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除了闻名世界的悉尼歌剧院外，号称世界第一单孔拱桥的悉尼海港大桥无疑也是悉尼的另一个标志性建筑，其超前和人性化的建筑理念，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悉尼海港大桥于1924年动工兴建，历经8年多时间，到1932年竣工。大桥全长1149米，桥面宽49米，共8个车道（其中2条铁轨，一条自行车道，一条人行道）。从海面到桥面高58.5米，海面到桥顶更高达134米，万吨巨轮可以自由地从桥下通过。一座大桥，把悉尼城连成了一体。

八十多年前，全世界汽车工业远不是今天的状况，那时的悉尼，同样也没有今天城市车水马龙的繁华喧闹。也正因如此，当初大桥设计者和城市建设决策者的远见卓识才真正值得称道。

我无从考究当年这座大桥建设的具体决策过程，但不容置疑的是，正是当年这些先知们的英明，才使得在经历了八十多载沧桑岁月，悉尼城斗转星移，而大桥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一跃而成为这个现代化都市的一个闪光标志。

由此，我也想起了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格里芬湖。据说，美国人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IN）在规划堪培拉城市时，设计的这个湖岸周长35公里、面积704公顷的人工湖曾引来不少反对意见。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太花钱。因为这个人工湖的水源必须得从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雪山去引水，这可是个浩大的工程。所以许多人就认为，这样花费巨资去建一个湖值得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他们就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湖的位置先保留着，等将来经济条件许可了，再视情况实施从雪山引水的工程。在澳大利亚正式迁都堪培拉的最初日子里，没有一个格里芬湖的弊端马上就显出来。原来堪培拉这个地方气候干燥，许多人无法适应。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发挥格里芬湖的作用了，利用湖水来调节干燥的气候。就这样，设计这个湖的重要性才真正被人们所认识。今天，环绕着格里芬湖，堪培拉的主要建筑如澳大利亚国会大厦、国立图书馆、国立美术馆、战争纪念馆、高等法院等，就象一颗颗璀璨耀眼的珍珠，镶嵌在青山绿水之中，构成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堪培拉也因此而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花园城市之一。

因为有远见，所以就不会过时，不会轻易被淘汰，不会朝令夕改。我想我们的规划者和决策者们能否从中学到什么？多年来，我们的马路一次次拓宽，一次次改建。每一次兴师动众工程过后不到两、三年最多三、五年，又得重新再来一次，其结果是既劳了民又伤了财。

一个规划，一项工程，必须立足于长远，着眼于子孙后代，那才是真正的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日本东京是一个拥有四千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可当我们置身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现代化都市时，却发现这里井然有序。虽然拥挤，但不零乱，虽然忙碌，却有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大概要归功于政府的先见之明。他们预见，即使地上的马路修得再多再宽，仍然解决不了现代化的交通需求，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向地下发展。就这样，他们除了发展地上和空中的交通外，东京的地铁更是修到了地下七层。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地下铁路网，构成了东京的一大奇观，也使这座城市始终以一种自信和坦然面对着现代化和未来的挑战。

回想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历史，往往是一任官员一个花样。在急功近利和追求片面政绩等驱动下，拆拆建建，建建拆拆，全凭一些领导的兴趣爱好随意作为，没有稳定性，没有严肃性。

过去学习法律时，记得有一个理论说，法律的权威来自于法律的稳定。法律是不能经常修改的，法律一经制订颁布，就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否则法律就会失去权威，而没有权威的法律就得不到有效的实施。一个国家如果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由此看来，对于各类建设工程中出现的短视决策行为，还不能仅仅停留在只是拆和建的层面，它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权威问题，更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的问题，这可绝不是什么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