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历来文人荟萃，有学问者比比皆是，可当代在音韵、文字、训诂诸领域无一不精者，已是很少有人与朱季海匹敌的了。朱季海是章太炎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收的年纪最小的一位弟子，鲁迅是他的师兄，同门学人则是陈寅恪。前不久笔者听了章太炎之孙、苏州市政协常委章念翔的一番讲述，了解到章太炎和朱季海这一对“怪师徒”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师徒订交 缘于学问
1931年随着“九一八”的炮声，东北沦陷。已是花甲年岁的章太炎，不顾路途艰辛，毅然北上面见张学良，代东南民众力呼出兵抗日。在这时他开始感触到自己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影响政局了。然而他又不甘如此，总还要想为民族再作出点贡献。于是，经过一番考虑，决定采用讲学的方法，通过传播民族文化，以全救亡之志。
章太炎一生曾多次举办过讲学活动，苏州的讲学是他晚年最后一次讲习。那是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不久，章太炎严厉抨击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为此，蒋介石邀他去南京，想给他授个什么头衔，企图收买并软禁他。章太炎以病拒辞。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章太炎于1932年秋接受了李根源和近代爱国文学家金松岑的邀请，开始了他晚年在苏州的讲学活动。
苏州最初讲学的场所设在苏州大公园对面的律师公会。一天，东吴大学堂附中高一年级的学生朱季海看到了醒目的特邀国学大师章太炎讲学的海报。朱是被列为全校唯一的一个免修语文的学生。他是通过阅读《章氏丛书》而熟知慕名章太炎的。《章氏丛书》被人称为天书，文字晦涩难识。但朱季海不仅读过几遍，而且还能侃侃评说。看了海报，使朱季海感到机会难觅，只是入场券要3个大洋(当时一个小学教师的月薪是大洋6元)，心中不禁犯难起来。是朱季海的父母支持了他，于是他喜出望外前去办理了听课手续。在开讲的这一天，他第一个坐在讲习班里。陆续前来的听讲者，不仅几乎是清一色的中老年，而且均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国学研究人员。
章太炎看到讲堂里竟然来了个还是个娃娃的后生，一面好生奇怪，一面倒也暗暗惊喜。章太炎素有“国学宗师”、“一代通儒”之称，讲学时旁征博引，深邃宏丰，无相当的国学基础，是很难听懂的。谁知几堂课讲下来，见朱季海始终聚精聆听。从此章太炎开始喜欢上这个小弟子了，常常在课间要找朱季海聊上一回；有次两人谈兴正浓，竟忘记了开讲时间，急得主持人李根源连连催促。不久，章太炎有意要将朱季海收为徒弟，这个想法是在他一次嘱朱季海做了使他极为满意的记录而形成的。
原来章太炎每次讲课，总是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而被安排作板书的弟子很难写得下来，他总感到不甚满意。所以，在他讲《尚书》时，特嘱朱季海另做记录。当他讲完了课，拿着朱季海的记录看时，但见用毛笔记述自己的讲述内容，运笔如飞，就连文言典故以及旁征博引，也记得全面而准确，很少有差错。经章太炎稍作修改后，即成了他的讲课书稿。章太炎看到朱季海的才华不禁心情大悦。
1934年春，章太炎举家迁居苏州。就从这时起，朱季海每天的黎明时分，就已来到了章府等候开门。常常是章太炎在用蝴蝶牌牙粉刷牙时，朱季海就恭恭敬敬地鞠躬行上弟子礼，这时章太炎就指指书房叫他去那里等候。姑苏城中都夸赞章太炎晚年收授了一个最为得意的小弟子。果然，朱季海日后的学问不同凡响。他不仅国文深有造诣，而且又精通天文地理，还能通晓英、日、德三国文字。他在半个多世纪前撰写出版的一本被称为“学界天书”的《楚辞解故》，一直被文科大学列为学生必读的一本书。解放初期，中华书局一位熟知朱季海的老编辑受命三次叩朱家，请其写作了《楚辞解故》、《南齐考注》和《庄子诂言》等三本书。南师大的段熙仲教授拜读之余，连连叹服道：“朱先生之学问诚深不可测！”1986年苏州古城诞辰2500年之际，有关方面计划选编一部《苏州诗词》，当选注者在考虑谁为这本书审阅把关时，不约而同的提出要请朱季海来承担。果然由于朱季海担纲篇目的选定、典故的阐释等，使这本书的品位和影响非同一般了。
师徒怪习 如出一辙
章太炎自视甚高，对有些少有才学之人从不留情面，动辄讽喻鞭挞。曾充当大陆与台湾沟通使者的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就是章太炎于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上海滩所收的一名最为年轻的弟子。曹聚仁是浙江兰溪人，听得懂章太炎的余杭话，在听讲的学生中，他的记录不仅最为详尽，而且能够补充章太炎在讲课时所疏漏的内容，章太炎对曹聚仁也就格外厚爱。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在曹聚仁面前曾多次评论过章太炎：“章太炎是一个有着‘好奇’和‘恶习’两种‘积习’的怪人。”尽管曹聚仁把邵力子看做是自己的恩师，但他并不同意邵力子贬低章的说法。曹认为：“自成一家之言的学者，大概都不免有像章太炎这样的两种积习。”周黎庵发表在《论语半月刊》上的《半小时访章记》称，作者在访问他的半小时的时间里，章一支一支地抽着“大长城”的香烟，那烟尾无不含得湿透了，才从他的颤抖的手中丢人痰盂内，使人看了真是不舒服。周黎庵说：“章太炎的国语太坏，简直不能操，由此可见他个性的刚烈。”周黎庵在与章太炎交谈中，章太炎对康有为、梁启超、廖平、辜鸿铭、胡适等有影响人物，一一作了评说，毫不含糊地指出他们的不足。周黎庵深有感触地说：“他(章太炎)有骨气，他肯自重，说话不吞吞吐吐，要骂就骂，毫不客气。”
章太炎早年的家安顿在上海，因避风险，曾多次搬迁躲避，这就给外出的章太炎带来了麻烦，因为他常常“回家”而找不到“家”。为此，他的夫人汤国梨在章太炎出门时，总要一再关照别忘了所住的里弄和门牌号码。可是仍然无济于事。一次，章太炎去拜访孙中山，在他回来时，黄包车夫问他拉到哪里？章太炎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我的家在马路的弄堂里。”这下可苦了黄包车夫，无奈在马路里兜了好大的圈子也未找到。幸亏孙中山家里得悉后派人找到后把他送回了家。另有一次，章太炎访问诗人摩西，两人谈了一个通宵，到了早晨回家时，竟错进了邻居的家，并一头睡在一张空床上，待到邻家的主人早上外出买菜回到家里时，奇怪地惊叫了起来。幸好四围邻居都认识这位大名人，便将其叫醒后送回了家。
章太炎应金松岑、李根源邀请来苏讲学那年，看到侍其巷有处名为“双树草堂”的房子，约1万元的价位，他还未仔细看过房子，就赞不绝口，急着要买下来，准备迁居苏州。谁知房主把房价提高到15000元，章太炎非但不还一个价，竟然另加了2000元一次成交。当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从沪上匆匆赶到苏州一看，发现双树草堂近邻就是一家织布厂，整日价机声不断，无奈之下，只得将这处房子空闲搁置。后来他们在锦帆路购买到两幢楼房，才搬来苏州定居。
对于家务事，章太炎可以说是从来放任不管，甚至他自己穿什么衣服，也是由汤国梨这位管家来安排，像给小孩穿衣服似的，拿什么穿什么。在家里用餐同样由夫人从购买到烧煮，章太炎只是听到开饭之声便坐下来用餐。
朱季海不合群的怪习，与其恩师章太炎相比，真是有过之无不及。他没有固定的工作，生活很清苦。人称他是苏州的“三无”对象：无钱、无劳保、无人照顾。他平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在园林茶室或茶馆里给三三两两的学生授课所得的有限报酬。由于生活一直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他的多位弟子经常是轮流请他到茶室、菜馆，在向他请教学问的同时，与其共进午餐，或面点或饭菜，让他尽兴饱食一顿。没有人请其吃饭时，他就在弄堂小巷里的小店里吃点他所酷爱的鸭血粉丝汤之类的菜肴，或是汤中加一小块卤肉。他说：“我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非常随便，吃饱即可。”
在“文革”破“四旧”的岁月里，朱季海照例是每天捧着一册古籍，来到苏州城中的古典园林怡园碧螺亭上读书。一天红卫兵冲进了怡园，他们将一批吃茶、下棋、玩鸟的中老年人，一一赶出了园林。当红卫兵在碧螺亭上抢过朱季海手中的那本宋版书时，待见书中圈圈点点，他们以为发现了什么秘密，当即将朱季海围了起来，要他交代搞什么阴谋活动。朱季海人过中年还未曾见识经历过这样的惊吓场面，结结巴巴的又说不清楚，一时吓昏了头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茶室里有几个“见义勇为”者站了出来，他们证明朱季海是个有名的“书毒头”，红卫兵总算心存疑虑地放走了朱季海。
朱季海一生，一共任过两年半公职。1946年在南京国史馆工作时，他看不惯一位擅长钻营的副馆长，招来了“目无官长”的指责。这下他可愤怒而喷发了，他随即还击说：“长官无目！”以后就离开了国史馆。上个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多次派了专人到苏州，有意诚聘他到南京任教。朱季海对南大的来者说：“既然是校长要你们来聘请我，那么校长应当亲自前来才合乎礼仪，这样才体现诚意。”接着提出聘任的月薪是300元，多1分不要，少1分不答应。再有一个条件是，就是每节课只有20分钟，因为他上的课没有一点水分，20分钟讲的净是知识。最后一个条件是不愿参加开会。就这样，南京大学以及其它欲聘请他的一些部门和单位，都因难以实现他所提出的怪奇条件而一一放弃了。画家刘海粟出于对朱季海的关心，曾与有关方面联系，有意推荐朱季海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而朱季海则认为到了文史馆要受管束，还是乐于做他的社会自由闲人。笔者有一次与著名画家杭青石谈及朱季海时，他与他的夫人又讲了一则朱季海轶事。杭青石说：“刘海粟生前要出一本画册，特请朱季海写篇序言。当朱先生精心写好后，请我送到上海。”就在杭青石启程时，朱季海一再交待杭青石，要他注意刘海粟在看他写的序言时的反应，包括什么表情等，回到苏州时要及时告诉他。且说刘海粟那天下午读序言读到一半时，因有个部门派人来接他去参加一个宴会，汽车已停在楼下。刘海粟歉意地对杭青石说，只能请你明天早上再来吧。当第二天杭青石待刘海粟看完序言回到了苏州后，朱季海一听说刘海粟分两次才看完他的序言时，竟然异常激动地说：“一篇短短的序言还分两次看完，是去赴宴重要，还是看序言重要，吃饭今天不吃明天还可以吃，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杭青石很少看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一时间也无法平息他激动的情绪。散文作家、原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明曾写了《痴子》一文发表在《瞭望》杂志上。俞明盛赞朱季海的学问，也列举了他种种怪癖的脾气。笔者在一次巧遇朱季海时曾向其提起这篇文章，他听后似乎若无其事地说：“随他们写文章说我是‘痴子’、‘神经病’，让他们去写吧。”他依然是我行我素。天气晴朗时，每天的上午10至12时必在双塔公园的“啸轩”茶室的走廊外，闲坐在一张几近完全脱了红漆的旧木桌旁，手捧一册线装书，一边读他的古书，一边看看周围的景色，或者闭目养神。他对茶室里人们的喧嚣声响宛若未曾闻听，表现得无动于衷。
坚持革命 不屈抗争
章太炎从青年时代开始，海内海外，北上南下，为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四处奔走，置生死于度外。鲁迅有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样写道：“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早在1900年封建独裁的满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时，章太炎就竭力主张用革命的手段乘势推翻它。而当时康有为的学生唐才常受了老师的指使，在上海愚园召开的“中国议会”上发布宣言，虽则提出不承认清政府，创造新自立国，但仍然要求恢复光绪皇位。参加这次议会的章太炎，坚决反对唐才常的“助洋人、攻团‘匪’、以救上”的改良主张。唐才常不但听不进章太炎的劝说，反而一意孤行地在武汉组织自立军，策动起义。结果起义惨败，唐才常在夏口被杀。这时章太炎为表示立意革命，决不回头，毅然剪去发辫。他在《沈荩》一文中说：“余方以勤王，光复议论不合，退而毁弃毛发以自表。”由于誓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章太炎遭到了清政府的追捕通缉。幸好经章士钊的外舅吴君遂的介绍，于1901年进了苏州东吴大学堂担任语文教员。在近一年时间里，他仍不改初衷，在课堂上坚持鼓吹民族大义，倡言光复的主张，终于又惊动了清朝大吏。经两江总督张之洞和端方共同密谋，责令校方不准章太炎再在东吴大学堂继续讲课。这件事被章太炎的老师、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获悉后，感到气愤异常。一天，章太炎前往苏州马医科曲园春在堂拜谒老师，谁知俞樾一脸严肃，大声叱责章太炎“不忠不孝”。章太炎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所为没有错，在老师面前针锋相对的辩解，毫不忍让。在他辞别俞樾后，愤然挥笔写下了《谢本师》，以示断绝师生之谊。章太炎在政治原则上与老师毫不含糊地不相迁让，但当俞樾辞世后有人恶意攻击俞时，他立即撰文予以批驳，同时精心撰写了《俞先生传》，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对俞樾作了全面的评价。
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战役爆发，章太炎目睹国民党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抗日的英雄壮举，他满怀激情写下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予以热情歌颂。接着冯玉祥将军的同盟军在察哈尔重创敌人。他与马相伯多次通电祝贺鼓励，还撰写了《察哈尔抗日实录序》，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抗日英雄的崇敬之情。在这前后，他为拯救危亡中的国家，再次北上京华，在街头进行演讲，鼓动抗日。1933年春季，日本侵略者又在酝酿策划大举进犯中国。章太炎难以置身事外，他在讲学场所，在与人交往中，大声疾呼抗日救国，勉励前方将士奋力杀敌；而对于消极沉沦者，他严厉谴责。鉴于章太炎的影响和声望，国民党政府通过辛亥革命时章太炎与张继、章士钊、邹容等结为弟兄中的张继转托李根源传话，希望四人中的“大哥”章太炎“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则不顾金兰之谊，立即写下了《答张溥泉(即张继)书》，向老友晓之大义，劝勉以抗日为重。由此，章太炎不畏利诱、我行我素、坚持主见的秉性，受到当局的种种限制，诸如他的言论严禁布刋等。对此，章太炎虽已年迈，毫不气馁，仍以民族革命为自己任，鲁迅为此感动地评价说：“晚节弥坚。”
作为章太炎的得意门生，恩师的爱国抗争精神多少给了朱季海影响。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朱季海激起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仇恨，他甚至连日文的书籍都不屑一顾，发誓不读日本文字的书。朱季海在数十年间，个性未有半点收敛；置身于古籍线装书堆之中而不能自拔的癖好和怕受管束、不合群的生活习惯，与章太炎相比，确有令人遗憾之处。
来源: 《人民政协报》2009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