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降，伴随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思想政治教育遭遇发展困境，亟需现代转型。在学界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去政治化”代表着一种十分流行的理论倾向。“去政治化”理论的核心旨趣乃是“遮蔽”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质，而“政治性”恰恰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与发展的最终依据。考察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并非一种蕴含着真理性智慧的科学理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转型绝不意味着“去政治化”，反之，要自觉回应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时代要求而“再政治化”，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

改革开放以降，伴随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思想政治教育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亟需现代转型。近几年来，学界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理论探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许多核心命题仍然缺乏深刻而明晰的理论阐释，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范畴有待辨析和澄清。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转型而言，学界迫切需要思考与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转型是否意味着“去政治化”。设若这个问题得不到科学回答，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就无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甚至会走向“历史的终结”。

一

根据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显然，“去政治化”概念是我们分析与思考整个问题的一个理论前提。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去政治化”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事实上，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去政治化”概念往往指涉几种涵义迥异的理论意蕴。因此，我们只有系统地梳理“去政治化”概念、全面地阐释其理论内涵，才能有效地避免当下学界所普遍存在的理论纠缠和思想混乱，从而增强问题思考的严肃性与科学性。

在当代，“去政治化”是一个内涵无比丰富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范畴。大致说来，学者们对“去政治化”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去政治化”意指彻底摆脱政治的宰制以追求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文艺学界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文学理论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学理论，“政治”几乎彻底宰制了文艺学的理论议程和话语方式，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文艺学学科的独立性和文艺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职是之故，“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是在去政治化——亦即自主性——诉求下开始的”[1]。根据陶东风的理解，所谓“文学的自主性诉求”，是指对美学、文艺学学科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强烈要求、对文艺与审美活动的超功利性的突出强调以及对“工具论”文艺学的激烈批判。文艺学界在对传统文学理论展开猛烈批判的同时形成这样一种普遍流行的理论倾向，即：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政治化是其最大的历史性灾难，它直接导致了文学理论自主性的丧失，使之成为政治的奴隶。从而，自然而然地，文学理论的出路在于其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2]遵循这种思维逻辑，文学理论的自主性、现代性被直接等同于非政治性，好像文艺学知识一旦和政治沾边就会丧失自己的自主性。第二种“去政治化”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在我国学界，汪晖是“去政治化”概念此种理解的主要阐释者和使用者。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等多个研究文本中对“去政治化”概念进行了充分阐释与严格界定。按照汪晖的界说，“去政治化”最初是意大利学者亚历山德罗•鲁索在分析西方国家民主基础的消亡问题时所使用的一个学术概念和理论范畴。鲁氏在运用“去政治化”概念时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政治与国家之间的必要区分，“人们通常将政治理解为国家活动，但这是两个需要加以区分的概念和领域”[3]。在汪晖的理论视野中，“去政治化”之“政治”不是指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即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4]他认为,“去政治化”之“政治”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政治是一个主观的、能动的领域，而不是客观的构造，或者说是一个在主观能动作用下产生的主客观统一的领域。第二，政治活动是能动的主体的领导行为，从而政治与领导权问题具有密切联系。恰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我们应该“从一个政治团体——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5]。第三,任何政治主体性都必须在一种政治主体间的关系(无论是敌-友关系,还是对话关系)之中才能维持,无论以何种方式取消这种关系,势必构成对政治主体性的否定。汪晖在对“去政治化”之“政治”严格界定的基础上指出，所谓“去政治化”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6]但是，汪晖特别提醒读者，“去政治化”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一种特定形式，它没有也不可能取消政治关系，而是用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表述和建构特定支配的方式，亦即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7]。事实上，绝对的“去政治化”是不可能的，在当代中国也仍然存在政治性的空间。第三种“去政治化”意味着进行利益再分配的空间和能力之丧失。贺雪峰在《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一文中指出，所谓政治，就是为利益再分配而进行的协商、博弈与妥协，它是通过斗争的形式展开的，是一部分人强制另外一部分人的过程，是形成利益再分配格局的手段[8]。根据他的论述，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政治性实体，具有进行利益再分配的空间和能力。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国家取消农业税，乡村社会作为一个政治性实体的基础受到严重侵蚀而出现严重而快速的“去政治化”。乡村去政治化的后果就是，乡村不再是一个可以集结利益、意愿，不再可以表达诉求，不再可以进行利益协商、利益博弈的场所，或者换句话说乡村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和自主的政治空间[9]，丧失了进行利益再分配的手段和能力。第四种“去政治化”说的是国家在处理少数族群问题时应该以“文化化”的新思维代替“政治化”的传统政策，逐步弱化少数族群的政治意识以增强少数族群成员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归属。“去政治化”概念的这种理解源自我国社会学家马戎的曾引起极大争议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理论。根据马戎的“去政治化”理论，在群体认同意识和政治实体边界的演变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引导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现代社会，各国政府引导族群关系发展主要有两种政策导向[10]：一种把族群看作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另一种把族群主要视为文化群体，既承认其成员之间具有某些共性，但更愿意从分散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族群关系，在强调少数族群的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在人口自然流动的进程中淡化少数族群与其传统居住地之间的历史联系。建国以后，我国参照前苏联的做法实施了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一整套措施。客观地说，我国族群问题政治化措施在维护各族群之间和谐、保障族群平等以及促进各族群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在此过程中各族群成员“民族意识”的不断加强也是不争的事实，它很容易为“民族分裂运动”创造坚实的基础。因此，马戎主张，中国应该“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11]。

凭借笔者浅陋的学术功力与狭隘的理论视野，恐怕难以对当代各种“去政治化”理论做出“见解独到”的分析与评价。笔者系统归纳“去政治化”概念的各种理论意蕴意在强调说明，“去政治化”是一个理论内涵极其丰富并且很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的概念和范畴。因此，倘若学界想把“去政治化”概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并使之成为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问题的一个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必须严格界定其内涵和外延，从而使其理论清澈、表达准确。

二

改革开放以来，“去政治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是一种十分流行的理论倾向，并且先后得到许多学者的极端推崇与高度颂扬。现在，我们不禁要问，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的“去政治化”理论受到如此的顶礼膜拜，它与其他场域之中的“去政治化”理论相比又具有怎样的独特内涵，以及它究竟是一种蕴涵着真理性智慧的科学理论，仰或仅仅是某些学者的情绪性表达？

按照学界的诠释，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有意识地弱化、淡化或试图直接“去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质，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定位为一种文化价值活动或中立性的社会工作[12]。其中，思想政治教育泛德育化、思想政治教育泛心理咨询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泛“多元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最为典型的三种面相。假如我们用“奥康剃刀”剔除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理论表层的枝枝蔓蔓乃会发现，其理论旨趣主要表现为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内容、祛除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底色以及遮蔽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质。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并科学地评价这种“去政治化”理论呢？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下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感或抵触情绪，但关键问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质乃至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都在于“政治性”，而“政治性”恰恰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哲学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定性[13]。显然，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不仅难以承担拯救深陷现代性发展困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历史重任，反而会把思想政治教育推上“断头台”，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历史的终结”。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理论上蕴含着深刻悖论，实践中会带来巨大风险。

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不仅难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摆脱“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而且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去存在与发展的最终依据。现在，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和持续追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理论何以会得出如此“大逆不道”的结论呢？陶东风在分析文学场域的“去政治化”理论时曾这样论及，“对于自主性诉求的解释不能局限于文艺学—美学的场域内部，而是必须牵及学术场域与非学术场域之间的关联，联系于自主性诉求得以提出并得到普遍支持的社会文化语境”[14]。虽然陶东风论述的对象是文学场域的“去政治化”，但他分析问题的理路和方法对我们体认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仍然富有启迪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加速推进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伴随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思想文化领域先后兴起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叙事线索则是对“文革”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极“左”政治的思想批判和理论反思。考虑到“文革”时代极“左”政治对我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给人们心灵带来的极度摧残，加之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对“文革”政治的理论清算和思想解构，在知识场域内，“政治”被赶下“神坛”，成为一个被极大毒化了的概念，一个让许多标榜“自主”的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词汇。受其影响，“躲避崇高”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为社会的时尚，“远离政治”被许多人奉为人生的处世哲学，政治冷漠症在整个中国社会弥漫。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下，“去政治化”理论开始在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闪亮登场与大化流行，以至许多学者执着地认为通过“去政治化”一定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超越现代性困境、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救赎”。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对“政治”的憎恶、批判与解构无形中为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理论出场推波助澜的话，学界对“政治”概念的片面、机械理解无疑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理论得出错误结论的思想根源。“政治”是一个理论内涵无比丰富的概念和范畴，国内外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按照钱中文的理解，政治，从文化系统来说，既是物质文化又是精神文化。从物质文化层面来说，政治就是权力设施、社会制度。从精神文化层面来说，政治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理想。[15]另有学者将政治内涵概括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政治不仅指国家机器等结构设施的‘硬件’，还包括政策文件、思想观念、情感愿望、理论学说等‘软件’”。赵凯等人则认为政治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包含文化属性和人类学属性。[16]根据汉娜•阿伦特的理论，“政治乃是人的言谈与行动的实践、施为，以及行动主体随这言行之施为而做的自我的彰显”[17]。捷克作家哈维尔则强调，政治的真正含义就是要“人回答自身并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重新理解人的权利，坚持不懈地抵制宣称其超越善恶之外的非个人化权力的每种形态，不管它们如何伪装狡诈，甚至顶着反极权主义制度的名义”[18]。“政治”具有如此丰富的理论内涵，因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理解和诠释“政治”就会形成理论旨趣各不相同的“去政治化”理论，前文所介绍的几种“去政治化”概念就是很好的明证。假如我们认真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理论恐怕不难发现，与汪晖等学者对“去政治化”之中的“政治”内涵给予不厌其烦地严格界定相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论者对“政治”内涵的理解是非常模糊的，而且相当狭隘。在这一点上，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论者与文学场域的“去政治化”理论呈现出极为相似的显著特征。针对这种现象，曾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它（指“去政治化”理论——笔者注）对‘政治’这个术语的理解是以特殊时期的特殊经验为基础的，并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国‘极左’时期——中的‘政治’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并且不顾语境的变化坚持这种理解[19]。正是因为“去政治化”论者如此片面、机械地理解“政治”，从而使他们的“去政治化”理论被赋予十分明显的极端化、偏执性特征。如果说传统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泛政治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极端化形态，那么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则“矫枉过正”，从而滑向了另一种极端。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远非一种思维缜密、逻辑清晰的科学理论，它缺乏理性的冷静与客观，更像一种情绪性表达和意识形态宣泄。

三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认知能力的提高，“去政治化”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彰显。近些年来，学界许多富有洞察力和开拓性的学者开始深刻反思“去政治化”理论，从而为我们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转型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资源。李彬认为，“去政治化并非真的不讲政治，去政治化本身就是政治。……没有政治意识、政治眼光、政治胸怀的研究及著述看上去精致无比，充其量自娱自乐，而终将难成其大，既不能‘解释世界’，更无法按马克思说的‘改造世界’”[20]。陈晓明则指出，“极‘左’时期的政治迫使文艺学成为一元化政治的附庸而无法独立，也无法呈现真正的政治品格；而今天文艺学的‘非政治化’看似‘摆脱’了附庸的地位，但同时也逃避了对公共政治的关注和批判反思，它是被迫背弃公共政治而‘离家出走’的孩子，而不是能够在公共领域发言的‘成人’……中国文艺始终缺乏的正是一种对公共政治的批判反思的能力”[21]。何言宏针对文学“去政治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旗帜鲜明地强调，“我们的文学未来不是应该规避‘政治’，而是应该充分增强自己久已匮乏的‘政治自觉’，在新的社会现实中重新进行‘再政治化’”[22]。学者们对“去政治化”理论的批判与反思，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去政治化”理论的内在缺陷以及在实践中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从最初偏执地推崇“去政治化”到最近理智地主张“再政治化”是学者们思想历程的一次长途跋涉，路程虽然遥远而漫长，但学者们总算回归理性。应该说，学者们高屋建瓴式的分析和论述已经可以帮助我们澄清最初的疑问，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转型绝不意味着“去政治化”。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形态，是在思想领域展开的以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实践，政治性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质。根据孙其昂的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质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政治性，即政治内容以及以政治性为中心形成内容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23]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任务和主题变化而变化。纵观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革命战争教育；第二个阶段是建国以后一段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教育。[24]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加速推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现代化进程，从而使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社会转型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必然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具有现代转型的时代特征。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并非是内核的消失，只是内核形态、存在方式、实现方式等方面的改变，其基本属性、核心价值和工作目标等基本精神不会改变，更不意味着“去政治化”。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不仅不意味着“去政治化”，而且要重新“再政治化”，积极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发展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现代性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转变。[25]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通过大力推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建设，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主要指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福祉的改善，而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政治现代化被“悬置”。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使得中国社会转型呈现出很大程度的扭曲和失衡。[26]许纪霖曾深刻地指出，伴随我国经济建设的是一种为国家和大众所共同尊奉的新意识形态，即市民政治学。市民政治学将政治看作是对私人欲望的满足和交易，其核心精神不是政治的、即古希腊时代的民主和公民参与，而是经济的，即国家的强盛以及民众物质生活的富裕。在市民政治学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被私欲深刻地腐化了，成为各种私人利益争相追逐的垄断性资源、权力寻租的场所。政治失去了其公共性、成为了私性的政治。[27]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短板”，因此，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宪法和法律捍卫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人民的民主政治参与以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我们党和政府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28]今后，政治现代化必然成为党和政府推进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推进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自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目标和主题的转换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更新，即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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