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历史，无疑发生在抗战期间：首先和国民党接洽、开启国共合作抗日，此后又周旋于汪精卫政权和日本人的情报机关之间。这些独特的经历成就了潘汉年，也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会见汪精卫似乎成为潘汉年个人难以言说的污点。曾任社会部部长的罗青长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发表的《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无疑是关于潘汉年一案最权威的定论。该文说，“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

目前，介绍潘汉年最重要的著作应该是尹骐的《潘汉年传》，除此之外，还有彭树华的《潘汉年案审判前后》、尹骐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等。遗憾的是，上述著作都没有给出资料的来源，旁人自然也无法查证。彭树华是当年参与审判潘汉年一案的法官，看到过大量内部资料，其著作应当有相当的权威性;尹骐在写作《潘汉年传》过程中得到了公安部领导的支持，由于引用了部分保密资料，其著作最初只得由政法系统于一九九一年内部发行，删改修订后才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在一九九六年公开出版发行，可靠性亦无需多言。尽管抗日战争已经结束70年、潘汉年平反也已30多年，不过，从尹骐所著《潘汉年传》的出版过程可以看出，潘汉年一案依然还有大量的秘密尚不可以为百姓所知。正如彭树华所说，“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而直到现在，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正是由于此案的敏感程度依然很高，那些官样的文章和著作所提供的内容难免有所掩饰和回避，因而其真实性亦大打折扣，特别是关于潘汉年会见汪精卫前后的情况，相关说法更值得怀疑。

首先，潘汉年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会见了汪精卫，目前国内公开发表的资料对此就明显存在一些含糊，比如《潘汉年案审判前后》、《潘汉年传修订本》、《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认为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间或者一九四三年春天。另外，网上一篇作者为淳于雁的文章，则说是一九四二年九月潘汉年会见了汪精卫，这些文章都没有提供任何依据。

然而从国民党一方的资料看，根据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林蔚(待从室第一处主任，蒋介石军事方面的大管家)给蒋中正的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军)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三月十三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未宁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1(亦可参看维基百科 潘汉年条目)。由此可推断，潘汉年到南京会见汪精卫的时间一定不迟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准确的时间大约在此前一、两天左右，其判定基于如下一则史料：潘汉年作为中共的名人早为各方面的情报人员所熟识，就在他会见汪精卫的时候，奉戴笠密令潜伏在汪伪军政部内的特工鲍文沛(黄埔军校十期生，重庆军统局副处长)与其当场打了个照面。当晚鲍文沛即迫不及待地将电报发往重庆，使蒋介石和戴笠知道了这次汪、潘会见。2

国民党方面对于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情况和他们会谈的目的极为关注，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毛庆祥(侍从室机要组中将组长，统管党、政、军、特机要工作)呈给蔣中正的报告：“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3 国民党高层及情报机构对时局和各方的上述判断可能包含极大的主观因素甚至怀有偏见，但是，作为情报机构给最高统帅的综合报告，其基本情况应该不会面壁虚构，“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之事或许不全是捕风捉影。此后，国民党对中共的公开指责大概围绕此论调的口径。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潘汉年和汪精卫的会面不仅让国民党特工吃惊，大概也让中共方面的地下人员吃惊不小。就在国民党特工发现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同时，中共安插在汪伪政权中的内线也获知了这个消息，继而立即通报给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曾任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感觉兹事体大，遂电告华中局。当时的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得知消息，未等潘汉年返回核实情况，即与曾山(华中局组织部长，曾授权代表新四军与日军秘密接触)连署致电延安的中共中央，说得到潘汉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消息。4 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方面公开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消息之前，便从中共自己的情报网及时知道了这个情况。

令人好奇的是，如此重大事件饶漱石为什么不向潘汉年核实而直接报告中央?不过是一封电报而已，完全不必等潘汉年返回根据地再面谈。饶漱石和潘汉年之间到底有何瓜葛?或许其中还有许多未知因素。就在这件事情之外，饶漱石还曾经向中央汇报过潘汉年“违反纪律”，这显然是对潘汉年在与日、汪方面的交往中某些方式方法表示不解和不满。据此推测，潘汉年或许有部分情况对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大约还有陈毅等人有所保留。从另一角度看，作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潘汉年，某些特殊情报越过饶漱石、陈毅等领导人而直接向中央请示和汇报的事情也未尝不合情合理。抛开这些复杂关系，无论如何，饶漱石给中央关于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情报是准确的，饶漱石对于潘汉年和日本情报机关交往的疑惑也是正常的。饶漱石为人刻板，律己甚严，颇有些书生意气，他向中央汇报潘汉年的情况是其职责所在，若以心胸狭窄等原因来解释似有不妥。如果为了突出潘汉年而对饶漱石过于严苛、甚至诋毁，则有失公允。

潘汉年除了和汪政权有所交往外，还“打入日寇内部”，其中的玄机至今恐怕还有很多人都无法参透，这其中就涉及到了一文一武两个著名的日本人岩井英一和影佐祯昭。岩井英一是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日本总领馆的副总领事(后升任总领事)，负责搜集政治、文化方面的情报。此人战前便长期在中国从事情报活动，尤其关注文化和舆论宣传，是个中国通。影佐祯昭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大佐课长，更是汪精卫政权的助产士、在汪精卫政权的成立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并因此成为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少将军阶)。由于当初参与汪精卫和日本方面谈判的汪方要人陶希圣、高宗武中途悬崖勒马、并将汪日谈判过程和协议在媒体上公开，代表日本主导这次谈判的影佐祯昭在国人中早就成为著名人物了。

潘汉年此前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中共在香港的统战领袖，需要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而上海和香港都是各国情报机构最活跃的地方，不被他们注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潘汉年以这样的身份、地位以及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渗透”或者“打入”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关，而又不被日方例如岩井英一这样的中国通察觉，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况且，一些为日本人效劳的汪精卫系统的特工人员此前就是中共情报系统出身，他们就对潘汉年的身份一清二楚。说到底，潘汉年本人恐怕也不会天真到这个程度——幻想日本人会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交托潘汉年如此使命的中央领导更不会这样烂漫天真。

既然潘汉年敢于如此大义凛然地和日本情报首脑长期交往，如何会在见汪精卫时那么胆怯彷徨，潘汉年会见汪精卫果真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些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区的日军亦四处出击，美、英与日本互相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兵锋指处，所向披靡。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12余万英军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美菲联军7万余人在巴丹投降，菲律宾沦陷。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缅北重镇密支那失守，中国远征军、英军败走，缅甸落入日军之手。中国海外援助面临中断，有可能陷入被隔绝的境地。

在国内，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番号被取消，国共两党的关系再次发生逆转，国民政府中断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以及对延安边区政府的财政资助。此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军队为了保障后方的安全，对华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中共根据地受到了很多破坏，其困难程度，今人很难想象。如一九四三年三月，彭德怀在左权县一个村庄召集一个地方干部会议，与会者饿得连坐都坐不稳，彭德怀只好请大家躺在炕上开会。5

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到一九四三年初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2年，胜利依然遥遥无期，时局似乎还正在按照汪精卫等人的估计发展，战争究竟要持续多久更是无法预料。截至到这年八月，投奔汪精卫政权的重庆政府官员共有国民党中央委员 20 人、高级将领58 人，这些人大多都是不满蒋介石的政客和军人，也有一些是与日军苦战失败后不得已接受汪精卫政权节制的将领。新四军通海自卫团700余人一九四三年四月在日汪的军事压力下，不得已玩了一次中共历史上罕见的诈降计，部队后来被改编为汪精卫政权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大队，此事被称作“汤团行动”。

让我们还回到潘汉年和汪精卫会面的问题上，此事主要涉及到三个人物。除潘、汪二人外，另一个是促成这次见面的关键人物李士群，此人是中共的早期党员，曾在苏联受训，被国民党逮捕后受刑折磨但始终未出卖同仁，脱党后还曾想重回组织，而被中共拒绝。尽管后来出任汪精卫政权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江苏省主席，但仍以“娘家人”看待与其交往的中共人员。李士群对中共内部的组织规则和运作方式并不陌生，情知潘汉年仅仅是中共情报方面的负责人，并无权力决定中共的方针、路线，如果没有最高层授权，潘汉年并不能代表中共中央。李士群如果想在汪精卫面前提高自己的身价，而拿潘汉年敷衍、愚弄汪精卫，此事若被汪精卫察觉，以李汪之间声望和地位之悬殊，他岂不是自毁前程、自取其辱?无论如何，李士群“挟持”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既有悖于交好潘汉年的初衷，也得不到汪精卫欣赏的结果，以李士群之机敏练达他会做这种里外不是人的事情?

至于潘汉年本人更是多次代表中共与各方高层谈判和协商，有过经验也有过教训。早在一九三六年，正当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谋求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蒋介石主动伸出了橄榄枝，指令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联络，潘汉年受命与邓接洽晤谈。双方商定于这年七月在南京举行国共正式会谈，国民党方面将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随后，潘汉年从苏联归来，未经过延安，便直接到南京和国民党高层接触。当二陈得知潘汉年并未与陕北联系、是在没有获得陕北中央和红军授权的情形下来到南京时，便拒绝与潘汉年见面，只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与潘汉年敷衍了一番，并劝潘汉年尽快到陕北。这样，潘汉年才有些灰溜溜地离开了南京。6

当年，潘汉年犯这样的错误尚有情可原，因为，他以为陕北的中央只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下属，只要有代表团的指示他便可代表中共。岂不知，国民党最关注的实际上是中共的武装力量，他们需要直接和延安红军的统帅部接触。缺少延安的授权，潘汉年的代表性也就大打了折扣，二陈自然不会和他谈判。有过这次教训，难道潘汉年还会在几年后再次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

最后，汪精卫既然想要和中共合作，自然须要得到中共领袖的回应，仅仅通过潘汉年一个情报首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汪精卫只是想向中共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政治意愿，或者想了解一下中共对国家前途的考虑，委托李士群和潘汉年交谈或者传递一封书信也就足够了，完全不必和潘汉年见面。虽然汪精卫仅仅是一个傀儡政权的领袖，但每天也是日理万机，即便是一次象征性的会面，恐怕事前也得有所安排，绝不可能临时仓促决定。再者，汪精卫不会不知道，领袖人物们见面本身就是一种重大政治行动。假如潘汉年没有高层授权，汪精卫为什么要屈尊会见对方一个并没有高层职务的情报首脑?

按照目前李士群挟持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说法，那就等于说，汪精卫、李士群和潘汉年三个人在这件事情上同时犯下了常识性错误，才有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面。那么，即便不考虑这些人物的精明和判断力，单单从概率上看，三个人同时犯错误也是一个可能性极小的事件。

接下来，人们自然要关心潘汉年和汪精卫双方会谈的具体内容，尹骐的《潘汉年传》给出了一段颇为详尽的对话，摘要如下：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作者没有给出这段对话的出处，或许是来自当时审判潘汉年时他本人的供述。但是，这段对话中汪精卫的部分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明显是有出入的。早在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就多次大规模兵戎相见。此后，中日中条山战役先后持续一个多月，中共不顾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的多次吁请，直到十几万国军在日军打击下全军覆没，近在咫尺的八路军主力都始终没有参战。国共隔阂如此之深，早已到彻底决裂的边缘，只是由于中国与海外的通道尽为日军所控制、国民政府对苏联有所期待，故而蒋介石不得不和中共继续维持表面关系。再者，潘汉年还定期向岩井英一副总领事提供有关重庆方面的情报，对于这样的事情汪精卫不会一点信息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还说“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这样的话，颇有些不合情理。

另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是，假若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仅仅是进行了上述谈话，那么，潘汉年有什么不可以向饶漱石汇报的，何至于要隐瞒十几年之久?毕竟潘汉年连饶漱石知道他和日本情报机关首脑见面这样的事情都不在意。如果说潘汉年在会见汪精卫之前无法请示上级尚属有情可原，那么在事后也没有及时向直接上司或者中央汇报的做法就的确令人费思量了。目前一些出版物给出的解释无外乎如下两点：

其一，潘汉年返回淮南新四军根据地时，党内正在整风，担心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治罪，故而没有向饶漱石汇报。

其二，延安在国民党公开指责后，向潘核实时，潘因故予以否认，因而只得隐瞒下去。

这两个理由实际上大同小异，似乎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的逻辑——大臣们需要晋见上司或者上朝面圣才能辩诬，而这个逻辑在潘汉年生活的时代早已过时，潘汉年和中央以及华中局“面谈”完全不受时空的限制。潘汉年作为中共在南方的情报首脑，理应有自己的电台和情报通讯体系，在南京当地潘是否有秘密电台未见介绍，而在上海有秘密电台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关重大，国民党的地下人员可以在事发当晚给重庆发报，中共上海地下党也可以立即给上级发报，难道潘汉年就没想到在事后马上给延安发报讲明情况?潘汉年见过令人谈虎色变的李士群、见过臭名昭著的影佐祯昭，中央都无异议，秘密地见一下汪精卫又有什么顾虑?

另外，就算潘汉年没有及时向延安发报，延安获悉如此重大事件，也应该及时向潘汉年本人核实与质询，直到遭受国民党的指责后才质询潘汉年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目前关于潘汉年的作品中没有给出国民党就此事公开指责中共的具体时间，但是估计间隔不会太短，毕竟国民党方面在得到如此重要的情报后，不可能在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指令之前就公开曝光。仅从林蔚和毛庆祥呈给蔣介石的报告以及一九四三年九月蒋中正电令：“有无潘汉年在伪方活动，交两统(中统、军统)局查报”7来看，国民党应该不会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之前公开此事。如果这个推测正确，那么在国民党公开指责之前，延安有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查证此事。可以说，此后延安对这次会面的承认与否认实际上都与外在的因素没有任何关系。

一九四五年春潘汉年回到延安，很快受到毛泽东亲自召见、面授机宜。不久，毛泽东签发刘少奇、康生署名给饶漱石的电报：“……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诬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做，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已)向他解释清楚。”8

中央对于潘汉年长期向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岩井英一提供信息，以及会见影佐祯昭等情况无疑是清楚的，至于潘汉年会见影佐祯昭最高军事顾问仅仅是品茶聊天还是有其他内容，外人无法猜测。而潘汉年会见影佐祯昭的新闻冲击力绝对不亚于会见汪精卫，从这封电报中却看不到中央对潘汉年有一点责怪之意。相反，在国民党已经公开潘汉年和汪精卫会面的情况下、同时延安也获得了华中局的相关情报长达两年之后，中共中央对这个事实仅以“造谣污蔑”一笔带过，而且告诉饶漱石，“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并强调不是潘汉年已经向中央说清楚，而是“毛主席向他(潘汉年)解释清楚”，这封电报的说法和隐含的各方关系无疑值得研究者仔细品味。

李士群死了，汪精卫殁了;日本人降了，国民党败了。作为胜利者的一员、潘汉年见过汪精卫如何、没见过又如何?这样一个过去十多年的旧事已经完全无关大局，潘汉年以此获罪实在不可思议。尤其吊诡的是，所谓向中央隐瞒实情的潘汉年成了罪人，而在此事上向中央及时提供了准确情报的饶漱石也成了罪人，而且是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更令人匪夷所思。总之，关于潘汉年的官样史料读的越多、思绪反而越混乱，而中央重处潘汉年给人的感觉总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注释：

1. 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中共诡谋与异动(一)，台北国史馆藏，002-020300-00050-068 (转引自《潘汉年与国共关系之研究》 林威杰)

2. 潘汉年误见汪精卫《赤峰日报》2010年10月24日第3版

3. 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002-060100-00180-005 (转引自《潘汉年与国共关系之研究》 林威杰)

4. 潘汉年与汪精卫南京会面的历史真相 王凡 《党史博采》2013年第4期、第5期

5. 百团大战的经过及其重大历史意义 蒋杰 《中共党史专题报告汇编》一

7. 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002-060100-00180-005 (转引自《潘汉年与国共关系之研究》 林威杰)

8. 《潘汉年传》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