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几度盛世，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令中华儿女引以自豪。汉代出现过文景之治，唐代出现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代出现过康乾盛世。
文景之治，是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所出现的第一个盛世。文景时期，崇尚“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帝王注重节俭，上下不折腾，以致社会安定，百姓富裕。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到景帝后期，国家粮仓非常充实，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毫无疑义，汉武帝后来征战匈奴、开辟疆土，就得益于文景之治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汉语词典里，“治世”是指太平昌盛之世。何以成就治世？顾名思义，治世就是国家和社会得以很好地治理（善治）。何谓“善治”？简而言之，就是文武百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文景之治”之所以出现，关键在于国家和社会得以“善治”。这个时期的君臣大多懂得“善治”，最为通晓“善治”精髓者，恐怕非陈平莫属。
陈平，阳武人。少时家贫，好读书，有大志。曾为乡里分肉，非常均匀，得到父老乡亲赞扬，他感慨地说：“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暴发,六国贵族也纷纷起兵，陈平往事魏王咎。不久受谗，转而投奔项羽。不为项羽重用，又投奔刘邦。作为重要谋士，陈平屡出奇计，屡建奇功，成为汉代开国元勋之一。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以陈平为郎中令。后来与王陵同为左、右丞相。王陵免相后，陈平擢为右丞相。吕后死，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平定诸吕之乱，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汉文帝）。鉴于周勃“平乱”功劳更大，陈平主动提出让位，于是汉文帝擢周勃为右丞相，徙陈平为左丞相。
丞相，即为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其地位仅次于皇帝。历朝历代，国家兴衰与君主的作为紧密相关，同时也离不开宰相的辅佐。汉文帝亲政之后，与左、右丞相进行了一番对话。《史记·陈丞相世家》做了完整的记录，全过程如下所述：
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从这段记述来看，对于汉文帝所问的两个问题，右丞相周勃一问三不知，满面愧色无以答对；而左丞相陈平却对答如流。不过，陈平并没有给予正确的答案，只是随口将问题转让出去，提请汉文帝询问相关官员：若要了解判决案件情况，可以询问廷尉；若要了解钱粮收支情况，可以询问治粟内史。乍一听，陈平也是答非所问，汉文帝为此很不高兴，忍不住责问陈平：既然凡事各有主管之人，那么您这个宰相到底管哪些事情？于是，陈平简明扼要地说出了宰相的职责。汉文帝称赞他回答很好。周勃非常惭愧，感觉自己才能不及陈平，随后托病请求免职，让陈平单独担任丞相。周勃到底是行伍出身，不懂得宰相的职责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他有自知之明并主动让贤，的确难能可贵。
透过陈平的答对，可以看出他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和行政素养。作为宰相，首先是准确了解自身的职责，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如何对上下负责，如何处理内政外交，如何使卿大夫胜任各自的职务。其次是合理履行自身的职责，就是依照职位分工行事，处理好分内事务，分外事务让相关官员打理；对他们进行宏观管理，任其做好本职工作，不揽权，不干预。司马迁说过，陈平原本喜好黄老之术。从本质上看，陈平的治国理念倒是源于老子的“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并不是“不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做好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有所不为，就是不插手或干预职责范围外的事情。这样，更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充分发挥各方面的职能作用。比如说，廷尉负责决狱，其职责就是秉公执法。如若赋予他独立审判权，他会认真审理每个案件，力争做到司法公正；如若他缺乏独立审判权，宰相、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都可以插手或干预，那么廷尉就可能成为权贵的傀儡，难以做到秉公执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平的一番答对，算是给汉文帝上了很好的一堂课。这一课对汉文帝到底产生多大影响，我们难以进行估量。但可以肯定，汉文帝不仅当场认可了陈平的治理理念，而且在日后执政中付诸实践。汉文帝在位期间，始终坚持“清静无为”、“躬修节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营造了一个“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良好社会环境。与此同时，汉文帝信奉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他本人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而破坏法律的“循守成法”皇帝。一次，汉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突然从桥下走出，使皇帝乘坐的车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交纳“罪金”，汉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汉文帝认为张释之做得对，当即收回成命。汉文帝以身作则，对于违法乱纪者，即使是皇亲国戚，绝不姑息迁就。他的舅舅薄昭，仗势骄横，竟敢杀死朝廷使者，以为崇尚“孝道”的皇帝拿他没办法。但是，汉文帝让大臣们穿着孝服，去薄昭府上哭丧，逼他伏法自刎。汉文帝依法处死舅舅，严明了朝廷的法度。此后多年，那些骄横的大臣、外戚们不敢目无法纪，胆大妄为。
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国家亦如此，所有的盛世也都相似，那就是“善治”所成就。就唐代而言，最高统治者以老子的后代自居，也崇尚黄老之术，其施政理念与汉代相似。从中央层面看，除了皇权，国家权力分配给三省掌管。中书省负责决策，拟定诏书或命令；门下省负责审议，经过复核，诏书或命令方可生效；尚书省负责执行，率领所属六部履行各自的职能。宰相的职权，分别由三省长官履行，遇到重大事项，三省举行联席会议定夺。这样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分权的原则，职责明确，相互制约，相互协作，集体领导，确保权力有序运行，使国家得到很好地治理，故而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到了宋代，在三省之外，设有枢密院，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有分割和制衡，但是，宰相职权被削弱，皇权得到加强；皇帝履行了宰相的职权，中央包揽了地方的事务。宋代几乎没有正式地方行政长官，朝廷只是指派中央官员暂时兼管地方事务；从中央到地方，管理都比较零散、混乱，故而宋代尽管经济文化发达，但是在政治、军事上没有什么作为，远没有汉唐那么强大。到了明代，朱元璋干脆废除宰相职位，皇帝一人大权独揽。即便是皇帝专断，仍对大臣不放心，乃设置东厂、锦衣卫，实行“特务”监控。明代皇权大包大揽，致使有些皇帝成天忙得焦头烂额，而行政效能低下；有些皇帝嫌麻烦，私下让太监处理公务，结果导致太监专权，政治黑暗腐败。
毫无疑义，人类社会总是离不开权力的治理，问题在于如何使权力运行达到“善治”。古往今来，很多人迷恋权力是个好东西；一旦掌握权力，便偏好大权独揽，统管一切，以为权力越大越集中就越好，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胡子眉毛一把抓。在某些地方或单位，时常出现上级包揽下级职权、主职包揽副职职权、副职包揽下属职权的现象，这样容易导致职责不明、管理混乱，甚至滋生权力腐败。历史是一面镜子，任何时代的兴衰成败，都可以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今天，我们更应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提高“善治”智慧和能力。
原载2013年第11期《群言》杂志（民盟中央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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