时候了。本来要如此，还要费点心思。现在，他主动送上了绑他的绳索，这真是太好了。于是，毛泽东拿起了笔。于是，悬在潘汉年头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萧叔安”的名义在长沙一医院病亡。“萧叔安”是潘汉年从事情报工作时用过的化名之一。死后，骨灰埋葬在长沙市郊，墓碑上的姓名也是“萧叔安”。人们习惯于认为，潘汉年当初如果没有擅自见汪并长期隐瞒此事，就会终身太平无事甚至官运亨通。这是大错特错的。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即便没有擅自见汪一事，也决不会善终，更不会官运亨通。即便潘汉年能平安地把官当到“文革”，他也决不会逃过“文革”这一劫。在“文革”中，像潘汉年这样的人，一定会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因为1955年便进了班房，潘汉年还能苟活到“文革”结束，还能偷生到古稀之年。如果没有在1955年便退出历史舞台，潘汉年可能死得更早，也死得更惨。———潘汉年其实是在劫难逃的。
顺便说一句，当年与潘汉年同样被王明派回国的张浩（林育英），1942年3月病死在延安。丧事办得极其隆重。当时的“边区”，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而张浩的丧事，实际上就是“国葬”。毛泽东为张浩题词曰：“为国而死，虽死犹荣”。众多中共要人为张浩抬棺。抬棺者排成两行。左边第一人是毛泽东。这样的事，毛泽东一辈子就干过这一次。
2011年6月27日
注释：
（1）（6）（20）见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248页，第75—76页，第160页。
（2）（8）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87页，第272页。
（3）（4）（5）（7）（9）（11）（12）（13）（14）（15）见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36页，第137页，第139页，第141页，第146页，第146页，第147页，第150页，第151页，第156页。
（10）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三册，第295—296页。
（16）（17）（18）（19）见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13页，第114页，第114—116页，第148页。
（21）（22）（23）见《周佛海日记全编》，张德金编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版，下编，第713页，716页，784页。
（24）见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36页。
（25）陈修良：《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6页。
（26）所引潘汉年诗均见《潘汉年诗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27）（28）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580页，第585页。
王彬彬,男，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县人。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已出版《在功利与唯美之间》、《鲁迅晚年情怀》、《为批评正名》、《城墙下的夜游者》、《给每日以生命》、《独白与驳诘》、《文坛三户》、《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往事何堪哀》、《一嘘三叹论文学》、《并未远去的背影》等著作多部。
来源: 《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