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出版《中国之命运》后，毛泽东后来身边的大笔杆陈伯达立即撰写《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这本小书的文稿中增添了“好些极尖锐、精彩的句子”。随后陈伯达又写了影射蒋中正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及直接批判蒋中正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几本书在国共内战中起了很大的政治宣传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几本书被当作真实的历史全盘加以接受，很少人想到，这一个政治化以后的蒋介石和真实的蒋中正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更少有人广泛搜集有关历史资料，详细比对、考订，以公正持平的态度，尽可能地把历史真相呈现出来。
杨天石是中国大陆没有忘记历史本业的近代史前辈学者，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从事蒋中正研究。为了寻找有关蒋中正的资料，足迹不限于南京的第二档案馆，也多次前往日本的外交史料馆等处，以及台湾的国史馆和国民党党史馆，近年更四度前往美国史丹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他把发现的有关资料消化以后，以生动的文笔写出来。过去我就看过他发表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等论文集以及单篇论文，也聆听过他几次精彩万分的演讲，认为他是中国研究蒋中正最有成就的近代史学者之一。这一本新书《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共有18篇各自独立却又彼此之间有脉络可寻的论文，约有三分之一是已经结集成书的，但不少篇仍然只散见于一般读者难以看到的期刊杂志之中，此次根据主题需要，重新精选、修订，再汇为一炉出版，另外加上4篇从未发表过的新文章。胡佛档案馆珍藏的蒋中正日记最近一年才开放到1945年的记录，他这本新书也以1945年为限。
蒋中正也曾年少轻狂
新资料出现，当然可能带来新史学，但要不是杨天石对蒋中正研究已经累积了数十年功力，又有一流历史叙事的文字修养，新数据也只是一大堆数据的堆砌而已。这些新资料，经过杨天石仔细阅读、对照已有文献，形成重要而有趣的课题，再经过谨慎考订和充分解读以后，才化为一篇一篇可读性很高的文字，也才把蒋介石研究带入目前尚无他人可以企及的境界。
全书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年少轻狂的蒋中正。杨天石呈现的蒋中正既是上海十里洋场的浮浪子弟，也是性格暴躁易怒的革命志士。他竟然基于自认为革命需要和国民党大义，暗杀可以与孙中山分庭抗礼的浙江会党领袖陶成章；也在孙中山为革命筹款的笼统指示之下，竟然公私不分地介入上海交易所多空头交战的投机活动。杨天石指出，蒋中正是时代弄潮儿，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狂热地吸收各种外来新思想，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但又深受宋明理学熏陶，尤其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思想的影响，希圣希贤。他汲取传统士人以写日记反省检讨和修身养性的办法，力图矫正自己暴躁易怒、耽于色欲和虚骄狂傲的各种不良性格，追求自我超越。
追随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心路历程
第二部分主要探讨蒋中正追随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心路历程。杨天石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蒋中正1923年访苏、1926年中山舰事件和1927年领导北伐等三件大事上面。这是近代史学界已经高度耕耘过的园地，但是杨天石仍然有其独到见解。
他很清楚地叙述了蒋中正对苏联拒绝支持其在外蒙古建立革命武装计划的失望，指出蒋中正怀疑苏共的国际主义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个想法而改变其以俄为师的初衷，也有相当正面的观感，并在访问过程中欣赏和学习到许多日后有利于他所谓中国革命的各种经验。可惜在这一篇文字后面杨天石并没有编入一篇文章，继续讨论蒋中正何以在失望之余仍然接受孙中山的力邀，南下广州，以致后来成为联俄、容共和扶助工农政策的重要支柱。
杨天石讨论中山舰事件起讫的文章，在众多有同样关怀的作品中也自成体系，指出事件有其必然理由，也有其偶然原因；必然的理由是蒋中正不满国民党内大权旁落，任由苏联顾问和跨党中共党员主宰决策和占据关键部门，并误以为汪精卫听信了苏联顾问的“谗言”，有意剥夺其军事权力，所以心中愤恨不平，苦思有以匡济之道；偶然的原因则是调动中山舰时出现的传话错误和国民党内部所谓右派团体的挑拨离间。蒋中正一度想逆来顺受、消极退隐，但在关键时刻决定采取“非常之举”，甘冒大不韪发动了军事政变。可惜在这里，杨天石也没有附带一篇论文，讨论蒋中正在中山舰事件以后，既然对中共党员和苏联顾问采取限制的作法，为何却尚愿与俄共和中共全然决裂。
另外令人感觉有点遗憾的是，杨天石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并未讨论蒋中正如何下定决心，挟军队实力以另立国民党中央，血腥清除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并一举撕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政策，而只是单单细述了他北伐以后对主要军阀分而治之的策略；不过，他针对蒋中正在北伐过程中强攻武昌和南昌两个坚固城池的失误，也指出了蒋中正的军事修养明显有所不足，蒋中正幸运的是知道从失败中学习，所以能很快转败为胜。
从北伐到抗战
第三部分所占篇幅最长最大，详细探讨1927年北伐胜利到1945年抗战结束的蒋中正，最重要的论点是蒋中正在考虑和战问题时，面对日本强敌虽有时畏战、避战或不知所措，但绝对不是令人发指的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者。他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也确实冀望妥协让步，但是在日本大举派兵“膺惩支那”的进逼之下，却采取主动把战争带到上海的战略；他指挥淞沪战役，无论指派将领、制订战略战术也都有令人难以忽略的阙失，但是他毕竟有其抗日决心，也领导全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三个多月。尤其不论同意与日本秘密谈判或是派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他更时时刻刻以维护中国的国家权利为念兹在兹，而在处理美国来华军事代表史迪威时，虽然有过分期待外援而委屈求全之倾向，但他也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与史迪威争论战略战术以及中国对同盟国事务的参与，甚至为了维护中国国格，甘冒中美军事同盟的决裂之虞，要求美国总统立即召返史迪威。
这一部分有两篇新增的文章，各就1931年的两件大事讨论蒋中正思想和性格中的局限性。杨天石认为蒋中正缺乏民主法治的修养，但不表示在维持其领导和统治时，完全没有可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不过，到底不懂民主法治之真义，对民主法治也信仰不坚，所以每在追求民主法治途中遇到挫折之时，却十分讽刺地走回破坏民主法治的老路。1931年年初，他有意响应党外尊重人权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声音，计划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在遇到国民党元老基本教义派胡汉民的掣肘和抵制时，竟然以破坏民主法治的手段将其软禁；而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激起大规模学潮时，他对动辄殴打政府官员的抗议学生除一再重复没有实际行动垫底的抗战决心以外，也只能抱怨学生的爱国行动分散他准备抗日的努力，怀疑背后有敌人暗中操纵和挑拨，而要求学生相信他，并“听命余一人”，以致言者谆谆，听者却总是藐藐，造成离心离德。
杨天石的描述给我一个印象：蒋中正根本不懂得毛泽东在民主中求得集中以及在集中求得民主的辩证道理，也就是说，不懂得透过所谓民主的手段可以达到集中意志的目的，也不懂得在达到一定思想共识以后可以放手鼓励个人的创造发挥，反而在应该坚持民主的时候表现得出奇地反民主，而在应该坚持集中的时候又不能建立真正共识，当然更不懂得以民主缘饰集中的政治操作，所以1931年他在反对派所谓“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讥讽之下宣告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1949年再次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讥讽之下宣告第三次下野。第二次下野后，因为外敌当前，国家需要抗日统一领导而东山再起，第三次下野后，便因为没有严重外敌而只能眼睁睁看到兵败如山倒，自己逃到台湾等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
家庭问题
第四部分探讨蒋中正与宋美龄的婚姻问题，厘清了流传在民间的许许多多有关两人婚外情的各种传闻。蒋中正年少轻狂时，贪恋欢场、情场，有过中国旧式读书人在高级妓院寻欢作乐的生涯，也有过五四男性新知识分子在年轻女学生身上寻求爱情的故事，杨天石则在蒋中正的婚姻关系上，发现蒋中正也有一个从见异思迁到从一而终的过程。
他与宋美龄的婚姻确实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并在宋美龄的影响之下，成为一个信仰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两人结婚之后，蒋中正过去未了的旧情俗缘却始终纠缠不清，但是他和宋美龄的婚姻基本上合乎基督教的婚姻伦理。像所有的婚姻一样，两人并不是没有摩擦冷战的时刻，可是关于他们两人在婚姻之外各自寻欢作乐的传闻却经不起事证检验。虽说传言不是“无风不起浪”，却是穿凿附会，或刻意扭曲，距离事实的真相难以道里计。在这里最有趣的是，他不仅注意到美国外交官员散播不实谣言，藉此中伤个人人格，以达到逼蒋自解军权甚或退出政坛的目的，尤其点出蒋在维持其统治正当性时特别在意党内外舆论对其个人道德形象的攻讦。
杨天石这一本书标明“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运用解密的蒋中正的日记，终于把真实的蒋中正从深锁于各种政治迷雾和个人私密之中找寻了回来。我们看到的蒋介石不再是僵化没有生命的恶魔，当然也不再是某些人心目中高高在上的圣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蒋介石。他有不少人性弱点，却总力图超越自己；也有严重的传统文化限制，却总力图做一个胜任的近代民族国家领导人。这是一本好书，雅俗皆得共赏，专家可以知道蒋中正鲜为人知的许多面向，一般读者也可以在轻松心情下理解领导中国大陆二十多年的真实蒋中正。我看完这本大作以后，要向老朋友道贺，更要感谢他穿破政治迷雾，为我们提供真实蒋中正所付出的辛劳。
论述中的断章取义
但是在感谢之余，尚有几点期许：杨先生这本大作，强调资料，尽量引用文献，偶而有一些行文却让我怀疑，是否能够恰如其分地反映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譬如有一小节的标题作“史迪威计划暗杀蒋介石，掌握中国军权”，这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新闻，但内文中只是说“史迪威声称，奉口头密令，准备一份暗杀蒋介石计划”，却未点明这可能是史迪威误解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所致。另外杨天石在讨论毛泽东访问重庆之时，蒋中正在扣留毛泽东还是礼送毛泽东两个决定之间的徘徊心理时，也可能同样忽略了从“私下泄愤（包括写日记）”到拍板执行之间的巨大距离，其实，“私下泄愤（包括写日记）”有时可能只是无法拍板执行的情绪疏洪道而已。在这一篇论文中杨天石还说，从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深夜开始，接连几天，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表七道命令，要求处于敌后根据地的共军展开对日军占领区的接收，而没有点明，朱德的七道命令就是毛泽东亲自草拟的。毛泽东违背原有的庙算，接受苏共领导斯大林的建议，亲自前往重庆谈判，这中间确实有尊重国际共产主义领袖的用意。但是，在计算国外因素的限制和非限制这一点上，毛泽东表现得显然比蒋中正富有现实感而且高明许多。毛泽东前往重庆，始终想要在未来可能达成的和平框架内争取竞争的最有利条件，所以在改采和平攻势之前，早已调兵遣将力图巩固华北和华中的武装根据地，并全力开始争夺苏联军队实际占领的东北。他在谈判中同意给予“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的虚名，却坚持要蒋中正承认中共实际指挥的军队和政权，维持其自主独立存在的现实，而且为了谋取蒋中正在谈判桌上的最大让步，夸张共产党有一百二十万以上军队和一百二十万以上民兵。杨天石在这里显然忽略了“谈判筹码”和“事实真相”之间可能存在的距离。蒋中正在处理抗战胜利以后的和战问题上，似乎也不如毛泽东知己知彼，又懂得纵横捭阖。
第二、这本书停止在1946年国共内战即将爆发之前，当然是因为日记目前只公开到1945年，我盼望随着日记的继续公开，杨天石在不久的未来能为我们再写一本1946年以后的蒋中正，因为1946年到1949年之间是蒋中正个人政治声望急遽滑落的年代，我想大多数读者都渴望知道为什么在短短数年之间，一个无人可以争锋的国家领袖会竟然沦落到几乎全国离心离德的地步。在读到杨天石这一本实事求是、持论公平而又文笔生动的大作以后，我也想到，近代史学者应该为书店中看不到一本完全穿透政治迷雾，而又具有可读性的蒋中正全传而倍感惭愧和遗憾。环顾宇内能为我们近代史学界洗刷这份惭愧和遗憾心情的同侪，恐怕除了杨天石以外也难找到有具有同样学养和功力的其它人选了。我因此诚挚盼望杨天石有舍我其谁的壮志，老骥伏枥，为近代史学界完成这一个深切的期望，也为我们读者写出一本既能为蒋中正盖棺论定、也能为不同政治信仰者所共同信服和接受的蒋中正全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