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雾叠障的中国现代史中，陶希圣无疑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而这一切，均以他本人于1937年参加庐山牯岭茶话会后，而成为其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北大教授陶希圣弃学从政，卷入魂梦不堪的政治旋涡之中，并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出人意表地缠纠在一起，成为某些正统史学家眼中“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或“政治上的投机人物”，甚至是为人不齿的“汉奸”。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创立著名“食货学派”、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顾颉刚语），在今天似不应再以传统意识形态规定性的认识要求和叙述模式简单地加以评判，否则本来就讳莫如深的历史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无法让今天的人们冷静而客观地回到历史现场，从而对当时的中国政治作出最理性的判断。 1899年，陶希圣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陶氏家族自江西迁移至黄冈县西乡倒水之旁，至其父时已为十八代。陶希圣母亲揭氏家族本为黄冈县周山铺大族，在清末时亦即衰落。至陶希圣十三岁时，历经时局之变，其身家亦在摇荡之中。最明显的有三件事：一，陶氏家族累世务农，至陶父丁酉拔贡，癸卯经济特科一等，以实缺知县分发河南，历署夏邑、新野、安阳、叶县与洛阳县事；二，黄冈为鄂东大县，“以文风之盛著名”，其父入两湖书院，治史地，致力于经世之学；三，陶希圣三岁随家父至河南，自四岁至八岁从父就读于夏邑、新野任所。后清廷改法制，行新政，废科举，陶希圣九岁随其兄入河南最早开办的旅汴中学就读。在如此这般“废科举、讲新学”的际会之中，少年陶希圣受业新旧参半，历史一课优为之，“每值考课，常交头卷，取高分”。1915年，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十六岁的陶希圣投考北大预科。考试那天，他从草厂二条步行至前门，转东城，才到了北河沿译学馆，那里是北大预科的校舍。考试在一间小教室里进行，即国文与英文。初春的北京，依然严寒料峭。陶希圣与其他考生所带墨盒与毛笔皆被冻住，不得不放在煤炉旁烘烤。在北大预科期间，陶希圣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课本即《文心雕龙》、《吕氏春秋》、《淮南子》、顾亭林《日知录》、章太炎《国故论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尤以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最为得心应手。1917年，陶父升任河南省汝阳道道尹（1914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道官制》，分一省为数道，改各省观察使为道尹，管理所辖各县的行政事务。），家境颇裕，陶希圣在北大预科“只是勤学而非苦学”，考试成绩每每名列前茅。
五四运动爆发时，陶希圣已是北大法科（后改称法学院）学生。5月3日这一天，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政治系学生谢绍敏登台演讲，“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写了‘还我青岛’的血书”，其场面催人沸血盈腔。5月4日，天安门大会之后，章宗祥挨打，赵家楼被烧，一时间秩序大乱。赵家楼胡同没有支巷。陶希圣随大队伍后退，“眼看着保安队向胡同里走进来，只得靠到一个住宅的门口，作出旁观者的姿式，才避过保安队，然后从容走出赵家楼和石大人胡同”。当晚北大学生又在法科大礼堂集会，校长蔡元培登台讲话，先生声音低微沉重：“现在已经不是学生的事。已经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同学被捕，我负责去保释。”次日，北大法科学生照常到译学馆上课。第一堂课是刑法，学生们最关心的是这场运动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问题，刑法教授张孝簃先生遂被团团围住。张兼任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出言谨慎而又斩钉截铁：“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法律见解。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第二堂课上宪法，陶希圣清楚地记得，宪法教授钟庚言先生神情凄然步入课堂，“声随泪下，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就陶希圣个人而言，五四之前，原本对白话文运动无甚兴趣；虽然《新青年》、《每周评论》在校园中亦流行，“但白话文，或者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尤其在兼容并包的北大，“学生们喜欢听哪一位教授讲的，就去听，不喜欢也就不听。党同伐异的风气还未兴起”；五四之后，陶希圣开始“对一时风动之新书，如柯茨基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一并购买，同样披读，无所轩轾”。此时的中国，颇有点看取晚来风势、“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亢奋或无奈，“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思想都向中国学术界源源输入，而学生青年们对于各种社会政治思想也都感兴趣。于是五四以前初见萌芽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才获得滋长的机会。同时，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乃至工团主义，亦风起云涌”。尽管后来陶希圣本人不愿对所亲历的五四运动作褒贬式的评判，但这场运动对他的思想成长却有着或多或少的开启与震荡。在陶希圣看来，北京政府之所以仇视所有思想流派，“因为从五四运动起，无论哪一种思想，哪一个流派，都是掘挖北洋军阀的根基的锄与犁”，他惟笃信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更加“大度包容”。不过，陶希圣犹然一书生也。在五月至六月间，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会议，但在大会之外，又在八旗先贤祠宿舍里研读罗马法，或赶至福寿堂旅馆侍候来京的父亲；六三大YX，则庆幸自己“未曾被拘”，其复杂矛盾的性格初见端倪。
这一年陶希圣二十岁。六年之后，即1925年，在上海遭遇五卅惨案。陶希圣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编辑。在上海各界掀起的罢工风潮中，陶希圣先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继而又是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上海商报》以社论为其声援，执笔者即名记者陈布雷。陈、陶二人后成为至交。《东方杂志》推出五卅惨案专刊，首篇即为陶希圣分析南京路巡捕房应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论文。在陶希圣晚年回忆中，这件事对他来说“非同小可”。在此之前，他的文章大多见刊于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月刊或朱赤民主编的学生杂志上。《东方杂志》通常只刊发名流的一些文章，“至此时，我的论文开始在那样的大杂志上发刊”，这对于陶希圣是一次重大的鼓励。从五四到五卅，陶希圣在政治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觉醒。若干年后，他在回忆中这样说：“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职业者时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之后《东方杂志》因五卅惨案而卷入讼案，王云五代表商务印书馆出庭应诉，辩护律师即大名鼎鼎的陈霆锐，陶希圣则担任辩诉状的撰述工作，并随同出庭听审。在商务印书馆充当编辑之余，陶希圣仍潜心研究法学、民族学以及中国社会组织等课题。由于他对中国社会问题渐次留心，五卅惨案之后，《孤军》杂志何公敢登门拜访，力邀为杂志撰稿，“那些稿子主要的谈社会问题，有时涉及政治见解”。这一期间，陶希圣先后结识《醒狮周刊》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社的胡愈之、樊仲云、郑振铎、叶圣陶、周子同等人过从甚密，又在于右任创办的上海大学讲授《法学通论》。醒狮周刊一班人标榜“国家主义”，鼓吹“内驱国贼，外抗强权”，此时已结为中国青年党；何公敢、林骙诸人亦倾向国家主义，由孤军社发展为独立青年社；独立青年社之下有一周刊，即《独立评论》，亦邀陶希圣担任其主编；上海大学实为国民党黄埔军校之沪上前哨，“有志从军之学生进上海大学转广州投黄埔，比比皆是”……尽管如此，此时陶希圣的政治倾向之于上述党派或社团仍有一定距离。“我的社会政治关系左至共产主义，右至国家主义，可以说是广泛。但是我的社会政治思想路线，左亦不至共产主义，右亦不至国家主义”。陶希圣主编《独立评论》时，曾提出“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这样的口号，其主张与醒狮派人士有所不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认为这“三自决”之主张，符合三民主义要旨，力劝其加入中国国民党，遂成陶希圣接近国民党的第一步。
第二年6月，陶希圣不慎患伤寒转肋膜炎，病势危急，家中竟一文不名。他特意发函老家请求汇点医药费来，说“与其等我死后，寄钱来买棺材，不如先寄点钱来，救我的命”，其语悲凉哀绝。三个月后，陶希圣扶病前往上海法政专科学校兼职讲授亲属法，以及东吴大学讲授政治学。及至岁末，《亲属法大纲》甫毕，迳交商务印书馆，获稿酬五百四十元，其中一半还债，眼睛此时却已变为近视。1927年1月，陶希圣忽接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来电，聘为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与国民党有了实际接触。但陶希圣仍志在教坛，同在武汉大学任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或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均着重于列强的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阐明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意义。尽管陶希圣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但此时有点居中偏左则未可知也？陶希圣三叔公迪先生一家在汉口。陶去拜见时，三叔公劈头就是一句“你回来了，你做共产党了”。此话未必空穴来风。陶的故乡黄冈当时到处设有农民协会，而佃农对地主的斗争似并不激烈。陶希圣曾写信让一叶姓佃农到武昌来，对他说：“田地于我没有帮助。我也决意不靠家产为生计。请你们把我自己应得的一份田地分了吧！”此人不肯承受。陶氏家族中人据此认为他已加入共产党（1991年南京出版社《民国军政人物寻踪》一书，在“陶希圣”词条下有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脱党一说。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曾对笔者言：似未闻父亲证实此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实际政治氛围简直不容置疑。陶希圣这样说：“武汉各界不知道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只看见，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活动，及各军师政治工作人员的宣传活动，还有总工会与农民协会……汉口新市场的一个大厅里，经常有工人集会，高唱国际歌。那里的游人都听得见。总工会之下有工人纠察队……总政治部发表土地问题的一项统计，表明中国的土地大部分在地主的手里，中国的农民大部是佃农。”从有关史料看，早年即加入中国同盟会的邓演达从内心十分认同中国共党的“工农联盟”，对国民党的“四联盟”（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与农民）则大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倘如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他就以农民的领导者自任。四阶级联盟是不可靠的，惟有工农联盟才是革命的中心力量”。邓演达每到武汉分校演讲时，常以手指向听众，高呼“现在，农民是起来了”。实际上，陶希圣对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分野并不陌生。在上海大学兼任时，门首有一书局，出售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编译的小册子，其中就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陶希圣读了这类小册子，遂对马克思与列宁的论着，求购其英文及日文译本，做过认真研究。但此时目睹北伐中之突变，他更需要了解实际政情，“与童冠贤、李超英、周炳琳、梅思平、吕云章等，每星期到汉口福昌旅馆，一间小房子里，锁了房门，交换消息和意见”。陶希圣虽然授衔中校，却“从来没挂过一天军刀、佩过一天手枪”。1927年5月，北伐军唐生智领军北上，继续讨伐北洋军阀残部。驻扎宜昌和沙市的夏斗寅部队，佯称腹背受敌，遭杨森川军攻击，撤退东进，企图乘虚而入武汉。夏斗寅的先头部队，是万耀煌指挥的一个师，迅速进占了纸坊，距武汉不足二十公里。武汉北伐军政府下令，将武汉军政学校师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师会合，由武昌出发，西往迎战万耀煌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是毛泽东。2004年12月，陶希圣外孙沈宁在美洲世界日报撰文时透露：万耀煌是外婆万冰如的堂兄，从小读军校，一直读到陆军大学毕业，论打仗很有一套，武军校一班文人墨客和讲习所一批农民，非他的对手。所以陶希圣随军出发时，陶太太早有交代，如果军校打败，乖乖举手投降，叫夏军捉去，只说是万师长的亲戚…… 实际上只是虚惊一场，“夏斗寅为保存实力，并不想真打仗，一见武汉出兵，就把武樵公（万耀煌）部队撤走了”。之后陶希圣随军西进，沿途参加当地革命运动。在咸宁县，碰见开农民大会，农会书记报告会前枪毙五个农会叛徒。“那五个穷困乡民不过是先参加农会，后来不想干了，农会就把他们捉起来，枪毙示众”。陶希圣时为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闻之大发雷霆，不准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农民，并警告那书记，如果得知他还敢枪毙农民，就把他抓起来枪毙。农会书记大吃一惊，急奔武汉，指控陶希圣是“反动军阀”。未出几天，武汉政府就派人替换了陶希圣。幸而当时陈独秀的主张仍然主控局面，陶希圣总算留下一条性命。陶希圣对陈独秀终生感激。后来陈独秀出狱，在武汉期间，陶希圣曾悉心照料。
这时政治分歧业已出现。一派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另一派则力主更加急进，实行农民革命， 组成农民军。陶希圣这样回忆：“前一派是鲍罗廷的指示，与陈独秀的主张。后一派是罗易的主张，与瞿秋白等的支持。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罗易是印度共产党人，亦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此刻莫斯科是在进行着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斗争。斯大林对中共的指示，总是模棱与含混。所以他们二人的见解不同，也影响中共内部的争论。”当陶希圣被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召回军校时，周佛海已逃往上海，其政治部主任由施存统（施复亮）接任。陶希圣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并在施存统未回武昌之前，代理主任。此间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开会，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指示中共扩大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扩充军队、改造国民党左派。7月15日，汪精卫政府在武汉宣布“分共”，并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恽代英找到陶希圣，对他说：“今日时局在变化中。程潜主张东征，张发奎主张南下。我们决定将军校改编为教导团，跟随第二方面军南下，回到广州。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郭沬若，请你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随着上海四一二及武汉七一五政变相继发生，国民党联俄容共之政策，至此均告结束。陶希圣的革命激情亦被严峻的现实所浇灭，孱弱的书生性格再次毕露。他对妻子坦承：“时局有大变化。我必须隐藏。……渡过两三个月，我就可以出头做事。”在福寿庵分租的一间房子里，陶希圣“每日躺在竹床上，把仅余的一部铅印资治通鉴，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偶尔写一篇短文，由妻子万冰如带到粮道街投入邮箱，寄给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陶希圣之所以藏匿其身实际上是不愿随军校教导团南下，亦即不愿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直至有一天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在报上寻他，才走出福寿庵寓所。中共八七会议之后，陶希圣与施存统有过一次交谈。施对他说：“共产党未拉你入党，是留下一个左派，在党外与他们合作。”又说：如果你入了党，今天的生命如何，就不可知了……陶希圣骤闻此言，直如冷风灌背，不禁“毛骨悚然”（陶原话）。不久便“脱离军校，既不从汪精卫，也不随恽代英，远离政治，独自回到上海，专心研究中国社会史……”（沈宁语），试图以此弄清民族之本性，找到一条正确的救国救民之途。陶本人也说：“民国十六年一月，我回武汉；十二月，我离武汉。有如黄鹤楼与晴川阁对峙之下，滚滚江流之中，一叶扁舟，翻腾风浪之际，死里逃生，仍返上海。当一身一家西上之初，决投笔从戎之志。及其卷入风暴之内，所得职名多种，而工作则不出演说，作文，开会，YX之范围。在此一年中间，我见知与观察所及，对国际共产党之思想理论与战略战术，有深切之了解。”
1928年春上，陶希圣再次来到上海。“没有钱，也没有职业，只有一番痛苦的经历，融化了他的思想，增加了他的见识，助长了他的文笔的毫芒”。一度到南京任总政治部宣传处编纂科长，后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任政治部训练科长。然而及至年底，又将所有职务辞去，回上海卖文为生。其妻万冰如在自传《逃难与思归》中回忆：“新生命月刊每一期都登他的文章，另外好几家书店杂志要他的稿子，他卖稿子运气很好，可以先拿稿费，也可以送现洋取稿。”与此同时，陶希圣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新闻学系讲述中国文化史，每星期二小时；又在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及上海法学院兼课。这一时期，他的文稿大都收录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均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另有一些小册子，如《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均以每千字五元的稿费卖给其它书店。陶的同乡尧鑫在台湾湖北同乡会出版的《湖北文献》中撰文说：“这时期陶先生绛帐授徒，闭门写集，过的虽是文人的刻苦生活，不过砚耕心传，逐渐建立了学术地位。”陶希圣常穿一件古铜色线春长袍，烟瘾甚大，双袖龙钟，尽是烧痕，更显其文人的神采与无行。妻子万冰如也说：“希圣衣服陈旧，又不喜欢理发，有一天在街上遇见熟人，两眼看他一下，冲口而出，问他，你怎么搞得这样，[他]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其时，陶希圣在沪上已加入“粤委”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等人的“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省市党务改组同志会”。至1930年，该总部迁往北京时，屡催陶希圣北上，陶力辞不赴，却应上海商务印书馆新任总经理王云五之邀，出任总经理中文秘书。但不久即发生一件意外之事。王云五担任总经理之先，曾赴美国考察大工厂的科学管理。王就任总经理后，提出科学管理的原则及实施的决心。一时间商务馆内反对声骤起，三所一处职工提出十九条意见。人事部门所拟答复不甚中肯，王云五遂交陶希圣改订。三所一处职工大哗，编译所同人尤为激烈。他们推举代表三人，包括周予同在内，来到海宁路陶希圣寓所，劝其辞职。代表们说：“商务同人第一次罢工的时候，你站在职工这一边。现在你是当局待遇了，你替公司出主意，写法律文稿。大家说你是资本家的尾巴，要张贴标语驱逐你。我们先来拜望，并劝你辞职。”陶希圣在笑谈中应答：“我明天辞职，但是我今天劝告你们复工。”第二天，陶希圣果然提出辞呈，扬长而去……这一年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法学院教授；一学期之后又被母校北京大学法学院聘为教授，朱家骅冒雨来到陶的宿舍，再三挽留未果。就这样，有心疏离现实政治的陶希圣开始了自己六年北大教授生涯，陆续出版四卷本煌煌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初步形成“中国社会发展分为五阶段”之论说；其间又创办《食货》半月刊，开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之新风气，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史坛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陶希圣作为一书生，而立之年即为著名大学教授包括在当时所获的知名度，主要得力于他对中国社会组织及其演变的独到研究。早在他主编独立青年社之下的《独立评论》周刊时，在一篇分析中国社会的文章中认为：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乃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主要成分。所谓士大夫阶级是一种身分，而不是阶级，农民亦未尝构成一个阶级，因此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近百年来，在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工业革命未能完成，而农业工业转趋衰落。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形态，亦即为中国革命的起因……这一见解引起中国学界的一场大争论，亦即1928年中国社会史论战之滥觞。当时上海左翼文化界和左派学界，对陶希圣提出尖锐批评，他被扣上两顶帽子：一顶是布哈林派，一顶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陶希圣对此不加理会，坦承自己的思想“接近唯物史观而不堕入唯物史观的公式主义圈套。使用的方法是社会的历史方法（Socio-historical Method）、与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与奥本海马尔的《国家论》，如出一辙”。而1934年春秋之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实为1928年论战的延续，但三派严重对立。陶希圣分析道：“一派是共产党的干部派，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一派是反对派（很广泛，不是一个小团体，与托洛斯基有连络），如陈独秀、刘仁静属之，认为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我自成一派……反对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干部派则与苏联斯大林派有关系，此外，自由主义与实证哲学这一派则是受杜威的影响。”这场论战尽管依然发生在上海，北平各大学的左翼学生对于“中国社会是什幺社会”这个问题却兴趣不减，其中的分歧却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绪，而分裂成不同的阵线。“当某一大学的学生团体邀请某一位先生演讲的时候，那位先生上了讲台，若是提起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反对派的学生立刻跺地板、捶桌子，表示异议。若是他一开口，就说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干部派学生也作同样的反对表示”。施存统曾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讲述好友陈独秀其人其人，第一段讲文学革命，推崇陈独秀几句，遭至干部派学生的一片嘘声；第二段讲到武汉时期，他批评了陈独秀，又差点被反对派学生轰下台。陶希圣并没有参与这次论战，因为他“反对公式主义的史论，力主以资料为根据，寻求社会演变的轨道”。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争辩，以唯物史观为问题之焦点。单凭唯物史观之理论与方法，使用贫乏的历史资料，填入公式，加以推断，达成预定之目的。此可谓论战各方共通弱点或缺点”，这也是他后来之所以创办《食货》半月刊的真正内因，即试图矫正中国社会史两次论战的公式主义，“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走上依据历史资料以来每一时代的经济结构及其演变的轨道”。关于陶希圣创立的“食货学派”，长期以来由于他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特殊政治角色，“学术界对其学术倾向的判断存在很大差异，其学术价值一直为政治的强光所遮蔽”（陈峰语）。中国社科院著名经济史研究专家李根蟠认为，“《食货》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贡献是不应抹杀的，全盘否定并不公允”。《食货》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陶希圣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六篇，其它七篇，翻译二篇，共计四十五篇，位居作者之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书店向海内外推出《食货》半月刊影印本，可见其学术价值至今犹存。不过，这是后话。
1937年卢沟桥事变，对山河破碎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刻。或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始终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陶希圣毅然决然走出书斋，舍弃了那份饮茶夜读、着书立说的从容与自得，奉约从北平上了庐山。在由远及近的隆隆炮声中，对三十八岁的陶希圣来说，这简直是一个不由分说的选择。从此，再也没有重返大学校园。7月17日，他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一同出席“牯岭茶话会”。就在这个会上，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发出“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决心。中共工农红军即被正式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这一年8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9月，应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国难当头，少数知识分子弃学从政在其本质上彰显潜在救国意识的一种担当，同时也宥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或许就像丁文江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其实，素来自诩“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的胡适，在一时心情之下也差点加入国民党。西安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下了三道命令：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常务委员代行职权；二，行政院长一职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三，特派何应钦担任讨逆总司令。胡适在一次聚会上对陶希圣说：“希圣，你们国民党有读书人，否则无法下这种命令，这是春秋大义。”陶希圣说：“……我推想这件事处理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可能是戴（季陶）先生。”胡适又说：“我不是国民党，我一向反对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但是今天我要加入国民党。”之后胡适虽未加入，则以“国家到这地步，自己没有法子逃”为自我期许，而接受了驻美大使的任命。陶希圣则更加艰难，从政之路一开始就布满了荆棘，其中最遭人诟病的一件事，就是在1938年12月跟随汪精卫出走河内，并于1939年11月起参与汪组织与日本和谈代表为时两个月之久的密谈。这件事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抗战之初，全国上下，无不同仇敌忾。由于中日两国军力悬殊，到了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此仗如何打得下去”（唐德刚语）？胡适在战前似乎也不甚乐观，认为“中国是一中世纪的国家，断不能抵抗近代国家的日本，必须认清战争的后果”，也说过“苦撑待变”这样的话。以唐德刚的解释：胡之所谓待变者，就是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迟早必会卷入亚洲战场。一旦美国卷入中日之战，那幺“最后胜利”就“必属于我”了。后来历史证明完全是正确的。但胡适在盱衡全局时，又深感“战难和亦不易”，较之当时失败主义者的心态又有所不同。面对“焦土抗战”的口号（系李宗仁率先提出），陶希圣心情复杂万端。1938年12月31日，他在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一封信中说：“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是一年廿七万万，收入不到两万万。壮丁补充大成问题。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长沙事件而达于极点。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所谓“存亡绝续的办法”就是与日本的和议，陶是反对一元外交的。不过，他还是向胡适解释了为何随汪出走的原因，“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没有带出一个多的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既然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陶希圣，他也就绝无另立政府之意了。尽管他与汪、蒋二人的私交都不错，只由于1928年在上海即加入国民党改组派，与汪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一点。其妻万冰如在回忆录中证实：“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1928）在武汉，十九年（1930）在上海，二十六年（1937）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陶的得意门生、著名史学家何兹全也认为：“陶先生和汪精卫的关系在1928年前后就建立起来了。揆诸三十年代国内政治情况，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和陶先生的思想情况，那时他靠近汪就比靠近蒋的可能性大”。在陶希圣看来，当时“主和”与“投降”是两回事，应理智分开。他坚持“主和”不是“投降”，“谈判”绝非“通敌”，“和”与“战”并非不可兼容；调停行动乃交战双方取得战争利益减少伤亡的手段之一，放弃调停则可能失去战争的最终目的。但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抗日激情中，“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而这种民气则非当时‘低调俱乐部’诸公，所能体会和掌握的了……”（唐德刚语）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日华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妄言“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此时心神不宁的汪精卫跌了一交，在河内的卧榻上起草声明，响应和议；此稿由陈公博带至香港，交与顾孟余商议；顾表示坚决反对，认为“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12月29日，汪仍按原文发表，此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夫妇在日本特务影佐祯昭等人的保护下，由河内逃抵上海。8月底，陶希圣从广州抵达上海。这时已渐察日方的目的不在和谈，旨在灭亡中国。而他之所以又同意进入上海实在是想做春秋时的申包胥，“立志要存楚”。他对女儿琴熏这样说：“周佛海、梅思平两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进到南京，我立志要去阻止他。我留在香港没有用，一定要到上海去救出汪先生。我要保存中华民国的体制，要去把‘主和’与‘投降’两件不同的事分开。”又说：“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见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唯一对不起他的事。现在我便是想赌着生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这未免太书生气了！实际上汪精卫在河内遭遇曾仲鸣被剌一案时，即已铁了心，一头栽进在日本占领区组织“新中央政府”的深渊之中。8月28日至29日，汪精卫等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指定周佛海为“中央”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对陶希圣而言，这是一个梦魇般“辞受两难”的决定。国民政府随即下令通缉，中央监察委员会亦决定开除这些人的党籍。但在通缉与开除党籍的名单中，却没有陶希圣的名字，这一点让汪精卫及日本人颇为猜疑。11月1日，汪组织与日本方面正式谈判。日方首席代表是影佐祯昭，汪方首席代表是周佛海，汪本人未出席。日方在会上分发“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其宗旨与范围大大超出一年前“上海重光堂协议”及“近卫声明”。陶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1月3日，他分别致函汪、周二人，表示不愿再出席会议，他更是对陈壁君强调：这份“要纲”实质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再瓜分中国；所谓谈判，不过是这一瓜分契据，由几个中国人签字而已……陈壁君将此话转告给汪，汪听了落泪不止，但为时晚矣。此时汪夫妇又密谋，想就两种方案取其一而脱身。一是从愚园路迁居法租界的住宅，发表声明，停止所谓“和平运动”，然后亡命海外；二是命叶蓬带领他训练的“军官团”去广州，并要求日军退出华南，让汪精卫在华南继续活动。影佐祯昭得知这些消息后，当即见汪。汪对影佐叙述他如何脱离重庆，如何响应近卫声明，一直说到“要纲”，表示自己不能接受，将移居法租界，闭门思过。“影佐低着头，一面听、一面笔记。他听到后来，两泪直流，点点滴滴，落在笔记簿上。汪说完之后，影佐委曲陈词，说‘要纲’是参谋本部提出的方案，其中颇有与近卫声明不相符合之处。他同意汪夫妇布置法租界住宅，以备移居，但他要求汪许可他亲往东京一行，叩请近卫公出面干涉”。之后，汪在会上对众人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陶希圣当即问：“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周佛海听了高叫起来：“希圣太刻薄了！你有成见！”又与梅思平同声说：“已走到这一步，还有哪条路走？”陶希圣晚年时回忆：“这时，我已陷入极端痛苦的状况，写了一封信给驻美大使胡适，沉痛的诉说一念之差，想到和平谈判，哪知落入日本全盘征服中国，灭亡中国的陷阱，现在无路可走，只有一条死路。当时七十六号已有打死我，嫁祸重庆的阴谋。”在此大祸临头之际，陶希圣之妻万冰如在香港闻讯后，果敢地携带一群儿女来到上海，意欲拯救火坑里的丈夫。及至12月底，在一次会议上，汪精卫认为众人意见不合，甚至发生冲突，“这样下去，将有杀人流血之事”。陈公博刚从香港来，听了大惑不解，私下问陶希圣。陶无奈地说：此话有何根据不得而知，但现在纵然是有意见不合又有什么办法？陈公博顿感大事不妙，声言：“我们非赶快离开不可！”是夕，忧心如焚的万冰如问陶希圣：“公博走，你为何不走？”“我在监视之下，走不了。”“你打算签字？”陶妻追问。“不签便死在这里！”“签字呢？”“签字比死还坏！”陶妻认定非走不可了，且出语惊人：“我把我的生命换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以上细节均见诸陶希圣晚年《八十自序》及访谈录，真实地叙述了当时汪组织内部之间的重大分歧与矛盾，以及陶本人在进退失据时万念俱灰的生死无奈。1940年1月3日，陶希圣、高宗武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终于逃离上海，安全抵达香港，陶妻及子女则滞留沪上以应付汪精卫与陈壁君。1月15日，惊魂甫定的陶希圣再次致函胡适，坦陈一年多来的心路历程：“……四月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亦甚力，以此公博、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公博为告而别，希等则告即不能别，故不别而行，以此引起汪、周甚大之冲动，现彼等相杀令已下矣。不意卢沟桥事变以后一念之和平主张，遂演至如此之惨痛结果也！希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调整日中新关系要纲’。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至最终希不愿结束，亦未予签字，因而出走……”1月21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此举震惊海内外，这就是抗战初期让人悲欣交集的“高陶事件”。
书生陶希圣终在人生的悬崖边上停下步来。不论其动机如何，多少是为国，多少是为己，“这一举措毕竟是对日本诱降与汪精卫卖国逆流的重大打击，也是给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他本人也绝然没有想到，置身激荡的乱流之中，竟亦做出如此“翻江倒海”的事情来。1940年6月起，陶希圣奉重庆之命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向战时军政机关提供世界局势分析及国际问题参考资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2月，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重庆陪都。在老友陈布雷奉蒋之命的悉心安排下，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高宗武则远没有这般幸运。高当时为外交部亚州司司长，七七事变时经由胡适推荐给蒋介石予以重用。此时惟有出走异国他乡，被驻美大使胡适所收留，并多年未允返回。陶希圣虽然一时胡涂，死里逃生，甚至差点“终累大德”，但仍得到蒋的重用，成为外界一般猜不透的谜，间或更有“汪蒋二人唱双簧”之说频仍。其弟子何兹全当时在重庆问：此话是真是假？陶希圣如实相告：“不是。好比喝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何兹全据此认为：“签定密约或揭露密约，这是投敌与主和的分界线。正如他自己所说：‘弟出生入死以求主和与投敌之限界，至今始为主和者吐气矣’……陶先生这话，是自慰也是实情。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和走下去是不同的两种境地：一是投敌，一是主和。陶先生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尽管如此，作为一介书生，陶希圣身上的弱点也显而易见，“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唐德刚对此慨言：这是当秀才的悲哀，与国事何补？其实，陶希圣心中也明白，此番脱汪归来，蒋于他实有“不杀之恩”，且知之更深矣。在侍从室第五组的工作，“名为研究与写作，实际上希圣在战时军政枢密关所之内，无异于海上孤帆得此避风塘”，从此亦即成为蒋介石身边陈布雷式的亲信人物，尽管“明知其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所谓“捉刀”，系指1942年10月，陶希圣代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一书。蒋的文稿最初系告全国国民书，不过三万字，经多次修改与增订，最后扩至十万字以上。此书于1943年1月由正中书局出版，销行二十万册以上。以陶希圣嫡侄陶鼎来的个人看法，“蒋要他来写这本书，显然不是仅仅因为他会写文章，蒋下面会写文章的人很多。蒋要求于他，正是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上的研究成就，来补充蒋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这是除陶希圣外，任何别人都作不到的”。1943年1月，《中央日报》改组，兼任总主笔；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一职；1948年底，为蒋撰书“1949年元旦文告”；次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其引退文告及代总统行视声明，均由陶希圣负责。不久，即随蒋去了台湾，在国民党中央仍位居要津，参与国民党内部改造运动，任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全面主管舆论宣传工作。蒋的另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亦系彼捉刀代笔。七十岁时，在《中央日报》董事长位上退休，离开政治权力中心。1971年，与其四子陶晋生院士合力将《食货》复刊，改为月刊。以姻亲刘光炎先生的一段描述，陶希圣“每晚必看电视。常孤灯独坐，凝视默想，俟十一时电视播完，然后拂纸属文，往往至深夜，日数千字，习以为常。所为文大半以实所主办之《食货》月刊……”在其后二十年的专业著述中，学术理论更见圆融、通达。某一年，唐德刚从美赴台参加一个史学会议，其间应约到陶府参加宴会。但见客厅壁上挂有蒋介石亲书的、褒扬陶氏“忠贞”之条幅（据陶恒生先生告，条幅上写的是：“希圣同志 岁寒松柏 蒋中正”），不由生叹这沧桑岁月中人与事的兴衰沉浮。只是此时天高云淡的陶希圣，已不愿再回首多谈什么“高陶事件”了，那委实是中国现代史上书生“误搞政治”的一个典例。
陶希圣于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
他曾在《八十自序》中审度自己：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及至九十高寿时，在给其三子陶恒生的一封信中又说：“活到九十岁，可以‘这一生’。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教授与记者的生涯，便是写作、演说、开会。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八十岁有感慨，九十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前尘驰去，荣辱皆拋，或许这就是人生中最大的一种感慨。陶希圣一生著述甚多，尤其在史学方面的造诣及其贡献，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他对于现实政治的浓厚兴趣则亦始终随影如形，以致“几度生死系于一线，拋妻别子，死中逃生，忍辱负重，遍体鳞伤，所为何来”（沈宁语）？他自己也承认：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与老友陈布雷在自杀前所自嘲“参政不知政”，似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浩叹。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悲剧时代的悲剧命运，有时足以让人扼腕痛骨，甚至不忍卒读。
本文参考资料：
一，《陶希圣年表》，陶泰来编撰，未刊本。
二，《八十自序》，陶希圣撰，原载台北《中央日报》,1979年。
三,《逃难与思归》，陶万冰如著，自印本。
四，《潮流与点滴》，陶希圣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12月。
五，《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6月。
六，《“高陶事件”始末》，陶恒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
七，刘光炎《梅隐杂文》，台北食货出版社，1983年10月。
（原载2005年《书屋》杂志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