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的革命》，叙述1921年中共建党以来到1949年建国的全部历史。我在台湾长大，是受过美国十年教育的所谓台湾外省族群第二代，对中国共产革命当然有自己的观点。1990年代初次拜读杨奎松这一本大作时，虽然不见得同意他的全部看法，但是对他通过浩瀚的档案数据来重新检视官方党史说法的做法，十分佩服。我受资本主义美国的影响颇深，相信历史观点和评价可以“百花齐放”，各逞其胜。然而，“百花齐放”不等于众生平等的“众声喧哗”。纵使不再相信有哪一本书能垄断全部历史真实，但基本上还是相信治史求真的古训，而所谓真的历史也必定得通得过文献检验才算数，其间不仅有史才良劣之分，更有史识史德高下之别。二十几年前阅读杨奎松这一本叙述历史，曾经学到他根据大量文献厘清的许多历史事实，内心始终铭谢。
杨奎松以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的子题为主要书名，可能会引起读者误会，因为“中间地带”的概念是毛泽东在美苏冷战新形势下所做出来的重要论断，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共革命走最后一段成功之路的关键判断，正因为他对时局有如此正确的把握，所以1949年秋天才可以建立一个近乎完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明显二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但是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愿意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继踵而起。苏联的斯大林深知四年兵燹如何摧毁他以十年功夫建设起来的现代城市和许多重要工业，渴望休养生息；美国虽未受战火直接波及，但是人民早已厌烦战争，不愿美国子弟在异域继续流血牺牲。所以1945年的雅尔塔条约基本上是两大强权瓜分世界的分赃密约，背离彼此宣示的立国原则，暗地里承认对方各自拥有势力范围，但是对当时正处于内战关口的中国应该归属哪一个阵营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共同约定。苏联害怕美国受到一向亲美的蒋中正及其国民政府的拉拢，会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为国民党火中取栗，所以一再警告原为共产国际一员的中共不可以过度挑衅，尤其害怕赤化全部中国大陆会刺激美国大军介入，促发新的世界大战。当时毛泽东盱衡世局，认为苏联固然未视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兵家必争之地”，美国在重欧轻亚的传统外交政策之宰制下，也未视中国为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必须拥有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其实只是处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已，故毛泽东可不顾美国反应，拒绝斯大林隔(长)江分治的主张，把内战带到中华民国继承自清帝国的版图四极，为1949年10月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基本上的领土完整。
杨奎松知道中共以俄为师，对党史和革命史的政治性格万分敏感，因此在垄断教科书和书籍检查制度以外，特别透过党史决议来主导全国人民对党史和革命史的基本看法，1945年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又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两个决议，尤其是前者，都把眼光集中在党内斗争和政治需要上面。杨奎松大作则把中国共产革命放在国际关系的脉络中来看，观察事情的角度不同，而又从实事求是的治学立场出发，加之利用1980年代政治宽松的环境，广泛阅读档案资料，甚至到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和俄国搜集相关文献，直面历史，终于写出这本超越政治斗争和政治宣传、合乎史料检验原则的著作，其中充满前人所未能发见解，所以本书1992年第一版问世后旋即洛阳纸贵，并奠定杨奎松在中共党史研究界的地位。2010年改版发行，杨奎松更根据多年研究心得，在最后一章中增添一节文字，明白指出毛泽东继续以俄为师，而中国的国家更是继踵斯大林之后亦步亦趋。中共建国之初，许多自由派人士认为中共本来有意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后来美国学者也一直有所谓“失去的机会”的说法；两派人士都认为中共所以走向“一边倒”的外交道路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而是被美国打压和围堵所致。杨奎松则清楚指出，毛泽东领导中共，处心积虑，始终试图透过建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走上苏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杨奎松不像许多研究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学者，受到毛泽东1956年以后反苏言论的影响，而过分夸大1956年以前中苏共之间的矛盾。
杨奎松在“文化大革命”时尚是中学生，曾经到湖北的穷乡僻壤向贫下中农学习。邓小平结束“文革”、改弦易辙以后才有机会进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他在邓小平告别钱理群所谓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治国路线后，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共革命史，固然仍旧相信中国共产革命的必要性，也仍旧万分推崇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革命的贡献。但是不能不受那个普遍怀疑官方历史的1980年代的影响，认为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应该讲求实证，不能仅听党史决议摆布，而作为一个头等的历史学者，尤其应该直面历史，抛弃政治斗争和政治宣传的考虑，告诉世人中国革命的真正历史过程。杨奎松遂遵循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从丰富的档案史料中发掘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再进一步建筑出有完整架构的每一本专书。在《中间地带的革命》这一本书里，向来被官方认为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路线代表者，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还是王明，就不再被视为是政治完全错误甚或个人质量恶劣的野心家，而是可能做出错误政治判断却对中共党组织绝对忠诚的政治领袖。蒋中正也不再是被妖魔化后的“人民公敌”，合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地主阶级和大资本家阶级鹰犬两种身份于一人，而是拥有自我政治判断能力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主要指字面意思上的共产主义，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杨奎松同时清楚显示，现在人神所共愤的斯大林也不是一贯打压毛泽东革命事业的玉帝。虽然通过共产国际他为中共革命制造了许多问题和挫折，但无论是思想上、经济上、政策上、制度上，他对中共也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中共在1956年以前不曾改变对斯大林权威拳拳服膺的政治立场，全党上下都相信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而苏联的昨天是中国的今天。
杨奎松直面历史，因而不再讳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列宁输出革命和一群淑世爱国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互动的结果，而与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变动根本侔不相关。他直抒心臆，中共同意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不是孙中山以马列主义重新诠释中国革命以后的自然发展，而是共产国际指导下产生的国共两党“最佳的利益选择和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同时意图“监督、改造，并争取取而代之”，所以蒋中正发动中山舰事件，甚至后来发动政变，成立南京政府，清除辖区的共党分子，或是更后来汪精卫决定礼送国民党内的共党人员离境，虽尽皆为“出乎意料”之举，但对充分了解当时情况的学者来说，却同时也都是“情理之中”的历史发展。杨奎松直面历史，也不再指斥蒋中正是政治骗子，背叛孙中山的遗志，反而清楚显示，共产国际的矛盾指示和变化极快的政治环境都是国共走向分裂的重要解释线索。其实，中共离开国民党，走进农村，也根本是拜共产国际命令之赐的，其后瞿秋白的“左”倾暴动路线、李立三的“左”倾城市革命路线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均有苏联经验和指导的深层因素在后面，不能单独咎责他们个人。同样重要的当他们的政策形成严重问题以后，也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加以纠正的。杨奎松直面历史，不讳言斯大林大力支持的王明，曾经促成国共再次“合作”，更不讳言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支持，也是毛泽东崛起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重要的是，斯大林大力促成的国共再次“合作”框架是毛泽东发展出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必备前提。杨奎松直面历史，并不否认国民党有民族主义的关怀，虽然还是把蒋中正看成反革命，但承认中共并未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而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制定抗战时期对国民政府的策略。毛泽东固无意为抗日的国军牺牲中共扩大军事实力的机会，也无意为迎合斯大林减轻日本军事压力的期望，而全然不考虑中共的本身政治利益。当杨奎松的叙事进入国共内战时期，依旧直面历史，明白指出，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中共革命，尤其是为了协助陷身内战的中共出兵与资本主义盟主的美国武力相抗；他不讳言斯大林曾经帮助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共，尤其是在东北内战期间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协助，而毛泽东也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用以巩固斯大林的友谊和支持。他同时清楚指出，毛泽东曾经大力拉拢美国，旨在孤立国民政府，原来便无意在国共内战的胜负揭晓以后再继续双方的友谊。
杨奎松有惊人的记忆力，透过阅读大量文献的阅读、比对和考证，挖掘和直面历史，呈现了远比中共党史决议更加复杂也更加合乎历史真相的中共革命史，其治学之成就，令我想起另一位治中国共产革命史有成的高华教授。杨奎松利用中共、台湾和国外档案馆的一手文献，从国际关系着手研究，高华利用大量个人回忆录和民间二手资料，从党内斗争切入主题，两个人都有令学界瞩目的著述问世，一位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骄傲；一位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台柱，各擅胜场，南北辉映。中共建党初期有南陈北李之说；南方有陈独秀，北方有李大钊，都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关于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似乎也可以有一个南高北杨的提法。杨奎松和高华两位，不也是一北一南，各领风骚吗？可惜南高已离开人世，惟独北杨继续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两地，一枝独秀，成为学界硕望。我一直在想，中国共产革命史这个领域在今天世界面临经济危机之际特别重要，中国抛弃了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阶级斗争治国路线以后，竟然在短短三十年内由只能和赫鲁晓夫勉强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分庭抗礼的国家，蜕变成为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新世界体系里可以呼风唤雨的第二大经济体和军事体。处此关键时刻，想要再次思考中国何去何从的老问题，正迫切需要对中共革命史有实事求是和十分深入的理解。杨奎松是目前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独具慧眼，将其四部旧作汇为一帙，以飨广大读者，我想这选择的正是时候。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