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却是经中央全会通过的一场政治运动。在其发动阶段，引人注意的是，1966年的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会后一段时间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由刘少奇领导的。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五一六通知》中所称的“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恰恰是刘少奇！他就是这场“革命”的主要目标！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随着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的严厉批评，刘少奇开始认识到自己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从这时起，刘少奇对运动的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也有了深刻体会。
第一、强烈感受到党中央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作为中央一线的主要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是刘少奇屡次觉察到的问题。1966年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经过中央常委讨论同意，并在专程去外地向毛泽东汇报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不久，毛泽东却个人决定撤销并批判《二月提纲》。同样，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是却由他主持会议，通过事先确定的文件。如此等等，不会不在这位中央一线主要领导人的心中留下印象。通过《五一六通知》时，针对有的同志提出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做细微改动，却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的情况，刘少奇说了一段含义颇深的话：“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这些话虽是就文件本身而言，但刘少奇对党内“独断专行”现象的感受亦包含其中，对个人崇拜的无奈也流露其间。会议结束时，他直言：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38页〕。这次会上，这位“糊涂的”的主持者，与不厌其详地介绍毛泽东一系列最新指示和《五一六通知》起草情况的康生、陈伯达等人形成了鲜明对照。此时，谁是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和会议的主持者已经不具实质意义。刘少奇似乎明白自己在领导核心中实际上所处的地位。
7月中旬，随着毛泽东回到北京，对派工作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各大专学校的工作组旋即被撤销。快速变化的形势又一次把刘少奇置于“糊涂的”境地。7月29日，在北京市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大会上，刘少奇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面对万名群众，这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坦陈“不晓得”，无异于是把他对党内生活的部分感受公之于众。这次会上又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提出了“保护少数”“是一个重要问题”的建议。他说：在运动中要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7页〕对于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口号，他说到运动后期再作结论，并认为，“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注：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这些话，既坦露心迹，又发人深思，他隐约感到的矛盾、是非和难于言表的提醒、告诫尽含其中。在长期的斗争中，刘少奇曾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过重要贡献。以后，又在历次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包括对党内正在出现的个人崇拜现象加以某种肯定。现在，当他强烈感受到党中央民主生活不正常时，提出“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可以说是思想的重要转变。
第二，明白了这场运动的矛头所向。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模糊感觉到的问题明朗化了。会议开始后，刘少奇报告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当讲到工作组问题时，毛泽东频频插话，多次打断刘少奇的发言，会议气氛异常紧张。在政治局常委会已经不能平等讨论问题的情况下，刘少奇在8月4日中南组发言时，不得已给自己扣上了各种政治帽子，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等；但言辞中仍流露出他对党内生活的真切感受。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一个多月前，他还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对这场运动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面。〔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8页；第641页〕现在，意识到自己成了“上挤下压”的矛盾焦点，成了看“革”自己的“命”可不可以的对象，是刘少奇思想的一个变化。在同一天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一事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并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面对毛泽东的指责，刘少奇再也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回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8页。“五不怕”即毛泽东过去提倡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终于揭开了他自认为1962年以来存在于党中央内部的矛盾和性质，也进一步揭开了刘少奇在一个长时间里感觉党中央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根本原因。
还在两个多月前，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第三天，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都以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注：转引自《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1页〕。现在，他却被明确地指责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人物，从这时起，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很快成为揭发批判的主要对象，在党内的排名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当天，刘少奇从建工学院回来后，说：“我不能再到建工学院去了，看来我不配领导文化大革命”。〔注：刘振德：《机要秘书的回忆》，《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第76页。〕这句“不配领导”标志着刘少奇思想的醒悟。这以后，刘少奇谈到工作组问题时，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检查自己犯了错误，他的回答有了变化。1966年10月，当工作人员问他派工作组怎么不请示毛主席时，他说：“请示也会犯错误，我没想到派工作组会犯错误。同意派工作组的同志们也没想到会犯错误。”“现在还没有看到一篇能说清楚为什么派工作组就是路线错误的文章”。他还说：我“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历史将证明，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注：《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4页〕。1967年7月4日，他再次作检查时说：“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7页〕“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9页；第654页〕这里，他似乎是在勾画一年前自己充当的可悲角色。他认为工作组错误的关键在于自己，自己虽然受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自己对工作组的支持，造成了工作组犯“错误”。他对工作组“错误”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分析，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第三，顾全大局，承担责任，试图及早结束“文化大革命”。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刘少奇努力去作的一件事情是，承担责任，试图把受自己牵连的大批干部解脱出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时，他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并保证：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问题摆在桌面上来。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在批判大会上，刘少奇尽管受到种种无理对待，仍耐心回答群众的提问，并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站在维护党和毛泽东的立场上〔注：刘振德：《机要秘书的回忆》，《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第105页〕。身处逆境，仍实践着自己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倡的：每一个党员应该“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74页〕，是刘少奇在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越来越多。随着对刘少奇批判的不断升级，他逐渐认识到，这场运动不是严肃的党内斗争，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一场悲剧。从此，他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奋起抗争，却难以改变悲惨的结局。
◇ 坚决反驳各种造谣诬蔑——1967年2月，刘少奇在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诉说：“最近我看了一些大字报，感到忧虑和不安。”“他们把我当成敌人了，怎么办？”〔注：刘振德：《机要秘书的回忆》，《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第111页〕然而，刘少奇的被打倒已渐成定局。对于一些人在“革命”名义下对自己的造谣、诬蔑，刘少奇深恶痛绝。他愤慨地说：“宪法成了废纸，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8页〕他一次又一次地致信党中央、毛泽东，反驳强加给自己的各种罪名，说明事实真相，并要求中央进行调查。1967年8月8日，刘少奇再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郑重声明：“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他再次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并写明：“我已失去自由”〔注：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但是这些声明和要求毫无回音。
◇ 用宪法捍卫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主席的尊严——刘少奇除了一次次地申诉、争辩以外，还寄希望于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能对社会混乱起到制止作用。他曾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劝阻子女跟着红卫兵组织去破“四旧”、抄家。当造反派“勒令”他写检查，对他进行批斗时，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注：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当“革命”狂潮席卷全国时，刘少奇试图以国家宪法来捍卫公民的人身权利，维护国家主席的尊严，虽然对阻止揪斗无济于事，却在当代中国史上留下了警示世人的悲壮之举。
◇ 意识到“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平静地立下遗嘱——对刘少奇的批判声势越来越大，他及家人受到的人身侮辱不断增多。1967年4月9日，当刘少奇获悉清华大学要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时，他胸中的激愤又一次爆发了。他告诉家人：“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 寄希望于历史和人民——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主要针对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由北京扩展到全国。在刘少奇所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做过，特别是他先前对现实的希望都落空之后，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寄托于历史和人民。他对王光美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以后，刘少奇失去了申辩的机会和条件，沉默成为他表示抗争的方式。这是他曾经使用的手段和方法均未见效后，唯一能采取的抗争形式。他满含冤屈，沉默无语，孤独一人，重病在床，仍恪守着自己的诺言：不自杀，不反党。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