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新冠疫情、地区安全热点共同构成影响亚太安全形势的三大因素，其中，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是全局性、关键性变量。2021年以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正在与美国“合流”，联合遏制中国意图明显；俄罗斯加大对华战略协调；东盟则试图维持大国平衡政策。同时，以南海问题与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加大了亚太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为塑造有利安全格局，中国应加大与地区中小国家的协调，推动区域合作，共同构筑开放、合作与包容的地区秩序。

当前，亚太地区处在秩序重构的关键时期，多种力量的相互博弈，对于秩序的不同偏好选择，导致亚太安全形势错综复杂。未来，亚太地区是走向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形成“新冷战”，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

一、 亚太是美国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地区

随着中国实力的显著提升以及对地区事务影响力的加强，美国认为其长期拥有的地区主导权受到挑战。因此，2021年1月，拜登政府执政后，继续在亚太地区通过加强威慑性军事存在、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建设，展开对华安全竞争。加强军事威慑是美国应对中国军力增强而采取的长期性举措。2020年美国出台了“太平洋威慑倡议”（PDI），旨在通过直接投资国防部能力建设和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威慑的可信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对该倡议的专项拨款至少持续至2026年。这意味着，威慑成为美国对华主要军事举措之一。

拜登政府秉持多边主义，修复与盟友、伙伴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扩展战略议程，提升政策效果。2021年，“美日印澳四边对话”（QUAD）实现升级与扩容。同年9月，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成立。按照美方计划，AUKUS不仅会加强与东盟、“四边对话”机制的对接，而且承载着以新方式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盟国、伙伴关系的使命。这反映了美国以实力、以备战遏制中国的意图，也是美国在军事领域推进对华“新冷战”的尝试。

二、地区主要力量分化组合，亚太秩序进入重构阶段

在美国展开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同时，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以及东盟等地区主要力量纷纷调整和出台本国战略，争取地区秩序重构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这些地区行为体具有战略能动性，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美的政策选择及其政策效果，也将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机遇与挑战。

俄罗斯与中国保持了密切的战略沟通。中俄军事合作机制持续完善，尤其是在联合演训领域实现新突破和新发展。2021年6月，中俄两国首脑视频会晤，正式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中俄在亚太地区举行多场军事演习，包括空中战略巡航、海上联合巡航等。有观点认为，中俄两国尚不认为有深化军事联盟的必要，但是两国已经在同步全球议程，建立反击西方压力的机制。

日本更加倾向于依托西方体系加强对华制衡，这种结构性关系短期内不会改变。日本强调美日同盟在日本外交中的核心地位，以推动“印太战略”作为外交首要任务。涉华问题是日美加强战略协同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台湾问题、涉疆、涉港、涉海等事务上，日本的政治表态逼近“红线”，与美国、澳大利亚等构成联合施压态势。菅义伟访美期间，日美发表的《共同声明》提到台湾问题，这是自1969年时隔52年后日美共同声明中首次写入有关台湾地区的内容。

印度对“四边对话”的态度更为积极主动，对华安全政策出现泛化。2021年，中印关系仍在低位徘徊，印度对华安全政策出现泛化，即陆上边界摩擦向海上安全遏华扩展，安全问题迟滞中印双边经济合作。印度海军多次袭扰在印度洋通道上正常活动的中国商船和科考船。印度还将边界问题与中印经贸关系挂钩，从2020年开始限制中国对印度投资、发起抵制“中国货运动”，禁止中国应用程序（APP）在印应用，响应美国提出的在经贸领域的对华“强制脱钩”政策。

澳大利亚突出对美的战略价值，导致中澳关系的显著恶化。2021年，澳大利亚全面充当反华“急先锋”，在涉疆、涉藏、涉台、涉海、新冠肺炎疫情溯源、“一带一路”倡议等问题上屡屡率先向中国发难。9月，澳大利亚和美英共同成立AUKUS，这表明澳大利亚自愿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进一步丧失了军事自主性。

东盟高度关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维护自身地区中心地位是其首要目标。“四边对话”实现升级扩容，AUKUS新近成立，以及与“五眼联盟”、G7的勾连，大有争夺东盟地区话语权之势。不仅如此，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东盟的统一性面临挑战，如东盟成员国在AUKUS问题上立场各异，QUAD将“扩容”成员的目标锁定东盟国家，等等。作为应对，东盟试图坚持“中间路线”，将自身打造为不同地区方案的互联互通的节点。

三、“双安全”挑战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军备竞赛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彼此影响，亚太安全形势整体上复杂多变，潜在冲突丛生。

南海问题持续高温。美国是影响当前南海局势稳定的关键性因素。拜登政府借助“多边主义”推动南海问题的“四化”，即军事化、法理化、国际化与舆情化。美国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推高亚太各国军备竞赛，增加地区意外摩擦和局部冲突爆发的概率。此外，在美国推动下，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实际影响持续发酵，越、菲等国以“裁决”作为海上“维权”、“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行动指南”，这种趋势严重阻碍南海地区的对话合作与区域治理。

南海问题加大了地区热点问题的联动性。以南海为核心，地区多个热点问题出现联动趋势。海海联动突出表现在东海问题、台海问题与南海问题的联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连续穿越台海和南海的军事活动成为“常态化”。陆海联动反映在中印边界冲突与印度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美日印澳加强海上军事合作的正向相关性显著加强。河海联动表现美国南海问题与湄公河流域的安全治理问题联系在一起，试图利用南海问题破坏中国与海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利用湄公河流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破坏中国与陆上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公共卫生、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等是亚太地区最具现实挑战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顽疾”并未因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按下“暂停键”，反而更为“活跃”。加之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风险，导致地区各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国甚至出现政局动荡。恐怖主义仍然是亚太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2021年7月和9月，巴基斯坦连续发生针对中国人员的暴恐袭击，导致多人伤亡。

四、“小乱大稳”的亚太安全趋势与中国的应对

当前，地区各国均对“斗而不破”持有共识，这就决定了亚太地区整体稳定的态势。但是，各类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尤其是非传统安全议题丛生，这将使亚太地区处于“小乱不止”之中。

首先，亚太地区面临被拖入“新冷战”的危险。美国试图人为地分裂亚太地区，构建对立与排他的政治与军事集团，这是当前各方最关切、争论最多的议题。地区中小国家对美国能否在亚太经济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表示质疑。2022年，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试图补足其地区经济影响力的“短板”。该框架以对冲“一带一路”为目标，以与中国“脱钩”为己任，使经济问题安全化。而一个排他的经济合作不一定推动地区繁荣，但一定会使地区更不安全。

其次，应对“双安全”挑战具有紧迫性。2022年是《南海行为各方宣言》签署20周年，这或将提振、加快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的信心。但同时，美国引领更多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海上一线意外摩擦发生的概率高居不下，加强中美海上危机管控具有现实性与急迫性。

2021年底，奥密克戎变异新冠病毒的出现再次恶化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全球抗疫形势，或将继续迟滞全球经济的复苏，新冠疫情拖得越久，经济就越困难，地区就越不安全。

最后，中国或需要改变战略思维，通过与地区更多力量加强战略协调，以新型国际关系破解“美盟连横”。中国在亚太地区仍具有长足的经济优势。2021年，“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达8782亿美元。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最为关键的是，经济发展仍然是地区各国政府任务的重中之重。因此，中国推动区域合作，符合地区国家的共识。而这是构建地区秩序的重要议程。在地区框架问题上，中国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2021年年底，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中国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践行对东盟定位的四个“坚定不移”，这既是对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肯定，也是对中国关于构建怎样的地区秩序的阐述。

（作者：张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摘自《北方论丛》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