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两个不容相互否定”的科学论断，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里，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共同的道路本质和具体的路径差异。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统一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的共同本质，差异在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即路径选择；统一于人民民主，差异于具体制度：统一于三个代表，差别于三个代表内部的顺序。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和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不容相互否定，更不容被共同否定。

一、统一于三个代表的伟大实践，差别于三个代表内部顺序的调整

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共前80年历史的总结，是新的理论，也是毛泽东、邓小平过去实践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是比华盛顿、林肯历史功绩伟大得多的政治家，其共同的指导思想就是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覆盖和照顾了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社会理想、利益诉求和治国方案，把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固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三个代表内部是相互矛盾的，表现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矛盾、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矛盾以及先进文化内部正当性与科学性的矛盾。中国社会的治理者是知识、管理、资本和权力四大阶层的上层（简称四大阶层）。他们是中国社会的小股东，是先进生产力的占有者、代表者，但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与之相矛盾；代表文化发展的科学性，但不代表文化发展的正当性，并与之相矛盾。工人、农民等最广大人民是中国社会一切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大股东，是中国社会的大股东，是先进生产力的大股东，但不是先进生产力的占有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对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正当要求，却不能掌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科学要求，并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存在着对立；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正当性，却不代表文化发展的科学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很好的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社会矛盾，即四大阶层作为中国社会小股东与管理者与最广大人民作为大股东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并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按照大股东指派公司管理者的原则，让最广大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领导国家，在国家生活具体方面充分发挥四大阶层的作用和尊重四大阶层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宏观上科学性与正当性相统一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方案，是人类历史上具有最高科学性和正当性且科学性与正当性高度统一的政治方案，因为：最广大人民是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绝对控股股东，完全有资格以主人的身份享有社会和国家治理的一切权力和成果，委派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监督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并行使自己的最高权力。中共利用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协商的国家制度通过人民的社会契约（即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公告）的形式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国体、政体和基本经济制度）达成共识，然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认和落实社会契约，通过选举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等国家机关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在阶级层面上，这种社会制度把具体的社会事务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信托给四大阶层处理。信托意味着，四大阶层对社会的治理要受党的监督。契约意味交易，意味着中国社会制度的运行和发展通过最广大人民与四大阶层的交易实现。信托、监督和交易都在最广大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前后两个30年，我们都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三个代表，从而使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表现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远高于西方社会。但是，前后两个30年，我们党认识三个代表的角度不同，从而导致了三个代表的顺位的不同：前30年，由于经验不足，我们党更注重从正当性的角度认识三个代表，在同等重视的前提下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从而使三个代表表现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此阶段，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立时，存在着保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抑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问题，表现为尊重和保护四大阶层的特殊利益和意志不足。当然，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科学和正当的，而科学性和正当性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总体上是统一的，因而，前30年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仍然是蓬勃的，只是先进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的部分潜力没有得到很好的释放。当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对立尖锐化，并渗透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便产生了文化的正当性与科学性打架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激化，便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悲剧在于，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被放到了第二位。文革不是人祸，而是建构社会主义过程中理论和经验不足的必然产物。后30年，由于吸取了前30年的经验教训以及理论探索的突破，我们党更注重从科学性的角度认识三个代表，在同等重视的前提下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放在第一位，从而使三个代表表现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后30年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人民生活质量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有目共睹。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鸿沟日深且有导致社会结构断裂的危险。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延伸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就出现了左派思潮和右派思潮尖锐对立。这是文化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尖锐对立激化的表现。

回顾新中国60年的伟大实践可以看出，在正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基础上，前30年的实践在正当性上高于后30年的实践，后30年的实践在科学性上高于前30年，总体上都是正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伟大实践，都存在正当性与科学性打架的问题。但两个三十年不容相互否定。用前30年的实践否定后30年的实践，是用三个代表的正当性否定三个代表的科学性，是用发展的正当性否定发展的科学性，严重了会使中国脱离伟大复兴之路。用后30年的实践否定前30年的实践，是用三个代表的科学性否定三个代表的正当性，是用发展的科学性否定发展的正当性，严重了就会否定改革开放自身，也会使中国脱离伟大复兴之路。把前后30年都否定了，必然会使中国摆脱人民民主的道路，陷入宪政的泥潭，其结果会使西方的敌对政治家们做梦都能笑醒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前后两个30年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统一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追求，差别于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具体路径的差别

人类对民主的探索已经两千多年了，但什么是民主，至今仍然是个问题大于命题。西方人天天鼓吹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但他们的民主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是知识、管理、资本和权力四大阶层专制统治方式的民主化。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才能当家作主，所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才成为人类唯一正当、科学的追求。然而，人类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仅仅有五百年的历史，作为阶段性的辉煌成果，也仅仅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说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也仅仅处于初始阶段，真正把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构建成功，还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建成之前，必须有具有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探索之路和具有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前后两个30年，统一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追求，差别于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具体路径的差别。以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很好地说明前后两个30年统一与差别。前30年，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后30年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相同点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经济建设的计划性，差别在于私有制经济的地位和市场的作用。

经济的本质决定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经济制度都是对经济现象的有益探索，都是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性成果，都需要进行革命性的改进和完善，而改进和完善的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经济，本质上是作为平等主体的人之间的交易。交易作为经济的本质决定了，认识经济活动必然有的两个不同视角和从两个不同视角得出的两条道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把交易一分为二，分别从经济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出发，形成了两套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强调经济的客观规律以及个人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缺点在于否定经济是人的主观行为，否定经济行为的主观性，并把人设定为除了劳动一无所有的可怜虫，最致命的缺点在于否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地位，否定每个人都是社会这个超级股份公司的平等股东，从而使交易不可能成为公平交易，把作为交易主体的每一个人强行划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为人吃人的丑恶现象奠定了铁的基础，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及其极端化提供了理论基础。计划经济理论，尽管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由于脱胎于半封建的旧俄国和旧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由于对经济条件的客观性和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重视不够，不能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法律化、权利义务化，虽然把经济结构简化，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忽视经济规律和否定个人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的恶果是，微观领域投资和劳动的主动性部分缺失和宏观领域盲目性的大量存在。正是意识到两种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我们才推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试图把两种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但是，这需要正确的把握经济的本质，因此，我们做的并不成功。只是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我们才是优越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30年在前30年的基础上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市场经济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都有重大缺陷。两者都只从交易的一个方面出发，片面地认识经济，都只能把握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部分真相和规律，而且这些局部的真相和规律也被人为扭曲了。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还是伪科学与准科学的混合物。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是奖给了不懂经济学的探索者。要保存和扩大两个30年的经济成就，我们还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只有这样，中国自己才有希望，才能带给世界希望。

三、统一于人民民主，差别于具体制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加上54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社会契约。这个人民的社会契约赋予我国的人民民主以最高的正当性。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通过，标志着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和各党派各阶层民主协商的政治协商制度的雏形形成。后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意味着中国初步形成了以选举为主，推举和协商并用的新型复合式民主形式。这种新型复合式民主形式，把行政、司法置于人大监督之下，党通过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和民主协商的政治协商制度领导人大，人民通过选举监督党、人大和政府的国家制度，又在最广大人民治理国家的方式上具有最高的、宏观上的科学性。

理论上，我们的制度克服了西方国家的以下政治弊端：通过三权分立（理论）分裂国家政治权力，然后通过资本控制的选举（理论）、资本控制媒体的新闻自由（理论）以及资本控制学术的学术自由（理论），把国家政治权力从最广大人民的手中剥夺，信托给四大阶层，然后，四大阶层又把国家权力信托给四大阶层上层组成的、不具有确定性的、不公开承担责任的政治集团，使得选举产生的政府听命于四大阶层以及处于暗影中的政治集团，而不是选民。于是，国家权力成为四大阶层及其政治集团的福利，最广大人民只能在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上讨价还价。发达国家的最广大人民可以争取到较好的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而非发达国家的最广大人民只能享受贫穷、动乱，甚至分裂、战乱。

由于是社会制度历史类型上的创新，我国的国家制度是在曲折中发展的，但始终保持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不同在于前30年逐渐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主体范围被人为地缩小；后30年则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有所降低。

四、结语：给中国梦一点时间和制度空间

笔者曾认真研究过中国法家、儒家和古罗马法学家及16世纪前后的西方思想家。中国法家和古罗马法学家的差别发人深省：在学术造诣上，中国法家不配给古罗马法学家提鞋。古罗马法学家的才学是何等博大精深！他们的著作至今仍值得学习。而中国法家呢，完全是基层干部的习性，比如商鞅竟把孔夫子推崇的六艺斥为“六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