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22日，来自汪精卫集团的核心人物高宗武和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精卫与日本在上海签订卖国密约之事，一时举世震惊，这段往事，史称“高陶事件”。后来成为蒋介石“文胆”的陶希圣，主持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却为子女留下了“远离政治”的家训。为了探知父亲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学工出身的陶恒生在退休后开始潜心研究“高陶事件”的前前后后，惊心动魄的故事似乎带着我们重回那段波谲云诡的岁月。
从政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炮火连天的晚上，几天前刚突袭珍珠港的日军开始进攻香港，他们从九龙发炮弹轰炸港岛，油库烧了，房屋也烧了，整个天空都被映得通红。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为未知的命运而忧虑。
炮声隆隆中，父亲长叹了一声后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将来你们一个一个都不要搞政治，还是学点一技之长，自己养活自己吧。”父亲的话，我们一直铭记在心，长大后，我们兄弟几个既不学政治，也不参与政治。
时隔60多年再回顾父亲当时说的话，我相信那是他根据自己的前半生经历，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最真实的感慨。
父亲是湖北黄冈人，1915年，16岁的他投考北大预科，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人攻读国学。北大毕业后，他做过教员、当过编辑，很快就因为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而声名鹊起。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父亲提出，中国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是士大夫和贵族结合起来剥削平民的社会。但在历史学家看来，陶希圣的社会史是“旁门左道”，因此也引起很大争论。父亲第一次论战的论文后来结集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销售一空，4年之内一共印了8版。
1927年1月，父亲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聘为政治教官，与国、共两党有了实质性接触。在他担任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期间，因为禁止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当地农民，被指控为“反动军阀”，在陈独秀帮助下才得以保全性命。父亲因此对陈独秀感激终生。陈独秀落难时，父亲也鼎力相助。1938年，康生写文章批判出狱不久的陈独秀每个月从日本人那里领300块钱的津贴，陈独秀也拒绝说明钱是从哪里来的。其实那是父亲以他主持的“艺文研究会”的名义资助给陈独秀的。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扮演着“亦政亦学、亦朝亦野”的角色。1931年我出生，我8个月大时，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教书的父亲接到北大邀请，回到母校讲授中国社会史，在北大的6年教授生涯，父亲陆续出版4卷本70多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次论战结集出版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被当时的知识分子争相阅读，一版再版。
中国社会史论战持续5年，父亲突然醒悟:与其花时间打笔仗，不如退到书房里好好读书。1934年12月，父亲创办《食货》半月刊，主张以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为基础，根据史实立论重写中国社会史。当时为《食货》撰稿的青年学者俨然形成了“食货学派”，声望相当高，开启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研究的新风气，学界甚至称那段时间为“陶希圣时代”。
1937年，38岁的父亲成为北大法学院政治系主任，那是他一生学术成就的最高峰。我相信，如果不是抗战爆发，父亲会沿着纯学者之路顺利而成功地走下去。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邀请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庐山牯岭举行茶话会，父亲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等都在受邀的著名学者之列。蒋介石在此次会上正式宣布“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抗战决心。蒋介石在下山之前，单独召见了父亲。他可能当时也没预料到抗战会打那么久，还对父亲说:“你在北平干得不错，回北平以后好好干，指导言论。”父亲听罢很惶恐:“我指导谁？”“那些宣传人员。”父亲又问:“我怎么指导他们？”蒋介石说:“我让他们听你的。”蒋介石一直对父亲另眼相看，他可能觉得父亲的见解很清晰，在与共产党论战中占了上风。父亲形容自己的立场“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是中间偏左的立场，蒋介石也许很想争取他。牯岭茶话会后，父亲到南京加入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从此弃学从政。
“和平”
加入侍从室第五组，是父亲涉足政治的开始，也是他卷入波诡云谲的政治漩涡的开始。父亲后来曾说:“我这一辈子，读书、演讲、写文章、上课，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做什么翻江倒海之事。”在我看来，他从事政治，并不是为了什么利益，因为那时他在学术上已很有建树。“九一八”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出于“精英意识”而介入现实政治，父亲也是一样，他基于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以为出来登高一呼，可以凭一己之力解决一些问题。但他的理念与抗战现实，究其根本是不一样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学者文人常到周佛海家里的地下室里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悲观情绪，认为取得抗战胜利，只是“唱高调”，久而久之形成所谓“低调俱乐部”。“低调俱乐部”里的人认为，不要光喊口号，还是要坐下来想想怎么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在他们看来，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是更好的方式。
常常在“低调俱乐部”走动的人包括陈布雷、胡适、熊式辉、周佛海等。父亲也是“低调俱乐部”里的一员，在父亲看来，主和不是投降，谈判也绝非通敌，和与战并非不可兼容。1937年8月初，胡适与父亲两人联名写了一封密函，通过陈布雷转给蒋介石。父亲在信中建议:尽量避免大战，大战会使中国的现代化与经济建设倒退十几年。胡适则建议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纠纷，为此他还向蒋介石推荐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大学，素有“日本通”之称。
蒋介石收到这封密函不久，便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胡适自此也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半年后蒋介石又派高宗武到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这些举动显示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是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而父亲与胡适的密信对蒋介石多多少少是有些作用的。
日本方面，少壮派掌权的陆军本部对华态度强硬，而参谋本部见3个月不能亡华，则有些动摇，他们也有通过德国大使馆调停之意。但是，在德国大使陶德曼（P.Trautmann)奔走期间，蒋介石始终不表态，他在等待国联的态度。不幸的是，国联连“谴责”二字都不敢说。中日宣布断交，近卫文发表宣言称“不以重庆为对手”，而日本参谋本部并没死心，见调停不成，他们把谈判对象瞄准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
这个信息是高宗武带回来的，1938年6月，他从香港偷偷去了日本，与新上任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秘密会谈。因为日本之行未经过蒋介石首肯，高宗武一时滞留香港不敢回国，而是通过部下周隆庠带话给蒋介石。汪精卫初闻此讯，还对父亲说:“我单独对日本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绝不瞒过蒋先生。”话虽如此，但是汪精卫内心深处，对当蒋介石的副手一直是心有不甘的，加上陈璧君的鼓动: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为何屈居蒋介石之下？他渐渐有所动摇。汪精卫身边的人于是开始以他为中心，与日本人开展所谓“和平运动”的谈判，父亲也是其中一员。父亲一直认为，和平谈判不代表投降，谈判与战争不相悖，很多国家都是边打边谈，谈判也是取得战争利益的一种手段。
高宗武的秘密日本之行，让蒋介石非常生气。几年前，蒋家后人把蒋介石日记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暂存，我正好住在旧金山，有空便去看蒋的日记，我很注意日记中关于这一段的相关记载——蒋日记里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他停了高宗武的活动经费，但是暗地里，周佛海仍出钱资助高宗武的副手梅思平继续“和平谈判”。
1938年11月，高宗武与梅思平两人先后到了上海，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两位军方代表进行了3天的秘密谈判，签订了一个《日华协议记录》，史称“重光堂密约”。梅思平将秘密协议草稿带回重庆，面交汪精卫。汪精卫召集会议，陈公博、梅思平、陈璧君与我父亲参加，大家觉得这个条约中的“尊重中国主权、撤销日本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不要求军费赔偿、两年内完成撤兵”等条款并不苛刻，可以接受，于是让梅思平回香港与日本人继续谈判，并要求日本安排汪精卫等人到安南（越南），离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歧途
父亲在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时，便与汪精卫结识，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虽然他后来暂避政治，却一直铭记汪的一份“知遇之恩”。抗战爆发后，因为上海、南京相继失守，父亲随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那里，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再度密切起来。因为父亲生前从未向我们讲过他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也无从知晓当年他的真实想法。在我看来，“重光堂密约”给了他很大信心，他以为能凭借他们的谈判给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以“和平”。于是，他选择了汪精卫——1938年12月19日，父亲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跟随汪精卫夫妇从昆明乘包机飞到安南河内机场。这也是父亲人生一段歧途的开始。
按照约定，汪精卫到达河内后，日本方面发表愿意撤军的声明。之后，便由汪精卫号召对日和平，另立中央政府，结束中日战争。3天之后，他们等到了近卫文以首相名义就日华关系发表的第三次声明，却只字未提两年撤军之事。汪精卫大失所望，陈公博与父亲觉得日本人在骗中国人，他俩劝汪精卫不要继续下去，去欧洲，远离是非之地，但周佛海与梅思平坚决反对。
面对自己集团内部的争执与分裂，汪精卫很是动摇，他又觉得自己之前答应过近卫:一旦近卫发表声明，他要响应。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起草了一份电报，响应近卫文的第三次声明，他把电报交给陈公博、周佛海与我父亲3个人，让他们带到香港交给《南华日报》主编林柏生发表。被看成汪精卫一派的顾孟余在香港看到了电报文稿后，也坚决反对:“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陈公博说:“汪先生交代，我们不敢不登。”
12月31日，香港报纸发表了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注:“艳”即代表29日），它公开要求蒋介石接受近卫提出的所谓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谈和原则，这份声明引起当时整个中国的愤怒和声讨，就连蒋介石也在日记里说:“不料精卫之糊涂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寡廉鲜耻之徒？？”尽管蒋介石大怒，但他没有马上采取什么激烈手段，毕竟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是二号人物。而国民党元老态度尤为激烈，不久，重庆方面宣布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不料就在“艳电”发表几天后，近卫文却突然宣布辞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很快就落了空。而原本答应响应他“和平运动”的地方军阀龙云、张发奎、何键等也变了卦。汪精卫左右为难，很是消沉。高宗武、陈公博与父亲一起劝汪精卫就此打住。汪精卫说:“那我应该怎么办？”高宗武说:“你不是一发脾气就去巴黎吗？你再去一次好了！”此时，蒋介石正好派谷正鼎送外交护照给汪精卫，也劝他到欧洲避一避，汪精卫也有点动摇。
但谁也没料到，在此关头突然发生了一场刺杀事件。
1939年3月21凌晨，军统派出的特务潜入河内汪精卫的住所行刺，结果却误杀了曾仲鸣。侥幸逃生的汪氏夫妇坚信杀手是蒋介石派来的，汪精卫认为蒋介石在与他玩两手策略，因而对蒋介石愤恨不已，自此与蒋正式分道扬镳。
刺杀事件发生后，重庆方面始终不置一词，也不对汪组织的激烈质疑做任何回应，直到40多年后，当年参与者才陆陆续续打破沉默。当年参与刺杀汪精卫的人，一个叫王鲁翘，后来成了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他算是具体执行人员，对更高层面了解有限；另一位叫陈恭澍，他曾写过回忆录《河内汪案始末》，他后来被汪精卫伪政府的特务组织“76号”逮捕而又成了“76号”的人，所以他的说法也显得扑朔迷离。军统很多事情都是戴笠负责的，而戴笠1946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后，汪精卫遇刺之事便成了悬案。
因为父亲的缘故，多年来我一直在搜集这个时期的资料。我在蒋介石日记里看到，在刺杀汪之前的1个月，蒋介石曾召见过汪的某好友，要他到安南安抚汪精卫，但未提送护照之事。3月22日，蒋的日记里有一句话:“汪遇刺未中，不幸中之幸也。”当然不同的人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蒋是要把日记留给后人看的，所以故意撇清自己，我觉得此话值得玩味。我也希望寻找更多的旁证。
我又翻译了高宗武完稿于1944年的英文回忆录，他在书中对汪被刺的另一个推断是日本人干的，理由是日本有情报知道汪精卫有所动摇，故意制造这样一个事件离间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不过不管是谁干的，动机如何，结果是汪精卫从此一头栽进了日本人的诱降圈套。
日本获知刺杀事件后，为了汪精卫的安全，决定派人赴河内营救汪精卫去上海。影佐祯昭等带了一艘5000多吨的“北光丸”货轮，劝汪精卫搭乘。汪精卫答应随行，但坚持坐自己租来的760吨法籍小轮船。因海上气候恶劣，小船被刮到小岛上不见了，日本两只大船找了两天才找到。
悔悟
父亲把“艳电”带到香港之后就留在那里。此时，国内一致的批汪舆论，已经让他开始心生悔意。父亲给胡适写过一封信，虽然流露出失望之意，但此时仍为自己辩解，认为汪精卫留在河内的活动不是“反蒋”，而是“从事和平”。
8月，汪精卫不断写信来，劝父亲去上海，说他需要父亲的帮助，同日本人谈判。父亲本不想去，他给学生何兹全写信说:“悬挂在半空中，去也不成，不去也不成。左右为难。和为蒋和，战为蒋战，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在给姐姐的家信中父亲说:“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见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唯一对不起他的事。现在便是想赌着生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是出于学者的天真的幻想。
何兹全是与父亲关系最密切的学生之一，他评价父亲好面子、遇事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虽然此时已对所谓的和平运动产生动摇与怀疑，但父亲还是又一次选择了汪精卫。1939年8月26日他从香港到了上海，住在愚园路1136弄60号。8月底，汪精卫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定周佛海为“中央”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随即下令通缉这几个人，但略有蹊跷的是，“陶希圣”的名字却没有在通缉名单之列。这一点引起汪精卫及日本人的猜疑。
11月1日，汪精卫成立的“新政府”很快又与日本展开新一轮谈判。日方首席代表是影佐祯昭，汪方首席代表是周佛海。影佐拿出了一份《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父亲5个人看了，觉得这份草案面目全非，不但与重光堂谈判时的条件差距太大，甚至连近卫的声明都不如。
如果说父亲以前还对“和平”心存幻想的话，那么此时，他的幻想已完全破灭。第一轮谈判中，双方吵得很厉害，而父亲两次写信给汪精卫和周佛海，要退出谈判。
谈判一直延续到12日，但仍有17项问题无法解决。其中驻兵和撤兵问题，双方争执不下。父亲找到陈璧君:“请你告诉汪先生，如果这个谈判答应的话，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矿业到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日本人全要！这份‘要纲’实质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再瓜分中国。这不是我们要的‘和平’，所谓谈判，不过是这一瓜分契据，由几个中国人签字而已？？”
陈璧君将此话转告给汪精卫，汪听后也潸然泪下:“他们要我签，我就签吧。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他对高宗武说:“看来那些主张抗日的人是对的，而我们错了？？”他找影佐，表示要中止谈判，将移居法租界，闭门思过。影佐低着头，一面听一面做笔记，听到后来，两泪直流，滴落在笔记本上。汪精卫心有不忍，认为影佐还是有诚意的，他回来讲述这一场景，父亲反问:“先生你相信影佐的眼泪吗？”周佛海打断他的话:“希圣，你太刻薄了！”然后又与梅思平一起说:“已走到这一步，还有哪条路走？”
影佐回东京后向陆军大臣汇报，没想到碰了个大钉子，日本陆军部次长阿南惟几反问他:“你们两个中级军官有权决定吗？你们二人能影响政府吗？你对得起在中国阵亡的日本军人吗？”有趣的是，这位阿南惟几的儿子就是后来曾出任驻华大使的阿南惟茂，他对中国态度很友好。
这段时间父亲一个人在上海，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住在愚园路汪的“总部”，他陷入极度的苦闷与绝望中。有时候他的学生去看他，他跟学生说:你到香港去告诉师母，我在这里处境很困难，但又脱离不了，我现在只想到怎么去死，是触电还是跳水、跳楼。我实在活不下去了。他写给母亲和姐姐的信里也满是类似的绝望之语。
母亲在香港听说后，果断地决定去“救”父亲。1939年12月13日，母亲带着我们5个孩子，从香港到达上海，在法租界租下一幢房子，让父亲有了离开愚园路的理由。
不久，父亲得到通知:汪精卫决定在12月26日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谈判条文。父亲回信，表示不想参加。但汪精卫亲笔致信父亲，要求他“宜以毅勇精神，担当一切，即有非议，置之不顾”。父亲不忍拒绝，只得参加。
那天的会吵得很厉害。4个人就分成了两派，父亲跟高宗武是一派，强烈反对签字，而周佛海与梅思平是一派，冲突之激烈连汪精卫都说:“这样下去要杀人流血了！”陈公博从香港来探望汪精卫，听了大惑不解，问及父亲，父亲回答:“杀人流血是不可能的，但现在纵然意见不合又有什么办法？”陈公博不想搅和进去，赶紧回到了香港。
12月26日下午，汪日谈判正式结束，决定12月30日与日方共同签字。父亲后来回忆，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父亲回到家，便一头扎进卧室里再也不出来。父亲他们每人配有一把手枪，母亲把枪拿了过去。母亲问:“陈公博可以走，你为什么不能走？”父亲说:“我在监视之下，走不了。”母亲问:“你打算签字？”父亲回答:“不签便死在这里！”母亲又问:“签字呢？”“签字比死还难看！”母亲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上海换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
第二天父亲便给愚园路汪公馆打电话称病告假，30日，汪精卫与日本人的签字父亲也没参加。我记得那段时间他整天胡子拉碴的，脸色苍白，很少说话，一回来就上楼，一点笑容都没有。母亲不让我们大声说话，怕吵了他让他生气。实际上，那时候父亲已几近崩溃，也是真的病倒了。
逃脱
30日晚上，家里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高宗武。父亲在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的:他躺在床上，对高说，我们俩都被监视了？？高宗武只说了三个字:走了吧。父亲说，1月3日、5日、7日都有船，我们搭哪条船走？高宗武说，1月3日是美国“总统号”，比较安全，不如我们就搭“总统号”吧。
高宗武后来回忆说，他到我家探望父亲时，其实早已买好了两人的船票。其实在此之前，高宗武与父亲并不是很熟识，但为什么高宗武会那么大胆地向父亲提出“逃走”的想法呢？
因为父亲生前对这一段谈之甚少，我特别仔细看了高宗武的回忆录，它给了我许多启发。高与父亲心理上有相通之处，早在汪精卫带他们去南京时就开始了。1939年9月，汪精卫带着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与父亲几个，去南京与日本人谈判成立“新政府”。这期间过得很不愉快，他们感觉所谓的“和平谈判”都是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进行的，双方不对等，自己没有尊严。高宗武回忆，汪精卫自己也很不高兴，言谈间称“小日本”，有一次汪精卫问高宗武:“你要不要听最激烈的反日言论？到我房间来听。”然后他们一起在房间大骂日本人。
离开南京时，日本华中司令山田中将在一幢洋房里宴请他们，高宗武吃到一半突然脸色苍白，几乎昏厥，周佛海搀扶他上楼休息，怀疑高中毒了，高后来说：我是被这些准汉奸的丑态气晕了。
在对日谈判过程中，汪精卫集团内部分歧颇多，父亲和高宗武在与周佛海等人的争吵中探知了彼此的立场，他俩也一直被日本视为“强硬派”。汪精卫与周佛海也察觉到父亲与高宗武态度的变化，当时有人密告父亲，李士群、丁默的“76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父亲对丁默心有畏惧，他对高宗武说：丁会杀我们的。
父亲后来在回忆录里面说，1940年1月3日一早，他坐家里的车到了和平饭店，告诉司机:“你先回家，我要车时会打你电话。”进了饭店他立即由旁门出去，叫了辆车上了码头，悄悄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船。
父亲与高宗武都是用假名字登记上的船。上船之后他们把自己的假名字和对方的假名字都忘了，互相在旅客名单里查了半天也找不出来。好在两人后来在甲板上又碰到了。他们在船上商量到了香港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后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揭露密约的那封信，就是在船上起草的。
在此期间，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人是杜月笙。抗战期间，杜月笙虽然人在香港，却帮着国民政府做了许多抗日救亡工作。高宗武在谈判后期心生悔意决定退出汪精卫集团时，暗中与杜月笙取得了联系，杜月笙马上命令他留在上海的“大总管”万墨林营救高、陶二人。杜月笙的命令来自重庆蒋介石，这是确定无疑的。不过他们之前不太确定的是父亲究竟是否会同意走。于是有高宗武上门试探之举，但父亲之前完全不知道来龙去脉。
早在日本人与汪精卫谈判期间，高宗武已经寻机把谈判密约拍下了照片。1月5日一到香港，高宗武立即把他拍下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交给杜月笙，杜月笙7日乘飞机直赴重庆，面交蒋介石。虽然蒋介石已经拿到了密约，但他并未马上公之于众，因为杜月笙告诉他：陶希圣的家人还在上海。蒋介石答应等到我们都脱险后再公开。杜月笙不止一次营救过我们。父亲在香港期间，“76号”仍寻机刺杀他。杜月笙一直派人暗中保护我们，我们全家后来从香港逃难到桂林，一路上也都是杜月笙的人护送的，当然这最终也来自蒋介石的授意。
回归
逃离上海的轮船一离开吴淞口，父亲立即从船上发了一封报平安的电报给家里，一接到电报，母亲开始准备全家秘密离开上海。她悄悄到码头买了船票，但万墨林派了一个人到我家里带话给母亲，说买票的事已引起特务的注意，这样走有危险。
母亲转而做了一个更冒险的举动。母亲主动打电话到汪府，要求见陈璧君。母亲带着姐姐到汪府。看到陈璧君后她做了自我介绍，陈璧君问母亲有什么事情，母亲说：希圣到香港已经五六天了，我很怕他在香港说不得体的话、会见什么人，我想赶快把他劝回来。陈璧君将信将疑。
这时正好汪精卫下楼，听到了她们的对话。他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说:“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希圣回来。”他还上楼拿了2000块钱给母亲:“快去快回吧，要我派人送你吗？”母亲赶忙谢绝。母亲又说只带两个没上学的孩子去香港，把三个大的留在上海，实际上是暗示把我们留做“人质”。陈璧君有点放心了。
1月13日，在十六铺码头，琴薰姐、泰来哥和我，我们3个大的送母亲带着晋生与范生两个弟弟搭船，姐姐在码头号啕大哭。那年我只有9岁，只知道情况危急，什么时候再见、能否再见都一片茫然，回到家里，我一个人对着墙上的父母亲合影，痛哭流涕。
那段时间，我们住宅附近突然多了许多形迹可疑之士，万墨林托父亲的学生告诉姐姐，要提防身边的“76号”特务。那时上海很洋派，圣诞节像西方一样，姐姐故意装作很喜欢待在上海的样子，逛商场，带我们看了两场电影，我还有印象，是《飘》和《绿野仙踪》。一星期之后，姐姐带着我们，在万墨林的安排下兵分三路逃到码头，上了一艘小电船。直到驶出吴淞口进入公海，我们姐弟3人才敢相见，不免又痛哭一场。
到了码头后，父亲的学生连士升把我们送到家，车一到门口，姐姐就冲了进去，连连叫着“姆妈”，抱着母亲痛哭不已。虽然我们分开只有7天，但那一周是最煎熬的一周，再见面真的有恍如隔世之感。我后来才知道，在杜月笙交代下，万墨林暗中部署了强大火力，准备万一有情况发生，不惜与敌人火并。
我后来知道，1940年1月21日我们乘坐的船刚刚驶出上海，香港《大公报》便收到父亲与高宗武联名写的公开信以及那份“汪日密约”，我们到达香港那天，“汪日密约”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同时见报，这份密约全文公布，一时震惊中外。1940年1月20日蒋介石日记里写：“汪逆已飞青岛开会其密约速发表。”显然他已得到我们安全离开上海的情报。
母亲把我们5个孩子成功地救出来后，陈璧君很生气：她先生骗了我，我又被老太婆（指母亲）骗了！
母亲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妇女，但关键时刻，比父亲有决断力，在大是大非面前，深明大义。她和父亲是指腹为婚的，父亲逃到重庆后，给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姐姐写信说：你妈妈很坚强。大劫大难，如果不是有她的话，我们不会有今天。
1940年1月5日，汪精卫等人在青岛与北方的梁鸿志、王克敏这些人开会，接到高、陶逃跑的消息后，汪精卫生气、难过之余，并没有破口大骂，只是说早就发现高、陶这两个人不坚定。而周佛海对高、陶二人的举动很愤怒，据今井武夫回忆，周佛海一提起这件事就泪流满面，气得不得了。他说，他们两个要走我可以理解，可是他们把密约发表了，是大大地不应该。周佛海甚至在日记里说“高、陶这两个动物，势必杀之”。很多人认为父亲与高宗武此举背叛了汪精卫，高宗武曾说:“此次举动，论私交不能如此做，论公则不能不如此做。感情与理智冲突之痛苦，莫可宣言。”其实父亲何尝不是如此？
那一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和父母在香港团聚后，我最大的心愿是不要再东奔西跑，能老老实实地在一个地方把小学念完——我的小学整整换了6所学校，最终是在重庆读完的。父亲在香港办了“国际通讯社”，和知名学者讨论中日战争、苏联及欧战等，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将来宁愿流落海外，让国人忘了他。
但短暂的宁静很快又被打破。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日本飞机便开始轰炸启德机场，不久香港英军宣布投降。日军一来，父亲必将成为日本人追杀的对象，母亲劝说父亲一个人先走，于是他经过朋友联络到一个潮州人的还乡团。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一个朋友买了一个椰子壳，在家里点一个小油灯烤出椰油来，把脸擦得黄黄的，像一个大烟鬼一样。1942年2月，父亲一路走了17天，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捕，历尽艰险回到重庆。
一回到重庆，陈布雷马上带他去见蒋介石。蒋先生说:你回来了，很好，你马上开始做宣传方面的工作。父亲有失眠的问题，本来想开口说等休息几天再工作，陈布雷偷偷捅了捅他没让他张口。出门时陈布雷对父亲说:你跟老先生说失眠，他也不懂，他军人出身从来不失眠。父亲和陈布雷的关系非常融洽，我印象中的陈布雷瘦瘦的高高的，脸很苍白，陈布雷后来在南京自杀，父亲接替了他的工作，替蒋撰写文告，被视为蒋的又一个“文胆”。
父亲很快被任命为侍从室第五组组长。学生何兹全问他:既然已经脱离政治，为何又回到蒋身边？父亲半是自嘲地说:“你有所不知，如果不在蒋身边工作，不知多少人指着我骂我；现在我在这里，他们背后可以骂我，当面却要奉承我，说我好话。”蒋介石对父亲一直很好，蒋介石很重要的两本书《中国之命运》与《苏俄在中国》都是由父亲捉刀代笔的。在外人眼里，父亲成了接替陈布雷的、蒋介石的又一个“文胆”。
对蒋介石，父亲是内疚加感恩的心态。父亲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算是“大隐隐于朝”。据说当年也是蒋介石亲自把父亲的名字从那份通缉名单里勾掉的。“高陶事件”发生后，还有人揣测父亲是蒋介石派到汪精卫那里的卧底。我认为不可能，一是父亲的个性和人格不适合，二来客观上讲，从技术上也有难度。他不懂得电台那些东西，在上海的家里，又是司机又是佣人，都是特务派来的。对于自己的拥汪（精卫）又脱汪，父亲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觉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
沧桑
“高陶事件”后，高宗武退出政坛，蒋介石给了一笔钱让他出国，他最终定居美国。蒋介石对高宗武的态度，显然有异于对父亲的。也许在蒋介石看来，高宗武的身份是政府官员，官员做了违反长官意志之事，必然要遭受惩罚，而父亲的身份更是学者，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没担任过任何职务，学者本来就好高谈阔论，犯错在所难免，因而对父亲网开一面。
高宗武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没有背叛蒋介石，他认为蒋当年发脾气是一时的，汪精卫曾取笑高宗武:“你始终忘不了蒋介石。”蒋介石还派陈布雷去慰问过他。胡适任驻美大使时，高宗武还时常去使馆与胡适会面。这事给在重庆的国民参政员傅斯年知道了，傅是个直筒子大炮脾气，当即在议会中大骂高宗武“高逆”、“高丑”，竟然在使馆走动。自此之后，高宗武不敢再露面。
1967年，父亲去美国访问时见到了高宗武，高宗武住在华盛顿一幢很简单的公寓里，两个人在华盛顿的顿巴敦橡树园椅子上长谈，大哥在旁边，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只是给两人拍了张非常宝贵的合影。
父亲一直对汪精卫怀有内疚之情。他对汪精卫的评价也相对温和，他说汪欠缺判断力，“自误”，没有抗拒日本人操纵的勇气。一直到晚年，只要提到汪精卫，必然是“汪先生”，从未直接喊过名字。1944年我们一家在重庆时，传来消息，说汪精卫死在名古屋医院的地下室里。重庆报纸上有“汪逆”“毙”的字眼，父亲对母亲说:“汪先生过世了。”片刻，又长叹一口气说:“死了也好？？”便没有再多说。
父亲早年跟周佛海关系很好，《食货》便是周佛海创办的新生命书局出版的。在周佛海被关押期间，他的夫人杨淑慧四处托人救周佛海，结果受了军统特务不少的骗。有一次她到我们家里来，父亲还劝她不要盲目找人，唯一可以救周佛海的人只有蒋先生。但她像落入海里的人一样，任何一人的话都视为救命稻草，最后钱财被骗得精光。1948年2月，周佛海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
陈公博与周佛海一样，早年参加过中共“一大”。高宗武从汪精卫那里逃出来后，在香港见了陈公博。陈公博质问高宗武:“你们两个都走了，汪先生怎么办？”陈公博自幼受侠义思想影响，在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中，他本来是个若即若离的人，但听说高宗武与我父亲“背叛”汪精卫后，却死心塌地地追随汪精卫以示忠心，最终因汉奸罪被处死。
梅思平的弟弟叫梅仲协，梅思平被捕后，他为了救哥哥亲上庐山求见蒋介石而未果，梅思平仍被枪决。梅仲协对我父亲不肯谅解。梅仲协的儿子跟我是台大的好朋友，但我们大家从不谈父辈的事。命运有时很奇怪，我后来在南洋工程界建水泥工厂，认识了一位美国同行叫陈炳森(Philip Chen)——我后来得知他竟然是陈璧君的弟弟。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但彼此心照不宣，我也特别关照他的生意。到我们这一代人，基本已经可以超越上一代人的恩恩怨怨了。
父亲的性格严肃，因为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他出言谨慎，也不轻易透露他工作的内容，我们也不敢问。他在世时，我跟他有很多相处时间，尤其是到了晚年，相处时间更长。但对于那些往事，他从来都是轻描淡写地提及几句。在他看来，汪精卫1940年3月30日组织南京伪政府之前，不能算汉奸，应该称为“汪组织”，之后才叫“汪政府”。
坦率地说，直到现在，我每次看到“汉奸”这个字眼，心都会隐隐作痛。很多人形容父亲的人生轨迹为书生“误搞政治”。父亲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难免有些政敌，也有不少闲话，认为他有污点，对于这些议论，他只有一笑置之，但我相信他内心深处还是充满苦楚的。有一年我们夫妇回台北，住在父亲出版社的家里。有一天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对我内人说:我这个人，“贪、嗔、痴”三个字，“嗔”心我老去不掉——嗔就是“动怒”，我明白，父亲心中还有很多解不开的怨和恨。但这些心结、这份心理压力，他从来不与外人说，即使是对我们。
父亲的另一个心伤应该是姐姐陶琴薰。1949年5月，父亲与蒋介石乘军舰到上海吴淞口一带，他特地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再给我姐姐发电报，希望她跟他一起走，并派一只小汽艇想接姐姐到吴淞口会合。这是父亲身居要职数十年，很少有地为个人私事向蒋介石张口。而蒋介石竟然也特许了这个要求。但姐姐和她的丈夫选择了留在大陆。姐夫沈苏儒是沈钧儒的堂弟，他们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地受沈钧儒的影响[1]。
在共产党公布的国民党首批战犯名单里，父亲列第41位。在新政权下，身为“战犯”的女儿，姐姐面对的生活可想而知。1954年，姐姐被调出工作单位——全国总工会，姐夫下放农村。1978年，患上急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姐姐在病痛中去世，年仅57岁。此时，母亲已去世3年。父亲在海峡这一端，写下:“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
1987年10月，90岁（虚岁）的父亲给我写信说，自己这一生，“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80岁有感慨，90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父亲说他一生是教授，是记者，不知为何，却恰恰不提政治，政治对他来说，似乎只是好茶喝尽剩下的淡水与残渣罢了。这是父亲给我们的最后一封信。第二年6月，他在台北去世。“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这是父亲为自己一生留下的评语，恰似陈布雷自杀前那句“参政不知政”的自嘲。同为“文胆”，他们仿佛隔着时空，发出同病相怜的一声慨叹。
(2008年9月15日)
来源: 李菁《往事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