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投票”理论为分析公民投票行为内在机理提供有效的观测窗口。伴随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的蓬勃开展，针对投票人投票参与和投票选择等行为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有研究中由于存在样本选择，资料来源，研究方法取向等问题，无法从严谨的学术视角提供经济投票理论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在对经济投票理论展开全景性回顾和归纳性评述的基础上，首次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地分析农村基层选举中经济投票理论的现实影响。研究发现，年龄与投票行为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社会经济地位对投票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状况和主观社会地位来施加，政治涉入程度越深的村民更倾向于积极参与，认为“经济发展比民主重要”的人群更愿意投票，“经济评价”对投票行为只发挥了很有限的影响。“经济投票”理论对中国农村基层投票行为的有限解释力可能受理论局限性、经济投票测量问题、中国当前重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以及村庄的异质性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基层选举；经济投票理论；投票行为；实证检验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导语
日常话语中的基层民主可区分为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基层党内民主建设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民主建设。就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建设来看，自1988年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后的首轮县级村委会试点选举，到1997年底全国80%的村委会进行两届以上直接选举，之后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对村民自治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以及随后大部分省市制定了“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和“村委会选举办法”，完成了相关地方法规的立法任务；再到新近党代会报告中进一步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我国村委会民主选举制度建设工作进入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阶段。
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民主建设充分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同时由于对其人民民主能力训练的期待和对未来中国民主进程图景的瞭望也激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浓厚兴趣。特别伴随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其中“最突出、最核心的变化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 1这种利益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的投票行为，因为人们参与政治，基本的出发点是力图“通过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来达到某种利益追求。” 2格林，沙皮罗曾经提出过一个描述选民的选举理性行为的公式，其认为如果投票行为产生的福利和所期望的集体收益超出了选举成本，选民将会权衡平衡账目和选举相反的一面，即选民将去投票，此时公式表达为：
PB+D>C
该公式把每一个公民的投票行为计算特定为四个参量：B为选民因自己选择的候选人当选而得到的私人的情感或者金钱等方面的收益，P为加权系数，指手中选票影响选举结果的机会率；D为选民选择的候选人上台后推行政策给该选民带来的利益；C是选民选举付出的成本。 3这个理性行为模式表明选民基于一种对候选人当选后的经济发展期望是构成其投票行为和投票选择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文认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过程中选民对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感知、评价和对候选人当选后对经济发展提升的预测等与其投票行为具有相关性。由于这种基于经济利益发展认知是如何影响村民选举中投票参与和投票选择一直缺乏系统深刻的研究，下文首先在回顾国内外有关经济投票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之后从国家层面和区域市县层面反思经济投票理论相关实证检验，最后基于“2008年东亚民主动态调查（中国）”数据的农村样本，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的经济投票行为进行针对性分析，最后给出经济投票理论在中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投票行为的实证结果及进一步研究深化的路径与方向。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一）、经济投票理论评价
20世纪以来西方理论界对选民投票行为 4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生态学研究路径（Ecological Approach）、社会学研究路径（Sociological Approach）、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经济学研究路径（Economic Approach）等各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形成了诸多形色各异的投票行为理论，像议题取向投票（Issue Voting）、回顾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展望性投票（Prospective Voting）、个体的经济状况（Pocketbook Voting）、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等等 5。在上述西方投票行为理论诸分析流派中，虽然经济学研究路径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得以进入，却呈现异军突起之势，无论其理论影响力还是现实解释力都大大推进了投票行为研究的前进。
特别是唐斯（1957）《民主的经济理论》出版之后，大量关于经济政策与选民投票支持关系的文献蜂拥出版。此类著作对以下问题纷纷发问：国民经济表现结果会影响选举吗？这种影响效应在什么条件下增加或降低及重要程度如何？为什么经济因素在1980年代美国总统选举中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最近30年却逐渐式微呢？为什么投票支持行为在短期内会随着经济变化而变化？为什么经济因素对英国的首相选举结果影响持续显著而对荷兰却截然相反？为什么经济影响投票的显著性在德国要比意大利高等系列问题 6。以上这些作为经济投票理论核心内容所试图回答的问题广为传播并日益占据重要的研究地位。而早期古典经济投票理论已得到相当的投票经验支持：即选民在经济情形良好时候赞同现任者，在经济恶化时否定现任者。但这种单一解释模式忽略了其他理论维度的测试，特别是针对经济政策延续性、经济效果显现滞后性及投票人社会地位等作为经济投票理论内在变量的考证都还没有被仔细探讨过。部分学者也意识到古典经济投票理论解释力的单薄，他们通过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调查，并对一系列经济项目进行分析后认为经济因素对选民的影响有三种路径：效价（valence，意指关注个人目标与需要）、地位和遗产，并认为将上述路径整合后的分析维度至少解释了短期经济因素与政治投票行为的关联 7，但经济因素对于选举结果决定性关联的重要程度却是在不断变化的。
随着研究的推进有学者认为选民的投票决定不仅仅依据经济结果来对候选者进行“奖励（赞成票）—惩罚（反对票或弃权票）”这种简单的裁决。他们认为具有工具理性的投票者倾向于选出最具胜任力的候选人，也就是说投票者只是利用当前经济信息去预测候选人未来执政的胜任情况 8。但理性投票人究竟能否利用经济信息评估出现任者的胜任能力以及对于政治家为寻求再次当选而操纵经济表现的情况该如何去分辨呢？当发生外部不可预测的经济震荡时（即使这种震荡可能与执政者的政策表现无关）如何影响他们的投票抉择呢？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回答则强调选民对侯选者的相对竞选能力也有着理性的期待 9，并希望他们的投票能对竞选成功后的政策制定偏好产生影响。
经济投票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增加研究变量，体现出研究者对投票行为分析的逐步全面深入，但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并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特别是在伴随着“新政治科学运动”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强调采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和经验研究的路径也迅速将经济投票理论带进实证检验进程中。
（二）、经济投票理论的实证检验
1、国家层面的经济投票验证
随着经济投票理论影响的扩大，对其实证研究首先体现在对单一国家经济投票行为的个案验证，如分析美国总统选举中经济因素扮演着何种角色。学者通过对1948-197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数据分析，发现居民每年的可支配收入与执政党得票率几乎是完全正相关的 10，这一简单而重要的发现吸引了其他研究者采取更丰富的数据和案例来对此进行验证（如Bartels，Zaller，2001；Hibbs，2006）。另外还有学者按照经济与选举关系的框架对美国国会竞选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克雷默（Kramer）在1983年分析了美国国会1886—1964年的选举情形与当时经济情况之间的关系（后期还有如Lewis-Beck，Rice，1992；Kiewiet，Udell，1998），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出像对总统选举结果与居民收入研究那么显著的结果,即聚合数据没能验证出国会选举结果与经济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如Alesina，1993；Erikson，1990）。也有学者分析美国公众对现任执政者经济政策表现的评估是如何影响其投票决定的，此类研究从最初对个体经济状况的判断逐渐扩大到了对整个国家经济形势的判断，如菲奥莉娜（Fiorina M.P.）发现美国选举中国家经济走势明显影响到个人投票决策，后期学者通过更大样本数据和更完善的模型进一步验证了菲奥莉娜的结论，并证明国家整体经济形势对选举决策的影响高于个体经济状况的影响 11。
虽然目前已发表了大量针对美国的经济投票理论实证研究文献，但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采用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数据，因而所得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和参照性。这种实证研究的困境使部分研究者将目光转向非美国的国家实证研究。在对其他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投票理论验证结果并不理想，美国之外的特定国家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经济情形与政府声望的相关性，经济情形与选举回潮的相关性，经济前景与投票选择的个体动态等。新近安德森等人采用1997年英国大选前后的面板数据探讨投票行为与选举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采用关于态度形成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英国工党和自由民主党支持者的投票行为，他们发现投票行为对经济评价产生影响体现在选民想调和自身投票选择和经济评价之间的不一致性，以使他们的态度和投票选择相符合。这也意味着选民对选举后经济的看法至少有部分内源于其投票选择。他们同时发现经济投票的横截面模型可能高估了选民经济认知对投票的影响，以及内生性经济认知可能会危及作为民主问责机制重要来源的经济投票质量 12。但针对安德森所指出的“经济看法关乎党派偏见，因此经济表现对政治支持的影响被夸大了”的观点，同样有学者予以坚定的反驳 13 。
此外，对丹麦、德国、挪威、意大利、波兰等国家研究同样引人关注，这些研究发现个体层面经济投票理论影响在不同国家是高度变化的，如虽然法国和英国在个体层面经济投票影响是存在的，但是学者对挪威的研究并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形 14，对意大利的研究也没有类似的发现 15。在1997年的研究中有学者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发现在丹麦，个人经济状况对投票者投票取向的影响明显要高于现实中整个国家经济情形对投票的影响（Hibbs,1993；Brre,1997）。学者对丹麦此种特殊性的解释是由于丹麦是典型的福利国家 16，其政府政策和个人经济状况高度相关，这一特殊性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而在对中欧和东欧等新兴民主政体的投票研究中，公民能否辨认清政治家的责任呢？从中欧和东欧10个国家的34次选举的结果来看，罗伯特发现一种“超问责制”（Hyperaccountability）现象 17，即当局经济表现（特别是在失业问题上）对选举得票的影响仅能看出失票多寡之分而不会影响到铁杆支持者的票仓。这种经济投票效应证据证实了选民能够部分影响监督新兴民主国家的领导者，某一区域选举中对落选者一致性投上反对票能令候选者反思执政政策制定的偏好。但如果现任执政者提前知道他们会在选举中失败，也可能会在当权时捞取私利而不是制定良好的政策，这反而会导致用选票监督政府的努力失效。
总而言之，单一特定国家的实证研究只给我们提供了较为粗糙和模糊的经济投票理论的实证检验，跨国比较研究也许能使此方面的研究更加精细化和更具说服力，1980年代之后随着技术条件的逐步完善，跨国调查项目研究逐步普及，实证研究开始从单一国家研究转向跨国比较。1984年有学者首次对经济投票理论进行跨国验证，并认为经济投票理论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存在 18。随着统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研究数据的效度和信度不断被质疑，如帕特（Paldam）对战后17个国家的选举分析表明其并不存在明显的经济投票理论所能解释的现象。虽然他像刘易斯-贝克（Lewis-beck）那样指出经济投票理论此时较弱的解释力是由于跨国比较中政府制度不同所造成的，但亦不得不重新思考此理论的实际效用。
作为对跨国比较中上述异质性和弱相关性的回应，小鲍威尔等认为虽然大量文献表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等经济因素会影响很多民主国家现任执政者的声望，但“经济投票”的跨国聚合分析却显示出较弱或不一致的影响。对此，他们提出通过将政治因素系统地纳入分析模型来探源经济表现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因为经济评价对投票选择的影响可能与制度背景相关，所以他们给出了一制度性的衡量指标——“责任清晰度”（Clarity of Responsibility）来增加经济投票理论的解释力。在这一新的解释框架下小鲍威尔等对19个民主国家的102次选举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来评估经济和政治因素对选举的双重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形象、选举基础和其责任清晰度是理解经济状况对投票行为影响效果的关键 19。但之后查普尔（Chappell）等学者对1960年至1997年西欧13个国家136次议会选举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与选举结果明显相关，却没有发现支持小鲍威尔研究中引入“政府对经济发展责任清晰度”后增加模型解释力的证据 20。另外，像莱顿等同样对小鲍威尔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1。而且当考虑到多层次治理的制度背景时，对不同层级政府的经济发展责任界定变得困难，安德森的研究表明在“多层级治理”国家 22很难发现小鲍威尔等所谓政府对经济发展责任清晰度是理解经济投票行为的关键。虽然新近小鲍威尔的研究团队（Palmer，Whitten，2003a，2003b）极力反驳上述学者质疑，但仍然不能避免有关政府责任清晰度无法提升经济投票解释力脆弱的现实。
值得一提的是杜赫（Raymond M. Duch）等通过对19个国家超过29年的163次全国性选举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首次对经济投票理论进行了跨国历时性多党竞争比较验证。他们发现经济投票理论实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段差别很大，同时发现选民的经济评价对执政党得票率的影响平均只占约5% 23。另有学者通过对15个国家42次选举的分析，评估了经济条件对选民行为和选举结果的影响，认为传统观点中恶化的经济条件将对执政党不利的结论过于简化，这不适用于联合政府中的新兴政党，他们经常能从较大政党的争斗中渔利，也不适用于国家经济政策责任模糊时的选举投票倾向研究，经济情形影响选举结果的强烈程度取决于候选人之间的选举竞争程度 24。
上述跨国比较研究基本都是对刘易斯-贝克早期关于五国经济数据和选举结果关联分析的扩展。最近有学者也注意到刘易斯-贝克曾提出对经济投票理论检验更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分析公众对经济发展期望的个体层面数据与投票选择的关系，而不是聚合数据与投票选择的关系（如最近Tucker，2006；Van der Brug，2007等所做的研究）。
2、区域或县市层面的实证检验
上述大量经济投票实证聚焦于研究国家或个体层面的经济状况对投票行为的影响，而有关地方经济发展对选民行为影响的研究却相对缺乏，其原因是：大量理论文献假定投票者对地方经济状况是敏感的，如果过多采用地方层面的变量，将使针对国家和个人层面的影响效度测量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国外大多学者假定地方层面的经济状况对个人的投票影响较大，所以在研究个人和全国的经济状况对投票影响时，通常将地方层面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但对此假设的相关验证和理论设计依然存在难以说服的尴尬。以下将从国内外学者有限的区域实证研究中回顾区域或县市层面的经济状况对投票行为的影响。
约翰斯顿等（Johnston，Pattie，2001）使用个体对经济认知的数据对1997年英国普选研究表明，分析选民对区域层面经济状况认知能更好理解选民行为，国家层面经济变化相对于区域层面更少影响到选民的行为，区域经济发展对选民行为的影响也比个人层面经济状况改善影响更大 25。此外，欧泊格和杜布瓦（Auberger，Dubois，2005）使用劳工市场景气数据（Labor market performance）发现区域经济发展在对法国立法院选举结果预测中扮演重要角色 26。随后，李（Leigh，2005）研究了“邻里经济特征”对澳大利亚市民党派选择影响，他发现和富人相邻更易投票支持右翼政党 27，这显示不同经济状况的社区对投票行为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敏感度。
相反的研究结果也存在：如有学者发现美国总统选举中县域层面的经济状况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与全国和州层面的影响相比较小 28，选民对区域经济感受并不如多数学者假设那般敏感，但这种情况在欧洲是否如此则很难用美国的情形去推论。最近，迈克（Mikael Elinde，2010）在改进研究模型和增加数据的基础上对瑞典1982至2002年284个市和9个区域的投票人对失业率及经济增长的回应性数据分析发现：当区域层面失业率下降1%，相应的国民政府支持率提高约1.7%，区域经济增长对政府支持率提高较为显著但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在市一级层面失业率变化对政府支持率的影响比区域层面更小，市级经济增长与否对政府支持率提高无影响 29。学者在对台湾地区的研究中以21个县市在1989年至2001年4届的县市长选举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致使地方首长选举结果出现政党轮替的可能变数，经由probit模型估计后发现，地方失业率于选举年恶化并不会影响县市长选举结果；反而是全国失业率对选举结果有显著影响 30。换句话说，即台湾整体经济发展对选民的影响力大于县市区域经济的影响。上述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对投票行为的影响可看出：不同行政层级的经济情形对选举行为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地方经济发展与投票行为影响的关联研究亦对当前经济投票理论的升华和深化做出新的实证解释，提出新的问题。
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对经济投票理论的国家层面的实证研究持续了40余年，深刻表明经济投票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层面和不同时期是不断变化的，这为深入分析选民行为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3、中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的经济影响研究
（1）、研究历程。对中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中有关选民投票动机、投票意向等投票行为的有限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西方学者1948年2月到5月在晋冀鲁豫边区十里店村对农民民主选举近距离观察的相关报道，其为西方了解中国农民的群众运动作出了贡献 31。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伯恩斯（John.P.Burns）出版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初步分析中国农村选举中的投票行为 32。这大多为素描式的初探，并没深入分析中国农村基层选举过程中的投票行为取向后的影响因素和内在逻辑，更无法上升到用经济投票理论来解释的高度。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频繁，国内各种学术调查数据的积累和丰富。各类外国机构和学者抱着强烈的兴趣观摩考察中国村民选举，如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从1994年持续对中国村民选举进行观摩，其与美国共和研究所（IRI）还和中国民政部合作开展建立村民选举计算机信息系统项目，提供村民选举培训，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等，甚至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访问中国时也特意考察了西安一村庄的村民选举。中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的开放性为西方经济投票理论研究者提供对其选举中投票行为研究的便利，国内部分研究者也对此予以初步关注。
（2）、研究聚焦。针对农村基层民主投票行为研究中，早期国外学者对中国村民选举实证研究中认为村庄民主在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容易实施（O’Brien，1994；何包钢、郎友兴，2002；牛铭实，2003）；也有学者指出贫穷落后村落的村民选举同样积极（Lawrence，1994；Choate，1997；Oi 1996）；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一种曲线相关（Epstein，1996；Shi，1999；Oi，1996；郑永年,1998；Oi&Rozelle，2000；Oi&Rozelle，2000）。总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是影响创建不同形式居民自治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33依然为此阶段研究难得的学术共识。
随后，国内有学者如胡荣从福建省选取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三种类型村庄研究发现：村民是具有明确利益意识的主体，他们个人利益诉求决定了他们的投票参与行为，同时，他们的参与程度也对选举的激烈程度有重要影响 34。蔡定剑教授2002年在全国近20个点的调查发现选民投票与经济发展状况有关，选举积极性最高的是月收入400—800元的低收入者，愿意参选的比例高达80.5%，更低收入者（400以下）和中等（800—2500）及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参与差距不大。收入在2500元以上的高收入者表示愿意参与投票的比例只有55.8%，而不愿意和无所谓的高达40%以上 35。有学者对武汉地区研究认为居民去投票主要是基于个人经济利益的考量，当投票的成本大于利益时，就不会去投票；投票的成本小于利益时，就会去投票。而且当存在选择性激励机制（给予补贴或发放物品）时投票率往往较高，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居民的参选，使一部分居民发生“态度转变”，走出“投机博弈困境”，积极参与社区选举。但在选举中建立物质激励机制来满足投机动机容易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当前村民自治中给选民发放误工补贴不断增加的事实足以说明这种物质激励难以长久 36。
新近研究中，格雷戈里等（Tao Sun，Victor Yuan，J. Gregory Payne，Bu Zhong，2005）以零点公司2004年全国性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影响投票行为因素分析表明：城镇候选人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越高，越能回应民众的需求，就越能激发投票者的投票意愿；而对于农村地区的居民来说，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候选人的当选允诺和施政规划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较之候选人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候选人的政绩更加重要 37。随后孙秀林（2008）藉“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CGSS2005）”农村样本对村庄民主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从经济因素来看，人均村民收入并不会影响村庄民主，而人均集体收入却呈现一个显著的曲线效果，同时本地非农经济的发展是促进村庄民主的重要因素 38。这也表明农村选民正在从对个体经济认知走向对区域发展的整体经济认知把握，农村选民对经济认知的眼界正在逐步开阔。
（三）、中外经济投票理论实证研究局限
就西方实证研究而言，在数据选取上国外学者研究中大部分美国研究使用的数据均为美国选举调查数据（the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以及选举体系比较研究数据库（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有限的数据源局限使得对同质化的研究结论缺乏可比性。此外在具体研究操作中有对整体经济评价和个人经济感知作为自变量，将投票参与和投票决定作为因变量，其他诸如选举时间，国际经济等作为控制变量。也有在变量设计上恰好相反，将投票决定，党派属性，对选举前经济认知作为自变量，将对未来经济走向作为因变量，控制变量包括社会阶层，个体经济状况，失业率和其他的人口学信息（Anderson C.J.,2004）。这种变量选择的随意性无疑对实证的效度和信度带来显著的影响，降低不同实证结果相互印证的可能。
就国内研究而言其为我们初步打开一扇经济投票理论应用于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的窗口。但这些研究存在如下问题：首先，研究者在研究层次选择上，多从个体主义视角出发，以选民为主体，强调微观层次中个体行为或个体间关系，而对于更加宏观的社会背景因素，例如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对选民行为影响很少涉及；其次，在研究领域的选择方面，学者们对村庄的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领域研究更注重对乡土文化、农村宗族、乡村精英、竞选制度等因素对选举行为的影响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 39。“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40，因此，经济利益对村民参与选举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对此方面分析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再次，研究取向上多为对基层民主建设合理性的理论佐证、经验性的观察归纳、学理性的实践“处方”，而对基层选举内在核心变量——选民投票动机、投票意向和投票行为的相关分析却较少，针对投票人投票参与和投票决定影响因素研究的重要性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最后，在调查方法的选择上，大样本抽样调查较少，以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为主流，面临论证支撑度的薄弱和代表性的缺陷。如CGSS2005中每个省样本最多有35个，最少省份样本仅仅有4个，大多数省份样本在10个左右，加之大部分访谈基于“奇闻异事”版的道听途说，对基层民主缺乏足够的信息 41。单薄的样本和有限的个案调查无法从严谨的学术视角提供经济投票理论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村民自治选举中的高投票率并不能代表村民对经济评价的无差异化，高参选率也并不一定表明选民具有很高的参选意识。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曾指出，在村委会主任和县乡人大代表选举之间，农民更重视的是村委会主任的选举，因为村委会主任的选举与选民的切身利益有更密切的关系 42。且高投票率对民主并非总是有利的，正如利普赛特所言，20世纪30年代德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的上升恰恰标志着社会凝聚力下降及民主途径的终结。事实上，稳定的民主可能建基于这样一种普遍信念上，即认为选举结果可能不会为社会带来太大的差异，由此带来较低的投票率。因此，高投票率并不完全反映选民的参选积极性，也不完全反映经济投票理论影响程度的高低。本文无法也不意图在有限的篇幅对上述经济投票理论与实证困境及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做出全面的回应，而是力图通过严谨的大样本数据，改进西方经济投票理论分析模型，以探究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过程中的投票行为，从而探寻提升选民政治参与实效的路径，扩展中国基层民主研究的视野。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投票理论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实证检验和各式争论，给投票行为的解释带来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框架。丰富了对公民投票行为的认知，提供了对公民投票选择有效的观测窗口，对更深入认识公民投票内在机理贡献良多。那么，当前中国农村的基层选举是否也存在“经济投票”的逻辑呢？我们如何认识农村选举过程中的投票行为呢？为了恰当地回答这问题，本文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定量研究较规范的实证分析，更为客观且较案例研究更具可推广性。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可以通过统计控制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关系。
考虑到投票参与的二分特征，即公众的投票参与只有“投票与没投票”之分，因此本文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二元逻辑斯蒂回归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名义变量（Nominal Variable）的情况。不同于线性回归，逻辑斯蒂回归的目的在于估计行为发生与否（发生为1，不发生为0）的概率是如何受到自变量的影响 43。逻辑斯蒂回归先对二分名义变量进行逻辑（Logit）转换，然后再以转换后的变量进行线性回归。需要说明的是，逻辑斯蒂回归的回归系数是逻辑转换值的回归系数，通常需要取自然对数转换为发生比（Odds）才具有实际含义，下文对回归结果的分析主要基于发生比的解释。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2008年东亚民主动态调查（中国）”的农村样本。“2008年东亚民主动态调查（中国）”由东亚民主动态调查组织设计，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负责实施，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212个县级单位收集了5098位受访人，有效完成率为72.6%，其中农村居民3988位 44。该数据由严格的学术机构执行，提供了质量较好的有代表性的数据。
（三）、变量操作及描述统计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村民的投票参与。该变量询问受访人“您在村委会的选举中投票了吗？”，选项包括“没投票”、“投票了”、“不记得了”和“不适用、不回答”等。我们将“投票了”编码为“1”，其余选项编码为“0”。
2、自变量。“经济投票”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然而，为了检验经济投票对选举行为的净影响，我们还考虑了其他可能影响村民投票行为的变量，并将之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来说，本文涉及的自变量包括以下四类：人口学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受访人的性别、年龄等基本人口学变量，考察性别差异和政治代际对投票行为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受访人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状况等，考察社会经济地位高低对村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政治相关变量：包括政治讨论、政治沟通、政治效能等村民自身政治介入水平的因素对其投票行为的影响；经济评价变量：包括村民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哪个更重要”的选择，村民对全国和家庭“当前”、“回顾性”和“前瞻性”经济状况的评价。这组变量是检验“经济投票”假设的核心变量。
为了尽可能地有效利用调查所获得的样本，我们对某些变量的缺失值进行了处理。具体地说，我们对态度数据的缺失值进行了“取中位值”的处理，对连续变量的缺失值进行了“取均值”的处理。对于那些无法处理的缺失值，下文的回归分析采取了列删法处理。
3、变量的描述统计。了解调查数据的基本分布对于理解下文的回归分析及其结果非常重要，表1列举了本文涉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标准误、CV等描述统计指标。总体而言，本文赖以分析的所有变量的相对误差均不超过0.15，具有较好的调查质量。
四、分析结果
本文分别设置了四个模型来考察相关变量对村民投票参与的影响：模型一只纳入了人口学特征变量，考察性别和年龄对投票参与的影响效应；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模型三进一步纳入了政治相关变量，最终模型四纳入了经济评价类变量以检验经济投票假设。表2列举了上述四个模型的回归系数及其相应的发生比。
首先来考察人口学特征对投票参与的影响。根据表2，年龄差异稳定地影响着村民的投票参与，18-29岁年龄组人群参与投票的发生比低于任何其他年龄组，更进一步可以发现年龄与投票的发生比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关系，50-59年龄组人群的发生比最高，40-49岁年龄组次高，而且这种关系并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模型2-4也发现了完全一致的结果。这表明，中年人相比于青年和老年更偏好投票行为。一方面，40-59岁的中壮年人群正处于人生的巅峰期，绝大多数人群在这个年龄段迎来自身事业、财富的成功，从而将自己从“私人生活”中解放出来，开始更加关注公共事务；另一方面，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拥有丰富的社会和政治资源，因而也更有能力来参与投票。类似的结果在史天健（1999），孙昕等（2007）的统计分析中也验证了年龄对于选举参与影响的拟线性，极值点在50岁左右 45。相对而言，性别的影响似乎较小，尽管男性的确比女性参与投票的发生比更高，但男性的优势在纳入政治相关变量和经济评价变量之后不再统计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男性政治涉入的程度较女性更深所致。
其次，社会经济地位在解释微观政治行为时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本文将之作为控制变量。总体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对投票行为的影响比较有限，而且其影响主要通过经济状况和主观社会地位来施加，教育几乎对村民投票与否没有影响。具体来说，相对于家庭经济“收大于支”的人群，家庭经济“入不敷出”人群参与投票的发生比显著地更低，仅为前者的80% 左右；主观社会地位也对村民投票发挥着正向影响，主观社会地位每增提高一个单位水平，村民参与投票的发生比相应增加5%（模型四），也就是说主观社会地位带来的影响效应介于（0.05-0.50）之间。在控制了政治相关变量和经济评价后，高中学历人群参与投票相比小学及以下人群降低了，但只达到边缘显著的水平。
第三，模型三考察政治相关变量的影响，这组变量共同考察了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涉入政治事务的程度、兴趣和能力。“无力参与政治”和“可以理解政治”衡量村民的政治效能，接触政治新闻测量村民对政治信息的获取情况，而参与政治讨论则考察村民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模型三和模型四显示，较高水平的政治效能有助于促进村民的投票行为，即村民越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政治、可以理解政治，其投票的发生比就越高，这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也侧面验证了戴慕珍和罗斯高曾经的发现:“在村内从事经营的村民对参与本地政治更有兴趣，外出打工的村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为家乡的政治操心”（Oi&Rozelle，2004）；此外，接触政治新闻的频率对村民投票行为也有正向影响，经常接触政治新闻既有助于增加村民的政治知识，也培养了关心政治事务的村民，从而促使村民积极参与投票；参与政治讨论更直观地反映了村民对政治事务的关心程度，经常讨论政治的村民比从不讨论政治者显著地更倾向于参与投票，其发生比是后者的1.36倍。简言之，政治涉入程度越深的村民更倾向于积极参与投票。
第四，模型四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考察“经济评价”对投票参与的净影响。为了充分考察经济评价的效应，我们从绩效评价和价值倾向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我们测量了村民对“经济发展”指标的重视程度，即要求村民在“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做出选择，模型四显示，认为“经济发展比民主重要”的人群比持相反意见的人群更倾向于参与投票，其发生比是后者的1.22倍。其次来分析“经济绩效评价”的影响，我们从全国、家庭两个层面，当前、回顾性和前瞻性三个时间纬度来全面地分析，纳入这些方面有助于我们弄清楚真正起作用的是更为宏观的国家经济发展还是更为微观的家庭经济发展、是当前的经济绩效还是回顾性绩效或者是前瞻性绩效。根据模型四的结果，可以发现“经济评价”对村民的投票行为只发挥了极为有限的作用，只有前瞻性全国经济评价和当前家庭经济评价存在统计显著的影响。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前瞻性评价越积极就越会积极地参与投票，对当前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也发挥类似的作用。这也体现村民对经济整体把握和观察眼界较高较广。
五、讨论与展望
上述分析结果可见“经济评价”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投票参与影响是有限的。这是否表明中国农村基层选举中就不存在“经济投票”的逻辑呢？更进一步，其内在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我们认真应对。本文的研究发现还需从以下几方面来深入探讨。
第一，就“经济投票”理论本身而言，学者们虽然同意经济投票理论为投票过程中的经济政治制度影响力提供了貌似合理的经验解释（像Raymond M. Duch，Randolph T. Stevenson等学者），但仍然认为这种解释是基于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如投票人效用计算理性、投票人对宏观经济信息的可获得性和敏感性、投票人能清楚计算投票与否的利弊得失等等。因此，经济投票理论需要进一步验证以抓住隐含在该理论模型中的内在复杂交互式背景变量，还需要探索优化模型中的变量以夯实理论基础。同时由于投票人效用函数（Voter Utility Function）无法解释投票过程中的非理性情境及任意投票等现象，学者转而分析政治投票中的非经济动机（如Brennan和Lomasky等），这种研究转向的轻率也让部分学者开始旗帜鲜明的反对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
第二，变量操作化的问题。受到本文所采用数据的限制，我们对“经济评价”的测量尚不全面，比如模型四没有将村民对“本地”、“本村”经济发展的评价纳入进来。实际上，与“经济投票”更加密切相关的经济评价应该主要是涉及本地、本村而不是全国，而前文中国外学者对区域实证研究中也部分验证了这一点。但考虑到村庄范围的有限，家庭经济状况评价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村庄经济评价，但这种替代的“信度和效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检验，缺乏证明替代变量能够与观测变量相比较是因为两者存在可靠关联” 46。此外，村委会选举中的委托投票和被动投票也是当前中国投票过程中较为常见的情形，当委托投票或被动投票者在被询问其是否有着经济因素的考量时，大多不置可否或通过完全的委托，而将投票决定直接转给委托人，并不体现任何个人意见，本文在研究由于数据限制无法剔除或区分这部分选民进行进一步分析。
第三，我们必须在中国当前的宏观环境下理解村民选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为各级政府执政的压倒性目标，而且这一发展战略并不因政府换届而改变，中国的农村基层组织实际上也接纳了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任何村庄选举的候选人在当选后无论是为了寻求连任还是配合上级政府的工作均会着力促进村庄的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唯有如此在农村才能赢得广大农民的信任和赞赏。简言之，经济发展在村庄选举中不是变量，而是常量，这样也就很好理解“经济投票”理论在中国农村实证研究中的有限效应了。
第四，“经济投票”的解释还必须考虑到村庄的异质性。在中国分布广泛的农村地区存在着发展程度和比较优势差异巨大的异质性村庄，农村选举的早前研究始终保持着对村庄多样性及其选举过程多样性的关注，类似地，“经济投票”可能也会因为村庄发展程度（尤其是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而存在不同模式，如威戈等研究发现县市层面的经济状况对葡萄牙选举中投票行为的影响因地而异，体现出强烈的异质性 47。这也是本文未来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未来的研究也可以通过地区性的样本模型比较，以对本文的研究进行确证。
总之，这一解释模型的适用性、解释机制的可靠性及研究方法的贴切性还有待在中国接受进一步的改进和验证，当然这一切都还有待我们更深入的学术探索，本文只是这一千里之行的跬步之积。
1 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2 [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134页。
3 [美]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徐湘林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77页。
4 投票行为分为投票参与和投票选择的两个维度，投票参与是指是否会参与投票，而投票选择是指将票投给谁。在本文中，为研究便利将投票行为等同于投票参与，即分析“参与投票”和“不参与投票”。
5 臧雷振：《西方经济投票理论的批判性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6 Duch R.M.,Stevenson R.T.,The Economic Vo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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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ewis-Beck M.S., Does Economics Still Matter? Journal of Politics,2006，Vol.68,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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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happell H.W., Veiga Jr.,L.G.,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1960–1997，Electoral Studies,2000, Vol.19,No.2-3.
21 Leyden, Kevin M.,Borrelli,Stephen A., The Effect of Economic Conditions on Gubernational Election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1995,Vol.48,No.2.
22 界定国家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重要标准：是否存在联邦宪法、区域选举、地方政权组织、财政分权等制度安排，具体见Watts（1999），Hooghe，Marks（2000）,Garman，Haggard，Willis（2001），Rodden（2004）。
23 Duch, R.M., Stevenson, R. T., Assessing the Magnitude of the Economic Vote over Time and Across Nations, Electoral Studies,2006,Vol.25,No.3.
24 van der Brug W.,van der Eijk C., Franklin M.,The Economy and the Vo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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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isenberg, Daniel, Ketcham, Jonathan, Economic Voting in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ho Blames Whom for What, Topic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2004，Vol.4,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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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依莎贝尔·柯鲁克，[英]大卫·柯普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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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人学出版社1997年版。
34 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114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上海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35 蔡定剑：《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6 陈伟东、姚亮：《选举行为背后：投机博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37 Tao Sun，Victor Yuan，J. Gregory Payne, Bu Zhong，Leadership Attributes Salient to Chinese Local Voter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5，Vol.49, No.4.
38 孙秀林：《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版。
41 Robert A.P.,Qingshan Tan, The Meaning of China's Village Elections，in Larry Diamond, Ramon H. Myers ed.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2 史卫民、雷兢漩：《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43 谢宇：《回归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页。
44 详情请参见东亚民主动态调查机构网站http://140.109.171.198/chinese.html。
45 孙昕等：《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46 所谓科学就是分析可观测事件和事件特征之间的关系，因而用于测量的观测概念唯有和观测事件之间存在某种可预期的关系，才具有科学意义。这些可预测的关系被Cronbach and Meehl命名为“法则网络（nomological network）”。Cronbach, L., P. Meehl, Construct Validity in Psychological Tests,Psychological Bulletin,1955，Vol.52.
47 Veiga F.,Veiga L.,The Impact of Loc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on Legislative Election Results，Applied Economics,2010,Vol.42, No.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