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日科斯谢世，神州哀之。他和我在学术上的交往，行内的朋友认为特殊，为此我一中一英地写了两篇追忆文字。科斯比我年长二十五岁，辈分分明。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课，互相讨论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大家同意而又坚持的是经济学应走的路：重视真实世界，漠视黑板经济。1968年初我向他解释分析合约的重要性时，他立刻同意这将会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对我来说，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只不过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制度。科斯当年同意要这样发展，可惜今天分析制度的朋友一般不是那样看。

君子和而不同，对经济学问的处理科斯和我有三处不一样，主要是在重点上的。这些分离不是源于各抒己见，而是1969年我离开芝大后，没有机会跟他日夕研讨，逐步分离，经过了长时日就要变为颇大的分离了。一些行内朋友认为要是当年我没有离开芝大，跟科斯一起研讨到今天，经济学会有另一番景象。

交易费用的贡献以科斯为首

先说科斯和我不同的第一方面。我认为他在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坚持交易费用重要。这些费用的存在不是他首先提出，但他坚持，在几篇文章里把交易费用放在中心位置。那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局限，但科斯有力地示范着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重要的现象改变了。

我不认为在引进交易费用而推出验证假说这方面科斯做得很好。但他开了头，让我继续耕耘，想出了怎样量度交易费用的转变，怎样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书上等号，很多可以验证的假说是推出来了，不管怎样说，我认为以交易费用的转变来解释行为成现象——这个在新古典之后的最重要发展——主要的贡献者是科斯。

假设为零是重要错失

我认为科斯在理论逻辑上的最大错失，是1960年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内提出的今天被称为“科斯定律”的讨论中，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该文的重点不是交易费用是零，而是交易费用不是零，然而，他清楚地说：权利有了界定，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不管权利谁属责源使用的效果会是一样。我在1981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指出，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权利界定根本不需要，有没有市场资源使用的效果都一样，这点科斯同意，阿罗也同意。

假说没有交易费用是一个失误，科斯同意，但认为是小错。当年我也认为是小错。但经过多年的继续推敲，这小错变得愈来愈严重，到今天我认为是大错了。可以说，我从今天有口皆有碑的“科斯定律”中学得最多的，不是因为这定律对，而是因为这定律用上一个错误的假设，所以严格来说该定律是错了。同学们想想吧，没有任何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不需要有。市场是因为社会有交易费用或较为广义的制度费用而出现的。

终于想到租值消散

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市场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不少，加上一般老百姓不熟知的法治费用。另一方面，在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或公理下，市场的交易费用一定是在一个指定的情况下，获取利益需要付出的最低代价，换言之，市场的出现一定是为了减低其他非市场的安排而需要付出的另一些交易或制度费用。

这既是说，无论市场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有多高，其出现一定是为了减低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的更高的制度费用。这些更高的非市场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是些什么呢？我为这个问题想了二十多年，得到的答案是市场的存在减低了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想法容许我们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书上等号，虽然我们有时要转换一下角度才能把这等号看得清楚。另一方面，我曾经指出，市价是唯一的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这没有错，但促成这准则的采用需要付出交易或制度费用的代价，也既是说资源的租值在某程度是无可避免地消散了。是的，有些问题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较为清楚，有些问题从租值消散的角度看较为清楚。世界复杂，但有趣，我喜欢把角度转来转去地看世界。

从无到有变化精采

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的含意多而精采。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而在我信奉的经济学范畴中没有局限的指定是不能解释现象或行为的。经过多年的探讨，我得到的结论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转变主要是用于解释制度或合约的选择，而责源使用及收入分配的分析应该是基于有了这些选择才处理。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我们无从知道制度或合约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另一方面，我认为马歇尔的伟大传统不会因为漠视交易费用而全盘废了。挽救马歇尔的市场分析，我们要假设交易费用其实存在，但固定不变，有了市场，然后分析市场引导资源使用及收入分配的效果。当然，这样的假设不能让我们解释不同合约或不同制度的选择，加上无数的市场现象我们无从解释。从推出假说的角度看，说交易费用存在或不存在一般是说空话，因为推出假设需要指明交易费用怎样转变——既是说明从甲情况到乙情况什么交易费用是怎样转变了。

是的，解释合约或制度的选择，一律要基于交易或费用这些局限的转变。1969年我发表《合约的选择》，以风险规避来解释分成合约。今天我再不这样看，转用讯息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变化作解释。该文提到的卸责、偷懒等思维更不成气侯，导致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的悲剧。

利益团体是解释制度的大麻烦

解释合约或制度的选择可不单是为了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那么简单。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这简单的处理应该对。但利益团体存在，左右着收入分配，交易费用会容易地上升：分析的麻烦就变得头痛了。我认为社会上有好些人，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会不顾社会的整体。是的，我愈来愈相信，有一天人类会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自私会减低交易费用，也会提升交易费用，哪方面胜出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了。

利益团体的存在，是解释社会整体的制度转变，或解释政府政策的采用，远比解释市场中的合约选择困难的的原因。制度与合约是同类的现象，解释皆要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变化入手，但利益团体往往多而复杂，处理非常困难。好比要解释为何农业有分成合约是远比解释有工会左右的劳工合约容易的。如果有几个不同的利益团体参与合约或制度的选择，后果如何是更难推断了。

解释或推断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变当然也要从选择的角度入手——经济学没有其他可取的法门。这个层面的解释当然困难，而事后的解释一般比事前的推断容易，虽然在原则上二者的方法相同。事后解释比事前推断容易，因为追溯有关的局限转变是远比事前选择有关的局限转变容易。后者我平生只中过一次大奖；只推断过一次，命中可不是幸运的。

推断中国绝非侥幸

那是1981年我推断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肯定的！当时所有行内朋友都反对这推断，劝我不要发表，有些甚至认为我会为此弄得身败名裂。我不是个要博取声名的人，但当时提出的推断理论那么完整——同事巴泽尔说半点瑕疵也没有——而推断如果不肯定不能被事实推翻，既是没有假说，所以决定发表，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了。

今天回顾，当年我能准确地推断中国改走市场经济，原因主要是一个。那是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那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干部集团。如果当时还有一个势均力敌的利益团体，我不会那么幸运，向来不会有胆写什么推断中国的文章。今天看，中国的改制及跟着的震撼发展，将会是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章，而我竟然能在一九八一年推中——连好些细节也推中——免不了有点高傲之情，要夸夸其谈一下。

如果同学们能找机会细读当年我发表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会发觉写理论的第三节很完整，而指出局限转变的第四节是有着足够的观察的。同学也会发觉，在该文我提出的制度转变理论的基础，主要是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也既是后人认为是科斯定律的出处。

科斯之错比他的对重要

科斯当年推出不管资源使用的权利谁属但要有明确的界定，是神来之笔，但跟着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却是失误。然而，上文的分析现实，我从他的失误推出的理论或假说的含意却是重要的收获。科斯常说，今天被认为是对的理论，到了明天会被认为是错了。我自己的经验是从科斯错的地方学得的远比他对的地方为多。这可见思想的重要性不能以对或错作衡量。科斯的思想有创意，有深度，而更为重要是与真实世界有关联。这些是我心目中一个伟大的经济学者必备的条件，但要这三者合并才作得准，所以非常罕有。

不久前在为芝加哥写的科斯颂词中，我提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是有着正数的关系，既是说交易费用愈高，愈需要有权利界定才能达到资源效率使用的效果。巴泽尔读到，爱之，建议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可能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巴兄可能对，但我不敢同意，因为交易费用是非常复杂的学问。钱币两面之说有趣，可惜是深学问，而巴兄和我皆老了，要让年轻的同学想下去吧。

科斯与弗里德曼之争

转谈科斯与我和而不同的第二方面，是跟科学方法有关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科斯与弗里德曼在科学方法上出现了争议，我在中间作了一些调节，但问题复杂，而他们互不相让，就不多说。

是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依稀记得，弗里德曼在他的一篇大名的，1953年发表的题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中，说了类似如下的一句话：理论是用以推断还没有发生的事。科斯的立场是：不知是什么经济理论无从解释。我认为他们两个都对，但彼此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科学方法有一个“否决前事的谬误”(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ce)，中学生也应该知道，但可以变得很复杂。说有雨天上一定有云，含意是没有云一定没有雨。这里“有雨”是“前事”说没有雨一定没有云是错的，称“否决前事的谬误”。经济科学方法的大辩论起于老师阿尔钦一九五〇年发表的一篇引用自然淘汰的文章，十分精彩，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该文还是经济科学方法最好的作品。阿师的重点是：假设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是否真实无关重要，因为淘汰下来的生存适者是证实着该假设是对的。阿师是说，认为该假设不对所以结果也不对是犯了“否决前事的谬误”。

“假设”是否需要真实是当年经济学的大争议。受到阿尔钦的影响，弗里德曼显然认为假设不需要真实。然而，1924年奈特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却重视假设的真实性。科斯究竟怎样看这问题我拿不准，但他受到奈特的影响历来是明显的。

局限转变需要真实

我自己找到假设应否真实的答案，源于哲学大师Ernest Nagel1963年发表的《经济理论的假设》。作者指出，经济学称为“假设”的几种不同的类别，解释得很清楚。这使我得到如下的结论：如果在实验室作化验，指明要用一枝清洁的试管，我们不可以用一枝不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

推到经济理论或假说验证那边，我用的主要法门是考察局限的转变，然后引进需求定律。局限转变的假设需要是真实的吗？通常需要的简化可以看为不真实。这是Nagel说的吹毛求疵，正如试管是否清洁可以吹毛求疵地否决。然而，大致上，经济假说的验证，局限的转变是否与实情相符非常重要。换言之，在经济学的理论假说中，指定的局限转变，在大致上一定要是真实的。这是我数十年来的立场。科斯的立场应该与我相若，只是他出自伦敦经济学院，对局限的处理没有我后学三十年来得那么一般性。

题材选择要讲战略

我与科斯和而不同的第三方面，是大家对真实世界的处理。我绝对同意科斯反对黑板经济学，重视真实世界。我也绝对支持他的立场；我们不能解释我们不知是什么的行为成现象。科斯说的真实世界可不是些统计数字或回归分析，而是行为或现象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知道。这里牵涉到考察程序科斯和我没有两样。

我不同意科斯的地方，是认为他花太多时间考察一个题材，顾及太多无关重要的细节，以致很多他开了头着手研究的题材，过了几十年也写不出文章。当然，他发表的文章不少，但他坚持考察实情的题材，往往因为不重要的细节太多而把重点埋没了。

我也曾写过科斯那类文章。一九七九年我发表的关于在租管下香港战后楼宇重建的就是。该文考察了好几年，法庭档案数千份，得到的是什么呢？被誉为最有学问的租金管制研究，获得美国一份法律学报的首奖，但除了这些什么也没有。如果科斯当年没有一脚踏中音波频率这个罕见的有趣现象，发挥了他的天才，今天没有谁会注意到他对经济学的贡献。考察当然重要，细节当然也重要，但我认为不要学科斯的考察方法或我考察租金管制的方法。我也认为从书籍、文件或档案找寻资料不是上选的途径，因为人为的记录，经过主观的判断，往往与事实有分离，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我们要多到街头巷尾跑。

回报率高的研究实例

让我举两个自己经历过的成功例子吧。第一个例子是1972年我在华盛顿州跑农场与果园，调查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市场安排，从开始调查到写好文章寄出去只用了三个月。读了些关于饲养蜜蜂的书，拜访了十一个养蜂者，拿到他们的蜂箱租约收费数据，用了一个月；整理资料与动笔用了两个月。今天该文还在不少大学的读物表上，而时间花了约二十倍的租金管制，给人读了两句之后就再没有谁管了。

第二个例子的回报率更高。那是1975年回港渡假时，我发觉重要足球赛事的优质座位门票一定先售罄，显示着优座票价偏低，想到优座先满可以防止持有劣座票的入场后跳到优座那边去，于是想到优座票价偏低是为了减少监察跳座行为的方法。我于是跑了三晚香港当时还分几个座位级别的电影院，视察他们售票处一眼可见的作为销售情况，见到有炒黄牛的仁兄必上前倾谈几句，写下了资料数据，回美后只一个周末就把文章写出来了。合共只用了一个星期，该问今天还被引用。据说那所谓效率工资理论是从该文得到启发的。我认为“效率工资”不成气候，是错的。

集中零散假说得大场面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知道研究租金管制、专利租用合约等大题材花去了十年的时间是中了计，再不走那些需要经过千山万水才能知道有没有重要收获的路。我转向多个题材一起考察，这里那里感到可能又可以验证的假说才入手多找细节。走这样的路有趣的题材多，而假说往往彼此相连，为个别动笔是太麻烦了。2000年我花两年写三卷的《经济解释》，把多个假说一起放进去。2009年起我花四年重写《经济解释》，变为四卷。文字多了不止一倍，而可以验证的假说到处都是。无论价格分歧、隔离收费、捆绑销售、全线逼销、上头成本、挤迫效应、玉石定律、履行定律、类聚定律、欺骗定律、四二均衡、仓库定律，等等，都是传统经济学没有到过的地方，皆有趣，差不多全部牵涉到交易费用（！），加起来应该近百篇像座位票价或蜜蜂神话那个水平的文章，只是每个题材的处理是比发表学报文章为简略了。

经济学是非常有趣的学问，我们要以推出有趣假说的方法从事，考察有趣的观察，然后试图把不同的假说以一般性的理论架构集中起来，才有机会变得洋洋大观。深入的调查当然重要，但我们要看得准，要有很大的把握能得到收获才走进去。好比2007年我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大博一手是因为我事前知道会有一篇大文。另一方面，琐碎的现象与假说的考察及推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到了某一个局面从事者会发觉这些现象与假说有关联，可以一般化，一个大场面的整体可能会冒出来。在自己的感受上，今天重写的快要完工的《经济解释》有这样的大场面！

读科斯要向深处钻

回头说科斯，他是我知道的唯一的经济学者，其思想不可以简化！读科斯不要向浅处想。他的文字清晰，但有代价：那些试图浅释科斯的公司性质或社会成本的言论，一律失之千里。是我之幸，当年读科斯从第一天起我向深处想，想几年停一阵，又再向深处钻。想想停停记不起多少次了。

1974年我把交易费用与广义的制度费用书上等号，后来把制度费用与租值消散书上等号，因而可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书上等号，三者的角度略有不同，转换看问题屡有奇效。这发展让我终于推出自己称为“四二均衡”这个理念，一个完整的、全面引进交易费用的、解释行为或现象的理论架构终于是某出来了。那是2013年，而我拜读科斯的论著是1962年开始的。我说过，经济学是老人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