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预料到薛忆沩会写出《首战告捷》这样一个系列的战争小说。战争毕竟远离中国许久，即便是离得最近的一场边境战争，也离我们有三十多年了。但如果我们回忆作者的第一部长篇《遗弃》，里面就已经有了一个死于这场战争的弟弟了。不过我想，使薛忆沩真正进入战争系列描写的入口估计还是历史，如果作者具有一种历史感，眼光放远到一百多年，那么，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首先也是战争史，尤其头一百年里，贯穿着几乎是连绵不断的战争。
而今天战争对已经大致享有了一个多甲子和平的大多数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亲历战争的健在者人数已经很少了，即便是现在的将军们许多也没有真的打过仗，人们对战争的真实记忆已经淡忘，而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们在无所畏惧、也无所顾忌地谈论战争了。
的确，本书的作者也没有经历过战争，同样的话："你不一定了解战争"也可以对作者和他的作品提出。他只是试图描写甚至想象"战争"。而且，这一"战争"系列小说，并非是全景的或史诗般地描写战争，甚至不是很直接地描写战争、他更看重的是写战争中的人，而且是写战争中的心灵。这似乎只是旁敲侧击的战争，只是触及到战争的一些短章，但我以为，他的作品在中国还是相当新颖的一种战争文学，这种战争文学的类型可能在欧洲不很新颖，甚至在前苏联都不很新颖，但在现代的中国却非常新颖,因为它或可使我们一窥战争的初始本性--这一战争本性本来倒也是不难看清的，但近代以来却有了许多的遮蔽。在他的作品中，还有一种深深的善意和怜悯。
正如著名的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言，"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作为暴力搏斗的战争的基本逻辑就是：如果没有其他的限制--诸如政治、道德和实力等方面的限制--那么，一旦战争开始，敌对的双方都会趋于极端，会不顾一切地使用一切手段而将对方置于死地。战争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搏斗，战争是毫不含糊的暴力，而且归根结底是对肉体的暴力--尽管现在有各种机械、电波等各种各样的中介武器和目标，但最后一定要触及人的身体，造成死亡或残废。战争就是人群之间的互相厮杀，战争是一定要死人的。这可以说是战争的初始本性，或者说是战争的第一属性，是任何一种战争的首要本质。至于正义与否、精彩与否，宏大与否、输赢与否，都是随后的特性。然而，这种战争的初始本性可能容易恰恰由于显明而被忽视，甚至被有意遮蔽。
《首战告捷》是充分意识到战争的这一初始本性的。在《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中，作者以一位到中国来为抗日者做战地救护的怀特大夫的信件的方式，五次重复地写到"傍晚的时候，弗兰西丝在一次心不在焉的空袭中丧生了。"这次空袭只是两架可能是返航的日军飞机，随意将携带的炸弹投掷下来，结果就炸死了那位女护士。这就是战争。战争就意味着死亡。战争的另一个同义词就是人为的"杀人"。怀特大夫还曾在行进的队伍里发现了一个不到15岁的受伤小兵，他找到领队，问队伍能不能停下来，让这个生命垂危的孩子稍稍休息一下并给予治疗。领队没有理睬他的要求。大夫告诉领队，如果得不到休息，这个孩子很快就会死去。而领队说，如果队伍停下来，大家就很快都会死去。这时大夫的感受是："我突然感到了一阵强烈的恶心。这是对'战争'感到的恶心。这是我第一次对'战争'感到的恶心。……我一直是战争的崇拜者，……我相信战争是颠覆平庸生活最理想的方式，是一种救赎，一种美。但是，我突然从一个不可思议地幸存下来的孩子的身上，不，应该是从一个不可能幸存下来的孩子的身上，看到了'战争'的丑恶。"
的确，这个孩子即将死去，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如果队伍不能及时赶到前面渡河，他们大家都将死去。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战争的真相。战争的真相是在肉体那里，或者说首先要到肉体那里去寻找。作者在书中引了一句罗素的名言："战争并不决定谁是对的--只决定谁是幸存者。"（War does not determine who is right--only who is left）故而并不一定，甚至很不一定胜者就是对的，幸存者就是对的，胜负存亡有赖于实力的较量甚至还有运气。但的确胜者就是胜者。幸存者就是幸存者。活着的人就是活着的人。死去的就是死去了。而未来还可能有一种战争是没有幸存者，也没有胜者的，双方都将同归于尽，那就是热核战争。所以，罗素曾经花了很大的努力来试图防止这种战争。
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初始本性，在"那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争"中，当厂长希望一个曾经打过仗、也喜欢写作的"我"来赞扬地写写工厂的生活，他认真地启发地问道："难道你不觉得工厂的生活像部队的生活一样值得回味吗？"而"我"同样认真地反问道："你怎么知道部队的生活值得回味呢？"而"我"永远忘记不了的一个场景是：班长带领全班逃出了包围圈。但是，在接近驻地的地方，他踩到了一个隐蔽得极好的陷阱。"我"还清楚地记得班长的身体被锋利的竹楔刺穿的一刹那发出的他一生中第一声，也是最后一声的惨叫。
然而，尽管如此，尽管这种战争的残酷性并不难知道，战争为什么还是连绵不绝？战争究竟缘何而起？至少，在《广州暴乱》中，我们知道了有一种导致战争的"源自恐惧的残酷"。这是一种特别的残酷，它并不是天性的残酷，甚至不是主动的残酷，但由于恐惧，由于想通过先发制人来抵御对方，就还是率先发动了战斗。当年印巴分治、巴以分离的时候，本来和平聚居在一个村镇的不同种族或不同信仰的人们，就因为突然一下陷入恐惧，发生了许多不同规模的流血冲突，而以后冤仇就很难化解了。然而，如果说这种残酷还在某种意义上"有情可原"的话，还有一种为了政治的私利而"利用恐惧的残酷"甚至"制造恐惧的残酷"，就是一种更大的残酷了。而且，有意去夸大危险，渲染危机，强化敌意，并不是没有可能使这种"渲染"和"夸大"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
《广州暴乱》是以一个别人以为"死"了却实际还活着的前两广总督的最后回忆的笔调来叙述的，这是一种特别沉郁和哀惋、但还是在为自己辩护的风格，这个在躲避的残生中"活着"却像是死去的人，当和他朝夕相伴的老仆人死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他想起了过往的日子， 想起了他利用一本已经在市面上引起了巨大恐慌的小书，然后采取了一系列备战措施，包括下令拆除广州城墙外十二里地范围内的全部房屋，使上万平民无家可归的情景，这时他真的希望有一支西方人率领的队伍从天而降，让广州城外突然杀声震天、枪炮齐鸣。这突如其来的进攻将能解除他的困境，还能证实他对历史的判断，但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他丢了官，也名义上被"处死"了。那本小书作者报告的"敌情"其实是虚构的，或至少是大大地夸大了。于是总督的仕途走到了尽头，甚至生命也在名义上"终结"了。
而还有一种积极地发动或热烈地投入战争的原因就是深信自己所代表的是历史的正义，代表历史的必然或使命。那位总督除了有一种对"非我族类"的恐惧，他说他也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感"。"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肩负着创造历史或者阻止历史的重大责任。"他"之所以采取那一系列防范的行动，完全是出于对国家命运深深的忧虑。" 而在一篇描写北伐战争的小说"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中，战争的参与者或至少领导者也至少有这样一种"他们正在创造历史"的感受，他们面对那座他们将要攻占的小镇和小桥，感到"历史曾经多次光顾过那座小镇和那座小桥。而再过两天，那座小桥将再一次成为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有一种宏大的东西作为历史的意义在支撑着战争中暴烈的行为。而当一场恶战之后，在风景秀丽的墓区里突然出现了许多的新坟。"这些新坟既是历史的排泄物，又是丰富历史的养分。如今，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人们常常感觉在暴力流血之后将诞生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或被告知某一战争将是"最后的战争"，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还是在罗素所说的那种战争的初始本性的意义上--即战争首先并不决定谁对谁错，而是决定谁死谁活--我们看到，在"被一段没有记载的和平时期分隔开的战争"这篇小说中，当以前的战士，后来的市长回答孩子的问话"战争好玩吗？"时，他意味深长的话是："如果你能回来……"。是的，如果你能回来，或许还会觉得好玩，甚至继续玩下去，一代一代可供战斗的少年将成长起来，但许多人还是一去就回不来了。而幸存的战士返乡还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别人死了你却还活着？"这就是"老兵"一篇中那个"排长"遇到的问题。"排长"的七个同乡都死了，他们八个人都曾留下遗书，都说"谁活着回去，就请把它带给我的父母。"只有"排长"一个人活过来回到了家乡。他将七封遗书分别交给同乡们的父母。房间里顿时哭泣成一片。他们哭着喊着，"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并突然逼近排长："你为什么能够活着？"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并不应该质问"排长"的。他自己也是九死一生，侥幸不死。 但这样的问题也许可以用来追问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那些热衷战争的人，那些对战争有权力但却把战争不当回事的人，他们只看到战争中输赢的数字而看不到战争中的那些血肉之躯，他们应受这样的质问："为什么这么多人死了你却还活得好好的？"这样的质问或有可能阻止或阻滞战争。否则就始终有一个恐惧的前景是，只要你不死，战争就总是不结束，就一直要打下去。"只有死者才看到战争的结束"。
战争就是战争，战争就是人和人的厮杀，战争就要死人，而且死的一定多是普通人，这是战争的第一性质。不仅失败的一方，胜利的一方也要死人，更有被卷入和影响的平民，常常死得比军人还多。有时人们必须为了保家卫国奔赴疆场、挺身捐躯。然而，有许多战争是很让人生疑的。战争虽然常常都被称之为"国家的战争"、"民族的战争"、"人民的战争"，但有些就其性质来说其实是"皇帝的战争"、"君主的战争"、"党派的战争"，对老百姓来说也就是"他们的战争"而不是"我们的战争"。在"死去的与活着的"的一篇中就写到一个少年在1971年的战备热中读到有关一场"皇帝的战争"的故事，那或许是他最早的战争启蒙。
薛忆沩的小说还隐涵着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战争既然如此残酷，它为什么还会吸引许多本来很纯洁、甚至很温和的人？战争既然如此戕害身体，它为什么还会吸引那样高扬的精神？这还不是简单的外在的吸引力，例如有些女性穿上军装会有特殊的美--当然，像里尔克那样的诗人是永远不能穿军装的，他们穿上军装就会惊慌失措。战争摧毁了许多美，但本身也还是有一种美。不过，我们这里所要说的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精神吸引力。而中国近现代的战争的确是曾经吸引过一些最优秀的年轻人，包括一些最理想主义的文化人的。他们或是为国赴难，或是在其中寻求社会的理想，认为这是达到"人间天堂"所必须经历的一段历程；或也在其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自我的新生，甚至就是被一种永不安分的生命渴望所驱赶，一定要在一种激烈动荡、甚至是异国他乡的生活中才能得到慰藉或缓解。如果说薛忆沩的小说一方面试图揭示那常常被遮蔽的战争残酷的初始本性；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揭示出战争与理想主义的隐秘联系。这种联系的确是隐秘的。而这里也的确有一种真正的、而非虚假的理想主义。"首战告捷"一篇中的将军对自己家庭的平庸和富足的生活产生了怀疑，他发现自己"什么都有"的生活中却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不存在，那就是"生活的意义"。他开始觉得，只有暴力才能够创造生活的意义。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战争。而在"历史的转折点"一篇中，黄营长目睹了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好友在传统的、一眼能看到终点的生活方式的郁闷中死去，于是他对理想的渴求使他别妻离子，投身于革命战争。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怀特大夫此前就因为对理想生活和爱情"天堂"的追求，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去过莫斯科，后又来到中国，在战地上追求他心目的理想生活。
他们的最高人生理想和他们所投身的阵营的政治理想可能既有重合，又有深层的不一样、甚至在最深处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所以，他们的这一理想其实又是隐秘的，甚至是有意隐瞒的。将军以为他自己的性格是坚强的、无情的，最亲密的部下在他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几乎没有听他说过他父亲，而他的确也曾被当时的指挥官宣称是"首战告捷"--父亲在跟着他的队伍许多天劝他回去之后，终于绝望地离开了他。但其实父亲和家的分量在他心里还是很重的，以致他认为在战争取胜之后他回去接他的父亲过来才是他"最后的胜利"。他以为只有他父亲是脆弱的，而他自己心底其实也仍然还有软弱的一块。而当他回到故乡来接他父亲，才知道父亲根本就没能回来，而他全家也已家破人亡。他知道他的父亲父爱很深，但还是不知道有多深，他不知道一个父亲竟然会伤心而死。将军最终是输了还是赢了呢？当部下小心翼翼地说："我们回去吧。""回哪里去？"将军茫然地问，"回哪里去？"他可能突然发现根基断了，他不知道回到那里去，他没有了故土，那是必须和亲人联系在一起的故土。那似乎是一种比战争、比政治、比胜利更强大的力量。他"首战告捷"了，摆脱了家庭与父爱的羁绊；但却似乎没有赢得"最后的胜利"。他的父亲自然也没有。他的父亲死了。他的家人也都死了。他没有了家，没有了根。
而黄营长的悲哀赴死，也可以说是家破的一个直接后果。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有点"内心脆弱"，他迷恋美。"他在妻子的恬静中感受着美。他还在理想的神圣中感受着美。"但"他的理想使他终于决定要再一次离开家乡。他的母亲知道他的一切。她当然知道他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她不想他去，但是却没有阻止他去。她只是恳求自己的儿子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诉任何人。这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憎恶一切形式的暴力。在她看来，没有任何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暴力的极限。"而他们家的一个朋友白教士也猜出了他感觉亲近的年轻人要去做什么。他将一本本来准备送给黄的《圣经》交给了黄的母亲，并悄悄告诉她说，那本《圣经》经历过许多次战争，许多的磨难，"可它最后还是幸存下来了。"
但黄营长没有幸存下来。他在进攻小镇的前夜读到了一封他母亲写来的家信。他在信中得知他家里发生的灾难：他美丽的妻子被粗暴地凌辱之后死了。而作害者还是他以前教育和尊重的一个下人，甚至还可说是和他属于同一个阵营，但现已成为一个运动领导者的人。黄营长在这个最痛苦的夜晚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他仍然（或者说更加）相信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第二天的战斗结束之后，黄营长的副官在小桥上找到了黄营长的尸体。击中黄营长太阳穴的子弹从弹孔的形状判断，很容易知道是从近距离射出的。黄为什么做出这一行动，且又隐瞒这一行动？他也许是不想损害他投身的事业。或者他认为只有通过自己这样沉默的、单独的死才可残留一点镇定、高贵和尊严，并且和那必须死的美同在。
怀特大夫自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他的思想感情是通过一封致大洋彼岸的爱人的私信来表达的，但他的表达方式也更西方，更倾泻和更坦白。在国人的心里，家庭和亲情始终有一种沉重的分量。而在怀特大夫那里，爱情具有更高的意义。但这种爱也似乎是一种疯狂的爱、无望的爱，必定处在一种永无休止的变动之中。因为大夫甚至从其祖先的基因中就遗传有一种永不安分的性格，他决不能忍受平常--他视之为"平庸"--的生活。他充满"青春"的激情，甚至必须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的激荡生活中才能得到安顿。正是这样的一些理想主义者被战争吸引，而他们又反过来也使战争产生了一种精神的吸引力--就像格瓦拉的形象所产生的精神吸引力。正如此书中一篇小说的标题"被一段没有记载的和平时期分隔开的战争"所示：和平时期常常是平凡的、日常的、因而不被记录的。家庭生活、亲情和爱情也常常是平凡的、日常的，甚至可能是相当枯燥乏味的。于是，战争就似乎常常是与家庭、亲情、爱情天然为敌的。这不仅是因为一人的死伤往往影响到一个大的家庭（于是一场似乎仅仅是远方的、边疆的、一些士兵伤亡的边境战争，也会深深地影响到内地众多的家庭），不仅是因为它带来的每一个死亡会突然地结束一个或几个具体的人生活中一切对感情、幸福的期望，还因为它带来的敌意和仇怨会在社会上久久不能消退，乃至成为新的战争的滋养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