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失去动力。今年的增长率只有7.3%，远低于2013年的7.7%，也是15年来最低的增长。中国经济面临强劲逆风，2015年的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至7.1%，或甚至7.0%。
然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公开指出，这种“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在11月于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他表示经济放缓的风险“没那么可怕”。以区域和全球水平来说，中国的所谓“低增长”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事实上，中国今天是一个经济总量超越10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不应该再以以往的高速度继续增长。中国区区7%增长一年所增添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印度尼西亚总GDP的三分之二或印度的的三分之一。而印尼与印度的最新增长率，只是5%和5.3%。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自2010年便开始放慢。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到最近才表态，认可这较低增长为新常态？
习近平显然已经接受，所有的高增长必定会宣告终结。30多年来，中国一直维持双位数的高增长（1979年至2013年平均为9.8%，2001年至2012年是10.5%）。这段时期远比其他先前也享有高增长的东亚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久。
习近平愿意接受中高速增长为新常态，显然认识到中国经济渐趋成熟，很难持续同样的高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主要增长源头，近年来被快速耗尽或严重削弱。
多年来，中国的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但其许多重工业的多余产能，加上房地产市场的降温措施，最近大大地抑制了国内投资。国内消费（中国很低，约占GDP的40%）的增长太慢，不能弥补国内投资下降的缺口。
与此同时，工资和成本的上升及人民币的增值，削弱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外部需求也因此大幅下跌。总地来说，中国在“需求方面”的主要增长引擎，已在不同程度上被减弱了。
从“供应方面”来看，中国以往的增长，同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力的农业，转移到较高生产力的制造业有关，即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所说的“无限制剩余劳动力”的理论。但这样的增长潜能已接近枯竭。
中国15岁至64岁的人口，在2010年达到74.5%高峰，劳动力供给来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情况虽然还没有转变成劳动力短缺，但却意味着中国已经用尽了其“人口红利”，并在一系列劳动力密集制造业活动中失去了比较优势。
除了不利的人口结构，市场改革初期，靠进口新机器和配备所带来的技术改良提高生产力相对容易。但这种生产力提高方法很快消失，所以低增长是无可避免的。
从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验来看，高增长结束的特征，是增长率突然下跌到5%或更低。中国目前还能维持其有力的增长潜能，主要原因是其更巨大的内部动力，即中国内部许多地区，仍然渴望增长和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结构性因素，中国经济的放缓也是政府政策的刻意结果。习近平大力打击贪污和寻租行为，在巩固他的权力的同时，也在短期对经济增长造成“附带损害”。比如，习近平的反奢华规定，包括官员出差、宴会和其他利益，显然减少了国内消费。各层次政府的反贪调查，给官僚体系带来了不稳定，造成政府官员的不作为，甚至造成政策瘫痪，尤其是在地方上。
习近平的整体改革方案也同样带来了“短期痛苦换取长期利益”的取舍，尤其是在金融改革方面。在实行去杠杆化措施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的问题时，政府也制造了压缩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
经济增长从量到质
有关经济增长的最重大新政策，是政府对经济增长性质看法有根本的改变。邓小平于1979年推行改革，为中国取得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即“致富光荣”和“发展是硬道理”。随后，中国经济决策者便一心一意，甚至盲目不顾代价地追求GDP增长。
这带来了超过30年的双位数增长。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比1979年多约100倍。然而，这种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GNPism或“国民收入主义”），也导致许多社会代价，包括收入高度不平等（基尼系数0.48），和严重的空气及水污染。
习近平显然决定摆脱中国长期以来以GDP为目标的增长策略。因此，指示收集中国GDP数据的国家统计局，采取步骤终止“GDP至上”的做法，改变其计算GDP的传统方式，更加注重其他“质”方面的增长。
中国未来的经济表现，不会由单一GDP指标的改变决定。从现在开始，其宏观经济政策将更着重全面的目标，如稳定的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等。
更重要的是，政府将坚持结构性改革和产业提升的长期目标，不再受一些GDP指标短期变动的困扰。经济增长在未来出现波动时，政府也不会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措施，来人为地提高短期GDP增长。
在接受新常态时，习近平面对两大关键挑战。首先，如何加快经济转型，以确保中国的经济增长，在长期更有持续性。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增长模式必须重新平衡，国内需求必须扮演更重要角色。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如何发展新的增长源头。习近平期望更“先进模式”的未来增长，以创新和技术上的进步，来取得必要的生产力增长。这意味着在研发上的更多投入。
中国刚起步的研发基础设施，同发达国家比较还有很大差距，但其研发开支近年已快速增加，在2014年占GDP的2%（美国是2.8%，日本是3.4%）。以总额来说，中国在全球的研发开支其实不低，排名世界第二，仅落后美国。
中国的新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700万人，其工业基础也日益扩大和成熟。毫无疑问的，中国正朝发展可行技术基础的方向发展，以便实现支持未来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增长。
到目前为止，中国更大的挑战，是如何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的市场改革，取得更多生产力增长。中国申请新专利的数量领先全球，但其脆弱的的知识产权制度，却对创新的商业化没有帮助。
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源自大量资金的投入（来自本身的高储蓄率）和大量的廉价劳工。因为生育率的下滑，这些“人口分红”已耗尽了。
因此，未来的增长必须从更多的投入，转向取得更高的“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除了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的市场改革。换句话说，在新常态下，“改革红利”将推动未来的增长。
在2013年11月的中共三中全会，习近平提出了全面的改革方案，涵盖关键领域如金融业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市场竞争政策、国有企业改革等。
在今年10月的中共四中全会，改革的主要重点转向法治，以强化法治中国。一个有效和运作良好的法律框架，是良政和成功实行各项改革所不可或缺的。
归根结底，习近平的改革对新常态里下一阶段的增长至关重要。可以说，他面对的挑战，和邓小平在30多年前首次推行市场改革时一样艰巨。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和学术顾问
叶琦保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