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只手举起来：为乞丐争取乞讨权！

人们以密集的言语，就乞丐问题表达着自己的人权观。占优势的是主张乞讨权的一方。这是我在媒体上看到的情形。

主张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保障人权首先要保障生存权，特别是保护弱者的生存权。对于乞丐，就应该保障它们的乞讨权。

站在乞丐利益一方的人们，很显然已经把争取乞讨权当作是一项推进中国人权保障的正义事业，并似乎认为宪法中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其在目前最迫在眉睫的具体应用之一，就应该是确认乞丐的乞讨权。

尽管有人试图对“乞讨权”这个提法表示疑问，但由于缺乏那三千只手所呈现出的道德优势，因而这种疑问也不是那么坦荡，不免让人听起来是隐约的窃窃私语。

其实，如果对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以人权为旗帜争取乞讨权，难免不是一种可悲的“洞见”，也难免不是一种迷妄的道德勇气。

最核心的问题是：到底是应该为乞丐争取做人的权利还是为他们争取做乞丐的权利，到底是应该为乞丐争取乞讨的权利还是为他们争取不乞讨的权利？

为乞丐争取乞讨权的人们是不是觉得：乞丐除了现在做乞丐以外，还要做终身的乞丐，以至于要为之摇旗呐喊，争取给他们颁发一张做乞丐的“权利保障书”？

既然是权利，那么就应该是人人平等享有。那么，为乞丐争取乞讨权，实际上也就是等于为每一个公民争取乞讨权，也就是等于为争取者本身争取乞讨权。

这是不是很荒谬？

为什么很荒谬？是因为争取者本身并没有把乞丐当作平等的人看待，潜意识里就想固化一种差别意识，一种不平等意识：“我们是人，乞丐是乞丐。”

表面上，争取者是为乞丐争取乞讨权，实际上是在争取自己相对于乞丐的不平等权，争取一种歧视乞丐的权利，争取一种推卸本应肩负起来的、对于乞丐的社会责任的权利。

乞讨权是“丐权”，不是人权。所谓“丐权”，就是不平等的人权。因为这种权利是以丧失更多的权利为代价的。如果乞丐是一个未成年人，那么他就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丧失了受教育权，就等于丧失了和正常人起点平等的权利。乞丐事实上还丧失了选举权（以常识判断，肯定没有人通知乞丐参加选举），当然也丧失了被选举权。如果怀孕了，她无法休法律意义上的产假。他们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上班和下班，不存在8小时工作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双休日，不存在最低生活保障。

他们享受了正常中国人还不享受的“迁徙自由”，但正常的中国人都不愿意要这种自由，因为这与其说是迁徙自由，不如说是流浪自由。

乞讨权的意义是负面的，它只是认可现实，却不致力于改良现实；它认可了社会的伤口，却没想让这伤口愈合。

如果以争取乞讨权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同情，这种同情是苍白无力的。

乞讨权是如此简陋，以至于它把人还原成只能苟且偷生的生物。

“生存权第一！”有人会说。是的，人首先必须活着。如果饿死了，那就是死人，死人不是人，当然也不存在什么人的权利。但是，乞讨权并不必然保障人的生存权。靠乞讨得来的收益是不确定的，时多时少，有时甚至没有。如果连续几天乞讨不到任何财物，他的生存就存在问题。或者，即便他收益稳定，如果有一日他身患重病，连续几日不能乞讨，他就可能病饿而死。生存权在哪里？

再者，“生存权第一”这个口号也大可质疑。当年凤阳小岗村农民吃不饱饭（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冒死订立包产到户的合同，争取经济自主权，对他们来讲，此时是经济自主权第一。拿乞丐来说，如果他辛苦讨来的财物被恶人抢走，他就难免忍饥挨饿，对他来讲，此时是财产权第一。

生存权属于罗斯福所主张“四大自由”中之“免于匮乏的自由”，后来这“四大自由”又被写进《联合国人权宣言》。“免于匮乏的自由”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由谁来保证人们“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已经由罗斯福新政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国家干预。国家应该终止原来那种自由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放弃原来的“守夜人”角色，放弃类似于丛林规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肩负起国家宏观调控的责任。

具体到乞讨权问题上来，应该明确，最关键的不是争取乞讨的权利，而是要争取不乞讨的权利。国家要制定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把乞丐纳入到社会救助的范围，保障乞丐不依赖乞讨而能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

乞讨权解决不了乞丐的问题。因此，不要以争取乞讨权保障乞丐生存权，而是要以争取完善的社会救济权来保障乞丐生存权。因此，正确的方向应该是：三千只手举起来：为乞丐争取社会救济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