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变动中的亚太政治与安全环境正撬动着区域格局方阵。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工具及其透视镜，依稀可见的是，亚太态势正呈现中美两强竞争性合作格局的走向，这对中国制定周边和地区战略产生影响。本文试图分析这一发展趋势，为我国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路径选择,即周边战略谋划提供一些看法。
一、亚太环境变化特点与趋势
近一二十年来，亚太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演变的现实，没有让冷战初期一些西方学者的预言实现——他们那时认为，苏联解体后的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安全上会进一步动荡，甚至可能成为热战冲突区。[①]当然这个地区目前也不是平静安宁之乡，同十年前相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频繁动荡，区域安全特别是海上安全领域的竞争似乎更加激烈。这一颇具亚太特色的安全场景，其变化特点和走势如何？驱动因素是什么？
其一，在亚太，大国在当前动荡剧烈的竞争时代试图建立互为接纳的区域过渡期秩序。现在亚太安全领域不仅没有出现预言中的热战，而且可以肯定地是，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大国之间也不会爆发全面的军事冲突。相反，美国、中国和其他区域性大国将渐渐融入新型的区域政治秩序之中，甚至是安全合作架构之内。形成中的新型政治与安全秩序，或许还不能说是一种持久稳定的亚太秩序，但这是一种特有的亚太大环境，在其中，大国都有互相接纳对方的愿望，这在东亚峰会中表现突出，体现了主权国家（大国和小国）在无政府安全环境的动荡中保持着建立区域秩序的不懈追求，形成了具有亚太特点的不完整的安全区域主义，至多称之为软性区域主义。比如，全区域唯一的政府间合作机制APEC，作为经济合作机制客观上发挥着促进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作用，但APEC不具有约束力。安全区域主义的硬性特点是其制度性和约束性，亚太整个区域缺乏这种硬性的制度安排，即使各大国有意要把东亚峰会从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朝着更紧密的亚太安全合作机制方向推进，目前看，依然还有一段路要走。尽管亚太地区尚未建立具有约束性、机制化特征的安全区域主义，但是冷战时期亚太大国相互排斥、冷战之后相互严重防范的严峻气氛已经缓和，安全领域的相互接纳成为事实，美国已经认定中国在全球和区域事务中发挥不可或缺的结构性作用，[②]中国也已经接纳美国进入东亚合作轨道，亚太地区新型的过渡期秩序正在形成之中。
其二，过渡期环境容许双边安全联盟机制与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相互共处。传统上由美国领导的“辐轴”式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受到两股力量的冲击：1.美国加入亚洲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又加入了“东亚峰会”，并欲让其转变成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这一势头不啻是对双边安全同盟体制的冲击？2.亚洲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东盟地区论坛（ARF）、中俄及中亚国家以反恐、打击三股势力为目标建立起来的上海合作组织、由哈萨克斯坦倡导成立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论坛，CICA)、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以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等，都是亚洲国家倡导并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或论坛，这一势头使旧式双边安全联盟及其影响开始式微。当前亚太安全秩序中呈现出双边联盟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相互共处的新现象，其发展趋势有可能通过大国相互协调，在亚太秩序过渡期进程中融合，面向未来的亚太区域安全合作机制。
其三，亚太变动过渡期，既是机遇，也存在风险。笔者认为，亚太过渡期中的安全环境对中国提供了机遇，但是矛盾和冲突同样存在，不可轻视，更不能忽略。大国间矛盾短期内不易消除，竞争范围也有可能扩大。美国实施战略东移、亚太战略再平衡，现在又提出了“平衡再平衡战略”（“rebalance within the rebalance”），[③]要对其再平衡战略进行调整，要在评估的基础上充实或更新。在军事领域，美国平衡再平衡战略的重点是对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及印度洋进行战略调整。中国有理由加以警觉，因为东南亚海域就是中国的家门口，美国通过最近几年的投棋布子，沿南海周边建立起了以新加坡为核心的17个军事基地链（尽管有些名为租用），现在又紧锣密鼓准备重返菲律宾海空军基地，有意向使用越南金兰湾，计划在日本和菲律宾部署反导系统。中国则使用海军舰艇巡航钓鱼岛、海军正式进驻美济礁，海军编队突破第一岛链，从西太平洋折返南海海域，这些海上军事行动，无不给日本和菲律宾以强有力的震慑，实际上，这些行动也违背了“打狗要看主人”的古训，海军“秀肌肉”行动根本上是在旁敲侧击菲日背后的主子。在过渡期，这种小棒式敲击可以增加锥点、提升强度，只要这种敲打，或称和平时期的实力较量，在波浪式前行中既保持压力又不过度，实现有效威慑而又确保平衡。这种亚太过渡期秩序是波浪起伏式的，维持平衡的手段恐怕就是新时期特有的相互确保威慑、相互保持克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美国的亚太战略再平衡不可能推出后一成不变，美国安全战略东移实际上还刚刚开始，美国要从传统上拥有厚实的军事势力范围移动过来，其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更大的风暴可能还在未来。我们要丢弃战略近视，拥抱战略远谋，保障过渡期政治秩序平稳过渡到更加稳定而持久的亚太政治与安全新秩序。
其四，亚太中小国家表现出的道义诉求和规范作用将严重影响亚太区域秩序重构。道义、法制和规范是建设区域政治架构的基础，是各国应循的行为标准。长期来，在所谓“普世价值和公正信仰”之上建立起来的行为规范，体现了美国及其西方的国际政治原则和行为规范，服务于美国霸权体系。现在，在世界多极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背景下，亚太新兴大国、中等强国和东南亚国家提出的道义诉求和行为规范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体现了过渡期秩序中的多样化多中心特征：1，冷战结束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提出并推行的全面安全和合作安全观，已经盛行于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主张从亚太地区整体利益出发探讨各国互动及其应循的规范。2，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以及国际关系义利观的深刻含义，正得到各国认同和重视。冷战后，亚太地区从1993年开始探讨APEC大家庭概念，现在，命运共同体作为新的规范视角，正在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为建设区域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规范意识和行为准则。3，“东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在亚太事务和区域架构重建中的重要性继续上升。任何大国或者域外国家若想进入东南亚地区，必须签署东盟主导下的《东南亚和平与合作条约》，东盟要为改革区域国际体系确立规制权，其在区域规范重构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美国不再把东盟看成是希拉里·克林顿限定为地区秩序架构中的“支点”，承认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④]可是，东盟国家则明确表示，他们反对美中对抗，对大国博弈不选边。这种表态实际上就是看重中国，贬抑了美国的中心地位。因此可以认为，在亚太秩序变动过渡期，包括中国提出的规范和价值观已经影响并将继续激励新型亚太秩序的整个构建进程。
驱动亚太环境变动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的崛起。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改变了地区政治生态，2012年中国的经济产出达到8.227万亿美元，是美国的52%，比20年前仅仅是美国的6.4%高出了若干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亚第一，比东盟全体成员的经济总量还多出2万亿美元。这一硬实力无疑是中国彰显其政治影响力的坚实后盾。现在，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无论强大的、友好的、中立或敌对的，再也无法回避中国崛起引发的政治影响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上的任何举动，犹如水中涟漪，一经激发，迅速向周边扩散，其辐射影响力，至少波及中国及其周边地缘人口达30亿人之多，全球几乎一半人口随时同中国共命运，同呼吸，这种地缘政治场景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然而，这一切无不同剧烈震荡的地缘政治空间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中国军事实力快速提升，也是周边地缘政治生态和安全空间出现变化的一个因素。中国强军建设的基本意图在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权益，即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强大军队，同时要为地区安全乃至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在亚太地缘安全环境中，中国海、空军正在扩大其活动空间。中国“辽宁号”航母下水，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成功试射新型洲际导弹实现“核打击能力”、中国开发出新型反舰导弹，给第一岛链内外的美国及其盟国军队造成威慑。中国军费将继续保持在年度千亿美元以上水平，同样位列世界第二，未来十年，除了美国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比。中国在区域安全秩序中的地位必将大大提高。
概而言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军事能力的提升，中国对周边及亚太政治安全环境的影响能力、区域治理和秩序建设的作用也随之提高。环境的变化，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在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正在催化亚太地缘政治格局，迫使其发生变异，走向重组。
二、亚太大格局走势
亚太政治格局重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格局的基本概念是指当前国际各种力量的互动状态。基本要素就是主权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所拥有的实力，以及为实现各自利益而斗争，从而“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或均衡”。这种稳定状态是暂时的，非均衡性则是绝对的。非均衡力量通过博弈和竞争实现国际和地区局势的相对稳定，以使各方利益得以暂时满足。因此，新兴大国崛起引发的地缘环境变化，促使相关力量持续互动、协调与竞争，致使地区格局可能出现以下这样的走势。
其一，既有的亚太格局在全球格局不变的前提下继续延续若干时期，也就是，美国凭借其超强的军事实力，确保美国治下的全球安全格局覆盖亚太地区，一超多强可能继续定局亚太。美国尽管在过去十年打了两场战争，力量有所消耗，但是从力量对比视角分析，美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依然处于世界老大地位：未来十年，美国GDP总量为世界第一；美国军事实力继续高于其他国家；美国继续是高科技创新基地和主要科研领域的领头羊；美国对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金融和政治多边机制发挥重大的影响力。从历史上看，在如此厚实的力量支撑下，任何大国不可能轻易地放弃其威加四海、居高临下的权势，美国也不例外，其在亚太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可能继续延续。
其次，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亚太地缘经济版图。随着中国在东亚地缘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加强，中国现在是亚太地区主要一些国家的第一贸易对象和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五大盟国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除菲律宾外）；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约占其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对美国出口仅仅是5%。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将对全球和亚太区域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力。中国在东亚地区10+1、10+3和10+6合作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经济规律使然，美国却片面认为中国正在排挤美国，中国要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建立自己的势力圈。于是，美国政府2009年决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谈判，在奥巴马行政当局的强力推动下，TPP扩容谈判到2013年9月底共进行了19轮，队伍扩大到12个国家。亚太地缘经济格局出现了美国主导的TPP轨道、及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东亚轨道这样的双轨竞争格局。中国经济因素极大地改变了亚太成员间的力量对比，地缘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其三，亚太地缘安全格局变动的步子可能比经贸格局变动更加缓慢。不排除中美竞争性低度合作在其中应可发挥的作用。美国作为全球和亚太军事强国，通过强化既有的军事同盟、发展安全新伙伴来应对亚太地缘安全环境的变动,平衡中国的崛起。其实，平衡方法似乎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绝对排斥。中国没有塑造安全同盟以对抗美国的意图，不挑战美国霸权，但是，中国需要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安全底线。深化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内涵，是中国外交和安全的既定政策。中美有竞争，但不是对抗，双方必要时启动相关机制来增进互信，化解矛盾和冲突。中美两国正在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军事关系，在安全领域呈现低度合作走向是有利的。从问题入手，推进合作，加强互信，可能是一个方向。安全格局中的竞争性合作在军事科技领域表现强劲。20世纪初以来，地缘安全领域经历了工业化时代、核子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演进。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国家在网络竞争中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是占领地缘政治空间制高点的重要指标。信息流可以自由进出国家边界、上达太空深及海底，技术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维护或争夺地缘霸权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国精准无误地击落太空卫星，中国航天器在太空成功对接，中国在2012年6月里同一天出现“神舟翱翔太空，蛟龙深潜海底”的壮观景象，使中国在太空和信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打破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平竞赛争高低，恐怕连美国都无法拒绝的，美国航天航空界有意同中国合作就是一个信号。美国现在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再也不能压制中国崛起。这对未来亚太安全格局的变动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提示性意义。
总之，中国坚持和平手段维护国家利益，拓展发展利益，有利于中国扩大其周边地缘政治和安全空间的活动余地，削弱美国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其发展趋势是，亚太地区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格局可能会继续一段时间，但也可能正在向中美两强共存新格局演变。这是历史和地缘政治发展的逻辑使然，任何人的意志无法阻挡。纵观历史长河变迁，任何强国对地区和国际格局拥有的权力都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当前这种乱局对中国不利，但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确信，惟有中国才是变局中的主角，正在改变亚太及周边地区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格局。
三、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思考
在亚太秩序的过渡期及其未来区域格局的重组过程中，中国面临周边地缘战略结构和国内压力两者相互叠加的挑战。必须深刻认识美国“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挑战具有结构性战略倾向。这是集军事、外交、经济为一体的美国亚太新战略。这一战略呈现三个基本特征：1.综合性，从安全、政治、外交和经济诸方面展开；2.亚洲为重心，美国战略的主攻方向在亚洲，它谋求在亚洲得胜，那么就可在全球得赢；祈求其在亚洲地位得稳，则其全球霸主地位不会动摇；3.构建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秩序，美国试图以TPP为抓手，推动美国主导的亚太一体化进程，使之成为美国亚太新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之一。这一立体性战略对中国及其在亚太的地位产生结构性挑战。配合美国亚太新战略的，有日本等亚洲盟国，日本予以积极响应，不仅有力地修复了日美关系，而且还在谋求建立集体防卫机制。另外，东盟要确保“东盟中心地位”持续稳定，其内部抱团倾向也值得注意，东盟在区域秩序建设中有挑战美国的一面，同样也有挑战中国的玄机。
国内因素带来的挑战不可忽视，至少，某些认知误区可能给决策者带来压力，外交的协调功能甚至妥协政治的运用都会面临风险和难以估算的成本代价。一些国内舆论过分渲染我经济老二的影响力，却疏忽了我人头平均值的真正排名；有的误以为我有了航母训练机就可以同美日海上联盟一拼，有的甚至把我海军建设同西方殖民主义者上升时期的行为进行类比，把“炮舰外交”这种历史垃圾当做正当精华介绍。这些不良认知不消除，不利于我实现两个百年的梦想，不利于我在亚太过渡期和新型国际格局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仅要有习惯性思维，还应有逆向性战略思考，对于一个正在向世界强国方向发展的大国，停留于既有的规范和原则范围，难以在构建区域秩序中发挥作用，也不易为周边国家所理解。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未来的世界强国，中国必须在亚太区域格局的建设中，有破旧立新的战略思维，成为地区制度规范、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未来规范和规则的顺应者、接收者。为此,试对中国的应对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
其一，在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周边战略要将维稳与维权平行推进，长期目标是建立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这是基于地缘空间或地缘板块位置来思考中国的周边战略。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利益都在这个地区，中国必须拥有友好的、稳定的、和平的周边地区，才能确保中国利益的实现和完整无损，才能保障两个百年梦的实现。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怕事”，也要注意“不惹事”，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前提下，决不损害周边国家的利益，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是大国，具有大国应有的气度，不能铢瑙必纠。新的惠边政策就是要兼顾天下，特别是周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在保障周边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收获中国的利益。中国的举措应该体现周边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要体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就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深刻含义，旨在期盼周边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让周边感受到中国同自己确实是在同一条船上，“同舟共济”一起驶向利益共同体目标彼岸。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的实现途径，原则上应该是在双边功能性合作的基础上，逐步深化，推进多边合作，关键是促进建立有利于利益共同体方向发展的地区机制。这种方式是我们常用的先易后难、先双边后多边、先经济后政治的提法。周边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多样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流深远，当然也应该看到，即使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内，经过历史浪潮的冲刷，他们也锻炼出具有其民族特色的多种文明，文明多样性特别显著，所以，“包容互鉴”首先是要在处理周边国家间关系中必须弘扬的精神。
其二，未来亚太国际格局的核心是中国和美国，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仅要破除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必有一战的思维定思，确保合作共赢，而且要通过相互协调建设新型的亚太国际新秩序和国际新格局。这个进程中必须杜绝遏制、对抗、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和行动，把竞争性合作作为处理新型国家关系的必要选择。双方特别是美方应该认识到，采用遏制战略的历史条件不存在，也不可复制。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美国曾经以接触加对冲的办法对付中国，2005年后美国基本上确认中国的崛起已经无可撼动，于是又有了“责任论”、“再保障”甚至是G2的说法，试图借此整合中国。中国现在提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在接受的基础上，具体行动表现积极，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尽管美国亚太新战略对中国产生结构性挑战，但是美国已经没有动力使用过去对付苏联的办法来对抗中国。中美双边贸易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的水平，仅凭这一项指标，足可以让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国在制订遏制对抗政策时，三思再三思。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交织及其密集程度胜过任何其他国家。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应该首先在地区治理上有所作为。美中关系既是大国关系，又是亚太区域特殊的邻国关系。中美经济频繁互动史无前例，美国的经济恢复和繁荣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中国的经济繁荣，倘若中美之间发生灾难性对抗，不仅会重创中国经济，也会重创美国经济，这是地区的灾难。在安全领域，美国依然是亚太地区传统安全领域的主导者，美国的强势来自于军力优势和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双边同盟体系。由于地缘安全格局的变动，中美在安全领域合作的空间同样存在，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两者的合作空间是广泛的。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在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半个世纪以上，问题不是美国军力存在多或者少，而是应该关注它怎么使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必然带动军力增长，因此恐惧中国以军事手段构建势力范围。其实，这是美国以其自身践行的历史轨迹来看待中国发展。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经济巨人之后，就使用武力干涉古巴、支持哥伦比亚叛乱。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问题不是中国军力和现代化程度怎么样，而是中国军力怎么使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现在，中国海军已经走出第一岛链，在亚丁湾参与打击海盗行动，中国应邀参加2014年美国主导的环太海上联合军演，这本身就是同美国和其他亚太国家海上力量合作的突出表现。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还很大。这些合作不应该是无原则的并合，而是在遵约基础上的协作关系，不应该是单方面的任意要求甚至蛮横强求，而应该是相互尊重前提下的竞争与协调。这种合作应是竞争性合作的先导。创建竞争性合作的地区国际格局，是对亚太秩序过渡期进程的要求和考验，将为建立全球竞争性合作的国际格局打下基础。
其三，对周边海上岛屿及领土争端问题应有新思路新举措。近年来，周边海上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东海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南海诸岛主权争端，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剧烈震荡，甚至影响各方的民族情绪。在严峻的海洋新形势下，我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领导在各种场合旗帜鲜明、全面充分地阐述了我国在保护国家主权和维护周边海洋局势稳定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坚持用政治和外交方法同部分海上邻国展开积极对话，展现了我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大局、维护地区和海洋和平与稳定的诚意。我国积极推动务实合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国周边海上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处于可控的状态，主动权在我这一边。但是，也不可忽视局部不稳定因素持续升温，我国在周边海洋安全、在海洋方向上的核心利益保障工作依然面临诸多考验。由于海洋问题的复杂性特点，许多争端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曲折和波折。解决问题，既要有长远的战略思考，又要从缓解当前周边海上安全紧张局势提出思路。当前在坚持和平发展和睦邻外交，坚持老一辈领导人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同时，应注意加强海洋外交，同周边国家积极开展睦邻友好合作，坚持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热点问题，同有关国家，特别是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积极开展涉海交流与合作。应该抓紧落实中国同周边国家签署的海上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提出的相关合作项目，充分认识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同周边海上邻国签署了不少海上合作协定，中国也提供基金用于海上问题研究，比如中国和朝鲜签订的海上共同开发协定、中国同南海周边部分国家签署的海洋科技合作协议，应该加紧落实，还没来得及实施的要抓紧实施。
其四，把亚太过渡期秩序顺利推进到持久稳定的亚太新秩序，有赖于中国能否真正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及其应该担当的大国责任。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调整周边外交战略，其重大转型起步于超越意识形态界限，注重经营地区间国家关系、坚持以外交方式解决海上岛屿争议；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不仅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而且还给东南亚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金融支持，这些表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构建周边利益共同体的进程中，更要承担重任，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我们必须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思想和政策上要有长期的“惠及周边”战略，睦邻需要通过长期的善意表现，才能彻底根除一些人的疑心生暗鬼心理。要从对方的立场和视角来思考问题，为其提供服务，而不是事事要求回报，使对方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紧急情况发生时，他们想到的、能够依靠的只有中国，到这个时候，利益共同体也就如期可抵了。中国要进一步开放市场，不仅是让东盟国家获利受益，而且也要让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周边经济体获利受益。如果周边国家在同我交往中觉得无利可图，他们不可能同我共建利益共同体。说到底，交易就是双方通过交流实现互惠互利，对方获利了，我方也有利了，“共赢”应该是通过互相依靠对方市场取得的结果，使之真正感觉到，中国和平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要激发这个地区产生争先恐后般地要同中国建立利益共同体的欲望。
注释：
[①]Richard K.Betts：Wealth,Power,and Instability: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 o.3,Winter 1993/94,pp.34-77;Gerald Segal:The Coming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In the journal of World Policy Journal,Vo l.10,N o.2,Summer 1993,pp.27-32;and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in Foreign Affairs,Vol.76,N o.2March/April1997,pp.18-32.
[②]美国新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6月20日国会证词:Daniel R.Russel,Assistant Secretary-Designate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June 20,2013,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Russel_Testimony.pdf.
[③]参见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2013年4月9日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演讲,以及美国新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013年6月20日在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证词。
[④]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Third East Asia Summit Foreign Ministers’Meeting,2July 2013,Bandar Seri Begawan,Brunei Darussalam.
蔡鹏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成员
来源: 《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