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行的船只，可以感受海浪的起伏，却无从知晓洋流的走向。只有俯瞰大局，才能洞悉战场全景；只有纵横历史，才能感知形势变化。海峡西岸空间战略，需要将地缘政治因素纳入思考。正在欧陆展开的乌克兰博弈，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海权与陆权：传统理论
在全球历史大视野下，一个清晰的主线，就是海权和陆权的兴衰更替。马汉的“海权三部曲”和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分别成为描述海权和陆权理论的经典。
1890年，马汉在《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Alfred Thayer Mahan，1890）一文中发现，人类在海上的机动性超过了陆地，商船成为海上军事力量的基础：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海军战略必须集中在“海上交通线”“中央位置”和“内线”。并据此提出，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巴拿马海峡和夏威夷群岛。
几乎与马汉同时，英国地理学家哈·麦金德敏锐地注意到，随着内燃机技术的改进和铁路的发展，欧亚大陆部分地区的交通得到极大改善，俄国横跨欧亚的大铁路西起维尔巴伦，东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达6000公里，德国已经能够经过陆地到达中东。1904年1月25日，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Halford John Mackinder,1904）。文章采用历史观察与地理分析的方法，提出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是影响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地区”，如果在这一地区出现一个不受挑战的国家，其他海岛国家就会衰落，世界自由将会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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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他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将《历史的地理枢纽》“枢纽地区”改为“心脏地带”，提出了著名的三段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时过境迁。尽管他们的思想仍在，但百年后的世界，早已不是他们给出的静态图景。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同时能够解释陆权和海权力量之源，及其兴衰更替的理论。
权利的变迁：一个描述框架
海权和陆权的力量之源，起源于贸易。强大国家缘于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任何领土征服和权力的追求，本质上，都是为了扩大贸易的规模。借用麦金德术语，我们把世界上的区域，按照资源供不应求还是供大于求分为两类：供不应求资源中处于供给方的地区，以及供大于求资源中处于需求方的地区，我们统称之为“心脏地带”，反之，则视作“边缘地带”。显然，只要能够控制心脏地带或者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通道，就可以控制广袤的边缘地带，从而成为强权国家。
在这个框架里，心脏地带不再是固定在“欧亚大陆的北部和中部”（麦金德），而是随着“战略资源”区位的变迁而漂移。相应地，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通道也随之变换。“战略资源”可以随着经济技术的变迁而变迁。比如，石油历史上并非“战略资源”，随着化学和能源技术的进步，石油一跃而成为战略资源。粮食和马匹曾经是“战略资源”，随着农业技术和交通技术的改进，两者都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再如，大规模生产使得需求过剩，拥有市场的地区（如美国），就变成核心地区。技术发明和金融制度（包括货币），都可以因其短缺，而成为“战略资源”。
海权与陆权的更替，取决于连接“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通道的运输成本：海上交通成本较低时，地理上拥有海权优势的国家，居于主导地位，此时陆权衰落，海权兴起；陆上交通成本更低时，地理上拥有陆权优势的国家，居于主导地位，此时陆权崛起，海权衰落。在战略资源的分布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海陆交通技术的此消彼长，决定了陆海权利的兴替。
在游牧和农耕时代，土地是战略资源，早期的心脏地带大都位于大陆地区。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贸易的优势开始显现。诸如地中海周边这样的海权国家开始兴起。当草原民族的机动性再次压倒航海民族，陆权国家又开始成为统治力量。中国历史也是如此。大陆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周边地区。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及驰道、大运河等交通设施的完善，大陆贸易的运输成本，远低于海洋贸易。大陆成为无可置疑的“心脏地带”。
中国历史上陆权最强大的朝代，汉代、唐代、元代，无一例外，都在经略西域，控制河西走廊等世界贸易通道上取得过巨大成功。历史上通过丝绸之路、茶马互市等方式展开的陆路贸易规模，远超海上。特别是元朝，横跨欧亚大陆，使得以往阻塞“心脏地带”的关隘一扫而空。陆上运输风险和成本大幅降低，陆路运输规模和贸易规模远超海运。陆权彻底压倒海权达到巅峰。这一时期的海权国家无一例外，全部都被边缘化。
相反，大陆桥被阻断的朝代，基本上也是陆权国家较弱的朝代（虽然其中的一些朝代，如宋、明、清，可能经济繁荣一时）。但农耕经济主导下的中国，由于经济规模巨大，始终保持了“心脏地带”的位置。正是由于这样的位置，确保了中国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无需昂贵的海军，只要成本低得多的海禁，就可以将海权国家边缘化。远离心脏地带的边缘国家，不得不通过朝贡等制度，来维持与心脏地带的贸易。
历史上，拿破仑和和中国明朝，都曾用海禁来对付英国和日本这样的海权国家。清朝也曾利用这一策略对付台湾明郑政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明朝这样的陆权国家，宁愿通过自残的方式，毁掉自己曾经领先的航海技术；为什么海权国家对于铁路等陆上运输技术，竭力加以削弱、控制。海陆不同交通技术的竞争，本质上乃是陆权与海权的竞争。近代海运技术突破，包括造船技术、港口技术和连接主要大洋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特别是海权国家提供的海运安保服务，使得海运成本急剧降低。
在这一背景下，地理上享有海权之利的国家，迅速崛起为新的“心脏地带”。而没有海运之便的陆权地带，则逐渐衰落，沦为边缘。虽然陆权国家中国的沿海地区也获得快速发展，但“心脏地带”的转移和贸易通道控制权的丧失，导致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主次易位。作为海权国家的日本，第一次成为亚洲秩序的主导国家。这同英国在欧洲的崛起如出一辙。
进入21世纪，东亚大陆国家的崛起，再次显示陆权回归的趋势。2011年，中国GDP重新超越日本，开启了亚洲“心脏地带”重新移回大陆的第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心脏地带”了。在当今世界的“战略资源”中，供方定价的资源，矿产、能源、粮食、技术……中国基本上属于需求一侧；需方定价的资源：产品市场、资本……中国大多处于供给一侧。结果是，中国买什么，什么价格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
在中国掌握世界的“战略资源”之前，中国仍然处于世界大棋局的“边缘地带”。同“心脏地带”联系的通道，仍然是中国的战略软肋——只要海权国家实行“陆禁”，中国的经济立刻就会瘫痪。在当今的海权时代，中国经济实际上是在依赖海权国家的“善意”（用奥巴马的话讲，就是中国在“搭便车”）。而海权国家“善意”的前提是，中国仍然是一个“边缘国家”。一旦中国试图再次成为世界“心脏地带”，与海权国家的冲突将会无可避免。
高铁与陆权重建
现实很清楚，中国要想实现历史复兴，必须首先成为掌控战略资源的“心脏地带”国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建陆权，并在控制战略通道上取得主动权。从而摆脱对海权国家的依赖。大规模陆上运输技术的突破，就成为这一战略的关键。
正当此时，中国高铁横空出世，震撼世界。中国内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通道迅速建成，国内经济对海运的依赖下降，国内市场（中国掌握的少数几个“战略资源”）迅速扩大。陆路运输的时间和成本急剧下降。不仅如此，高铁还在继续向中国周边国家蔓延，中南半岛、缅甸、巴基斯坦、中亚……更加具有战略意义的是，中国正在“研究在客运专线上开行货运动车组的事”（2014年8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历史很可能会证明，高铁将超过大运河、丝绸之路，成为海权国家的终极噩梦。
当年麦金德被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铁路惊出一身冷汗，写出了遏止陆权国家的“战国策”——《历史的地理枢纽》。但西伯利亚铁路因为没有进入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所以没有起到替代海洋通道的作用。中国的高铁则不同，迅速的网络化使其覆盖巨大的人口和市场。中国的国家意志和高铁人的奋斗，使得中国高铁获得出乎意外的成功，截至2013年年末，中国建成高速铁路网总里程超过1万公里，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甚至超过了整个欧盟地区。其中，世界银行（2014年）特别注意到，中国高铁的超低成本（其他国家的2/3）和超低票价（其他国家的1/4～1/5）。
中国高铁一旦延伸到拥有能源的中亚、中东，以及拥有市场的欧洲这样战略资源的“心脏地带”，对海权的依赖会大幅减少。假以时日，“上合组织”搞定陆路运输安全，欧亚大陆两端的市场和俄罗斯、中亚的能源组合，将使世界地理和历史的景观为之巨变。一旦陆路运输与海洋运输的成本（包括费用与时间）的逆转，海权国家的世界竞争力就会一落千丈。陆权国家将在世界版图上重新崛起（高柏，2012）。
泰国军政府最近批准与中国合作高铁项目，立刻震撼了海权国家。2014年8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杰夫·韦伯的话说，高铁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东南亚及其做生意的方式。在他看来：“由于高铁的便利，昆明成了他们只有几个小时车程的‘最近的邻居’。届时，中国云南的省会将会逐渐成为大湄公河地区的中心。”
特别是泰国高铁换大米的模式，使中国在输出高铁的同时，获得了稳定的“战略资源”。如果其他“心脏地带”也采用类似的模式，“石油换高铁”“矿石换高铁”“xx换高铁”，将不仅会带来陆权的大扩张，而且可能打破长期以来战略资源以美元定价的模式，直接威胁到美国对“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运输通道的控制，甚至可能对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带来威胁。
海权国家的策略
无疑，上述图景是海权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其发生的。
防止“心脏地带”统一或结盟，防止陆上通道取代海上通道，是海权国家不变的战略。在欧亚大陆两端，海权国家的策略几乎如出一辙。在欧洲，美国与英国结盟，通过乌克兰、波兰等国家，分隔德国和俄罗斯两个传统的陆权国家。通过欧盟，确保俄罗斯与欧洲大陆的敌对；在中东，通过默许宗教冲突，确保这些国家对美国有安全需求的国家不会同陆权国家结盟。中亚和中东破碎的安全地带，使得任何陆上战略性运输通道，都不能取代海上贸易；在亚洲，美国与日本结盟，通过朝鲜，分隔韩国与中俄两个陆权大国的联系。通过美日韩与东盟，确保中国周边国家与大陆的对立。在越南、缅甸等高铁项目上，对中国迅速发起了强力阻击，确保周边国家不会进入陆权国家的经济圈。
站在地缘政治的高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欧洲的英国不同欧洲的法德站在一起，而是坚定地支持美国。因为伊拉克改用欧元结算石油交易，将会使欧洲大陆国家长驱直入拥有“战略资源”的“心脏地带”，从而摆脱对海上贸易的依赖。伊拉克战争的真正意义，在于摧毁了法、德重新成为世界一极的企图。英国乃是海权国家在欧盟内部的第五纵队。目的就是确保大陆不能重新成为心脏地带。尽管英国民意要求退出欧盟，但为了扮演这一角色，英国一定会继续留在欧盟。而日本在东方，扮演着同英国几乎完全一样的角色。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Zbigniew Brzezinski,1986）中，把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作为欧亚大陆支轴国家的，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地缘位置，阻隔了陆权强国与“核心资源”拥有国之间的联系，确保陆权国家无法摆脱对海权依赖。
反制海权
正是因为海权国家对全球战略有清晰的认识和深厚的根基，陆权国家的崛起绝不会是一帆风顺。伊拉克、阿富汗的不稳定，默许沙特、卡塔尔利用石油美元暗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新疆问题是其一部分），乃至伊朗、朝鲜被孤立，都与海权国家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最近发生在台湾、香港的动荡，甚至在手法上，都与乌克兰如出一辙。加上高铁在缅甸的挫败，越南高铁转向日本，日本与中国争夺俄罗斯输油管……所有这些都表明，任何脱离海权控制的企图，都会进入海权国家的瞄准镜。
陆权重建需要时间。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中国通向“心脏地带”的命脉，仍会控制在以美国为首的海权国家手里。中国通向“心脏地带”的所有海上通道，无论通向资源还是市场，都控制在对手的手里。从霍尔木兹海峡到上海漫长的航线上，只要扼守住少数几个峡湾水道，海权国家就可以用极低的代价瘫痪整条航线。而中国要保护整条航线，却需要无比高的成本。
结果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就越离不开海权国家的“善意”，就会失去越多的经济独立。当年日本之所以被迫发动太平洋战争，就是因为美国剥夺了日本通向“心脏地带”的海权，给了日本致命的一击。
在这样的战略环境下，中国要想夺回战略主动，唯一的办法，就是具有反咬对手喉咙的能力——用同样低的成本，切断对方的动脉。唯有可信的威胁，才能让对手在扣动扳机前，三思而后行。
放眼全球主要航道，唯有台湾附近海域的片段，是中国有可能影响的战略性通道。美国的盟国日本、韩国主要的海上运输，都要经过台湾控制的水道。掌控这些水道，就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反制海权国家的威胁。一旦摊牌，唯有在这一海域，中国有能力让海权国家感到对等的痛苦。
台海大棋局
而要控制西太平洋水道，必先控制台湾。这是海峡西岸战略的核心，也是厦漳泉金同城化的核心。台湾若独立，大陆反制手段弱化，战略选择空间将被压缩。甲午之战的历史表明，失去台湾后，中国在海权时代的发言权几乎彻底丧失。面对海权国家袭扰，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战略后果极其严重。
过去十年，大陆在对台方面投入大量资源。现在看来，效果不彰。岛内无论民意，还是政权，都与大陆渐行渐远。这一切都表明，要想稳住台湾，我们的战略必须转变！在这方面，正在欧亚大陆另一端乌克兰上演的一幕，可以作为我们设计台海战略的参考剧本。过去一年，台湾岛内乱象环生，执政者首鼠两端，公权力下降，“太阳花”运动大规模街头抗争，亲大陆势力被弱化——几乎完全是乌克兰在台湾的翻版。这很难不使人做出这样的判断，即台湾所发生的一切，乃是全球海权与陆权国家大棋局的一部分。
不仅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地理有时也会惊人地相似。如果我们把世界大棋局展开，就不难发现，欧亚大陆两端地缘特征，存在着惊人对称的“镜像关系”——日本相当于亚洲的英国，是坚定的海权国家；韩国类似德国，历史上是陆权国家，但被朝鲜（德国是被乌克兰）所隔，而成为海权国家在大陆的桥头堡；中国大陆相当于欧洲的俄罗斯，曾经主宰大陆但在海权时代被边缘化的国家；台湾就相当于乌克兰，倒向陆权则海权被压缩，倒向海权则陆权被挤出。
这种“镜像关系”意味着，今天在乌克兰上演的棋局，很可能就是未来台湾海峡摊牌的预演。过去一年，美俄双方在乌克兰表面看上去落子飞快，实际上乃是双方长期战略经营的结果，是美俄过去十年布局的收官。先是俄罗斯通过扶持乌克兰内部亲俄势力，并通过能源补助施以恩惠，诱其脱欧入俄；随后，美国支持反对派上街抗议，亚努科维奇镇压不成逃走；随后俄介入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俄语地区……图穷匕见，克里米亚和俄语乌克兰成为俄罗斯最后的王牌。
反观海西战略，大陆经略十余年，大量的资源投入，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奶油，完全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深耕出一块自己的克里米亚。这不能不说是过去台海策略的最大失误。
深耕金门
这次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角力中，乌克兰东部俄语势力，特别是克里米亚，成为普京力挽败局的最后抓手。乌克兰局势的发展表明，是否拥有军事冲突外的低烈度的干预手段，对保持战略主动至关重要。我们参与台海博弈，也需要有自己的“克里米亚”。
纵观台湾，最有可能成为我们“克里米亚”的地方，就是金门。
几年前，我在《福建大棋局》（赵燕菁，2012）一文中写道：“金门，是台湾‘蓝色’最深的地区，是‘统派’的根据地，是统一理念渗透岛内的桥头堡。金门人说，即使台湾真的想独立，金门也会加入大陆。这在‘独’意渐浓的台湾，乃是一个罕见的异数。这恰是金门的战略价值所在。”
普京在乌克兰的优先目标，并非收回克里米亚，而在于利用克里米亚等俄语地区，控制整个乌克兰。这次收回乌克兰，很可能并非普京最初的计划。在普京战略里，克里米亚在乌克兰的重要性，决定了俄罗斯影响乌克兰局势的能力。
克里米亚去留，让西方感觉到巨大的伤痛，但并没有达到“套住”整个乌克兰的效果。金门在台湾社会、经济生态中，远没有克里米亚对乌克兰那般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设计超常规的政策。台湾如鱼，金门如饵。金门能否起到克里米亚在乌克兰局势中所起的作用，“端赖其人口和经济占台湾比重”。
大小金门，面积约150平方公里，接近厦门岛（130平方公里）。其实美国（包括岛内台独）早就看到这一步棋。当年金门炮战，美国就力劝台湾放弃金门。在陈水扁任内，金门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都逐渐被边缘化。金门驻军全盛时期曾号称拥有十万大军，蒋经国时代裁减到八万，李登辉执政再砍到五万，今年7月，已降至三千人左右。台湾人口2300万。金门在册居民10万8千人左右，实际居住人口不到5万人。
民主政治就是选票政治。用张安乐的话讲：“台湾政治很现实，当他发现选民是绿的，他比你还绿；选民是红的，他比你还红。”对台湾政治生态的影响微不足道。去年美国AECOM公司为金门编制的一个战略规划，金门被弱化成一个人口稀少的生态岛——厦门的后花园。
“台独的阴谋，在弱化金门，必要时弃金门脱陆；我们的战略，必反其道行之——要强化金门，必要时假金门入岛”。因此，我们的金门战略“就是全力增进金门在台湾政治经济版图中的份额”。海西战略制定，要全部围绕这一目标。金门面积150平方公里，人口10万；厦门本岛130平方公里，人口200万。金门完全有空间做大。
厦漳泉金同城化
金门在两岸关系中，从一开始就是一枚战略棋子。1958年，金门炮战，很大程度上是就源自于中国战略家对抗美国切割两岸联系的企图。国共在金门、马祖保持战略的紧张，同全球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见“叶飞回忆金门炮战”《毛泽东生平全纪录》上）。自金门炮战以来，金门在大陆海峡战略的地位却逐渐下降。特别是两岸缓和后，金门的地缘政治价值被置于战术考虑的层次。
海西战略一开始，就不切实际地越过金门，把对台工作的目标，瞄准了台中、台南。近年来，又把大量资源投向平潭。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一旦台海摊牌，平潭毫无助力。乌克兰局势的演变显示，克里米亚作用，要远远大于俄罗斯境内的任何地区。作为对岸体制内的区域，金门虽小，却有大陆任何地区都无法替代的作用。从国家角度思考，规模最小、实力最弱的金门，反而居于厦泉漳金同城化战略、甚至海西战略的核心。海西策略应该收敛目光，重新关注近在咫尺的金门。
首先，仿效俄罗斯扶持乌克兰境内的俄语地区，将原来给予全岛的优惠政策，集中到金门。比如，金门注册的企业减税，可优先获得创业扶持，可获得优惠贷款，可进入外国资本受限的领域；在靠近金门的翔安设立特别政策区，给金门户籍人口更多市场优先，让金门注册机构，比香港、上海、澳门更大的金融特权，鼓励两岸贸易集中在金门-厦门交易。同时，让金门户籍人口在翔安可以享受到比岛内更好的医疗、教育、治安。厦门要在城市风貌、建筑品味等，各种公共产品远远超过台湾本岛。
其次，要让金门享有比岛内其他地区更好的基础设施。如在厦门港口设金门专门通道，便捷的高铁和城市轨道接入，不逊于岛内的空气质量和饮水安全。推动厦门、金门共用机场，然后开放厦门（金门）机场飞台湾有航权的国际航线。以大陆的市场为代价，使金门（厦门）机场迅速取代岛内机场（如桃园）成为台湾通往全球的口岸。
第三，要让金门户籍人口享有有比岛内其他地区更好的公共服务，如有最好的公立学校，优先的升学机会，高质量的就医条件，更好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更好的治安、居住、公交、环境、卫生……总之，要在金门创造一个远胜岛内其他地区的公共服务高地，增加金门户籍的含金量。
需要指出的是，金门户籍人口未必住在金门或在金门就业。岛内蓝绿差距，只在数万票之间。只要有100万人选举时回到金门，就足以影响岛内政治。两岸老一辈战略家当年在金门，通过制造局部紧张局势，共同合作，抵消了外部（美国）、内部（台独）分离势力的压力。金门，是老一辈留给我们的战略资产，今天，我们绝不能让这个棋子废弃。
转向草根
经略金门，首先要转变思路。
经过多年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空前紧密，但大陆在台湾民意中的认可度不升反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前对台的工作重心，过于集中于工商界、政界。像海峡论坛这样的活动，表面热闹，其实对岛内民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过去十年，岛内已从政治操控民意，转变为民意引领政治。民意已从过去的“因变量”，变为“自变量”。岛内政党变绿，根本原因是民意变绿。这意味着以往对台工作主要以企业、政府和党派为对象的做法，也要随之转变。怎样影响岛内民意，已经比怎样影响岛内政治更加重要。
这次“太阳花”运动显示，新生代学术精英对民众，特别是政治活跃的年轻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旦由其形成主流观点，靠台面上几个头面人物，根本无法与之抗衡。这很像法西斯在第三帝国的兴起。纳粹起家时，依靠的并非当时工商、政界的名人，而主要是工程师和医生为核心的知识界精英。
同俄罗斯过度押宝亚努科维奇不同。美国一方面扶持尤先科、季莫申科这样的政治领袖，一方面通过设立“民主基金”“富布莱特奖学金”之类的机制，培养本地精英代理人。通过本地精英间接操控乌克兰民意，结果给俄罗斯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美国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实践表明，这样做（特别是在“民选”政体）远比直接控制统治者更有效率。
如果我们把自己同岛内某个政治集团过度绑在一起，一旦这个集团被民意抛弃，就可能重蹈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覆辙。台海策略必须在政商之外，布局第三种选择。这个第三种选择，就是要从以前注重政商高层，转向直接做群众的工作。唯有影响民意，才能把握台海走势的大局。
第三种选择要想成功，必须同时辅之以资本支持。设立“海峡创业投资基金”，鼓励其以金门为基地，在大陆或岛内创业，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开放初期，台湾对大陆拥有明显的资本优势，30年来的耕耘，使台湾在大陆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宗教、慈善等方面，都实现了极高的渗透率。现在形势逆转，资本成为大陆一侧的优势。但这一战略棋子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开发。海峡创业投资基金，可在岛内政治派别之外，提供另一种干预岛内政治进程的选择。
海权vs 陆权：互为表里
陆权的崛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宿命。
马汉认为，陆权国家的战略缺陷，在于海陆兼顾使得陆权国家的成本，远大于专注海上防卫的海权国家。但中国的崛起，必须海陆兼顾。虽然高铁为陆权国家提供了另一个选项，但无论在技术还是成本上，短期内却难以完全替代占全球贸易2/3以上的海运。这意味着陆权国家要有更高的战略自觉和更加均衡的力量运用。在走向陆权国家的道路上，中国不能弃海不顾，而应采取两面对冲的策略，让海洋战略为陆权的崛起赢得时间和空间。一旦中国重新成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标志是控制最大的消费市场），经济竞争就可以重归中国的主场。在这一大棋局中，台湾具有改变天平方向的重要性。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米兰·维戈（Milan Vego，1999）在其经典著作《窄海地区的海军战略与作战》中指出：“那些濒临一个或多个大洋、但直接接触的乃是封闭海域或边缘海的国家，在海军战略方面往往具有两重性——它们会倾向于在封闭海域建立传统制海权，同时对半封闭海域和邻接的部分大洋实施制海权争夺（Disputein Sea Control）。争夺制海的最高目标是向完全制海，最低目标则是消极的海上拒止（Sea Denial），即排除敌对一方利用该海区关键航路进行军事力量投送的可能性，但本身也不进行这种利用。”
这一分析完全适用于台湾。台湾被海权力量控制，中国的南北海域便被分为两大互不衔接的部分；如果被陆权量控制，海权国家就不敢贸然切断陆权力量的战略通道。布热津斯基说：“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同样，没有台湾，中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
需要指出的是，控制台湾，并不会对头号海权大国美国，构成对等的威胁。根本上讲，亚洲的对抗，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俄罗斯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院士谢尔盖·格拉季耶夫不久前在俄罗斯大使馆网站上撰文，指出“历史上，欧洲爆发的战争是给美国带来经济增长和政治崛起最为重要的源泉。战争让资本和人才从交战的欧洲国家大量涌入美国，把欧洲国家拖入与俄罗斯的战争，可以增进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政治依赖。迫使欧盟区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与其进行自由贸易。欧洲银行系统的动荡，资本流向，美国使其得以保持其债务美元金字塔的稳固”。
这也是美国现在在亚洲采取的策略。
虽然陆权崛起，海权国家依然可以通过合作分享繁荣（就如同今天的陆权国家可以在海权秩序下繁荣一样），但国家本能，使其不会自动放弃陆权国家朝贡的现状。唯有陆权国家自身贸易规模大幅超越海权国家，才有可能破解这一战略难题。从这方面来看，最近中国同俄罗斯的走近，是海权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同样，虽然中日韩走向一体化，更加符合地区利益，但美国宁可默许日本重新武装，也不能容忍出现第二个“心脏地带”。这同美英竭力破坏欧洲一体化如出一辙。破坏陆权国家摆脱海洋依赖的任何企图，乃是海权国家不变的本性。
结语
分析局势是为了改变局势，预言战争是为了制止战争。本文无意预言台海局势必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更不是建议放弃海权，重归内陆。海洋今天重要，未来会更重要。中国已经进入海洋，来了就绝不能回去。但中国必须确保有海洋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新加坡曾多年受到马来西亚供水的威胁，但新加坡通过新生水和海水淡化取得供水独立后，这种威胁便烟消云散。马来西亚知道断水也许可以提升新加坡的成本，但不会让新加坡毙命。结果，现在反而是马来西亚担心新加坡减少购水影响其收益的稳定。
陆上运输成本可能比海运更高，但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替代海运的选择。这就如同抗日战争期间的滇缅公路——虽然代价巨大，但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失去出海口后的生存能力。面对海权威胁，中国手上的牌越多，海权国家的威胁效果就越不可信，使用极端手段的可能就越低。
陆权的强大，才能保证海权的安全。真实世界的牌局里，并非只有核武器这样的终极王牌才是好牌。乌克兰上演的真实博弈显示，刚好比对手强一点的低烈度手段，才是随时可以打出的有效牌。国家行为貌似随机，但在大历史看来，依然会服从其内在的本能。基于陆权和海权竞争的框架，为思考周边乃至世界各国的行为模式提供了一个逻辑链。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已经制定甚至正在执行类似的战略，但只要这个逻辑是合理的，世界各国在决策时就会不自觉地按照其本能行事。任何战略的本质，都是基于竞争的规划。预见并推演出不同国家在特定场景下的行为和反应，才能为区域乃至国家战略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4年8月6日金门大学“厦漳泉金战略规划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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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燕菁. 大棋局—厦门空间战略的区域视角城市规划学刊，2012年第5期，总203期，1～9页
作者简介：
赵燕菁 1980～1984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市规划专业；1984～2004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04年至今，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主任。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加迪夫大学博士。
（转载自《北京规划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