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友好相处数千年，但自从加入了西方创立的现代国家体系以后，矛盾就产生了，因为有了边界问题。当下双方外交和安全战略人员是以国家主权的理论，作为感悟环境和辨识政策的依据。主权不可侵犯、让渡和分割。然而中印若要现实地解决问题，则需要抛开那些既成的束缚性观念，采取更客观的立场，在边界领土问题上相互“让一让”。

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客人时说“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他以他的高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提出的这个观念，对解决边界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是，如今在日益政治化的公众面前，“让一让”似乎已经不能再说出口了。

但是往深处想一想，就会感到“让一让”的精神，其实是在当今国际争端中对所有大国的共同要求。因为自从核武器成为一种军事装备之后，大国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一个是共同生存还是一起灭亡的问题。从1945年使用原子弹后看过来，所获得的答案当然是前者，而要想共同生存妥协就是不可避免的。大国间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时代已经过去，核时代是一个强迫政治妥协的时代。妥协曾被认为是“绥靖”的同义词，今天积极的妥协应该视为是对和平的贡献。所以，中印从原始的国家力量思维中解脱，前瞻性地相互“让一让”，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和亚洲近几年日渐分裂的趋势不同，一些加深的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量正把中印向一起拉。虽然美印在战略上有相互借重的一面，但印度清楚地看到美国也在避免与中国对抗。在印度的历史记忆中美国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上世纪70年代初印、巴战争期间，尼克松（尼逊）曾把航母派往印度洋向印度示威，美、巴是冷战时期的盟友。印度一开始就不相信美军在阿富汗能够获胜，如果塔利班重新获得政权，那么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化会对印度形成重大威胁。阿富汗这样机能失调的国家给双方构成了共同担忧。战略竞争对双方都不利，1998年印度试爆核武器后，以中国为战略目标的政策和中国在印度周边的战略布局没有给两国带来任何好处。今年，两国关系随李克强访印和印度总理曼莫汉星的访华已有相当程度改善。印度向中国保证，绝对无意加入任何试图“遏制”中国的多边战略组织。印度不参与美国“平衡亚太”，中国就减缓了一个方向的战略压力。两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现实已经为“让一让”处理边界问题准备了条件。

再者，亚洲突飞猛进的经济也非常需要一个超越于边界主权之上的新型框架。2004年，曼莫汉星在第三届印度—东盟（亚细安）峰会上曾提出“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概念”，“它包括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这个共同体将使中国的人民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从喜马拉雅山脉一直到太平洋，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市场，并通过高效的公路、铁路、航空和海运服务相连接”。印度的这些理念和中国正在实施的与中亚、南亚、东南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计划是一致的。但战略顾虑长期以来却一直压制着地区经济事务，使发展规划无法实现。欧洲促进经济融合消弭竞争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共同体，把安全放在更大框架内来考虑。中印边界问题不应成为双方乃至亚洲经济的阻碍。

如果按邓小平的想法，双方通过“让一让”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印就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中印25亿人民能够真正地和谐相处，亚洲的安全稳定不就有了基本的保障吗？那难道不也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基础吗？而如果双方划出的红线都是不容商量的，就阻断了政治上的交集，就不会有向前的大的突破。如果发展到兵戎相见，亚洲的崛起就会成为空话。

但是，打通山川的险阻容易，沟通心灵的鸿沟困难。只有当中印之间深入的政治互信得以建立，包括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基础设施在内的亚洲大陆的互联互通才能得以实现，那时，无论水上路上，曾经由篷船驿马所开辟、僧侣学者商人游客络绎于途的丝绸古道，才会在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带动下，创造出远超往昔的繁荣。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没有“让一让”的政治姿态是不可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