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在APEC地区的话语权并未因为中国实力快速增强而获得相应提升。近年来，尽管中国外交话语诉求日益强烈，但是难以扭转亚太地区“中国威胁论”、“贸易失衡制造者”、“不负责任的国家资本主义”等不良话语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话语权受制于现行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西方主导下的地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阻碍了中国在现有的区域架构中声张相应的政策主张。本文从中国亚太战略的近期和长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话语权在APEC地区面临的挑战及其原因，就中国如何利用主场外交提升话语权进行了全面阐述，主张中国抓紧利用这一主场外交，为中国在地区机制中提升话语权、扩大影响力以及制定可持续APEC区域发展战略做出政策铺垫，

【关 键 词】APEC/中国外交/地区合作/中美关系

中国是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和系列会议的主办经济体。自1989年成立APEC 25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APEC 23年来，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东亚和整个亚太地区的作用不断增强，话语诉求也日益强烈。反观中国在APEC地区，中国的话语权并未因为实力增强而获得相应提升，那么，中国能否利用APEC主场外交及地区机制提升话语权、扩大影响力?这是本文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进程中的话语权现状分析

在APEC机制内能否取得话语权，是衡量中国和任何一个亚太国家在区域性国际机制中是否具有软实力的标志。美国学者把软实力界定为意识形态、道德判断、价值观、文化吸引力和说服力等内涵，①这些要素对于衡量一个国家在国家间关系中的地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判断一个国家在特定区域组织中的话语权，特别是着力于地区经济合作的亚太经合组织中的话语权，除了应该拥有软实力的某些特性之外，还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软实力，而应当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层次加以分析。APEC范围内的话语资格，地缘上包括整个亚太地区的话语权，那么在这样一个广袤地区中拥有话语权与否，本质上还是脱离不开亚太地区权势转移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格局，以及制约一体化进程的地区经济秩序。中国或者其他经济体的话语权，来自于这个国家为维护本国利益所拥有的权力，也就是，在地区政治经济博弈中具有某种特定的能力，对区域内或组织内的其他成员施加政治、经济、贸易甚至军事的影响力。

在APEC这个亚太地区最大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中，话语权可以从现有的地区政治经济权力格局中加以窥视。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时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一次研讨会上说，美国的话语权就在现行的各类国际组织和机制之中。为什么?坎贝尔认为，因为它们大多是战后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放弃现行国际体系，重建各类区域性机制，或者美国不参加相关机制，就等于要美国放弃其既有的领导地位。尽管坎贝尔强调维护现行国际机制旨在维护美国利益，但是，由此也得到一个启示，掌控APEC以及亚太区域一体化的话语权，本质上离不开如何认识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架构以及政府可以发挥的作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政府的作用就是支持并保护本国的商人或企业家到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市场区位参与经济活动，进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参与区域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一权力架构下的基本要素，理论上它们是由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加以制定和修改的，那么，APEC各成员政府是否都拥有这样的话语权?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方法论，唯有霸权和强权国家及其政府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不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有这种话语权。国际政治经济学源自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其关于区域化的研究范式自然离不开过去几十年理论论争的轨迹，其中，现实主义方法论，包括霸权模式理论，是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理论。②根据这一理论，强权国家在区域主义进程中具有主导作用，推动并领导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在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区域贸易机制服从于大国及其盟国的政治秩序，地区经济一体化必须服从于大国权力及其主导的地区国际政治的权力架构。也就是说，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霸权国家在区域合作博弈中有能力对其他国家施加有效的政治、经济及政策影响，它们不仅可以凭借其既有的国家实力，而且还拥有其特有的话语权和规则制订权来获取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可以获得的最大化利益。从这一背景出发，如何看待中国在APEC中的话语权地位?

中国加入APEC是在国内改革进程处于关键时刻实现的。中国通过加入亚太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改革和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实际上把APEC作为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试水平台，APEC既是倒逼机制，推动了国内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是中国获取国际经贸事务经验的重要平台，为日后参与世贸组织奠定基础。作为参与国际机制活动的初来乍到者，中国是游戏场的新进者。作为新玩家，中国只是游戏规则的熟悉者、参与者，不可能成为APEC机制运作的管理者，因此，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在APEC内没有话语权，如果说有任何话语权的话，也只是在你遵约相关国际规则的前提下，人家出于礼貌而似乎在认真倾听你的发言。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APEC内的发达经济体集体失声，对APEC发展中经济体遭遇的“一夜浩劫”无动于衷，唯有中国慷慨解囊，坚持货币不贬值，对马来西亚等APEC成员提供实质性援助，改变了APEC内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东盟国家的中国观，中国的信誉和地位逐年上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东南亚许多人认为，中国10年后将超过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根据美国“皮尤调研中心”对全球20个国家调研得到的数据，2008年全球受访者中有20％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引领者，2013年这个百分比上升至33％。在东南亚，2008年印尼受访者中有27％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引领者，2013年上升到39％，超过了全球的平均值。2013年，马来西亚有30％的受访者、菲律宾有2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引领者。与东南亚地缘关系密切的澳大利亚，持有这一看法的受访者从2008年的58％上升到2013年的67％。③

经济实力无疑是话语权提升的必要条件和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中国由此引领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最早提出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倡议，即10+1合作机制。随后，日本和韩国相继同东盟分别签署自贸区协定。迄今为止，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澳、新分别建立了五个10+1自贸区，为建立地区经济合作架构做出了贡献。中国倡导的东盟与东北亚三国合作进程，也称10+3，成为区域合作的新模式。中国成为亚太地区两条主要合作轨道上的引领者之一，即美国主导的TPP轨道和中国引领的东亚合作轨道。④国力增强的中国成为东亚轨道的领导者，中国在APEC合作进程中的话语权有所增强，但也面临挑战。

二、中国在APEC合作框架中面临的挑战

中国同加入APEC时期相比，经济实力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1991年中国加入APEC时，APEC成员GDP总量是12.7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是3795亿美元，仅占APEC总量的3％。再看美国，当时它的GDP是5.9万亿美元，中国的实力只是美国的6.4％。2012年，中国GDP总量为8.227万亿美元，美国为15.68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52％。⑤亚洲开发银行(ADB)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GDP规模占亚洲总量的36％，东南亚为10.4％；ADB预测，2018年中国GDP规模占亚洲总量的48.7％，东南亚为12.2％，预测2030年中国GDP规模占亚洲50.0％，东南亚为10.7％。中国现在是APEC主要成员经济体的第一贸易对象。中国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中国同APEC成员之间的力量对比，优势是明显的。中国在1991年加入APEC时是被动地“适应”APEC提供的经济发展机遇，现在则已经调整了同APEC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关系。根据一般规律，未来10年里，中国应该从以往被动适应朝着更加主动甚至塑造地区秩序的方向转化。⑥

中国的话语权是否获得相应的提升?从最近10年中国在APEC地区的遭遇看，中国的话语权受到很大的贬抑。其一，东亚峰会的实际形式变动是中国话语权遭受冷遇的重要标志。根据东亚展望小组2002年声明，东盟十国同中日韩三国(10+3)共同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通过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逐步走向东亚共同体。其中重要一步就是召开10+3东亚峰会，决定2005年第一次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第二次会议于次年在北京举行。但是在东亚峰会召开前夕，原定形式10+3改变成10+6，即增加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原定2006年东亚峰会主场地点北京，被强行改换到东南亚举行。其二，美国在2006年APEC峰会上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议，以及在2008年决定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旨在排挤中国、压抑中国影响力，打击“中华治下的强权”(Pax Sinica)，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泛太平洋经济架构(Pan-Pacific economic architecture)。⑦现在美国进一步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力挤压中国在东亚轨道上的主导作用。其三，东盟急速推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旨在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削弱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

在美国把TPP纳入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架构之中，以及日本安倍政权进一步右倾化导致中日关系继续恶化的背景下，日本以加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合作体系为代价，换取美国的安全担保，有利于日本走向“国家正常化”，致使亚太区域合作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其结果是，APEC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TPP似乎正沿着美国设计的路径前行。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1年发表的报告，美国原计划将日本的成员资格延迟到2015年。但是，在地缘政治因素激励下，日本提前于2013年加入谈判，引发地缘经济和政治格局动荡效应，触发了其他东亚国家加入TPP的欲望，甚至波及拉美地区。尽管2014年4月底奥巴马同安倍没有就日本农产品等问题达成一致，但是，随后日本在肉类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也预示着，日美两国在TPP问题上最终达成协定是可能的。美国提出TPP，除了要创建所谓21世纪FTA高品质样板外，其根本意图还在于架空中国引导的东亚合作架构，把中国的影响力减弱到最低程度。

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本质上弱化了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RCEP是亚太地区在TPP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以及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产生的，是东盟试图通过创建跨地区合作机制，防范部分国家摆脱东盟为核心的离心倾向而采取的重要步骤，也就是说，RCEP是东盟担心失去东亚一体化进程主导权而做出的一个战略性选择。2011年第19届东盟峰会(巴厘会议)通过“为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的东盟框架”文件，第二年东盟领导人决定正式启动协定谈判。⑧前后仅花了一年时间。根据决定，RCEP将在2015年建成。东盟希望通过这一新的机制来凝聚自身力量，共同应对外部压力，保障东盟在东亚乃至APEC范围内的“中心地位”。尽管东盟的实力地位今非昔比，但是，它启动RCEP，不利于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格局中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在APEC内拥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但是，中国在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尚未达到可以塑造亚太区域秩序的水平。中国面临的挑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的优势地位不等于绝对优势。同2001年中国主办APEC峰会时相比，中国现在确实具有以往所没有的优势地位，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实力的崛起过程，本质上是同周边国家不断调整关系的过程，2010年中国在APEC内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处于变动之中。同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尚未达到亚洲整体的50％，在亚洲地区的金融体系变革中，东盟和中日韩共同建立了清迈互换机制，创立了24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储备库，但是较之国际货币基金，亚洲(包括中国和日本)的力量依然有限，亚洲区的金融机制本质上受制于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霸权体系，它以美元本位制为基本特征，不可能让中国拥有金融话语。总起来看，中国在区域力量对比中，尚未达到绝对优势地位，也难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强有力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二，中国在区域经济秩序过渡期面临挑战。尽管亚太区出现“经济靠中国”的现象，但是，APEC内美国、日本等成员毕竟是全球性经济体，是全球政治经济霸权体系的核心力量，它们密切关注中国对区域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在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候，面对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实力上升的时候，是有可能做出最低限度的让步的。但这种让步或许不是可持续的。或者，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看成是亚太正在形成的一种新型的过渡期秩序，那么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些过渡期特点，即大国之间可以在互谅互让原则下相互接纳、合作共赢；双边、三边与多边合作机制可以相互共处，克服合作进程中的“绊脚石”；中国提出的规范和价值观可以发生作用，影响并激励各国构建新型亚太秩序。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中的主导性话语权必然隐含着APEC经济体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区域内各国必定关注各国话语中指涉的利益关切，尽管一些国家表述出崇高的道义指向，但是相关话语中表达的立场是其自身利益的话语构建。澳大利亚政府在建设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积极性常年不减，它倡导APEC的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经济合作，陆克文担任总理期间，更是提出了构建亚太共同体的宏伟构想，其中包含建立地区政治经济架构以及澳大利亚应该发挥的作用。但是，无论澳大利亚还是日本，都无法同美国抗衡。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倡导亚洲货币失败，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设想没有成功。其理由很简单，正如上文阐述的，在现实主义权力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动的情况下，美国在APEC等地区机制中扮演着主导者角色，美国是不肯轻易放弃的，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在亚太合作机制中提升话语权的重大障碍。

其三，中国面临下一代贸易规则制订时期的挑战。在亚太地区，美国试图通过TPP谈判机制强力推动新一代贸易规则。如果要对TPP做出客观的评述，那么，TPP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经济贸易的活动方向，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具有吸引力。下一代贸易规则摆脱了以往贸易谈判中涉及的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贸易投资便利化等内容，主要涉及服务贸易、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议题领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发达经济体国内经济的发展方向，也体现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未来走势。可以认为，APEC内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对于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增长阶段的中国是一个挑战。中国以及APEC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和内部调整，以迎接新一轮规则变革，需要有一个适应和试验的时期，整合各种机制资源、加强机制协调，包括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协调，以期相互补充，逐步构筑各方都能接受的面向未来的区域合作模式。

其四，中国提出建立APEC亚太自贸区倡议面临美国的挑战。2014年5月中旬，中国政府主办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中国青岛召开，会后发表的声明显示，APEC成员支持中国提出的建立亚太自贸区倡议，并且同意制定一份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的路线图。文件强调，APEC必须消除区域贸易安排和自贸区协定形成的“碗面现象”，提出了APEC成员共同的愿景，“地区经济一体化不应该在各经济体之间带来不必要的障碍，导致贸易、投资碎片化”，APEC的目标就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统合区域内的各式自贸协定。⑨该声明提出，在中国作为2014年APEC主办经济体的条件下，APEC将采取实质性步骤推进FTAAP，这些步骤包括：建立新的贸易投资委员会和FTAAP研究小组，制定FTAAP路线图，阶段性目标是在2014年11月APEC北京峰会上提交这份路线图。从经济学相关模式分析，实现FTAAP的福利效应大于任何其它双边和多边区域合作协定。但是因为地缘政治关系，美国方面必定希望通过TPP走向FTAAP，走美国版的FTAAP路经。

由此可见，尽管变动中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可能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方向转换，但是，现有的霸权国际体系演绎的层级结构，凸现强权国、从属国等排列，短期内恐怕不易改造成无差异“平级”结构，强权架构在其核心部件垮塌之前继续由强权主导，主导者的话语有可能继续维持着体现主导者意志的话语体系。尽管亚太地区政经话语权分配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均衡的，但是，美国凭借其在TPP谈判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和经贸话语权是非常现实的，因此，美国在APEC还具有相当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三、中国如何利用主场外交提升话语权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东亚地区拥有众望所归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在反帝、反殖民、反压迫的国际斗争中具有不可剥夺的话语权，为广大亚非拉国家所仰慕。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国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具有广泛影响力，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应循的基本准则。但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尚未变革，深深地影响着亚太地区。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夯实同盟关系、调整伙伴关系，发展新伙伴成员，在地区安全、政治和经济架构中继续保持着特有的冲劲，估计其利用APEC推行贸易自由化的话语权还会继续发挥引导作用，美国也不可能轻易放弃。希拉里在2011年美国主办APEC年会的时候说过，美国要在APEC发挥领导作用，要同中国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及其推行的“不公平竞争”做斗争。⑩实际上，美国要将APEC变成其亚太战略的“操作系统”。(11)美国显然要利用APEC来继续维护美式话语权，以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利益为名，同APEC成员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如新加坡和韩国)，主宰跨太平洋多边贸易谈判(TPP谈判)，强力推进下一代贸易规则制订。有鉴于“区域贸易安排呈现并进格局，规则标准各异、路径选择不同”这一现状，(12)我们应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当前与未来一段时期的亚太经贸格局变动中，美国的话语权可能继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此，中国如何应对?

首先，应该在正确评估中国在APEC地区影响力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积极谋划如何筹建同中国综合实力相匹配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话语权。从现实出发，中国是一个潜在的主导国家，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目前不是。设立在华盛顿的美国智库发表的一项调研报告认为，中国10年后将成为东亚地区的强国，成为大多数亚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13)笔者认为，尽管这项调研结果的准确性尚未得到第三方证实，但是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我们自己需要进行调研，对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话语结构中的地位做出客观、准确的预测分析。如果说，10年后中国取得了绝对优势，那么，中国现在必须要对自己发挥话语权主导者作用进行设计。习近平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更要谋划长远。APEC2014年主场外交不仅是机会，而且要有可持续规划，以求可持续效应。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要关注利益，但是，当前首先要占领道义制高点。坚持APEC开放、包容、透明原则，体现灵活性，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要根据这样的原则，同各成员经济体磋商如何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

其次，道义理念具有引领性作用，需要配以落实措施予以推进，争取更强的话语感召力。2014年5月17日，中国政府主办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青岛召开，会后发表的声明显示，中国正式向APEC成员提出了建立亚太自贸区的倡议，并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支持。(14)这是中国政府利用主场外交赢得话语的重要标志。发表的声明还强调，APEC必须消除区域贸易安排和自贸区协定形成的“碗面现象”，提出了APEC成员共同的愿景，“地区经济一体化不应该在各经济体之间带来不必要的障碍，导致贸易、投资碎片化”，APEC的目标就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统合区域内的各式自贸协定。该声明提出，在中国作为2014年APEC主办经济体的条件下，APEC将采取实质性步骤为实现FTAAP做出贡献，其中包括：建立新的贸易投资委员会和FTAAP研究小组，制定FTAAP路线图，具体实现的阶段性目标必须在2014年11月APEC北京峰会上提交。中国版FTAAP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15)中国必须抓紧时机，组织队伍，尽早实施相关计划，完成APEC部长会议提出的任务。

再次，积极主动创建APEC会议和地区合作议题，改变以往峰会和系列会议议题被动应对状况。不可否认，在中国初期参与APEC会议期间，议题设置基本上没有中国参与的份，这与中国长期封闭、远离国际经济活动有关，也与话语霸权国操纵议题的强势行径有关，它们试图通过提出不利于中国的新议题和新词汇，“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引导中国改革和外向型经济发展。随着中国进入APEC这个试验场时间的持续增加，曾经话语权有限的中国在新世纪初第一次举办领导人峰会时，中国在《上海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探路者”概念，这一话语成为APEC机制改革的领先者，突破了APEC长期坚持的“协商一致”原则，主张APEC改革未必需同步走，有条件的成员经济体可以先行一步，打破了APEC必须整齐划一的形象。中国眼下需要充分利用2014年APEC系列会议、各种论坛和11月北京峰会等等各种可资利用的话语权资源，扩大在APEC内的中国声音，提高中国的话语表达力度，扭转被定位的“国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贸易失衡制造者”、“不负责任的国家资本主义”等负面形象，在对“经济靠中国”的提法表示感谢时，更要强调经济互动、经济相互依赖，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

最后，构造中国在APEC内的话语权应该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共同推进，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隔离。连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潘基文就职演说中有一句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君子之道，为而不争。”这句来自中国古代哲人老子的精辟之语，是我们现代人在设法提高话语权意识、争取更多话语权时应该铭记和深切体会的。真正的话语权，是对世界未来提出一整套知识、信仰与价值体系，无法强争而只能巧取。毕竟，争来的只是技术层面的话语权。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之道，是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继承西方和中国传统并加以创新，使之反映时代本质和未来趋势。(16)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的对外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逐渐把握中国在亚太地区及至全球话语权，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注释：

①[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②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5页。

③Bruce Stokes,“Asia's view of China” Pew Research Center, Aug. 5, 2013, http://www.pewglobal.org/2013/08/05/asias-view-of-china-mostly-wary-but-japan-most-of-all/.

④Peter A. Petri1, Michael G. Plummer, and Fan Zhai,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2012, p. 64.

⑤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数据、APEC秘书处发布的APEC成员经济数据计算。

⑥赵江林：“未来5—10年我国周边经济环境演变与塑造”，李向阳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1～72页。

⑦Christopher Padilla,“Asia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Will the U. S. Be Left Behind?” Remarks By Christopher Padilla, Undersecretary Of Commerc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To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Federal News Service July 7, 2008 Monday.

⑧“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Launch of Negotiations for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http://www.asean.org/images/2012/documents/PS21Sum％2013％200％20ASEAN％20JD％20(FINAL％2031.10.12).pdf.

⑨2014 Meeting of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Qingdao Statement, Qingdao, China, 17—18 May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apec.org/Meeting-Papers/Ministerial-Statements/Trade/2014_trade.aspx.

⑩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the First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SOM)for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Forum,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3/157940.htm.

(11)蔡鹏鸿：“APEC不能成美国的操作系统”，《环球时报》2010年11月9日A14。

(12)习近平：“发挥亚太引领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全球经济形势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言”，《人民日报》2013年10月8日2版。

(13)Michael J, Green, Nicholas Szechenyi,“Power and Order in Asia”, June 2014, A report of the CSIS Asia Program,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40605_Green_PowerandOrder_WEB.pdf.

(14)2014 Meeting of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Qingdao Statement, Qingdao, China, 17—18 May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apec.org/Meeting-Papers/Ministerial-Statements/Trade/2014_trade.aspx.

(1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1版。

(16)王义桅：“中国外交如何争取国际话语权”，《学术前沿》2012年第10期，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