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发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执政宣言，而今正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来践行这一诺言。

中国能否实现伟大复兴，将由涵盖内政外交、国防民生、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决定。这也是中国适应当前及未来所处经济金融全球化和全球地缘政治新变化的时代需求，让中国国家安全、跨国企业及人民币国际化得到保障的要件。

以此逻辑看，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推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改革，以及党的建设等七大方面的“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其总目标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是题中之义。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承接这一使命，这也是有别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聚焦单方面改革。

鉴于目前上述七大方面均存在较多的突出矛盾和运行机制阻滞，以及中国13.5亿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及广阔领海、同14国接壤、与8国海上相邻的现状，将使得各种重叠交错的内外矛盾动态演化，要全面推进改革，达成目标，并非易事。

如今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列出改革蓝图，如果真能按照全会公报所倡各项改革的宗旨推进，这是中国之幸事。

本次改革历时较长，要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改革进程亦存在变数。让我们先察其言，再观其行，正如习近平所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国家治理与集权**

本次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构建国家安全体系，部署和推进全方位的国家安全战略，这是中国崛起的逻辑起点，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拉开这一帷幕。

目前尚不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被赋予何种使命。如果参看1947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能，后者拥有国家内政、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建议权，为美国政府讨论和研究重大战略决策的核心组织。

以此来看，中央军委、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安全部、监察部、财政部以及国土资源部等诸部委可能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相关。这将从组织上集中对安全事务管理和协调权，增强应对中国境内以及周边地区等各种安全事务与重大危机的协调和处理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本届三中全会将改革总目标设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国家治理”定位与现实国力和一贯方针相适应，这有别于美国安全委员会在美国进行“全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报导显示，2012年度美国军费为5,310亿美元，另海外意外军事行动1,150亿美元，两项合计为6,461亿美元；而中国2012年国防支出为6,691亿元人民币，仅占中国财政支出5.3%。

总体而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经济根基之上。目前中国经济总量虽已居全球第二，但仍属发展中国家，且2012年人均收入仅4,270美元，不到美国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而且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面临趋势性下移，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等诸多挑战。

数据显示，中国财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较上世纪中期上升逾一倍，2012年至22.59%的水平，实际宏观税负偏重，这也是中国相对国富民贫的原因之一。而本次全会在财税体制方面改革仍坚持“稳定税负”的原则。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更倾力于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人口已开始由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景之下，让普通公民实现“未老先富”恐怕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制度红利与企业改革**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保罗·肯尼迪总结过去500年来《大国的兴衰》之经验教训得出，经济和科技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军事实力的后盾。

因此，中国本次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将经济体制改革依然列为重点，并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较2003年来的“基础性”作用表述明显强化。

不过，全会公报并未对中国市场最强大的主体--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方面着墨，并强调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让部分投资者失望。

这或许意味着，全会认同过去十年来“国进民退”现状与格局，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最多是让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拥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毋谈私有化改革，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进行的国企改革难以重演。

以此来看，国企难有所有制改革的“红利”释放，但国企改革并非完全没有作为，其一是可在既有产权和利益格局得到保护情况下，创新国有资产资本管理形式，优化委托代理关系和公司治理结构；其二是降低政府和公权对企业主体与市场交易的寻租空间，增强市场运行效率，释放治理红利。

本次全会为此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有着较强的积极意义。

事实上，本届政府已采取简政放权、减少部分项目行政审批制举措，并打击腐败“老虎”、“苍蝇”。然而，腐败的长期防治有赖于权利制衡的安排和制度，这不仅需要执政党内部的权力自我约束，更需要来自执政党外部的权利制衡。

纵览主要治理结构，司法独立是长期防治腐败的一个相对有效的机制，但我们能寄望中国司法运行完全独立于政府外吗？中国历朝历代腐败顽症表明腐败长期防治并不容易。（路透北京11月15日；审校 曾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