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国际社会一直很关注农村水供应和环境卫生的改善。1977年，由联合国召集举行的国际水务大会将重点放在因缺乏安全与卫生的水供应而造成的严重健康后果及如何优先关注穷人和水资源匮乏地区的议题上。这次大会还提议开展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活动。1980年11月召开的联大第35届大会正式做出了1981-1990年为"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International Drinking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Decade）的决定，并提出了争取到1990年实现"人人享有安全饮水与环境卫生"的全球性目标。这标志着该领域的发展重点由以技术为本的大规模项目开始转向参与式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型探究。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发起的十年活动做出了承诺并将其付诸行动。[2]

1949年以来，改善饮水和环境卫生一直是中国政府保障农村人口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性发展目标。"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曾是20世纪60-70年代在农村广泛开展的爱国卫生活动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将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工作列为国家扶贫的重要战略。尽管如此，迄今为止相当多乡村居民仍喝不上干净水，家里也没有适当的卫生设施，从而难以走出因水致病、因病致贫的"怪圈，而乡村环境卫生的质量也令人堪忧。据官方数据，到2001年底，全中国改水受益人口约为8.61亿，占农村人口的91%，但饮用自来水的人口仅占农村人口的占55.1%。农村卫生厕所的累计户数为1.14亿，占农村总户数的46.1%，其中粪便的无害化处理率还不及半数（49.5%）。[3]

由于两性家庭角色和责任的不同，清洁饮用水在农村妇女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不同于男性。基本生存所必需的清洁水的匮乏也对妇女有更大的负面影响。然而在世界各地，一如在其他发展领域，改水改厕干预往往将妇女这个边缘化人群排斥在外。这个弱势人群的权利、需求、困境乃至保护和管理清洁水的特有知识常常被忽视。跨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将社会性别元素[4]融入水供应和环境卫生项目开始在国际决策议程中得到高度关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在家庭中，尤其是农村和贫穷城市地区，女孩和妇女缺少粮食，粮食分配不公平，得不到足够的安全用水、卫生设施和燃料供应，而且住房条件不足，这些现象使妇女及其家庭负担过重，对她们的健康具有不利影响。"为此，它强调政府应"确保到2000年人人有机会获得清洁用水，并制订和执行环境保护和养护计划，以整治污染的水系并重建受损害的流域。"[5]

1977年召开的国际水务大会也开启在发展中国家改善水供应和环境卫生的国际合作的新时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发展机构都致力于为十年活动参加国提供一些无偿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鉴于妇女在家庭水供给、社区一级水资源管理以及保持家庭卫生方面承担的多重角色，各种捐赠机构也都公认有必要将社会性别元素纳入项目之中。目前在中国从事各种发展援助的各种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都将促进社会性别与发展列为自己的一个主要关切事项。[6]英国国际开发署(DFID)在其促进中国农村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的"中国水行业项目"(WSDP)中也采纳了这一探讨。中英合作在云南和四川两省启动的农村水供应与卫生项目(RWSS)迄今已运行了一年有余，但迄今对于妇女的角色和社会性别问题的了解和理解似乎都不甚理想。为了使项目的所有受益人和潜在受益人特别是其中的贫困者参与其中，在项目区开展一项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调查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这一初步调查是在云南南涧县和四川巴中市巴中区和苍溪县项目区的部分村庄进行的。其主要目标包括：

1.探究水供应与卫生项目对当地村民特别是贫困妇女生活与生产的社会性别化影响；

2.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水与贫困的关系；

3.评估适用于水供应与卫生项目的参与式实践与方法；

4.探索当地社区有关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的社会性别化的知识与实践

调查结果揭示，在两省的项目区，"农业的女性化"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只不过形式有所不同。当前已有相当比例的农户成为事实上的"女户主家庭"。项目村的妇女是家庭用水的主要使用者和管理者，她们对家人的个人和环境卫生负有主要责任，然而迄今为止，妇女的参与和赋权仍远远不够。可见，社会性别融入应成为该项目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项目长期可持续发展不容忽视的关键性因素。但必须强调的是，关注社会性别问题并不仅仅意味着以妇女为重心，相反，项目应关注男女两性以及他们在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需求、权利、担任的角色、分担的责任及做出决策的互动方式。基于初步的田野调查发现，这份报告旨在从社会性别角度审视项目区的基本情形以及项目的成功之处与缺失，并为项目进一步开展提出若干社会性别指标。

二、研究方法

这次的田野调查为时几近一个月时间（2002年9月5-26日）。主要资料收集方法是知情人访谈和小组集中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知情人访谈的对象含村里有关领导、妇代会主任、项目县／区项目办的管理者等。这次田野考察共进行了14个小组集中访谈,多数是分性别进行的，其中包括妇女组共6组，男性组6组，剩下的2组是混合型的。除了所列的9个社区外，我们还走访了部分村庄周边的若干村落。

在每个调查点，参与者是通过村干部召集的，我们要求请相对贫困的男女村民前来参加讨论。每个小组6至12人不等。讨论的时间长短不一，在一个半到三小时之间。单独组织妇女小组的讨论有利于她们自由地表达对其生活以及水与环境卫生相关问题的看法。调查地的选择考虑到项目周期和供水方式等因素。其中一期为业已开展项目的村落，二期系尚未实施项目的。供水形式有从水库引水、将山上下来的溪水或雨水蓄于水窖及挖井等（详见表1）。

小组集中访谈着重于收集家庭内部、户与户之间及社区层面的一些信息，包括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活动的动态变化、市场经济的渗透及当地人的应对之策、当地特有的社会性别角色与观念以及社区一级的微观制度安排等。在访谈中，我们采用了一些开放性问题以便获得各种不同观点。除了在所有场域共同探讨的一些社会性别问题而外，在业已供水的社区，我们试图收集有关供水与卫生项目社会性别化影响的信息，其中包括项目运作中的社会因素与性别问题，譬如，村民们的承受能力、价格机制、支付意愿和卫生设施的隐私性等。在尚未供水的二期项目点，我们侧重于调查项目实施前的供水与环境卫生状况。

在田野调查期间，通过住在村里或在村里逗留较长时间，我们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当地村民们的生活并核实他们告知的情形。为了避免失实并打消村民的顾虑，我们尽可能要求陪同前来的"上级官员"和本村领导离开讨论现场。我们告诉被访者每个人的发言都很重要，无"对""错"之分，以鼓励所有参与者特别是一些边缘化村民自由表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访谈现场，我们概无例外地安排所有参与者围圈而坐，以便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并让别人也听到发言内容。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采用上述策略，有助于男女村民之间及调查者同被调查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人际沟通乃至意识的提高。

当我们于2002年9月初抵到云南项目县时，时值秋收大忙季节，当地村民白天很难抽出身来参加讨论，大部分小组访谈都不得不安排在晚上大约8至12点之间进行。尽管已劳累了一整天，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表现出了高昂的热忱，讨论的气氛因而相当活跃。而在四川，有的村的庄稼收割正接近尾声，有的则刚收尾但妇女们在家里家外依旧十分忙碌。这些村庄男女老少的畅谈、热情好客及其生存策略给我们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而基于短暂田野调查的这份报告只是对项目村居民鲜活食物日常生活的初步认识。

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差异

为了随后的讨论，我们不妨先看一下项目区村庄的一些基本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将家户重新确立为农业生产单位。由农村改革引发的集体解体、私有化、商业化及生产多样化骤然改变了农村经济，也改变了底层乡村居民的生计。位于云南和四川的三个项目县／区的村民基本上以务农为主，多半属于稻麦两熟制，有的地方还种植了较多玉米。当地几乎没有什么乡镇企业，村里的专业户也为数甚少。除极个别农户之外，填饱肚子基本不成问题，但仅依赖来自农业的收入已不足以满足甚至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由于从全球到地方各级经济与社会急剧变动，农业已成为"一项无利可图、缺乏诱惑力、甚至是冗余的经济活动"。[7]这在我们访问的这些项目区也不例外。大部分青壮年男性于是或农闲季节或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当地或外地非农部门就业。两个省流动模式不尽相同，云南的男性村民以早出晚归的本地打工为主，而四川的男劳力则主要流向城市地区，有的已远走上海、广东等地。妇女特别是已婚妇女受制于照顾老人、小孩等家庭拖累，多半滞留于乡野和没有什么盈利的农业部门。

像我国贫困地区的其他许多乡村社区一样，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已成为当地乡土重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一些村庄尤其是四川省，男性大规模非农化和外出打工导致至少70％的农活主要由妇女独自承担。这种性别劳动分工格局也对户内外两性之间角色、责任、空间乃至权威的重构和配置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为确保家庭和个人的生存和福利，村民之间的合作、交换及其他互动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例如，农作中"人情工"和雇工开始交织并存。总的来说，两省项目村村民的家庭生存策略并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异。

即便在较偏僻的村落，村落内部的社会分层与分化也日渐明显。人际和户际之间的社会关系网已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了。在每个村庄，相对富裕的农户皆为数不多，负债累累难以为生的也是少数，大部分农家基本上都属于收支相抵，进一步增收则困难重重。相对富裕的人家主要收入来源为各种非农活动，其中包括外出打工(这在四川省尤为明显)、买卖大牲口、经营商店、跑运输及搞副业等。家庭经济相对富裕的村民己开始雇工。与前者相比，贫困户多半是老弱病残户。家中与健康有关的开支过去或现在比较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技能也更差，有的还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甚至"穷得连牲口也养不起"。其创收和摆脱贫困的潜力深受限制。在血缘和地缘合一的村落共同体，家族关系已渗入村落政治经济生活之中。我们发现，这个几个村的干部往往出自于人多势众的大户人家，而且一般都是经济上相对富裕的人家。

村落内部和村落与村落之间对水源的争夺性需求、竞争乃至冲突一直存在，尤其是在大旱时节。项目区村民深受水资源匮乏的困扰，围绕水资源的矛盾和冲突因而嵌入到社区内部现存的社会关系之中。例如，有的村原先属于集体的堰塘在承包给个人之后，承包者可以自由支配其使用。村民们报告说，现在能否用上水来灌溉农田全凭与承包者的关系和交情。一些贫困户和缺乏供水设施的农户在项目实施之前不得不从已自建了水设施的富裕户那里购水。诚然，项目的实施给村民中的大部分弱势者带来了益处。在一期项目已开展的地区，以前少数富裕户不仅有足够的水供家人日常使用，富余的还可用于农业生产。项目实施后，由于水源合并，旧有的水源不复存在或水量变小了，这引致这部分村民心生不满和抵抗。此外，有的村的项目未能覆盖在地缘和人缘上本来就处于边缘的少数农户。这一部分人也流露出对项目的抱怨和极大不满，并导致了对项目公平性的质疑。

在己供水的项目村，因供水方式不同，水资源管理模式也不一样。目前入户的饮水水源主要有溪流、水井或水库。与之伴生的矛盾和纷争，包括水费征收难、用户偷水及设备等管理不善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总体来看，当地男女使用者对水供应较为满意。在他们看来，水费的征收也较为公平。除少数人之外，村民们都表示能支付得起，并且也很愿意支付。少数持异议者的主要理由在于水向来不用花钱，既然是扶贫项目也不该收费。在收费较高的地方，也有人认为水费太贵了点。村民之间的差异及由此引致的冲突是乡村日常生活和项目运作中的常态，即便是惠及村民的项目也不例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理想化了的和睦共处社区共同体的假设和表象应保持警惕。

我们所到之处，男女村民都普遍对妇女的角色和贡献给予积极评价。值得关注的是，不论各级领导抑或普通村民往往都认为妇女和男性享有平等的家庭地位，并经历了同样的贫困。在他们看来，男女两性从水供应项目中得到的好处并没什么不同的。众所周知，乡村女孩和妇女在户内外劳动就业、教育、保健等诸多方面均处于劣势。改革以来，国家给农村妇女提供的制度性支持不但很少，而且常常得不到有效落实。这就难怪，农村妇女在获得推广服务、教育培训、信息、资本及信贷等各种发展资源上皆不及男性。[8]基于在项目区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本调查进一步证实了上述事实。为了使今后的项目运行尽量避开"社会性别盲"带来的一些缺失，我们不妨从以下方面做进一步窥探。

(一)识字状况

在各个项目村，男性比妇女受过更多教育。据一些村村民的报告，30-40岁以上的村妇大体上都不识字，这在云南尤为突出。我们惊讶地发现很多已婚妇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一个村妇告诉我们，自从她大约16年前初中毕业后再也没有什么机会写过她自己的名字。自从嫁到她丈夫的村里，她也没有任何机会写过她所在村的村名。在日常生活中，在同村委会打交道、写申请或领取政府发放的补助等事务常常需要签名。但签名的往往都是男性户主，妇女的签名通常"不作数"。就连给娘家人送礼时也得用男性的名字。有的地方迄今墓碑上也不刻妇女的名字。在村民们看来，"妇女的名字是没有用的"。在若干小组讨论中，妇女们普遍都证实了妇女几乎无机会使用自己名字的事实。这恐怕就不难理解，当我们在首次妇女小组讨论时让在座的每个人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包括名字时，来自贫困户的两个中年妇女都紧张地说不知道自己的大名。

由于所受教育有限，很多妇女读不懂化肥或其它农产品的说明书。一些人不会算数，有的人甚至连称都不会认。调查之初，我们曾尝试让男性被访者书面回答几个问题。除个别年纪较大、没读过什么书的之外，男性被访者多数都能写出自己的简单想法，尽管书面资料有不少错别字。但一听说要书面填答，据说有的妇女被"吓"跑了，不敢来参加讨论。有了这个教训，我们在此后的调查中就不再要求妇女书写什么。

值得关注的是，所到之处，不管是妇联干部还是一般群众，一旦谈及妇女问题时常常会指责妇女"素质低下"。性别不平等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常常被仅仅当作"教育"妇女或甚至转变其观念的问题。这无疑是颇具中国特色的"责备受害者"的一种表现。这种"素质之说"在多数情况下其实仅指妇女受教育程度较低。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妇女受教育程度低下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她们不愿上学，而是她们没有资源和机会去读书或继续读下去。这种"素质低"的假设有时还会发展干预陷入"怪圈"，使人看不到妇女受教育程度低的背后妇女自身无法控制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

(二)入学／辍学状况

在项目区，绝大多数男女童都在各种类型的小学就读。在小学低年级，性别比平衡，男女生的几乎各占一半。在云南，到了小学高年级，便有更多女童开始辍学。这里的村民没有可能为孩子上学从信用社申请到贷款。假如家境贫寒，孩子本身又没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往往读到小学毕业甚至小学尚未毕业就不再继续读书了。而在四川，人们似乎更看重子女的教育。正如被访者反复提到的，"现在要打好工，能挣到钱也不能没有文化"。在一些人看来，将来要出嫁的女儿也应该多受些教育。四川的父母万一经济拮据提供教育经费有困难时，可以申请到教育贷款。所以，四川大多数男女孩一般都能继续读初中或继续完成初中教育。但就总体而言，女孩的辍学率要高于男孩。流失的女孩子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在家里操持家务、有的则负责放牛等。

(三)有关"好丈夫"和"好妻子"的评判

像在乡村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被访妇女几乎无人就社会上对妇女同男性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角色期待提出质疑的。多数人已将一些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和刻板定型观念内化了。在她们看来，一个"好丈夫"的主要职责是养家糊口，他们会挣钱并能将钱拿回家来。在少数相对富裕或同外界接触较多的村庄，妇女们还普遍提到一个好丈夫应该"不赌不嫖"，哪怕懒点或活计干得少点也无所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妇女对男性外出打工及同外界交往频繁的忧虑。

相形之下，被调查者对一个"好妻子"的文化期待则偏重于妇女管理和维系家庭的"内当家"角色，包括孝敬公婆，尊重丈夫及照料子女等。尽管妇女在农村经济生活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作用，但她们的经济活动仍主要被认为是同私人的、家庭的、地位较低或没有社会价值的活动联在-起。同时，人们也一致认为，"好妻子"和"好丈夫"应该相互体谅、相互帮助和互敬互爱。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只有默契地合作才能过上好日子。

(四)生男孩的社会文化压力

尽管被访者普遍说生男生女都一样,传统"重男轻女"的文化观念事实上依然根深蒂固。在村落生活中，强烈的男孩偏好致使只生了女孩的妇女备受歧视。她们会被家里家外人认为"没有本事"；只有女儿的家庭有时会被人骂为"五保户"或"绝户"等。没生儿子的妇女自己觉得抬不头来，有的对丈夫和婆家甚至还有一种负罪感。若干男性提到，因儿女双全而变得干劲十足，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这就不难理解一个云南山村的男性被访者这样写到："我有一双儿女，这使我的生活幸福美满！"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事实上强化了男孩子的价值。在云南，村民们甚至期望儿子尚未成人时便通过其劳动对家庭福利做出贡献，而当父母年老时则成为前者生活的依靠。尽管计划生育抓得较严，但在所有调查村，生两胎都极为普遍。村民中先生了女儿的会强烈渴望再生个儿子。生了儿子的还希望有个孩子，最好是"儿女双全"。一些人为了生个男孩子，即便支付高额的超生罚款也在所不辞。尤其是在云南诸村，村民之间生儿子的攀比之风盛行。没有儿子的人家一般通过招上门女婿来提高家庭地位并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招进来的女婿有的改姓，有的不改，孙儿辈则多半是改跟从女方姓。

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以人为中心"的优质计划生育服务喊得很响亮，但以妇女的身体和健康为代价的计划生育实践却屡禁不绝。项目村像农村其他地方一样，计划生育措施的采用主要是妇女的责任，她们目前主要采用结扎和戴环这两种长效避孕措施。但因缺乏有关术前术后及平时注意事项的必要宣传教育和社会支持，一些妇女深受其负作用的影响，少数人不约而同地提到采取措施以来干活多了就腰酸或小肚子疼等现象。

(五)同市场的关系

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渗透，纯粹自给自足的小农耕作已为数甚少。村民们或多或少都要同市场打交。在云南一些村，村民们从家里到搭车去市场的地点要步行很长时间。尽管如此，购买家庭日用品和出售挣钱不多的小宗农产品时常也由妇女去市场。究其原因在于，一则妇女比男性节省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她们上街不会去买烟喝茶，中午饭或自己带或节省地吃点便宜的东西。而男性则有可能花掉本来就挣得不多的钱。二则买卖小东西妇女可能更会讨价还价。而卖大宗产品如烤烟等则以男性居多，有时夫妻两人一起去卖。被访者普遍认为，妇女受教育有限，加上缺乏必要的技能，到市场上去做交易总会受人欺负，有难免是很吃亏的。有的农村妇女同市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我们听到过这样一则故事，有个村的党支书妻子几乎不识字，结婚已近20年，一共才上过几回街，而且每回去基本上都是为做计划生育手术迫不得已去的。这与其丈夫频繁到县城开会和同市场打交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因为妇女的活动空间很有限，其眼界和技能不如男性也就不言自明的了。

(六)对社会／财政／自然资源的控制

在云南，村民们总抱怨，信用社只贷款给少数有钱的富裕户，贫困者甚至一般农户根本不能指望得到贷款。当村民应急需要用钱时，只得向亲朋、邻里或其他人借钱，有时也不得不向富裕户借每100元月息为3-5元不等的高利贷。不管通过哪一种方式借钱，一般都是男人去借，要是需要签名的话也是签男性的名字。在人们的观念中，像在其他许多公共和社会事务上一样，男人在财政方面比妇女更可靠而且可信。男性代表全家人去签名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男性缺席时，妇女不得不就使用男性的印章而不是签她们自己的名字。

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一直以来是建立以男性户主为中心的家庭概念之上的。由于户主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土地承包合同一般都写着男性户主的名字，只有少数男性有城市户口的农户才写妇女的名字。这种偏爱男性的土地权属政策也体现在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无怪乎，像其他地方一样，侵害妇女土地权利的地方事件屡见不鲜。许多妇女在嫁入嫁出或离异时，往往就会失去土地，有的在调整土地时倍受歧视。妇女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成为少数女性致贫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我们在云南访问过的一个贫困户即属于这种情况。在原初土地承包时，这家四个儿子中只有一个已娶了媳妇分到了土地，等到其他儿子一个都娶妻生子之后，所分得的土地逐渐被分割得连基本口粮都难以维持了。

(七)政治参与

一般农妇被排除在正规和非正规政治过程之外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各个项目村，向妇女开放的政治空间很有限。执掌当地权力的"两委"成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精英"，他们在村一级行使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权力。在这些村，有的配备了妇代会主任／组长，有的则没有。妇女干部普遍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例如，有个山村的村委会曾配备了一个女干部，但由于不时需要翻山越岭去各个村办事，女同志出行不安全，有时需要男性陪着去。男女一同出去多了又难免就被人捕风捉影地认为有"男女关系"等。结果，该村委会此后就干脆不再用女干部了。

即使在地方权力结构中设置了妇代会主任／妇代组长一职，既存的地方政治结构也不能自动保证妇女参与决策。在项目村，走向这些岗位的妇女往往主要分管妇女工作、计划生育或其他次要的工作。她们得到的报酬也比男性要低。有好几个妇女主任告诉我们，她们不常被叫去开会，村委会的事情也不很清楚。有的人报告说一个月只去一两趟办公室，主要是去填写每月必须上报的计划生育报表。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个妇女主任还谈到，她一般不会对男性领导提出的建议持反对意见，因为他们做出的决策都是对的。从上述意义上讲，妇女的政治参与形同虚设，从某种意义上讲仅是一种象征。此外，一些项目村的党员和党的领导一般也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由于在政治参与上排斥妇女是那么习以为常，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更甭提对此提出质疑了。

四、农村改水改厕项目中的社会性别问题

（一）水与贫困

尽管这个农村水供应和环境卫生项目是一个以扶贫为宗旨的干预项目，但它主要侧重于满足家庭用水之需。无论在四川还是云南，所有项目村多半都"靠天吃饭"的。与饮用水相比，获得生产性用水对于村民来说同样是严峻的挑战。例如，苍溪县很多村庄在2001年持续8个月之久的旱灾中粮食几乎绝收。在项目村，当我们问及"在现有生活的基础上你最需要什么?"男女村民中几乎无人将饮用水列为首要的关切事项。与妇女相比，而男性更偏向于认为生产用水比生活用水对于他们改善生活更为重要。正如曹锦清指出的，"中国在人口对土地压力持续增长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走提高农业单产道路，而提高农业单产的关键在于水利。"[9]水资源匮乏无疑已成为妨碍当地男女村民特别是贫困者满足其基本创收需求和逃脱贫困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像男性一样，妇女对生产性用水也有迫切的需求。这与她们在家庭和社区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同样是密切相关的。小农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弱势的农村妇女在灾害面前就更为脆弱了。被访的妇女中就有人提到，干旱时遇到秧苗急需浇水时，她们不得不用塑料袋背水或挑水去浇苗。这就不难理解妇女和男性为何把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放在优先位置上。然而，被访者也普遍谈到他们无法承受将支付了较高昂水费的水用于庭院或农田浇灌。由此可见，这个水供应与卫生项目尽管以扶贫为旨趣，由于侧重于技术或物质方面的改善，对于项目区村民消除贫困所起的作用因而是很有限的。这恐怕也是当地人有时对该项目缺乏浓厚兴趣的原由之一。

事实上，即便充足的水资源近在眼前，边缘化的底层民众也未必就能摆脱贫困。这是我们走访云南一个项目村毗邻的一个小山村时得到的启示，据说这里是那个项目村溪水的源头。村里的一个贫困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户主为60来岁的男性，我们去的那天，恰好其妻子抓了一只小鸡上市场换盐巴去了。他们去一趟城里光是到马路边搭车的地方就需长途跋涉2个多小时时间。他家一共有五个儿子，其中四个成年儿子尚未结婚，短期内似乎也无望娶上儿媳妇。这夫妻两人都目不识丁，儿子们最多也只读到小学毕业就回家务农。当地人创收一个主要渠道是烤烟，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这户人家总是干不好这样技术性的活计，而且因家里穷，他们连考烟炉也买不起。哗哗的溪水绕着其房屋流淌，充足的水源不仅足够日常家用，而且也足以用于灌溉，但这几乎无助于他们摆脱贫困。

一些项目村还面临着像生产用水-样重要的紧迫生存需求。例如，在云南二期项目的一个彝族村庄，村民们绝大部分农田都位于澜沧江对岸的山坡上。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男劳力多半都已非农转移，这里的农活主要成了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的责任。跨越这条江的一座桥已被洪水冲走多年，却一直无人张罗重修。不管江水深浅，该村妇女经年累月趟过江去种地，有时一天来回好几趟。一天清晨，我们一行从山的另一头翻下来趟过这条江时才切身感受到江水的刺骨。就在我们坐在江边观察的半个小时里，只见妇女背粪、背庄稼的身影不断地来回穿梭，却惟独不见任何男性的踪影。如此高昂的生产成本不仅使生产水平低下，妇女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村妇中不少人因严重的关节炎和风湿病而倍受折磨，因不堪高昂的医药费和不便利的交通，她们相互之间注射青霉素。在妇女小组的讨论中我们得知，修桥已成为该村妇女最迫切的需求和第一优先关注事项。由此可见，扶贫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仅提供饮用水不足以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这应是项目开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二)农家收支与水费支付

水费的支付意愿与支付行为是项目管理者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农家的支付能与同他们的收支紧密相关。尽管大部分被访的妇女和男性都表示愿意支付水费和卫生设施的费用，但限于家庭收入状况，一些人表示，连3角钱一吨的水都"舍不得用，只用于吃"。在一个项目村我们发现，一些妇女仍在污染严重的池水里洗衣物。

从收入来看，在两省的项目村，村民人均拥有的土地为1-2亩不等。因为粮食作物"卖得太贱"，农业的收入十分有限。例如，一斤玉米棒子差不多只能卖4-5毛钱，而能够出售大宗农产品的人家几乎没有。在云南，"烟的等级也被降下来了"，烤烟收入对农家增收的贡献也很有限。再者，养牲口不仅风险大，而且耗时长。家里养一头猪要耗时半年之久，用村民的话来说，几乎是不挣钱的，细算起来可能还要赔本。为生活所迫，青壮年男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开始向非农活动转移。假如没有什么特殊技能，流动在外干苦力的男性实际上也挣到多少钱。在云南一个项目村我们得知，除了包一顿饭，一个成年男子在本地一些工地打一天工仅能挣约10元钱，并且，时常还会因老板拖欠而不能及时拿到工资。比之男性，因非农转移相对滞后，很多已婚妇女滞留在农业中。可想而知，她们挣取的现金收入比从事非农活动的男性和妇女还要少。好些妇女提到，她们有时不得不靠丈夫寄回来或拿回来的钱维持生活和种地。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已婚男性不在家时，他们往往也具有"缺席"的决策权。

比照收入，农家必不可少的日常开销却相当"可观"。云南项目村的一个5个之家的女主人为我们算过这么一笔账。这户人家在村里属于中上经济水平。他们每月的生活开销大致如下：电话30元，电费15元，电视收视费6元，水费3元，油盐酱醋等合计约为50元，上述各项算下来一年约1200元左右。此外，每年的粮食加工费约300元，烤烟加上生活用煤每年要花400左右，礼尚往来500元，一个孩子上初中需要1500左右。一家人一年的生活支出加起来差不多要4000元左右。而各项农业投入，含农具、种子、杀虫剂、化肥，连同农业税等支出又得一两千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义务教育费用显然已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在云南的项目村，供养一个小学生每年大致需要800-1000元，而初中生则要1200-1500元。这意味着供一个初中生需要一个成年男子在本地打4-5个月工。

因经济拮据村妇特别是贫困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的。这就不难理解有的妇女为何仍到外面的池塘里去洗衣物而舍不得用已入户的自来水。在项目各村，家里的钱是普遍由妇女保管，但花销则基本上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商量的。村民们公认妇女管钱更可靠，她们不仅细心，而且不会乱化。特别是对外出打工的男性来说，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放在家里也更放心些。进一步深究家庭的决策模式，我们发现，在家庭重大生产和生活大事的决策上，男人在很多时候依然是"说了算的"；而妇女多半只是在家庭日常花销等小事上能说了算。而且村民们公认，已婚男性在个人抽烟、喝酒、喝茶、打牌甚至赌博等方面会花掉家庭预算的约20％。但妇女不太可能对男性的这种消费行为提出质疑，相反，她们有时还自愿为男性购买这些特殊消费品。少数妇女提到，她们一般都不去问男性有多少收入以及他们自己花了多少，因为问多了适得其反，有时还会导致吵架。相形之下，妇女的劳动所得几乎全化在家里或孩子身上。她们用于自身消费的钱要比男性少得多。村妇们一般都使用较便宜的卫生纸，只有少数未婚女性才会去用卫生巾。妇女们提到她们每年花在自己身上买衣服上的钱可能还不到50元。少数人提到，自己在窘迫的生活压力之下自顾不暇，一般也没有钱给娘家的父母等。

（三）生产与再生产领域中的性别劳动分工

在项目村，性别劳动分工显而易见，这也体现在家庭挑水、用水及家庭卫生的维持等方面。像犁地、耙地、抬石头、造房子、跑运输、挑水（在山路比较陡峭的社区）等重体力活被视为"男人活"，而诸如栽秧、割草、喂牲口、挑水（在较平坦的社区）、洗衣、做饭，做针线、搞卫生、照看孩子及砍柴等"轻"活被看作是"女人活"。妇女劳作更加多样化，更烦琐且细碎。当我们质问，像砍柴或背粪等"女人活"也很沉重时，男性小组的被访者总是强调，妇女的劳动量是弹性的，重量可由妇女自己控制，可多可少。但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挤出时间干更多活，妇女通常背得很重。有一个50来岁的妇女告诉我们，她又一次因背了80公斤的重物而把肾压坏了，为此还动过手术。

项目村妇女的体力劳动相当繁重。当我们问妇女，"最重的活是什么？"她们所列举的主要包括砍柴、背粪和背粮食等。云南的项目村都位于山区，甚至在村域范围内道路都往往崎岖不平，交通不便，妇女的背运任务是很繁重的。有一次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一对母女各背了一袋稻谷前往位于山顶一户人家家里去碾磨。有的村因公路不能直接通达村里每个角落，村民们还得靠人力或畜力进行二次运输。又如，在云南尚未禁止砍柴的村庄，据说90%以上的砍柴任务都落到了妇女身上。从小麦下种到春节前后差不多两个月时间里，她们单程需要走3-4公里，一次背50-60公斤，有时每日来回两趟。在业已禁砍燃柴的地方，妇女背煤的任务同样很繁重。

像农村其他地方一样，项目村的妇女往往比男性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家务劳动几乎是由妇女独揽的。只有妇女忙不过来时，男性才"帮忙"。家务干得多的男性会被人讥笑为"妻管严"。由于村里一般没有幼儿园，若没有老人帮忙，妇女们有时不得不将孩子带去田间地头。主妇的一些劳动负担有时也落到孩子们特别是妇童身上。在云南一些村庄，田地离住家较远，而且山路崎岖陡峭，再加上繁重的家务劳动，许多妇女根本得不到休闲。拿她们自己的话来说，"除了睡觉，从来闲不着"。当妇女终日忙绿不得片刻闲暇时，男人有的还能抽空看看电视或串串门。在小组讨论中，男女被访者普遍公认，妇女每天的劳作时间大约比男性多2-3小时。到了收获大忙季节，男男女女都不分白昼在家里家外忙个不停，唯有这时两性劳动时间配置的性别差异才稍小些。男性本身也承认他们普遍比妇女更懒，劳动的时间也比妇女短。

这在四川省的项目村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里的青壮年男性纷纷外出打工，有的来回穿梭，有的一年才回来一趟，有的几年都不曾回家。事实上的女户主家庭已变得相当普遍。在很多家庭，以前由全家人共同承担的家内外责任全都落到妇女一个人身上。她们不单劳动更繁重，责任也更重大了。当我们问及谁更辛苦时，人们通常回答："男的苦，女的也苦"，"男女一样苦，谁也不得闲"。有的妇女小组一致认为，"男的更苦"，而有的男性小组则说"妇女更苦"。在项目村，不论男的女的，"双方不勤劳就没法生活下去！"若干妇女都提到，她们太累了以至于常常在梦中哭泣，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发无名火。鉴于很多农妇在日常生活中超负荷运转的事实，在将来的项目运作中谨防加重妇女的劳动负担是很重要的。这正是很多与环境有关的发展项目常常误入的一个"陷阱"。

（四）水资源管理与社区参与

如前所述，项目村妇女对于公共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决策权。尽管妇女是家庭日常生活中水的主要使用者和管理者，但就本项目来说，妇女却很少涉足社区一级的水管理。例如，由村领导任命或村民选举出来担任公共供水设施运行、维护和修理等方面工作的几乎都是男性。他们或能得到一定的报酬，或是自愿从事这些义务劳动的。无论是在已供水还是尚未供水的村落，在项目开始前和项目实施期间一般都是由男性户主代表全家人参加各种会议等。妇女对自身从事技术性工作的能力总是缺乏自信。尽管外来的项目人员和村领导通常承认妇女的作用和贡献，但他们往往意识不到妇女在项目中的特殊需求。从各个村的用水条例等"村规民约"来看，几乎没有涉及到妇女的任何规定。人们也很少特意去征求妇女对供水和卫生设施的意见。这从妇女对该项目缺乏必要的了解这一事实就可以得到充分印证。在我们所到之外，各个妇女小组无一例外地提到，这是她们第一次被召集在一起讨论妇女问题及妇女与项目的问题。

(五)用水行为与项目受益情况

正像被访者普遍承认的，与男孩和成年男相比，女孩和妇女更直接和间接地受益于这一供水项目，她们对于维护供水设施因而有更大的动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是家用水的主要使用者和管理者。这与男女两性的用水行为是密不可分的。譬如，除了饮用之外，男性用水主要是为了个人清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妇女用水更多更频繁则与她们履行与水有关的多重家庭角色与责任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做饭、洗衣、搞卫生、给孩子清洗以及饲养家畜等等。再如，在云南山村，特别是陡坡较多且离水源较远的农户，挑水的通常是男性，只有当男人不在时，妇女才自己去挑水。而在四川一些山路不那么陡的村落，挑水主要是妇女的责任。在没有项目供水之前，少数村的村民通常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去挑水，尤其是遭遇干旱井水枯竭时，到村外挑一趟水有时来回需要花2个小时左右时间。碰到水源奇缺时，村民之间因水引起的纷争和冲突也屡见不鲜。

在一期项目区，我们所到之处，深受饮水匮乏之苦很多村民都欣喜地告诉我们，水管通到家里后"全家老少都享福了!"而二期项目村，人们翘首期盼着"造福子孙"的工程能尽快来到他们那里。下面是各村男女村民普遍确认的清洁水供应带来的主要好处：为吃水和家里用水耗费的时间减少；担水的体力负担减轻：一拧开水龙头就有水，用水更方便了；水接到家里后，妇女可以晚上在家洗衣服；不用担心季节性缺水，水量足，水质也好，而且安全而可靠；人们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生产活动或个人发展，如照顾小孩、养更多的家畜；饮水用水便利后有助于人们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卫生，因而会带来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健康益处。总之，项目受益者的生活质量和"精神风貌"因清洁且便利的供水而大为改观。

（六）水供应和个人与环境卫生

在项目区的各个村，尽管男女村民对个人／家庭卫生同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有所了解和理解，但多数被访者承认他们对卫生的注意是很不够的。同男性相比，妇女在改善家庭卫生和家人健康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被访者多次提到的一个例证是，当妇女无暇顾及时，家里的环境卫生状况便会变得很差，这在大忙收获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家里老少若有疾患也主要是靠妇女照料的。

植根于乡土文化的个人卫生与清洁习惯并没有因清洁水的提供而发生立竿见影的变化。村民中的很多卫生习惯依然如故。即便在一期的受益区，并非所有人每天都刷牙和洗脸的，洗澡也因人因地因季节而大为不同。到了夏天，男孩子和男性有的会到池塘和河里里去洗澡或游泳。少数最有的人家已装起了太阳能热水器，到了冬天也能在家里洗澡了。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也没有蔚然成风。不单人们的用水习惯不一样，饮水习惯亦然。在云南，男性因为要喝茶，所以往往喝开水；妇女不喝茶而且为了节省，一般就喝生水，只有那些年老体弱喝生水身体不适妇女才喝开水。在外头干活遇到口渴时，男女两性都会饮用河沟的脏水。至于从瓦上接下来存放水窖之中的雨水，有的农家会放点消毒灵或石灰粉等予以消毒，有的则不作任何处理就饮用。有的人声辩说，农村人整天同泥土打交道，"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有的则说忙的时候哪里顾得上讲究这些。

村里的环境卫生也没有因为清洁水的供给而出现根本性改观。在云南一个项目村，我们观察到并得悉，虽然一立方水仅收三角钱水费，但妇女得闲时仍端着洗衣盆去看上去较浑浊的池塘里去洗衣物。在四川的一个项目村我们发现，因水设施成本高，水费一立方米为两元钱，妇女到堰塘里去洗衣物仍相当普遍。在一些项目村，饮水设施建立后，配套的排污系统并没有相应建立起来。家庭用水多了后，废水排到院子外面之后便任其流淌，于是乎，有的村庄不仅污水而且人畜粪便随处可见。而且，项目村一般都没有垃圾堆放处，人们的居住环境也有待进一步改善。

在云南的彝族村落，人们祖祖辈辈没有建造和使用厕所的传统。村民们长期以来沿袭了"风景解"的习惯，即在人们不易看见的露天田地里大小便。在我们到访的一个村里，据说全村仅有两个公共厕所，而农户家一般都没有卫生设施。据说因为这里因缺水土地很干燥，施放人粪反而会使土壤变得更硬，所以他们一般不将人粪施放到田里。在四川，虽然几乎每户都有厕所，但往往都同畜厩相连，卫生状况令人堪忧。我们经过一个村的小学厕所时发现，那里苍蝇纷飞，臭味熏天。一位住校的小学女生告诉我们，她在校最害怕两件事：其一是去这个很脏的厕所，到了晚上连灯都没有；其二是担心晚上从床上掉下来，四个女孩合睡一张上下铺的床，连个栏杆都没有。这表明农村学校的改水改厕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总之，水供应并未导致项目村村民个人和环境卫生的急剧改变。尽管多数人已意识到了个人／家庭卫生同健康与疾病的关系，但其意识与实践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即便他们知道清洁水同良好健康之间的关系，有的地方可能也会出现季节性的肠胃炎等疾病，但在他们看来，个人/环境卫生同腹泻之类的疾患之间并不存在直接且明显的因果关系。更何况，"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之类的观念在乡村居民中根深蒂固；第二、生存环境和时间上的制约。长期以来，在这些喝上清洁水都很成问题的地方，人们根本难以奢望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特别是在农忙时节，村民们连吃饭和睡觉都顾不上，就更无暇顾及卫生习惯和健康问题了；第三、谋求生存对于村民尤其是贫困者来说似乎是压倒一切的优先关注事项，追求生活质量的改善往往被降为次要得多的追求目标。由于贫困和经济拮据，人们能节省就节省，即便得了病，也是能拖就拖，不到迫不得已的程度一般都不去医院；第四、像其他地方一样，维持环境卫生和全家人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主要被当作妇女的责任，终日为生计操劳的村妇常因忙碌而顾不得卫生问题。

可见，深植于村落文化和乡村环境的卫生观念和习惯不可能因清洁水的供应而发生骤然变化。扶贫是一项综合性工程，仅仅提供清洁饮水不足以真正达到改善个人与环境卫生的目标。这也表明供水与卫生工程的实施必须同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与健康教育活动，而且应以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方式进行。这对于农村水供应与卫生项目的成功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五、经验教训与对策建议

在一期的项目村，就"硬件"即水供应方面来说是比较成功的。然而，从能力建设、机构发展和增强当地人特别是妇女权力等"软件"的方面来考量，则存在较多不尽人意之处。这些缺憾最为关键原因可能在于，水供应和卫生项目大体上仍采用了"自上而下"的传统方式。这恐怕也是很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例如，在一些村庄，村民本身无需有任何投入，包括出资或投劳等，在施工过程中也几乎没有社区参与。其结果是，项目强化了村民长期以来等待上面和外面提供帮助的依赖性，社区自身做出决策的能力因而并未得到实质性增强。一旦供水入户后，人们便认为项目也随之告终。可见，未来的项目活动应着力于从"硬件"转为"软件"。

像清洁水的统一供应等公共服务无疑有赖于社区共同体的集体行动。然而自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随着经济利益的分化，就像各地农村一样，项目区各个村的村民们尤其是村干部和一般群众之间已越来越难在涉及村庄公共利益的事件上达成一致的地方性共识。很多关涉共同利益的事情变得无人问津。这恐怕也是一些村民对外来的项目实施者反复来村里何以表现得很冷漠的一个主要缘由。这无疑也凸显了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社区动员应先行于水管铺设和挖井等技术性干预。换言之，在社区水供应项目实施之前就应同当地人特别是妇女有深度互动，以确保双方的期望和责任得到明确的澄清和理解。假如想在社区参与和管理以及人们的行为转变方面有大幅度的改进，那么，就必须使当地人明白他们自己必须行动起来以确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并为此付诸行动。

水供应和卫生项目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中，增强妇女参与和对社会性别问题敏感性的问题一再浮现出来并且表明，将社会性别因素纳入实地干预并使男女受益人均积极投入其中，有助于弥补自上而下项目固有的缺失，从而促进项目的可持续运行。基于对四川和云南项目村的田野调查，我们认为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应贯穿项目周期的整个过程。为此，我们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强有关社会性别的能力建设以便在供水工程建设方面对弱势人群尤其是弱势妇女的需求和利益做出更敏感的反应

妇女是清洁水的主要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日常生活中，为了履行家庭职责，她们不但用水更多而且也更为频繁。有鉴于此，项目设计之初就应注意确认她们的特殊关切事项，而且在项目周期的整个过程都应确保她们的参与并倾听其声音。就这个方面而言，一期的项目村迄今已暴露出很多问题。有的妇女抱怨施工队在安装水龙头和修建水池时往往只图省事，而没有考虑她们的实际需要。例如，有的室内水池太靠近门边，院子里的水池有的离厨房较远，有的水龙头没装在水池正中，龙头一开水很容易飞溅到池子外面。有的妇女指出水管铺设在路面，导致水管里的水不如从前清凉，而且人们赶着牲畜来回走动时也易于损坏水管。有的妇女提到，因得不到准确信息，她们被传闻的项目首付款和劳力投入量吓跑了，以至于自愿放弃了加入这个项目。失去了清洁水入户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些人家同别的农户在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差距势必会因此而拉大，而受害最深的则是这些家庭的妇女和儿童。

这个水供应和卫生项目的初衷是扶贫帮困。技术和物质上的帮助固然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将社区中最弱势的人群尤其是弱势妇女的需要放在优先位置上。在这个项目的实施之前和实施过程中，允许村民自愿选择是否加入无疑符合国际项目的伦理标准，但问题在于项目实施者并未确保项目的潜在受益者尤其是边缘化妇女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自主选择并参与其中。上述种种缺失均表明，有必要对项目所有相关人员--工程施工者、项目管理者和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培训以便帮助他们获得以性别敏感方式开展工作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使项目在规划、实施、监测及评估的各个阶段都考虑到两性特别是弱势妇女的特殊需求。

(二)开展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简称PRA)

不论是一期还是二期的项目区，人们的生存质量都因饮水困难和干旱而大受影响。改善饮水条件和卫生环境早就是男女村民的迫切愿望。人们对这个项目抱着很高的期待和热情。在已供水的村庄，多数被访者认为水设施的维护"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应该自己管好"。而且，他们还渴望进一步修建卫生设施。这表明适时在未通水的二期项目村和尚未修建家庭卫生厕所的一期项目村开展农村参与式评估仍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

然而如上所述，PRA的开展应建立在对村落社会性别关系有较好理解的基础之上。在实施PRA时，村落层面的大量活动包括作为局外人的项目有关人员在村里蹲点一段时间是很必要的。住在农户家里与其同吃同住交朋友，进而与他们打成一片，不仅有助于表明项目工作人员对村民的承诺和真诚，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社区内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在召集会议或讨论会时，将男女分开有时可能更有助于作为家用水主要使用者和管理者的妇女从自身日常生活体验和经验出发自主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优先关注事项。而在另一些情形下，男女混合的小组可能更为有效，普遍农妇毕竟长期被排斥在正规政治之外，她们对社区事务的了解可能很有限。此外，农村妇女在家内外承担了大量而繁重的劳动，有的人往往很难抽身持续参加活动或者坚持参加到底。在四川省我们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形。有一次快中午时才召集到足够的村妇参与小组讨论，但讨论尚未结束时一些妇女就陆续要求离开，回家去给即将放学的孩子们做饭。这也说明PRA实施的地点、时间和持续长度都应事先考虑好。尤其应注意将PRA安排在村民尚未大量外出打工而妇女又能抽出时间来参加的农闲时节（如春节期间）。此外，鉴于两性在受教育上的差距，同妇女互动沟通的方式方法应有别于男性，包括采用更直观易懂的宣传渠道等。

(三)在项目村收集更多分性别的定量和质性数据仍十分必要

在整个项目周期中，应注意收集当地男女有关水、健康及环境卫生有关的分性别数据，以更好地反映妇女和男性各自的知识、偏好、需求和优先关注目标。这反过来有益于项目的设计、实施、监测及评估。有一个负责监督施工的工程师便提到，他在现场与当地人打交道时因不知这些方面的情况而觉得无所适从。该项目毕竟不只是一个技术干预，很多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它的可持续发展。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问题和困惑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当着我们这些外来者的面，社区成员常常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凝聚力和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表达出来的往往是集体的需求和优先关注事项而不是个体的利益和愿望。[10]换言之，他们希望在外人面前展示村庄美好的方面。正如个别被访者直言的，他们不愿因自己的"失言"而使外人对社区产生坏的印象或导致其村庄失去该项目。这就不难理解有的村干部为何总提醒村民不要乱说。一般村民对社区和家户内外潜在和实际的冲突总是避而不淡。然而，一旦涉及诸如邻人偷偷滴水而试图少交水费等损害大家利益的事情时，其愤愤不平之情也溢于言表。再如，当我们问及家庭暴力和女性自杀等敏感问题，甚至像对妇女的歧视等现象时，被访者总是予以否认："对妇女的歧视在我们这里不存在"；"那是发生在过去特别是旧社会的事情"。对于上述回应，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将这些观点理解为家中和社区内不存在男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四)采取社会性别敏感的方式促进妇女参与项目周期各个阶段

参与是增强当地人对供水项目和供水设施的主人翁责任感的一种关键性手段。在参与中赋权妇女则是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底层的公共事务决策中，常常是男性支书或村长"说了算"，而且，男性户主总是代表全家做出决策。在这样的村落氛围下，妇女未能积极主动地参加社区供水活动是可想而知的。就村妇本身来说，已婚妇女时常因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双重负担以及时间上的限制而不愿意参与公共事务。

然而据我们观察，很多妇女对于聚集在一起讨论她们自己和村里的问题表现出了高昂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在我们访问过的村庄，很多男女村民也都表示很乐意参加今后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下面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晚上，当妇女小组的讨论宣布结束时已接近午夜12点钟，但有个妇女表示"我们还没有说够呢"并要求继续讨论。她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好几个妇女的回应。农村妇女一旦得到了赋权，她们会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云南李茂所村的女联络员罗秀之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她在今年参加县项目办举办的PRA培训班之前不曾受过任何其他培训，也从亲眼未见过外国人。在培训班刚开始时，她很胆怯，不敢当众说话。她提到自己同一个PRA的外国专家坐在一桌吃饭时，连菜都不敢夹。几天过去之后，她就变得有自信了。到后来，已不惧怕在众人面前说话。有了这么一次经历，她对自己潜能的认识大为改变。正如她丈夫注意到的，"她的胆子变大了"，而且对项目事务热情十足。每当接到县里通知要开会或干别的什么，她总是放下手中的农活马上就行动起来。她有一天到县里的旅馆来看望我们的短暂时间里，还见缝插针地做起了针线活。

有鉴于此，完善确保妇女参与的制度机制十分必要。我们认为，至少应确保有一名妇女成为当地用水委员会的成员。项目的进一步开展可以考虑依托村一级现有的机构和组织。例如，在云南南涧县的金顶庄，村里的基层党组织比较健全，支部书记2001曾荣获县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整个自然村共有党员21人，其中妇女有5人。女党员在社区计划生育、调解人际纠纷、帮助贫困户特别是封山育林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听说我们在公共活动室召集讨论会时，村里很多男女老少都涌了过来，把活动室围得个水泄不通。在首先召开的妇女小组讨论会上，一帮男性-直窗户边上听着并不时插上几句。当男性小组会召开时，妇女们也显示了同样的积极性。

不过，要充分利用村里既有的组织基础仍需做进一步的宣传动员。例如，金顶庄在首次挑选联络员时只推荐了村里两个所谓的"闲人"：-个是刚返乡的初中毕业生，另一个是一位可以"抽出身来"的老年男性。他们俩既没有号召力，也缺乏组织能力，事实上很难胜任协调员的重任。经项目工作者与几个村领导磋商，两个干部推荐自己的妻子参加随后的培训班。这不失为一种更可行的方法，因为这两个妇女本身在村里就比较活跃，而且拥有较多资源和更大的权力。当然，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参与项目的妇女人数增多就可自动确保社会性别问题得到充分关注。

农村妇女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整体，即便在一个小村范围内，她们也会因其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家族地位、年龄、婚姻等而呈现绝然不同的生活轨迹和生活境况。所以，项目要注意倾听作为供水主要使用者和管理者的妇女特别是其中弱势人群的声音。在社区生活中处于边缘境地的这些人最易于被排斥在社区参与和项目带来的好处之外。例如，我们每次都向村领导强调希望召集一些贫弱妇女来参加讨论会，结果却不甚理想。为此，我们还特地走访了一些贫困户及这些家庭中的妇女。

与此同时，水供应的社区参与要尽量避免走上过分强调妇女角色和责任的另一个极端。弗朗西斯·克利弗曾以水资源管理为例剖析了过分强调妇女参与而无形中增加妇女负担以及两性之间冲突的悖论。她指出在很多有关水资源的发展项目中，"妇女被认为更熟谙情况(因为她们担任取水者的'天然'角色)、是更可靠的管理者(因为她们每天都利用水资源)、在管理资金上也更可靠(因为她们不太可能把钱花在啤酒上！"而且在诸如此类的项目中，男性很少被明确提到，即便提及也主要是指责其有可能是假想的在社会和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并进而指出提高妇女地位的必要性以便使妇女承担更重要的角色。[11]

基于上述发现，我们认为从社会与社会性别方面评估项目影响、成就和可持续性的中长期指标至少应包括以下方面：

1.男女村民有关个人与环境卫生的意识的提高；

2.男女村民卫生习惯方面的行为转变；

3.户内和社区环境卫生的改善；

4.取水劳动量和劳动时间的减少；

5.用于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时间的增加；

6.安装水和卫生设施时的社会性别敏感性；

7.男女村民在项目活动中的参与率；

8.男女村民对水设施和卫生设施的满意度；

9.妇女在村一级项目委员会中参与决策的情况；

10.项目工作人员社会性别意识、知识和技能的提高。

将社会性别纳入水供应和卫生项目的主流是确保干预项目实现可持续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妇女参与像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这样的项目有可能促进其参与其他发展领域的活动从而达到赋权妇女的目的。然而，要从根本上提高妇女的地位，单靠提供安全饮用水或卫生设施是远远不够的。满足妇女的实际需求的干预必须辅以解决她们的战略性需求，包括改变劳动、资源及权力分配的现存模式。享有清洁水和环境卫生是妇女的一项基本权利。可见，从制定改水改厕政策和战略的顶层设计到草根干预活动都需要重新反思并加以调整，以便真正赋权农村妇女从而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社会性别平等与公平待遇。

（本报告系提交国家水利部主管的中英合作"中国水行业发展项目"的专家咨询报告，原标题为"将社会性别纳入农村水供应与卫生项目的主流：对一项初步田野调查的总结"）

注释：

[1]在云南省，笔者和云南女性社会学家杨国才教授一同前往实地调查。南涧县水务局的欧偶阳倩和熊智工程师陪同我们翻山越岭，一路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照。县水务局邱世春副局长也此行做了周到的安排。在四川，该省的女性社会学家王卓博士也参与了此项调查。四川两个县水利部门的有关领导，特别是苍溪县项目办的金丽华女士、徐鹏主任，巴中区项目办的工启学主任、马龙辉工程师等在调查过程中给予了大力的协助和精心的安排。此外，中英合作项目的英国专家LyndaThom和NickFoster以及两省项目办的行政管理人员李洁和朱佳女士在调查过程始终给予了热情的协助。

[2]国务院:"国务院批转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卫生部关于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活动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81,http://law.people.com.cn/showdetail.action?id=2568931

[3]《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卫生年鉴（2002）》，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第492-93和494页。

[4]性别(sex)指男女之间生物或生理方面的差异。社会性别(gender)则同妇女和男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的权力与机会有关。在大多数社会中，男女从事的活动，获得和控制的资源，对决策的参与和控制不同。这些差异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因时因地而异，在同一文化和不同文化中也有巨大的差异。"社会性别"这个概念是在筹备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被引入中国，至今仍不为决策者和实践者熟知。国际社会大力倡导的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mainstreaming)旨在使所有政策、项目、方案都系统考虑妇女和男性的境况、需求和优先关注事项，以便在政策、项目和方案在设计、实施、监测与评估的各个阶段考虑到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

[5]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纽约：联合国，1996。

[6]UNDPChina,GenderandDevelopmentinChina：aCompendiumofGenderandDevelopmentProjectsSupportedbyBilateraland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Beijing:UNDPChina，1994.

[7]ElisabethCroll&HuangPing,"MigrationforandAgainstAgricultureinEightChineseVillage,"ChinaQuarterly,1997,Vol.419,pp.128-146.

[8]TamaraJacka，Women`sWorkinRural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LaurelBossen,ChineseWomenandRuralDevelopment:SixtyYearsofChangeinLuVillage,Yunnan,Lanham,MD:RowmanandLittlefieldPublishers,2002.

[9]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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