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厂矿还在时行部队编制，好端端的车间不叫车间，要叫“连队”。我所在的供水车间就有“指导员”姓崔；还有“连长”姓范。老崔有人文气，甚至文人气，好琢磨思想，也善做思想工作，属“造反派”；老范属典型的技术干部，干巴巴，硬绷绷，强调企业管理、技术规范，属“保守派”。“指导员”和“连长”有矛盾，我这个小青工是后来才感觉到的。
老崔安排我出差，去黄河北岸封邱县调查一位老工人的家庭情况，看看是否要给他困难补助。我插队落户出身，对农村困苦不意外，但常师傅家穷得连案板都没有，是把锅盖反过来擀面，我那碗面条捧在手里蹲在地上喝完，一冻二饿，内心震撼不已。回来后把锅盖擀面条写进报告，老崔很欣赏，认为观察细微调查得力，可以培养。
老范借我很多技术书籍，还讲述50年代初在大别山一带做地质勘查的探险经历。他说那时还真有特务活动，有一次举望远镜观察对岸山林，就发现有一个农妇头顶食物，推开树枝，钻进了一个山洞，忽然不见了。但我认为未必是特务，那洞里也许只是一个相好，农妇带食物进去幽会？
批林批孔运动还在继续，工人开会要批判老范的“管、卡、压”，老崔则回避，不阻止，也不露面。那一次也是如此，临开会，老范突然要我去他宿舍，说头一天在屋里烤火取暖，可能中了煤气，看来只能回开封家里养病。说完让我打电话，他在电话旁边等。我在电话里找了一大圈，终于找到老崔，就问：老范病了，要回家，是不是送回开封？老崔被我催得太急，没有转圜余地，只能违心同意。等到我送老范回来，老崔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
厂里夜夜开会，造反派“帮助”老干部“转弯子”，叫“思想交锋学习班”。老崔一度推荐我参加，作为青年工人代表。我当时满脑子反官僚反体制的反叛激情，却体会不到一轮权力再分配正在“思想交锋”的两边悄然出现。新干部的领袖人物叫王世忠，因受过军代表压制，很得我们同情。有一天晚上，我带着一个小本本去找王世忠“谈心”，那本子上全是事先拟好的各种民主概念，不着边际，王世忠听着听着就烦了，我自己也觉得无趣，铩羽而归。第二天老崔就知道，再一次摇头叹息：“你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
我们从兰考过去的两个集体户，全是重点中学的老三届，思想过剩，精力过剩，一聚会，满屋子高谈阔论。白天干活，晚上辩论，读书读多了，就把厂里发生的运动形势套进来“发挥”，全是过度分析，放大“阐释”，茶壶倒进了茶杯，茶杯撑破了，茶壶还不知。比如那个学习班，一位业余思想家想得太多，听说我参加，就像列宁在十月那样，拍着我肩膀说：“好，你是我们的议员！”当时有毛泽东“走后门未必全是坏人”这一奇怪指示，我们中间发生激辩：是坚持民主反特权，还是维护大局，不纠缠细节末枝？第二天贴出惊天动地大字报，一边引德国哲学为依据，旁征博引；另一边则模仿鲁迅式的讥诮冷峻，笔名曰“迅翁”。我们热火朝天地争，似乎不这样争，明天就会天塌地倾，全不顾工人们读这些文字如读天书，干部们冷冷观察，已经闻着有异味。我因为“政治不成熟”，“议席”荒废，有另一位业余文学家起而代之，确实比我成熟，逐渐进入核心机密，成为王世忠、老崔离不开的笔杆子。我们的过剩思想就倾泻在他宿舍里，称他为权力斗争放弃了“民主理想”。那位一开始拍肩膀称我是“议员”的思想家，这时挖苦他不是“议员”，而是“领事馆的三等秘书”。“三秘”有一次与我辩论，反唇相讥：“我是诗人，但我只有做诗时是诗人，而你们却在不该做诗的时候都成了诗人！”
他有一句诗我今天还记得：“二十六年桐风起，南风北风何依依。”二十六，年龄；桐风，泡桐树，兰考特产，泛指河南；南风，上海激进派的文革理想；北风，北京老干部的务实取向。何依依，内心矛盾，难定归属。这句诗不仅反映他自己的内心挣扎，也反映了我们这群人的普遍矛盾：文革后期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对南风上层怀疑厌弃，同情北风的务实趋向；而青年人特有的反体制、反官僚的民主追求却还在，又同情基层单位被迫害的失败者。
这种滑稽局面到1976年10月戛然而止。北京发生怀仁堂事变，批林批孔突然中止，掉过头来清查三种人。王世忠、老崔、诗人“三秘”一大群人反过来被请进了学习班，但不是“思想交锋”，而是找了十几孔山区窑洞，分别关押，隔离审查。这时我们在外面欢庆南风上层终于被打倒，同时则担心自己的老同学，甚至鸣不平。而窑洞里的“诗人”则夜夜担心，我们在外面揭批四人帮，是否不知轻重，把大家此前的政治辩论也捎带出来？他的非诗理性在此时还真管用：只交待与王世忠、老崔的工作关系，尽可能不牵扯同学之间的政治辩论。他出来后告诉我，专案组在外面鼓励我们揭批他们，在里面则夜夜逼问他，这群上海来的中学生私下有什么出格言论？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就是我对1976年的总体印象。老崔曾恨我不成器，后来他自己成了散淡之人，成为一个集邮爱好者。我离开化工厂时，去他家道别，他送三句话：“还是做学问好，但不要坐夜，五十岁以后身体不要败坏”，很实在。诗人“三秘”在窑洞里受寒生病，去乡村卫生院打吊针，感动了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女护士，竟发生才子佳人的后花园故事。佳人来厂区找落难秀才，不知他被转移到哪里。我和那位“迅翁”掂着劣质烧酒和自制香肠，陪她去北山口寻找窑洞里的老同学。天寒好大雪，三人走山路，高一脚，低一脚，一步一滑，正好是1976年的最后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