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号航母的一声鸣笛，宣告中国开始进入了海洋新纪元。多少人的期盼，多少代的理想，终于似乎要实现了。航母是国家资源的象征，维持一支航母编队所需要的资金极为巨大，“里根”号“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造价超过50亿美元。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尼米兹”级航母航行1小时要支出6万美元，仅这一项开销每年就可能超过5亿美元。一艘美国“尼米兹”级航母的建造费用约为50亿美元，算上配属舰艇、舰载机、人员开支、日常消耗和训练等费用，从服役到退役，一艘航母总共会吞掉约330亿美元。此外，一个航母编队每年的维护费用，也高达20亿美元左右。美国计划建造的“福特”级航母，单舰成本即高达120亿美元。一旦你真正进入海洋，一个海权主导的时代就已开启，而这个海权主导的时代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投放以及代价高昂的国家战略取向，这一切令人不能不谨慎以待。
在亚洲大陆的腹地，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成立于2010年，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倡议成立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震惊了世界，让古老的丝绸之路再度引发了关注。习近平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由此作为起端，新丝绸之路几乎在转瞬之间，从少数学者的办公室研究，走向了社会大众，人们似乎突然发现，大陆的魅力并非随着岁月削减，相反它正在重新唤醒人们的想象力。
问题在于，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海洋与海权相关联，大陆与陆权有联系。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始终面临陆海两个方面的压力，尤其是清朝以来，“塞防”和“海防”危机深重，两个方向都防，最后那个也没有防住，使得清王朝最终走向了崩溃。因此未来的中国，是否有可能同时在陆权和海权两个领域同时展开自己的全球竞争，这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重大问题。
一、中国从来不是海洋帝国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海上强国，从来不是一个海洋帝国。很多人对此会以“郑和下西洋”的例子来反证这个观点的“错误”。其实，中国先人的几次远洋航行与海洋帝国毕竟是两码事，一个重点在“航行”，一个重点在“帝国”；一个重点在“技术”，一个重点在“制度”，因此用“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成就来证明中国是一个海洋帝国，实际等于是在用互不相及的两者互证，可谓谬之千里了。
600年前的中国，从1405年开始的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郑和的确是世界历史上的最伟大航海家之一。在这28年的时间里，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对于郑和神圣的远洋航行壮举，由于我们关心的问题重点不同，所以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是郑和远航的目的是什么？对此，目前一些神乎其神的普遍观点都是可质疑的，真正值得相信的是，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他出使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明王朝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
难怪在梁启超就郑和远航评论说，“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在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
事实上，在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真正海洋帝国的作法正好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的海洋帝国，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欧洲人对美洲的新开发，绕过非洲的航行等等，都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巨大市场空间，从而揭开了西方海洋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形成真正的海洋帝国时代。
与历史时空上偶然出现的航海成就相比，由于地缘因素的使然，中国的大陆贸易历史可谓长久，而且早早形成了机制化的普遍社会成就，从文化到艺术，从科技到贸易，甚至国防和帝国制度，都与大陆贸易相关，因此大陆贸易才是推动组成、构成中国若干帝国朝代的重要基业。
我们可以从两个侧面的例子来看看大陆贸易对中国的巨大影响。首先是大陆贸易所必需的道路交通系统，这与今天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如出一辙。在中国，让道路交通呈现系统化始自于秦，在古代交通和通信技术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中央集权国家不得不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送在驿道以及驿站的修建和维护上。这一道路交通系统的形成，一方面传递各代王朝所必须的国家治理信息，另一方面这也是大陆贸易的必然要求，如大家所熟悉的给杨贵妃送荔枝的事情，即为一例。其次是地方自治系统的形成，也与大陆贸易有关。由于地理因素的使然，中国这样的大国，信息传递的速度依然是不够及时的。即便驿站体系最为完善的朝代清朝，把皇帝的一个命令单向传递到福建省，也需要20天时间。换句话说，如果福建出了一件什么事情，官吏们等待中央的处理意见下达再行动的话，时间已经过了40天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级具有灵活度的自治系统的发育就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补充。为了形成这样的自治系统，中国出现了基于家庭的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始终认为“好的社会”是可以自行维持均衡的。所以，早期西方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常常惊奇于各地中国政府里官员人数之少。实际上，在西方人看来很多需要政府来处理的问题，在地方乡镇，在家族内部，已经由负责教化的儒家乡绅们把刚刚露头的问题给消化和处理掉了。很显然的是，有效的自治系统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对于大陆贸易是必不可少的，它使得市场秩序和交易系统得以建立、完善和有效运作。
从地理角度来看，中国虽然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但长期以来，地理因素促使中国的经济重心倾向于大陆贸易，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均与此有关，而与海洋的关联度不高。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渐，影响日益增大，令世人满眼皆是蔚蓝的大海，而中国也确实从沿海地区的开放当中得到了相当大的益处。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中西部与沿海的发展差距已经被拉大到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步，仅仅依赖于国家的转移支付体系，由面积狭小的东南沿海地区支撑整个浩大广博的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否足够，这是大有疑问的问题。此外，国家安全环境的压力，也清晰地来自于陆海两个方向，而不是沿海一个方向。所以现在的中国是时候反思，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是否应该拥有一个齐头并进的“双车道”发展战略，避免在海权竞争这一“单车道”上，一条路走到黑。
二、新陆权理论的核心
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开放。国际贸易与国家竞争力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是因为国际贸易事实上对国家竞争力提供了一种系统兼容性，可以全方位地吸收世界各国的生产力要素，提升竞争力。这种因开放而形成的优势，由兼容而形成的优势，无论是在微观领域还是宏观领域，事例随处可见。在IT行业，手机的安卓系统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可以兼容大量的手机产品，可以随时获得其他服务商的开发支持，因而拥有强大的活力。在竞争中苹果的ios系统与安卓系统是一样的，而且甚至做得更精致，但由于苹果系统是封闭的，开发支持只能靠苹果公司自己，市场竞争的结果，此消彼长就很明显，安卓系统后来居上，在很短时间里面就已经拥有了很大的优势。
兼容并蓄，可以走向强大，唐宋文明也是一例，唐宋盛世时期的情景，迄今为人所津津乐道，这是因为唐宋极大地汲取了横跨欧亚的大陆贸易精华，创造了盛世。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明朝，执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结果导致国家僵化，高度集权的同时，也失去了国家竞争力，所以明朝实际是一个反例。开放导致系统兼容性，导致国家强大，这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是向那个方向开放？
长期以来，中国的开放面向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视角中，中国是他们眼中的“新兴市场”。中国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理论体系以及学说，绝大多数都是与此相关的。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问题，从中国本体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新兴市场”，而不是盲目跟随西方的目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新兴市场”的定义，恐怕需要重新改写，中国的市场开放将会出现新的方向，中国的大陆贸易理论将会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对中国而言，具有高度价值的新兴市场，实际是中亚、中东、非洲和东盟国家，这是中国的“新兴市场”。其中，中亚、中东和非洲由于存在丰沛的战略资源，对中国尤为重要，而这一线恰恰是古代的“丝绸之路”，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所强调指出的“新丝绸之路”。有必要略加解释的是，“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跨欧亚的地缘贸易网络，这是一个区位概念。所谓“新”指的是历史时空的对比，而“新丝绸之路计划”，最早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联合国提出的发展计划，美国在911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后期也借用了这个概念，但他们将重点放在了阿富汗。总体来说，“丝绸之路”无论古今都是覆盖这一地区的地缘跨国贸易线路，而在这一线上，由于世界地理区位的原因，自古中国就居于主导地位。
从开放到大陆贸易，从大陆贸易到地缘贸易轴心，再到陆权竞争，这是陆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在世界贸易的大格局中，大西洋贸易轴心最早出现，在这条贸易轴心的周围，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如北欧、英国、欧洲各国以及加拿大和美国，他们的强盛因工业革命而起，基本均靠海权立国并走向强大。从近代至现代，在世界的另一侧，还存在一个太平洋贸易轴心，这条贸易轴心因亚洲“四小龙”的出现而世界知名，自上而下，从韩国到日本，再到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他们因跨国贸易以及产业转移而兴起，走向现代化。在中国版的世界地图上，一左一右，这样的两条全球性的贸易轴心及其经济活动总量，毋庸置疑地显示着地缘意义，只是人们通常并非采用这样的方式看问题，往往加以忽略。
如果我们放眼未来，与大西洋贸易轴心和太平洋贸易轴心相比，实际上历史上还存在着横跨欧亚大陆的第三条贸易轴心，这就是丝绸之路贸易轴心。这条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曾经连接过强大的波斯和强大的中国，他们的存在几乎就是世界的存在。因为仅仅是当时的中国，经济总量的规模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按照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时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6%，在公元1000年时占22.7%，随后一直在20%以上，并于1820年达到历史高峰32.9%。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的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也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中国所谓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的实际的运用，包括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都是在宋朝。事实表明，宋朝在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领域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
唐宋文明的发育，均与古丝绸之路有关。而现代“新丝绸之路”的潜力，同样也不容小觑。在这条古老贸易轴心的西侧，有着世界上最大储量的石油以及矿藏资源；在这条古老贸易轴心的东侧，则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品制造大国——中国；夹在中间的丝绸之路国家，大多是资源丰富，而经济总量低下的国家，拥有强大的潜在购买力和市场，一旦互通贸易，古老的丝绸之路恢复活力，沿线国家的经济水平整体提升，则大陆贸易的强大优势必将重新显现，新丝绸之路国家的经济实力必将重新震撼并影响整个世界。
因此，未来的世界，有可能出现的将是三大贸易轴心，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大西洋贸易轴心和太平洋贸易轴心。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世界当中，将只有中国这个国家位居两大贸易轴心的中间位置，笔者相信这才是中国未来雄起的真正原因。
当然“新丝绸之路贸易轴心”的出现并不容易，其中必然涉及到来自世界各个方面的激烈竞争，这就涉及到陆权问题。陆权，指的是大陆区域的多方位跨国竞争。沿着丝绸之路，从古到今，陆权竞争始终存在，而且异常激烈。以高原之上的阿富汗为例，夹在俄罗斯和跨洋而来的美国之间，但倔强的阿富汗人，始终没有屈服过，导致所有先后进入阿富汗的世界列强均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事实上，从古至今，除了历史上的中国之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拿到过陆权，而在开放文明趋势下的今天，未来也不大可能有那个国家能够拿到陆权，最多能拿到的只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的主导权。在新丝绸之路贸易轴心的陆权竞争中，由于地理区位以及产业特点，中国相对而言，未来是最有希望拿到某种程度主导权的国家。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因为中国是新丝绸之路国家的主要市场，无论是矿产品还是石油，中国都是主要的买方市场，属于主要的需求方；二是中国经济的连年高速增长，为中东国家资本提供了很好的投资市场；三是中国是世界性的消费品生产大国，而中国的优势产出品恰恰也是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所急缺的商品；四是中国长期以来没有介入当地的战争，在世界上属于和平的力量，相对容易为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各种势力所接受。因此，现在的中国，实际处于最有利的陆权地位，只要中国自己的战略正确，战略时机把握得当，审时度势，勇于进取，则中国以及新丝绸之路国家都将会因世界上的这一“第三条贸易轴心”的兴起而大为受益。
大陆贸易是一种历史久远的地缘贸易形态，只是由于历史时空因素以及国家盛衰的原因，长期为人所忽略。其实，相对于现代兴盛的海洋贸易，大陆贸易的历史更为悠久，人类的中心就在这里，东西方历史上最华丽的篇章也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经济带中，只有丝绸之路属于大陆贸易，因此新丝绸之路是极特殊的地缘贸易轴心。非洲的经济中心主要分布在非洲大陆的东西两岸，这是西方海权国家所塑造出来的现实。美洲也是如此，借助海洋，形成贸易通道。只有中亚和中国的贸易，自古至今都在大陆上进行，形成了独特的地缘大陆贸易网络！事实上，上千年来，商人们历经千难万险，冲破战争威胁，大陆贸易始终在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进行。令人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地缘贸易轴心长期以来为中国学界以至世界所忽略，一味地盲目追随西方学说，而中国很明显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东南沿海适于海洋贸易，广袤的西部则适于大陆贸易，两者不能偏废，必须同步进行。中国未来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要解决好大陆贸易和海洋贸易的冲突，这个问题如果处理的好，实际可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发展典范，重构了一个发展体系，中国有机会藉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核心国家。
三、新陆权与中国城市
如果我们从理论回到现实，在新陆权理论当中，中国的城市有什么样的发展机会？这个问题是必然要提出的问题。
我们可以概略地从五个方面来看这些现实问题。
第一，金融与贸易系统的建设。从古至今，地缘大陆贸易轴心的建设都与金融和贸易密切相关。贸易与金融是密不可分的，没有金融，贸易的规模不可能很大；没有贸易，金融将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但是地缘贸易网络所必须的，也是陆权竞争的重要资源和推手。
所以，未来的“新丝绸之路”发展必然会涉及到大量的金融体系建设问题，谁能够在这个领域获得先机，谁就将掌握陆权竞争的主动权，甚至主导权。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币的优势地位逐渐建立起来，当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金融大发展的时期，非常有利于中国西部城市推进金融体系的建设，关键是中国的中西部城市，要有一定的先知先觉，战略决策以及产业规划必须要到位。
第二，城市开发建设。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地理特点，中西部城市发展的密度与东南沿海有着很大不同，呈现出节点分布的特征。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的黄金准则，在中西部不大可能呈现密度很高的城市梯次发展，而是要重点建设节点城市，在人口相对稀少的中西部，实现以点带面式的发展。
中西部城市的建设和开发，要必须注重乡土建筑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中西部大多数城市的环境承载力不强，适于东南沿海的建筑形态，未必适于中西部，因此着力于乡土建筑的研究和开发，不仅仅适应了环境，更有利于构成城市特色，对招商引资极为有利。此外，道路和交通系统的建设也极端重要，这本身就是地缘大陆贸易网络的必备条件，是古代驿道的一种现代延续。需要强调的只是，建设是一个方面，管理是另一个方面，中西部地区“有建设，少管理”的问题不解决，终究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第三，社会秩序与安全环境建设。大陆贸易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差异极大，冲突较多，矛盾很多，但自古以来，盛世朝代的解决之道，依旧是有效的。最主要的就是两点，一是秩序，二是效率。稳定的社会秩序，总是有利于贸易的进行，变来变去的政策，非常不利于商业活动的进行。而安全环境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政府管理的效率问题，中国自古以来通常都是依赖少数军事力量就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第四，平等发展尤其是种族平等的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中西部的大问题，物质环境建设仅是城市建设的一个方面，社会软环境的建设时刻能够让人们感受得到，是更为重要的建设领域。唐宋时期都有大量外族人口居住于中国各地，他们不可能生存于一个歧视性的社会环境当中，而只会融合于一个健康的，欣欣向荣的社会当中。
第五，自治与协议体制的建设。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如果要在降低城市成本的基础寻求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自治体系。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史来看，自治同样也是极为重要的经验之一。在中国的现代社会，自治精神同样焕发出了魔力，比如在广州，就有20万非洲人的社区，他们通过自治，实现了社区管理，并未给城市增加多大的负担，但却在中非民间往来的领域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第六，区域发展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向西而不是向东。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在发展上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发展模式上在模仿东南沿海城市。无论是城市建筑，还是城市规划；无论是产业，还是管理，中西部地区的城市都没有自己的特色和思路，他们只不过是在试图将东南沿海的城市复制一个到中西部，这样的战略思路是没有前途的。
新丝绸之路的概念提出后，尤其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加以强调之后，获得了极大的重视，在中西部地区引起极大的反响。今后的问题在于，中西部城市必须在各自的战略规划层面进行调整，过去是向东看，今后是要向西看，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才有可能在新丝绸之路的发展大潮中，赢得重大发展机遇。
所以总的来说，中国中西部的城市，要想谋发展，要上上台阶，要想乘上新丝绸之路的快车，就必须让未来的城市总体环境能够提供上述这些社会要素。事实上，未来那个城市能够做到这些，那个城市就有可能在新丝绸之路计划中赢得立足点，城市就将在横跨欧亚的地缘大陆贸易网络中成为重要的节点城市。
四、结论
中国适时改变战略，关注自己所理所应当关注的各个新兴市场，这是中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未来的中国，其基本的战略可以用“东防西扩”、“合纵连横”来形容和定义。“东防”，指的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应该采取积极防御的对策，面向大洋，面向数百年来在海洋积极进取的西方国家，他们拥有强大的理论和海洋实力，中国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是可取的，也是客观的。“西扩”，指的是中国面向西部，在整个横跨欧亚的大陆上，应该采取积极扩张的战略，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和产业优势，争取区域一体化发展，并在这一进程中，谋求大陆贸易的主导权。
让中国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关键取决于此。
（中国安邦集团董事长、首席分析师 陈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