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底，钟延麟到我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室来找我，要我担任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当时我认为自己并未在政治大学兼课，而且学术和行政两方面的职责已压得我有点透不过气来，加以婉拒。可是他不肯死心，仍然再三前来恳求。经不起他的美言美语，尤其认识了他凡事不肯轻易认输的个性以及探索研究领域的热诚后，终于心软，答应了他的邀请。当时我问他，将来写博士论文想写什么课题，他说邓小平与中共高层政治。听到答案，我忍不住立即表示反对之意，原因是进不去中共的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不对外开放，连职司中共党史和国史修撰的研究人员，都不准随意借阅档案，何况是在一般教育机构任职的中国大陆教授了。延麟这种从“蒋帮”学术机构前来的研究生当然更不可能登堂入室。我知道中国大陆的地方档案馆，相对开放，因此建议他另外找一个题目，没想到延麟择善而固执之，坚持研究中共党史一定要从研究中国的高层政治着手，即便中央档案馆不肯开门，但他认为还是可以在中共中央已经公布的各种文献中蒐集足够素材，加上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和网上资料，应该大有可为。纵使官方资料受到控制和封锁，回忆录千篇一律，网上资料又真假难分，但并不表示邓小平是没有研究前途的研究课题。我说服不了他，就心想权且让他试试，碰壁之后，自然会回心转意。

延麟念研究所以后，半工半读，并无富爸爸可资依靠。为了克服文献不足的问题，省吃俭用，却还是凑足旅费，屡次到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去省级地方档案馆寻访资料，不料竟然找到一些原来认为只有在中央档案馆才能看到的高层文件。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了许多中国大陆的同行和长辈。这些同行和长辈无法为他打开中央档案馆的方便之门，却非常慷慨地分享他们研究多年的心得，并为他介绍中共高层政治运作的习惯和氛围，结果四、五年下来竟然写出一本值得阅读的邓小平研究。明显地，我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嘴里没有明说，心里却感觉欣慰，好在不曾坚持己见，并协助他申请国科会的一年补助，到美国加州柏克莱见识高明，完全放任他就其个人兴趣，发展潜力。从看他的论文章节和听他的心得报告中，我看到他的学术成长，同时也学到许多对中共高层政治的知识。教学相长，确实是人生一大乐事。延麟缴出博士论文以后，为使论文更臻完善、更像一本专书，又花了两年时间在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并从国科会申请奖助到澳洲游学一年，与当地的知名学者切磋心得。此外更抽出大量时间阅读最近几年才发布和出版的邓小平文献以及文革小报资料，增添内容。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不同于其原始博士论文的新书，我感觉与有荣焉。

邓小平可以说是九十年中共党史中，重要性仅次于毛泽东的人物。1997年以93岁高龄辞世，迄今已十余年，但观察中国大陆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仍然得说，基本不出二、三十年前他领导中共告别毛泽东革命后开创出来的基本格局。像他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当然关于他一生的各种传记竞相问世。邓小平最疼爱的女儿邓榕就打破中共惯例，为他写了上下两卷传记。最近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也以他的改革开放为题，写了一本精彩传记，翻译成中文，听说脍炙人口。

奇怪的是，在众多的传记之中，不见有历史学者详细讨论他担任中共总书记十年的生涯。即便提到他担任总书记时期的作为，也都是寥寥数语，语焉不详，不知道他在这一个关键位置上究竟如何尽忠职守。我们得到的印象反而一般只是，邓小平跟刘少奇、周恩来以及陈云一样，始终都是毛泽东激进、过左政策的煞车者，因此获罪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为走资本主义路线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陪刘少奇挨批挨斗。其实，正如延麟所指出，真实的情形并非如此。1959年春，毛泽东在决定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的一次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便不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等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两旁坐着，忽然对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宣布，他是大跃进的大元帅，要向大家推荐邓小平为副帅，两人一正一副，总揽大权，领导全党上下闯过大跃进带来的难关。其实早在1956年9月毛泽东便已设置六人政治局常委会，以原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及另一位新任命成员组织之，负责大政方针和重大政策的拟定，此外拔擢年轻的优秀干部成立新的书记处，要邓小平以政治局常委身分兼任新设置的总书记，率领其他成员贯彻政治局常委会的意志和决定。通过这一项重大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安排，毛泽东实际上是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会主席身分把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并通过真正负责一线工作的邓小平，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后，领导中共全党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民从事所谓社会主义建设。当时邓小平已经是毛泽东领导体制的副帅，只不过他口里尚未发布这项讯息而已。

　　邓小平出任总书记以后，奉行毛泽东旨意，也就在1957年根据毛泽东所迷信的中共延安经验，在党内掀起邀请党外人士帮忙的整风运动，随后又主持了事先未曾逆料到的全国“反右派”运动，进而更以“反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为名，激化党内干部之间的各种矛盾，动员全党舆论，为毛泽东的大跃进铺路，随后又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动员人民解放军，以反“反冒进”和“反右倾机会主义”为名，动员各级军政干部和各级党委书记，率领全国人民大跃进，力图实现工农业高产的经济奇迹。在大跃进竟然带来大饥荒以后，毛泽东更要邓小平以挖掘“修正主义”罪恶为名严词指斥苏联党的内政和外交，且向亚非拉国家输出毛泽东式革命，动员全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关于这些党内外斗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对其理解却多半带有两点忽略。第一点忽略是，尽管已经体认到毛泽东发踪指使的角色，却总忘记他掀起政治运动，必须仰赖总书记邓小平率领全国各级党委贯彻意志。第二点忽略是，严重低估或全然否认党内外斗争对动员和组织干部以及群众所起的激励和团结作用，因而仅注意过程中受害者的清白无辜，完全不见毛泽东整风和斗争所带来的思想和组织认同。换言之，集中注意力于毛泽东的过左冒进，以致忘记他是如何透过整风和斗争来取得内部思想共识。同时也因为毛泽东以地方促进中央、以群众决定一切代替史达林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从而忘记毛泽东在分散权力的同时也高度集中权力，就是强调钢铁般组织纪律和一元化党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书记大权独揽，发挥其最大程度的积极性，在享受下放和分散的经济规划权力之际，却全然不敢违抗上级追逐各项生产高指标的意志，结果閙出三年大饥荒的人间惨剧。

邓小平在上述政治过程中，逐渐体会到以党内斗争和整风动员全党全民搞经济突破，终究会得不偿失，弊大于利，乃是注定带来灾难的治国之道，尤其体会到毛泽东以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理论的全然不切实际，所以与日暮途穷感觉越来越深重的毛泽东渐行渐远，而终于沦为毛泽东抛弃和批斗的对象，最先是附在刘少奇后面加以彻底打倒，后来虽然让他重返权力核心，却又因为他拒绝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地位，而加以斗倒斗臭。在此政治命运起伏的过程中，邓小平应该更能体会毛泽东以政治运动和群众动员搞革命方法的错误，亟思改弦更张之道。毛泽东死后他乘机重返中共中央，取得最高权柄之后，立即改变中共治国路线。由于无法彻底否定毛泽东个人，于是决定重新诠释毛泽东的思想，将其一分为二：一方面肯定毛泽东“正确”的思想，用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中共专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实际则全面告别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共创造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格局。

关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十年的政治历史，延麟有仔细的铺陈和剖析，当然从完美主义的观点来看，他并未能完全突破文献不足徵也的困难，尤其缺乏关于邓小平内心世界的个人资料，故有些讨论不免揣测，但是延麟重建的史实有根有据，而他提出的观点尤其值得咀嚼。今天谈论中共高层政治的着作充斥坊间，若非颂圣，即为扒粪，再不然就是缺乏新义，人云亦云，可以看到的史学着作其实屈指可数。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中共中央严格控制研究资料和有关档案。正因为如此，延麟这一本新书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它充分证明，尽管中共通过管控档案编织的文网如何严密，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学者，辛苦耕耘之后，也可以重点突破，拿出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学术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