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于1979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或一般所说的一胎化政策，是改革开放时期“核心国家政策”之一。这政策一直备受争议。这是因为它限制几乎所有城市里的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不论男或女），虽然乡村地区和少数民族不时会有例外情况。它大概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受影响的人数目最多——约60%中国人口。
为了把政策付诸实行，政府一开始就推出严苛措施。但政策实施的方式给社会和家庭带来许多痛苦（强迫堕胎），及好些负面社会效应如杀害女婴与严重的性别失衡。
这些是巨大的社会代价，但政府的理由是这个政策在1980年至2000或1979年至2011年间，分别成功预防了2亿5000万或4亿婴儿的诞生，并因此缓解了更高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诸多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
数字游戏
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倡计划生育是违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当著名中国经济学家马寅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于1957年建议一个温和的计划生育政策时，毛泽东马上把他批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Neo-Malthusian）。对毛泽东来说，每多一张口就是多一双手。当时中国的人口只是6亿5000万，但每年增长的速度超过2%。因此，中国失去了第一个抑制人口增长的机会。
邓小平于1979年准备推行其经济改革时，中国的总人口已膨胀到接近10亿，每年增长速度高达1.5%，整体生育率也高达2.6%。
身为火箭技术科学家的国务委员宋健向邓小平提出了他的“人口控制论”。据他说，按简单的推断，中国的人口将在2000年前达到17亿，并可能在接下来的50年达到27亿。
对邓小平和他的经济策划师陈云来说，这些是惊人的数字。当中国人口还远低于10亿时，毛泽东要养活他们已经捉襟见肘的记忆还历历在目。邓小平立刻意识到这“人口计时炸弹”将危及他的经济改革。很明显的，改革所带来的任何好处将很快被人口增长吞噬。中国可能掉入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
此外，人口增长不只是指数式增长（马尔萨斯主义者所说的几何级数）的问题，还有其最不为人了解的“隐藏性动力”问题，即一个女婴成长后生下另一个女婴所需要的时间。换句话说，任何人口结构的改变，都需要至少一个世代才能看到成效。
因此，对邓小平与陈云来说，控制人口增长很明显的是经济改革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在一定时间内取得所要的人口增长水平的唯一方法是克服“时间动力”，把生育率压到低于自然的替代水平。而且这工作得马上开始。
陈云于1980年宣布：“我们目前的优先考虑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胎”。这便是一胎化政策，把整体生育率定在1的起源。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久后成立，并逐渐变成一个在全国各地共有超过50万名职员的机构。很明显的，这政策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一个以“硬数据”为基础，亲改革和亲增长的大胆与务实的“社会实验”。
中国2012年的总人口已从1979年的9亿7500万增加到13亿5000万，或在30年内增加70%。与此同时，其总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则从4100亿人民币，大幅增加到52万亿或增加126倍！其人均GDP也增加92倍。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政策的确取得可观的成绩。
事实上，它远比原定目标成功。自1990年代初，中国的整体生育率便跌破2.1的替代水平。在任何地方，经济发展都是最好的避孕丸，因为它肯定会大大拉低整体生育率。
人口增长下滑的社会冲击
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它已成为这政策的利益集团）的数据，整体生育率长年维持在1.8。比较接近事实的独立估计认为，现有的整体生育率在1.5至1.6左右。以北京和上海来说，它们的整体生育率已下跌到0.7，是世界上最低的。
人口学不单是数字的问题。宋健的数据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与当时许多具备同样科学和技术背景的中国领导人一样，宋建没有注意到，也或许根本不了解，同人口结构快速转变息息相关的许多根本的社会与经济力量。
人口增长下滑时，其结构也会改变。一旦整体生育率跌破替代水平，人口规模便开始缩减，人口也开始老化。中国人口估计会在10年左右达到14亿5000万高峰。同1979年的4.5%比较，中国人口中超过65岁的人在2012年占9.4%。更严重的是，同年龄相关的劳动力市场，于2012年首次开始萎缩，这意味着中国已开始在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失去其相对优势。
总而言之，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早已失去时效，其社会与经济代价日益超越原先带来的好处。多年来，这政策虽已逐渐放宽，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决意进一步改革甚至废除它。
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与城市化，中国夫妇是否要生育的决定，将日渐取决于家庭收入、妻子的收入、抚养孩子长大成人的费用、消闲与妻子的事业的机会成本等。这些正是芝加哥学派所说的生育行为微观经济理论。
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政府为了鼓励生育而给妇女的慷慨奖励，并未能成功逆转整体生育率下跌的趋势。
因此，中国不论是以何种方式出现的新人口政策，可能也为时已晚。所有人口因素本质上都是长期性的。中国目前还没有面对劳动力短缺，但人口萎缩的整体不良效应将逐渐显现。中国的长期挑战，是如何在老化之前致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和学术顾问。叶琦保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