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在我国喊得十分响亮，高等教育的质量却越来越受到质疑，百病缠身、积重难返的大学体制更是招致广泛批评。但当事者自我感觉良好，忙合并，忙占农田扩张校园，忙学校名称升格、变“大”，似乎这就已经在奔“世界一流”了。然而，这般忙乎着的大学当局及相关人士如果不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真谛有所认识，忙碌的结果恐怕南辕北辙。丁学良先生的新著《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对一流大学的真谛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阐释，值得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人一读。

丁学良先生曾经游学世界，有在多所世界名校教学和研究的经历，并作为一个有心人对这些学校进行了持续的观察、研究和比较；最不容易的是，留美期间种种强烈刺激引起的愤懑没有使其失去理智的基本平衡，对事物的判断没有被情绪所左右。由他来谈“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再合适不过。这本由同名主题的系列演讲结集而成的新著自始至终灌注着对一个目标的追求，这就是：“在中国土地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传布“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一目标的系列演讲中，着重阐释了“为什么要创建”和“什么是”两大问题。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为了虚荣，而是基于一个重要事实：大学是国家的智力支撑，大学的兴衰与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对这一正相关联系，丁学良既提供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强国崛起的丰富实例，又进行了透彻分析。指出，国家实力包括软力量和硬力量。大学作为孕育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结构的基地，是国家软力量的发源地。而在21世纪，相对于技术应用造成的硬力量，由新知识、新观念、新的制度结构等构成的软力量更为重要。美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这个相信“公民的大脑构成国家最大的财富”① 的国家，高等教育非常发达，拥有数量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她在世界上无谁能出其右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就直接得益于这个事实。作者还道出全球化时代一个残酷事实：如果不拥有世界水平的大学，国家的规模再庞大，也“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的小配角”，“当‘大脑国家’的‘手脚’”。那些沾沾自喜于我国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加工厂”地位的人，如果读到这段评论，不知作何感想。

大学的品质系国之兴衰，乃因她是包括科学、制度、观念、文化等整个社会创新的最重要源泉。但只有世界一流大学能最称职地担当起创新源泉。原因就在于使这些大学之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那些特质。正是通过对其特质的疏理，丁著把“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答案呈现给了读者。在我看来，最重要处有四。

一是具有完整体现大学功能历史演变三阶段（即功能由教化扩展至研究再扩展至服务社会），含文理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合理结构。我认为，这种结构体现了一流大学同时把知识、观念的传承和创新当作根本任务，在执守与变革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一特点使其既屹立变革前沿而开风气之先，又在快速变化的现时代充当着保存人类世代珍视的那些理想和价值的诺亚方舟。二是自由、包容。在这一点上，最突出地体现了一流大学抱持的根本办学理念：大学的目标是开发、激活学生创造性思维而不是统一思想。所以一流大学尊重分歧、容忍反对，鼓励精神独立和创见，以具争议性的重大问题双方都有自己的毕业生为骄傲。这种大胸襟使她成为人类自由对话基地和可以就一切问题进行开放性研究的创新基地。而这对国家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就国家发展而言，美国那些一流大学对重大问题所做的开放性独立研究，分歧和冲突为常态，各种声音都能发出。这种观点多元并存、相互激活的局面既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多种选择，又为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保存了有价值的思路，所以“这个国家不会一条路走绝，不顾代价蛮干到底”（丁学良语）。在此顺便插一下，作者也谈及殖民地大学体系，指出殖民当局惧怕创新性研究，尤其在可能与政治有关的问题上更是惧怕，因而施加种种限制。殖民地大学的研究限制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自由开放精神呈鲜明对照。其实，这表明惧怕创新观念、不鼓励甚至打击创新性研究是一个异在性权力的特征。三是普遍主义精神气质。丁著指出普遍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教师来自五湖四海而坚决杜绝近亲繁殖；学生来源广泛、多样，不以一个标准筛选、不用一个模子塑造；教授课程和研究项目上坚持普遍主义、世界主义。三者缺一不可，不过我认为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它意味着知识和研究不囿于现实功利，而是追随知识兴趣对知识进行无私的追求；不受制于一党一派一地一国，而以可普遍性为标准。事实上，自由、容忍和普遍主义是大学的传统精神，由于这种传统给了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自由伸展的最佳土壤，所以这一传统同时就是孕育创新的土壤和牵引变革的力量。而在当代，只有一流大学最好地保存和发扬了这古老传统，也因此最大限度保持着并不断生长着向未来突进的潜力。四是以优良的制度和独立、有序的运作最好地体现了大学的自治传统。学术的主导地位和长期形成的相应体制使校长的遴选，教师的聘用、升级，学生的招收，均遵循着以学术水准为主的公开、公正的标准和程序，既杜绝黑箱操作的可能，也不受包括政府、企业界在内的外力干预或影响。这样的制度确保广纳天下英才，使聘用的教师和招收的学生都是一流；确保只有具一流领导才能、同时具高学术威望的杰出学者才能当选为校长。一流大学不仅学术体制优良，在其他种种大学事务上，包括财政管理、接受捐款等诸方面都有严格制度。所以正如丁学良评介的，一流大学在社会里有着超越纯专业之外的示范效应。

衡量一所大学是否“世界一流”，上述特质提供了有公信力的综合标准。其中任何一方面都值得我国认真反省。事实上，即使我国最好的大学也几乎在每一点上都与世界一流大学相距甚远，而且这种差距如丁学良先生所指出的，不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不同。中国大学原本起点不低，它的落伍源于50多年前走“苏式”道路后与世界大学主流脱节这一不幸事实，其中，对大学所作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功利性定位导致的脱节是彻底的。这种定位延续至今，成了中国大学步入正途所面临的最严重困扰和障碍。近年来，我国的国际的综合竞争力连续下滑，也无疑与这一事实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关于中国大学的现状及根本问题所在，作者有十分透彻的了解；该如何走出困境，也十分清楚，提出由“行政主导”向“学术主导”过渡的建设性意见。这个思路切中要害。而在具体操作路线上，作者对北京大学把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的赞同，则既有他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学从这一制度的改革着手成功实现“行政主导”向“学术主导”过渡的事实支持，也反映了作者的务实。他无疑明白：最该改的行政，甚至后勤，在目前大学体制下尚动不了，动得了的只有教师。他相信教师人事改革先行一步，可以带动行政、后勤的改革。但我怀疑，先行一步的结果多半事与愿违，而使行政权更加强化。因为，第一，香港大学的行政主导与内地大学的行政主导没有多大可比性。内地大学行政自我授权、权力扩张已经登峰造极，这是法治社会下有规可循的“行政主导”没有的现象；第二，现有“行政主导”的内地大学体制具有把任何改革新举措变成行政扩权新途径和腐败新渠道的趋势；第三，不先解决谁来聘的问题，教师聘任、晋升制度改革导致的“动”不大容易趋于优胜劣汰。实际上，管理体制不变，根本关系不理顺，逆淘汰具规律性。由于这些原因，看起来最容易的路很可能是离目标最远的路。

尽管有所存疑，但丝毫不影响这本书的意义。作者提供的标准和揭示的真相，可以使头脑发热者有所清醒，使真正关心中国高等教育、期盼中国大学跻身世界名校的人朝趋近目标的方向努力而不是相反。不仅如此，围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一中心问题，作者还提供了不少与此话题相关但又超出此话题的智慧见解。其中，以“愚昧也是力量”补充“知识就是力量”尤具警世意义。“愚昧也是力量”听起来惊世骇俗，可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不断在提供这种破坏性力量的证明，无论何时何地，这股破坏性力量的迸发总在制造灾难和不幸。最可悲的是，狭隘、扭曲的目标使本应充当智慧源泉的大学也在制造愚昧。

2005年1月26日

注释：

①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人才资源和高级人才培养会主持人吴尔夫表达了这一典型的美国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