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笔者结束了在日本东北地方茨城县日立市的公干，准备前往东京。考虑到行李较多，故放弃了高效、可靠的JR特急电铁，决定改乘出租车“进京”。过了一刻钟，预约的的士还未露面，这在日本是少有的。一打听才知道，出租车公司的士司机们因为在“春斗”中未能达成与资方的妥协，已宣布于当天零时起进入罢工。笔者恍然大悟：这是一个享有宪法规定的罢工权利的民主国家。
与此同时，在一水之隔的大陆邻国，由日本“入常”和教科书问题而引发的深刻的反日风潮正在升级。从4月9日开始，北京、上海的抗议活动迅速传播，能量所及席卷全国十数个大中城市，所到之处，日使领馆遭袭，日资商号、餐馆和日企云集的写字楼被砸，状况为1998年美“误炸”中国南联盟使馆事件和2001年海南岛中美撞机事件以来所仅见。不同的是，几年前针对美国的示威活动，有明显的人为操作迹象；而此次，照北京“外交口”的口径，完全是“群众自发的抗议活动”。
但尽管如此，数以万计的声势浩大的游行，虽“事先张扬”，却未被制止，居然能堂而皇之地“进行到底”，无论如何叫人费解。对此，一位在日本颇具影响的旅日华人学者认为，因为去年下半年来连续发生了多起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已经引起一些地方的动摇，所以，面对此次对日请愿，北京高层下达了“慎用警力”的指示。这种观点虽不同调于“政府煽动反日”的言论，但暗示了北京的“默许”态度，在日本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虽说从定性上“网开一面”，但对抗议活动的正面报道却基本无法见诸于大陆的主流媒体，处于被过滤、被屏蔽的“准合法”状态。而与此同时，日本媒体却大报特报。连日来，无论定位的左中右，对中国反日风潮的报道几乎成了日本所有媒体的“Top News”。而面对在抗议活动中频出，并被放大、特写化了的日资店铺被害的镜头，日媒的调子逐渐升级，出现了诸如“政府纵容”、“（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堪忧”、“暴徒化”等刺激性措辞，对反日抗议活动中暴力倾向的一致谴责，已然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左、中、右翼媒体的边界，这在日本舆论界也是不多见的。
其后，4月18日，日外相町村信孝访华，对“反日”作出道歉和赔偿的要求，未得到中方的回应，铩羽而归；同时，中国总理温家宝拒绝了日方借出席“爱知世博会”而向其发出的访日邀请；22日，日相小泉在雅加达亚非首脑会议上再次援引10年前“村山谈话”的内容，虽然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却回避了更进一步的表态；以此为“交换条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小泉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了50分钟的会谈，胡在“温三点”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五点主张，但基本上没有得到日方的正面响应，在靖国神社、历史问题和最近发生的反日抗议等问题上，再次成为“平行线”，不欢而散……毋庸讳言，在战后60年的今天，中日关系从民间到官方，充满了深刻的不信任，一种无处不在的互厌情绪，正抵消着复交33年来基于政经交往的情感积累，使双方越走越远。可以说，中日关系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三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不正常。
近年来，就中日关系在21世纪的发展走向问题，双方不断有学者、政治家站出来，从战略层面提出政策性建言，但收效似乎都有限，有的则被彻底边缘化。近者如“对日关系新思维”，在经过两国媒体、学界持续两年以上的关注，并引发热烈的争论之后，终于未能进入政府层面，是否就此“无疾而终”另当别论，但确已很少被人提起；连当年由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联手创设、具有浓厚政府背景的双边组织“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尽管成立20多年来不断更换成员，吸收两国青年才俊，但也基本上丧失了机能。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当前中日关系的矛盾不是简单的问题，而是带有根本性的、结构性矛盾，其所遭遇的，是意识形态差异的瓶颈和被人为遮蔽、深埋的历史又重新“破土而出”后的尴尬，只要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一日没有确立，它就不可能真正走向“正常”，断不会因某些人物的某次会见、谈话而有丝毫的改变。
5年前，日本还多少在乎一点中方的态度。对中国政府就右翼分子在大阪集会否定侵略战争问题的抗议，日本政府在赔不是的同时，小心翼翼地“辩解”说，因为日本是民主国家，即使是政府也没有权力取缔或制止一场合法的集会，惹得中方大光其火。而关于引发此次反日风潮的导火索之一的教科书问题，面对中方的非难，日方发言人只是淡淡地说，作为言论出版自由的国家，一本教科书只要客观上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就可以出版……其坦坦的应对不但没有丝毫的畏惧，甚至透出一点不屑与不耐烦。
去年11月，胡锦涛与小泉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上，同样进行了短暂的接触。按中方“新闻通稿”的“报道”，近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心内容是胡要求日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翌日，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质疑中方的批判：“众所周知，中国远从几千年来封建王朝帝王将相的历史，近到‘文革’以降对有关政治人物的臧否，每隔几年便有一个乾坤颠倒的变化。一个如此对待其自身历史的国家，要求邻国‘以史为鉴’的资格何在？”事实上，在此次反日风潮中，不仅日本，一些欧美国家的媒体也开始转而追究中国的“历史问题”。
对于来自日本的、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立场的质疑和批评，中国喜欢拉上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来回应，所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言外之意，别老拿国家体制说事，韩国不也是民主国家吗？而这样一来，恰恰暴露了中共自身的软肋。表面看来，韩日关系似乎也时有波动。就在今年这个两国建交40周年的“韩日友情年”，因为独岛归属问题，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刚刚谢幕。性格火爆的韩国人，抗议、请愿不在话下，甚至出现了断指、自焚的刺激镜头。一向以“韩日关系的未来”为重的韩国总统卢武铉竟然宣称，“领土主权高于韩日关系，韩国不惜牺牲韩日关系也要维护领土主权。”可与此同时，既定的与日本的政经、文化交流还在继续，日资企业、商号没有受到任何威胁，首尔大街上日本游客依然如织，卢武铉也没有因意气之争而取消与小泉的年度定期会晤。毕竟，两个战略安全利益一致，基本没有意识形态之争的民主国家，纵然有历史怨恨和领土纷争，但关键时刻总有化解矛盾的平台可资对话，使双边关系化险为夷，大致维持在差强人意的水平，而不至一味地交恶下去。
但尽管如此，历史的阴影依然厚重，挥之难去。今年初，随着韩日建交谈判档案的解密，40年前的1965年，由当时的朴正熙军人独裁政权与日本政府签订的5份有关韩日邦交正常化和战争赔偿方面的文件被曝光。在冷战的前沿地带，在优先经济发展的“国策”下，长达35年残暴的殖民统治和103万韩国劳工、数以万计的从军慰安妇，被区区8亿美元（其中无偿赔款3亿美元、有偿贷款2亿美元、商业贷款3亿美元）“一次性解决”的“耻辱和亡国”的真相令韩国人齿冷，抗议声浪骤起，有关政治人物被要求承担责任，日本则被要求重新进行彻底的道歉和赔偿。
民主国家的韩国如此，那么中国呢？从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横亘在中日两国间的、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障碍，无一不是在冷战的特殊状况下，基于一种单纯对地缘利益的权益考量，由某些政治人物以“邦交正常化”的名义越俎代庖的结果。应该说，即使在那个年代，也不是完全没有 “民意”和“舆论”存在，问题是，“民意”被代表、“舆论”被代言了。民间索赔、钓鱼岛、道歉问题……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该埋的账单没人埋，经过数十年的搁置，被终于能多少发出点声响的草根国民在重新埋单而已。
15年前，日本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第二次为中国经济注射了强心剂。对此，虽然褒贬不一，但大体说来，中国还是感恩于日本的。回过头来看，日本当时的所为，除了其实用主义、无视道义立场的“经济动物”的一面，更主要的，还有想通过此举，促成中国向国际社会的回归，从而将其“统合”到以西方价值为主导的“后冷战”国际框架内的“统战野心”。
然而，在经济上迅速“毕业”了的中国，国体上却更加云山雾罩，其巨大的蓄能让西方社会忧心忡忡。一方面，日本经历了泡沫崩溃后的十载“漂流”，已不复是80年代的自信与从容。加上与美国结成前所未有的、亲密无间的“神圣罗马”同盟，不可能不受到美国价值观的熏染：从ODA与人权、军事挂钩，到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直到与美“2+2”战略对话，对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和中国军力增长的透明度表达共同的“战略关注”。这让中国真的很搓火，觉得日本跟美国学坏了。
对美国来说，在对华问题上历来有两种战略选择：孤立中国，并动员其他亚洲国家遏制其日益膨胀的能量，形成对其战略牵制、封锁的缓冲地带；或者，适度地利用中国的战略“野心”，并加以“合理”引导，为形成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协调”机制，而将其纳入到有关国际组织的框架中。
而按照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说法，让华盛顿保守鹰派人士乐此不疲的孤立中国路线，压根就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因此，福山肯定中国在朝核六方会谈中的作用，并力主将六方会谈中除朝鲜之外的五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类似“G7”那样的长期性、多边性的政治论坛。其目的当然并不仅仅是孤立朝鲜，通过保持对话，软化中共的意识形态偏执，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使其未来的变数至少在可预见、可掌控的范围之内，而不至于“暴走”，显然也是其潜在的战略目标之一。
今年3月，以101岁高龄辞世的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其起草于冷战铁幕刚刚落下之时的著名的“长电报”中，曾如此写道：美国应当为苏联建立一个好样板，使得自由、公正等基本原则时刻体现；解决社会内部问题，就是对莫斯科的外交胜利。
三十年河东河西。今天，无论美、日，对北京抱有类似观念的战略家、政治家、学者不在少数，也并非全都是清一色的鹰派、保守。作为中国，靠什么才能根本摆脱被动，赢得对华盛顿、东京的“外交胜利”，是一个必须要严肃思考的问题。一味地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批评进行“舆论反制”易，切实地“解决社会内部问题”难，尤其是当这个“社会内部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政治体制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