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对于这次会议，可谓是举世瞩目，在中国正处特殊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口，国内外急切的想从这次会议寻找到一些基础答案。
就此，已提前爆出了会有“重大突破”的消息，甚至称之“超乎想象”。固然愿意乐观的守望其成，但仍须对中国当下时局之复杂性和艰难性有基本的理智认知。
如果说“习李新政”核心是要释放中国的改革红利，那么，其成功与否，本质又在于多大程度可削减庞臃的“权力红利”，因为，过去的改革红利大部分都被权力所占有囤积了。另外的问题是，依靠掌握“权力红利”的人去削减自己的“权力红利”，靠正常商量方式根本无法完成，即便是中央高层想推动，没有强制逼迫力量介入，会遭遇体制内相关利益集团强烈的抵触。
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所处的环境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老一辈革命家推动的改革开放，本身也是改善自己家人生活品质的必由之路，故上下同心、官民一致，当时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给改革开放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而当下情况则完全不同。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导致物质空前大发展和大累积，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各级官员拥有的权力空前大拓展大泛滥，权力可承兑红利前所未有，即便是普通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以及国企背景人员，享受高于社会普通民众一倍以上的工资、福利，不同程度可依靠权力和垄断资源获得社会强势地位。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的再度庞大，给体制内的人又增加了底气，觉得耗几年没问题，有几人有意愿有动力去改革，把到手的“红利”让给普通民众？
党内关于深化改革分歧加大，打着改革旗号伤害改革，成部分官员“创造性”政绩出口，并导致两个恶性后果，一是民众不知真相形成误解进而反对改革，一些民众诉求政府承担社会分配的呼声反而上升，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潮替代了更多通过市场调节分配的愿望；二是假改革让财富快速向部分利益集团汇聚，呈现不管不顾的局面，并产生强大制衡真改革的力量，在资产海外转移和子女身份海外置换之后，变得比过去更有恃无恐。
公务和准公务队伍在超常态衍变扩展，除体制内外的一维概念，体制内常态化纷争已成另一维变量，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条条和块块，利益博弈同样激烈，表面似无硝烟，实则暗流涌动。政治制度虽不是联邦制，但不受约束的地方政府权力已远超联邦制。
在政治强人消失下，体制传导功能大打折扣，重大决策形成往往依靠势力平衡，政务推动往往依靠利益平衡，不直接与官员乌纱挂钩的事项，要么推不动，要么胡推动。藐视强大的国家机器，零部件协调运转呈反向扯皮趋势，社会运转效率低，付出的社会成本高。
“维稳”和提高税赋成为执政队伍最没争议的选项。这种“维稳”，不单是“大义”上的维护政权，不少是“小义”上保护若干既得利益，不少地方故意跑偏，民众正当诉求被压制，部分官员打击报复夹杂其间，权力干预更加冠冕堂皇，垄断寻租基础更加广泛，腐败伴随更加难制止。玩政治秀的官员多了，脸皮厚、心肠黑、素质差的官员多了。与民争利和GDP政绩的百花开放，必大行其道，而放松管制和理顺生产关系，却列入不稳定内容而被拖延搁置。
知识分子如果与良知告别，会成深化改革的敌人，诸如社会学家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宜实行民主”，诸如经济学家说“房地产下跌比上涨引发的社会问题更大”，绝不是缺乏常识所至。公共知识分子要有基本的独立人格，而更深刻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推导良性的制度，才能让良者得道，让良知退出悲情鉴定的窘况。
对于掌握“权力红利”相应的利益集团来说，并不是不知道限制权力对社会有多好，而是更知道限制权力对自己有多差。
维持现在利益格局和秩序不变，已是世界上最美好生活，人性劣根和奢靡私欲不受约束下可恣意妄为，还能自由自在最大限度享受其它发达国家的文明红利，怎么会不做殊死的顽抗那，何况，现在的顽抗，还不是简单的“负隅”，手里掌握的财力和可缔结的同盟强大的很。
严峻现实是，“权力红利”的基本不受制约及无孔不入泛滥成灾，让GDP高速发展的中国普通民众十年来分享到的改革成果稀少，为通货膨胀承受的压力反而增加，已演变成激烈的层级社会矛盾和严重的官民对立。
物质财富本质上不是无限的，它只能满足人的有限欲望。“权力红利”方式占有的太多，必导致没有权力背景人群获得的太少，形成严重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权力红利”的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执政目标偏离法制文明导向，经济上涸泽而渔和牺牲环境，道德上没底线没诚信没是非，又促使社会仇视及冷漠倾向明显，极端意识大博眼球，看似强大的国家，则时时处于一盘散沙之境地。
“权力红利”本身已难以为继，“强经济体制改革弱政治体制改革”模式，无法递延下去了。
吃皇粮的人，当下是中国历史最多的时期，而不少吃皇粮的人，并不满足规定的口粮，还要千方百计多吃多占开粮仓，让供粮的人无粮可吃；国民财富大部分被政府直接占有和分配，50万亿的GDP有多少水分，只有统计局知道，但财政收入连续年过10万亿却无半点掺假，再加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年近2万亿，另加上严重的贪腐掠夺，以及国资变现收益，留给民间可支配收入还有多少？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光一个畸高的房价，几乎又耗光了一生的积蓄。
在如此丰腴的政府收入下，中国政府债务水平竟然还同时达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赤字率已经达到2.1%了，惠誉报告显示，截止2012年底，中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198%，如果将地方政府债务加进，就会更惊人，达到世界之最前列，，风险已极高。
在取得GDP高速增长、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遭受的破坏是空前的，空气、河流、土地污染严重，长期治理成本超过短期实现的GDP收益，资源的过渡开发透支了子孙后代的发展空间。
合法和非法资本大量外流得不到有效遏制，也面临美元走强、热钱回流欧美的资产泡沫危局，在国内货币供应已达GDP近200%情势下，经济体本身有很多脆弱点，最怕釜底抽薪。无法再靠货币注水，财富创造已不是不断增加的过程，而是水落石出的财富减少过程。
必须修复环境缓解资源透支，必须弥补巨大的社保旧账亏欠。现在的经济状态，再也无法支持高投资拉动、高耗能匹配、高产能浪费、低附加值出口、低技术产出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正遭受严重的政府债务、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出口滑坡、消费低迷、国企效率低下等困扰，可谓屋漏偏遇连阴雨。
不削减“权力红利”，有限的财富被不当使用和占有，经济自身已丧失基本的休养生息功能；不削减“权力红利”，最底线的社会公平和民生基础保障，将无财力去维系，并导致社会分裂形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遭遇的重大瓶颈，已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派生的。没有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不了“权力红利”问题，解决不了“权力红利”问题，无论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做文章，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将面临极大挑战。
比之过往，“习李新政”所面临的困难前所未有。有些困难随时还可能转化为危机。
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左中右”，体现明显的利益博弈痕迹，肯为思想意识牺牲的国人成稀缺资源，一些所谓的左派，将子女送到美国的动作，一点也不比右派差，一些所谓的右派，以圈子划线的倾向，一点也不比左派弱，中间派，也无非是更善相机而动。
而刻意强化“左中右”，往往是一种互相牵制的政治统驾。
改良的本质是执政者主动引领和推进法制，而释放改革红利的核心必须是削减权力红利，假如此点在党内外不能达成共识或强迫达成共识，之前所有改革功效最终会清空。
“习李新政”的“高调反腐和整肃吏治”意在提升执政党威信，“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界定”意在提升执政党效率，其努力和不易是明显的，但由于关键问题积重难返，要打破既得利益壁垒，推动者本身风险极大，不仅要尽最大可能凝聚党内共识，也须让民间推动深层改革力量得到合法和正当释放。
明辨是非的净化舆论可理解，但就此拒绝民间共振，单靠党内博弈，深层改革面临极大夭折风险。在人治向法制过渡时期，愿意选择接受真正为中国长治久安、肩负历史使命的执政者引领，而不愿意被迫陷入不得已的动荡重来。
时间不等人，利益平衡和讨价还价要有边际，否则，会断送掉深化改革的最后时机，即便倡导必要的妥协和宽恕，也须大刀阔斧进行切割，没有痛下决心的刮骨大手术，就不会有真正的中国新生，不改变形形色色潜规则，对后代的教育和精神传承，会是无地自容的恶性传导，他们的基本信仰和人生追求，亦将无魂可依。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界定其真伪唯一标准是：民众基本权益是否最广泛得到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否最广泛得到保障。一切远离以上目标的革命或者改革，都会演变成少数人剥夺多少人的游戏，都会演变成此专制转换到彼专制的接力。
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反复强调：不改革，死路一条。经济体制改革是否成功，最终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希冀中国再不走回头路，以法治改变混沌，制度进化发酵于清萍之末，和平完成腐朽化神奇的促变，而对中国深层改革前景也无须过度悲观。
“习李新政”在党内凝聚了一批积极向上的力量，要相信真正共产党人的存在。即便是普通的公务人群，同样有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他们并不是“权力红利”的主要得益者，不少人是被迫污浊中牺牲自尊，一个清晰的政府定位，一个真正德才者胜出的卓拔机制，是更多人愿意接受的。公共知识分子仍有坚守人群，同时，网络媒体的开放，更大层次弥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缺位。
受过改革开放洗礼的民众，大多是不愿再回到过去的，而基于生存环境底线的各种抗争，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选择移民还是滞留，除贪腐转移范畴，不是爱国不爱国的判别依据；无论是劣根传承的明哲保身，还是普遍的冷漠敌视，也不是国人本身排除不掉的东西，而是封建专制附带的故意制造。
对三中全会的期待，不是开出一剂包治百病的偏方，重点是旗帜鲜明的切割和掷地有声的表达。日前，国研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勾勒出一幅详尽改革路线图。在此基础上，更应抛弃繁杂，直白的向“权力红利”进行宣战，不仅纯洁队伍，而且，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援助，摆脱经济下行和社会矛盾叠加可能引发的动荡。
有八大深层改革已刻不容缓，五年干好功莫大焉。其它问题，都会逐步在此基础上得到好的修复。
政府减权减人甩包袱刻不容缓
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积极推动政府简政放权和转变职能，意在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下大气力已取消和下放221项审批事项，并明确提出“要让人民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同时，“要管住政府的手，管该管的事”，今年从中央机关开始做，行政经费砍了5%，另外，取消了企业工商注册诸多限制，透视了向市场、社会放权的强烈信号。
但政府“瘦权”和精简队伍工作仍任重道远。
几千万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过分庞大，不透明的层层行政审批管制繁琐复杂，三公开销仍然严重，权力腐败广泛存在，政府职能定位缺乏法制对接。
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重新定位。过去只集中于投资经济项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战线太长、监管无力、耗资巨大、效能低下等问题正在显现，还往往伴随贪腐丛生，不少项目过度超前，占用大量本该用于民生的开支。从现在起，除已建在建项目外，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全面转向社保、医疗、教育的基本投入，转向环境治理和农业设施领域的基础投入，其它财政支出新投资项目，五年内应一律不予审批。社会需要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
二是企事业单位必须进行脱官和脱离财政给养手术。企事业单位所有官员取消行政级别，这个上要一刀切；涉及公共服务的医疗、水利、教育以及特殊的科研和军事等企事业单位可继续财政支持，但其它企事业单位一律与财政脱钩并自谋出路和市场化生存，保证挂靠政府的相关企事业单位得到全面清理。涉及遣散费用，由政府财政资金一次性解决，由社保对口承接基本保障。涉及人员的安置，在解脱与原行政机构隶属关系前提下，事业转企业，国有转民有，参与市场竞争，砍掉扰乱市场、与民争利、乱收费乱罚款的组织体系。
三是一刀切的取缔行政性收费项目，部分必须收费的应统一纳入税收序列，同时，对乱罚款进行严格的治理。经公示后，仍有乱收费乱罚款者，列入职务犯罪范畴，引入社会监督，鼓励民众举报，对责任人依法处理。财政收入之外，根据相关专家统计，年近2万亿的乱收费乱罚款已十分庞大，不仅让社会增加了巨大负担，而且影响了社会创新和运行效率，还滋生了不少腐败。其去向的大部分并不对接公共服务，采取收支两条线和小金库方式滋润了特定公职人群，抵消了物价上涨对他们的侵害，补充了依附于行政体制的各种子孙机构的经费，养了一帮扰乱社会秩序又维护社会秩序的人。
四是即便是以传统集权效力角度考量，目前国务院部门设置，都是一个臃肿和成本高昂的模板，三分之二应撤并。一步到位实施“大部制”改革十分必要，国务院先行，地方跟进。如国务院现有80多个正副部级单位压缩到30多个，会比原多部门职能交叉管理效率高很多，还可大大降低行政成本。从世界发达国家政府部门设置情况看，大部分只局限在中央层面，不像中国一直延伸到县一级；而同一东方文化的日本，政府机构采用的是“大部制”，且数量较少，即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六部制”，行政人员数量有限也是常态。另外，世界发达国家政府机构设置和增减十分慎重，一些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政府部门设置都很少变动过。我们情况恰恰相反，政府机构设置增加频繁，变来变去，又一直在快速膨胀的怪圈打转。
五是要继续做好剩余上千项政府事先审批权力的清理归并，界定好政府拥有的权力界限。政府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包括维护生态环境不被破坏，而不是各级领导只抓GDP，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眼中再无其它事。当政府干预无孔不入、市场规则被权力严重改造、苛捐杂税让民众不堪重负之际，经济生气往往消亡，创造财富人群迅速减少，投机钻营的人大量增加，形形色色挤入公务队伍蹭饭的会比肩接踵。留存的行政审批权要进行透明的社会公示，越权行为，列入职务犯罪范畴，除纪检监察日常监督外，引入社会监督，鼓励民众举报、媒体报道，对责任人也同样必须依法处理。
以上方案，可以不减少公务员，同时，在不增加财政收入情况下，甩掉了很多包袱轻装上阵，政府效能和效率会有很大提升，社会负担会有很大减少，市场作用会有很大的扩大，也能够在相当程度改变吃饭财政的窘况。否则，政府不越位和守勤俭节约可以保住吃饭财政，投资拉动和奢侈浪费则一定会演变成破产财政。
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刻不容缓
且不论现代的法制监督钳制，就是借鉴古代吏治经验，财产公示是识别官员的最好试金石。做官应是实现政治理想的选择，才能坦然行权和秉公办事，无愧组织和民众信任。不要求官员“清贫”，但必须要求官员经济清白，官员经济不清白，政治也必然无法清明。至少，中国共产党中应该有一批光明磊落、理想远大、不苟且于个人私欲的官员，这才是自信的根基之一。
考虑到历史的沿革，对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党内外可以达成适度妥协、有条件宽宥的共识，并进行清晰的划线操作。应尽快制定纪律并及时并轨法律规制，不愿意财产公示者无资格再当公务员，现在任者，主动辞职或由组织强制辞职，既可精简庞大官员队伍，又可清除投机分子，让好官员上位，也避免公务员过热现象。到时，再提出廉洁年金，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
官员财产公示必须有时间表，可以由试点向全面过渡，即便是渐进也有较短的截止日期；方式上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在官员财产公示全面实行和公务员队伍精简后，再行实行适度的高薪养廉，之前可以做好对接预案。
官员财产向正式公示前，允许在位官员将其不法财产主动向组织上缴，并给予半年期限，配套设定办法，主动上缴者，即便不适合继续担任官员，可强制其辞职，但应采取无罪宽宥办法，不再追究其它法律责任，同时，实行新老划断，新官员一步到位直接公示。
由中央专设社会改革和保障基金，将官员向组织上缴步伐财产专款专入、专款专用，另外，纪检委、公检法查处的贪腐案资金，也应全部纳入此基金。此基金用途有二，一是充实社保资金；二是党和政府机构精兵简政过程中安置费用的补充。
为配套官员财产公示，先行对接社会监督，逐步放宽舆论监督的范围。中央应打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举报事实确凿者，视同见义勇为，给予制度性奖励。对于诬陷官员者，也要按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只要是真诚公开透明，社会监督一定会焕发巨大正能量。
改造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刻不容缓
现在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与中国深层改革所要承担的任务，存在相当的不匹配和不适应。
买官卖官的事件屡屡发生，一言堂提拔官员的案例层出不穷，被查处之前是优秀党员和劳动模范，查处后是十恶不赦的贪官污吏亦比比皆是。内部不透明任免，让干部德才兼备的标准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民众说好的干部未必得到提拔，上级领导说好的干部一定可重用，干部假学历、假履历、假文凭、甚至假年龄也大量出现。
不否认体制内有相当干部是政治精英，但也不否认的是，素质低的让人惊奇的干部比过去增加的更多，需要反思机制问题。
在解决官员财产公示问题基础上，应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竞选官员和大尺度吸收体制外优秀人才。比如，三中全会后，可否在各省份进行试点，选择部分县进行书记、县长官员直接选举，可否选择部分市进行书记、市长党内直接选举，并制定对应的公开透明规则。
对官员考核，也到了抛弃GDP依据论的时候了，而造假GDP本身就是一种对吏治基本规则的破坏。其治下的区域，是否出现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是否出现严重的贪腐集群现象，是否民生搞的一团糟，是否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是否化了太多维稳经费，是否贯彻以法治国精神，其本人是否存在个人严重以权谋私，是否给后任留下了一堆乱摊子不可收拾，这些更核心的评价应成新的依据论。
现在实行的干部任用办法，很多考核比之中国一些封建王朝都有差距，特别是在有效监督和民意对接上，即便是产生官员的科举考试，其中的严格和内涵，很多东西也应充分借鉴。
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竞争领域刻不容缓
建立开放透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环境，是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不前功尽弃的保障，而强制国企退出市场竞争领域又是基础性的前提，必须定出时间表，取消亦官亦商的国企体制，除涉及公共服务和特殊的军事、科研等国企外，全面向社会资本出售国企股权，并放弃国家对一般性国企的控股权。
事实是，属于市场领域的，国家机器是完全可依靠健全法制控制其符合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通过合理严格的税收获得更透明的收益，只要以法治确立公平透明市场环境，无须再劳神费力搞旧“36”条或新“36”条。至于国企承担就业和税收责任的托词，更经不起推敲，只要政府严格按照法律进行监管，换民企同样可承担。
现在的国企机制不变，国库收不到钱，国家政策和资源给予国企的又很多，大老虎养的还不少，得不偿失。至于民众，更是无法享受到国企收益，还被迫接受垄断国企的高价低值强制服务。
取消社保双轨打造全民社保刻不容缓
在“权力红利”十分严重情况下，公务员的“社保”单轨待遇，已是刺痛普通民众的一根敏感的神经。其核心未必是不能接受公务员比一般民众社保待遇适度高些的倡议，而是其私自实施不透明开小灶，公然成吃公共财政的特殊国民，更不关心大灶是否有米下锅，势必侵占了其它国民利益。
中科院研究显示，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80%花在了公务员为主人群上，而人社部披露，全国公务员有200万长期请病假，配套的真假就医，又会在宽松公费医疗中优先消耗掉多少国民财富。高薪高福利养廉，是建立在制度可保证公务员廉洁基础上的，现在的情况却是，公务员综合待遇不低，公务员的贪腐不降反增，短时期靠吃红利和打马虎眼可维系，长期则社会财力无法支持。
上世纪90年代，我国企业推行退休和医疗改革，几年就落地生根了，但20多年过去了，唯独公务员“社保”水土不服，其实，不是水土不服，是有权就不服，技术问题更不存在，方案成熟的已不得了，国外考察也数不清，回到家里就装迷糊，中国正遭遇普通民众底线窘困忍让和部分利益集团顶端贪得无厌矛盾冲突期。
取消公务员单轨制，建立一个大一统接近公平的“全民社保体系”，再也不能以各种理由拖延了，社会公平首先要从政府自身立标开始，这样的举措，也将极大的凝聚起全民的团结和信任。
司法立法相对独立的实践探索刻不容缓
地方司法划归中央直统，保持对地方政府的相对制衡，减少地方对司法的不当干预，是十分必要的，这虽然还不是真正的司法独立，但在中国国情下，这也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可行选择。
人大、政协制度设置要有积极突破，并匹配宪法的适当修正。
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参加两会应更加体现法制至上精神；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不宜担任“两会”的委员和代表；解放军、武警不宜担任担任“两会”的委员和代表；中共党员担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比例，不宜超过总名额的50%。
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推选，应考虑党情和国情分步改革，现阶段可以实现推荐和参选相结合的方式。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按照区域人口配比分配名额，其中50%仍由中共党员担任，按照原程序由各级地方党委推荐，但推荐的候选人应提前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对品行不端者举报的复审机制剩余50%名额打破限制，经合法程序实行公开普选，拥有中国国籍、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公民都有资格参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已不是中国国籍者无资格参选。
打破过去按照行业形式人为分配名额比例。
歌唱的好、跳高弹的远、钱赚得多、戏演的出色，并非等同具备参政议政能力和责任，其它行业出身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同样可以为另外的行业说话。同时，不能强人所难硬让人当委员和代表，搞业务的拔尖人才，更多是愿意安心做好专业工作，自然就避免了刘翔式的困扰。
人大委员长和常务副委员长（主任、常务副主任）、政协主席和常务副主席，仍由党委推荐担任，但党委、政府官员年龄到期转人大和政协的继续任职惯例一律终止，人大和政协它不应该是一个养老机构。其余人大副委员长（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由各级对应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公开选举产生。同时，配套议定各专委会主任、副主任产生办法。政协和人大办事机构，仍按公务员序列待遇。
全民思想启蒙补课刻不容缓
像中国这样经历长期专制主义的国家，存在诸多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中国大革命不是法国大革命，中国封建旧制度虽形式上已经消亡，但封建观念实际上仍涂毒甚广。
中国封建领主制度结束后的思想多元化，一再被强大专制皇权封杀，而法国却经历了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中国没有贵族精神繁衍环境，经文化大革命和历此政治运动摧残，独立自由人格、追求程序正义、崇尚真理至上几乎被消磨殆尽。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早期思想解放已被中后期功利主义替代。
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我们现在并不缺乏一般性的知识传授，但最缺乏基础普世价值的思想启蒙，最缺乏基础的信仰塑造和法制精神弘扬。一个只信奉权力和金钱的国家，永远不会真正的站立起来，因为根子上患了软骨病，不断被收买、被奴化、被代表、被愚昧，还时常沉浸在自娱自乐的自鸣得意之中。
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7年发表文章指出：普世价值“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郑重提出〝落实宪法〞，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树立宪法的权威，第一次旗帜鲜明提出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李克强总理，同样多次强调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普世价值和宪政观念的传导，是中国必须补上的思想启蒙课，这不会因一时政治气氛而湮灭。
在此基础上，要激发社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氛围，保障公民拥有更大的言论权。记者收受贿赂当然要依法处置，但尊重和保护新闻媒体的相对独立表达权和监督权也是另外的必须。而给人民更多的精神人格的自尊，才可能逼迫政府将人民基本的物质需求放置于公平角度去考量。
思想启蒙也不是狭隘的微博大V传导概念，它应是社会肌体基础精神细胞的植根，短短的140字还显得浮躁，盲目跟风炒作更不是启蒙，而繁衍出深刻持久的正能量辨识，它应该是融化于更广泛的互联网表述中，发端于更广泛的公民自治中，发轫于体制内对应出现激烈而健康的思想冲突中。万马齐喑究可哀，于无声处听惊雷，启蒙的曙光必然会照射大地。
有效化解房地产泡沫刻不容缓
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就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聚焦在房地产领域，这样行为不简单，它透视了房地产已成刻不容缓的政治问题，在银行对房地产大量停贷和政府强调保障房增加供给信号下，有节制刺破房地产泡沫决心和被迫已显露无遗。
中国房地产是不是已累积大量泡沫，根本不是一个再须争论的问题，以中国人均收入比价水平和实际已很高的自有住房率，以地方为此堆积债务危机到面临连锁的金融危机之情势，以实际并不紧张而故意紧张的土地储备，维持世界最高的房价，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所谓地方土地财政、货币超发、投资爱好、刚需无限、官员洗钱等造成的高房价，实质是只顾眼前贪婪满足而把负效应推卸给后人的理由，似是而非和任其发展，导致房地产绑架国民经济，成一种不可持续但仍死撑的掠夺游戏。它也像一条骚首幸福的大船，恐慌登船的人越多，越没有前行的力量，不堪重负后必沉没。国际热钱知危而退，房价又怎会可持续上涨？社会分裂愈加严重，社会仇恨愈难弥合，社会动荡风险愈加担忧，房产安全时效又如何超越70年？
除高房价落实了“市场”，其它环节充满权钱交易和政府资源直接分配，中国房地产也不是什么市场经济。作为特殊物品，第一定位是满足国民居住的基本需求，而不是视为赚钱第一途径。
一线城市房价第一轮直降30%，二线以下城市第一轮房价直降20%，是政府完成可承受的，连带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和金融危机，政府目前有能力解决。如此时不动手，地方政府债务和连带金融危机范围更大，难以把控，很可能出现颠覆性后果，因此，化解房地产泡沫，是化解地方债和金融危机的“围魏救赵”。
完成人民神圣尊严确立和社会法制良性构造，是政治家的历史使命，而封闭内生性的政治操作正导致执政焦虑，走出侥幸和拖延，为人民利益“壮士断腕”，主动击粉碎“权力红利”的桎梏，将被历史所敬仰，三中全会能否以清风吹开雾霾，关乎重大,又时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